中国集体的理性的成长道路

今天的中国充满了各种矛盾，对中国状况的解释必然有许多疑团。最近看到高伐林介绍解释文革的一篇文章，我认为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也就是，用中国历代文人解释老子《道德经》的“道”的千百种方法，试图为历史寻找唯一的真理，他们以为真理是解释出来的，而不是事实。我在《范例解释》里说了这样的话：一切现在的，无不在过去只中；一切将来的，无不在现在之中；一切过去的，无不在将来之中。

不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仍然用中国文化中旧式文人的思维方式看到中国近代和现代遇到的问题，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对许多社会现象就没有社会科学所要求的那样，没有系统一致完全的科学解释。这些解释就会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哲学，当然是西方哲学，不仅是一切自然科学的指导，而且也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指导。哲学中两个最重要的领域是本体论和认识论。了解中国文化的相对性本质，就是来源于哲学的本体论结论；了解中国文化的“感性”认知发展阶段，就是来源于哲学的认知性发展阶段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是一切科学化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钥匙。中国集体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如其他集体相比，没有特殊的地方，除了她的历史包袱较长，需要的时间相对多些。如同一个纨绔子弟，使他认识到自己出身环境对自己的恶劣影响，要比一个贫家子弟困难的多。我下面要简单地涉及一个大题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革命的发生有什么联系？

从历史上看，19世纪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这个集体在思维认识上经历的一个新的转折点的开始：西方的理性思维开始进入中国。就像公元一世界印度的佛教可以在中国立住脚一样，西方的理性，带之科学，在更大规模，更深程度上，震慑了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灵魂。在中国传统文化被打的七零八落荒而逃痛定思痛后，传统文化最后选择了与自己皇权文化最接近的，西方理性中的“极端思维”，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接受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极端性理性思维，它本身是西方理性思维认识发展中哲学的一个小部分。这个部分影响到政治中，变成了两种极端的思维方式，既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都主张由社会的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在第三帝国，是以“血统论”的形式出现，由德国血统压迫少数族裔，犹太人首当其冲。在共产党世界，由共产党自行划分，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压迫其他人。这就是中国集体“理性发展的青春期”的第一次骚动和尝试。

许多人不理解中国许多旧式教育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为什么会对共产党卑躬屈膝，告密，充当打手，甘心自辱？唯一正确的解释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极端）的西方理性思维的力量面前多么不堪一击。凡是发生过的，都必然有其道理。极端的理性是理性最错误的部分。但它毕竟是理性，所以在“感性本质的中国文化”面前，仍然力大无比，毫不费力就将中国国学教育的灵魂击败了。文革的疯狂，是理性的极端形式，是中国集体在理性成长过程中的青春骚动的尝试，错误不可避免。这种极端的理性，虽然是错的，但它的逻辑是彻底的，行动是一致的，目标是明确的，绝不像中国的政策现在这样自相矛盾，没有原则。我们能不承认难道今天朝鲜不比中国在贯彻所谓“社会主义”上更加彻底，更加坚定？（虽然我们对他们的一切嗤之以鼻？）而中国一方面说开放，一边封网；一边允许出国，一边大抓民主的抗议人士；一边发展是“硬道理”，一边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绝不放松。整个一个毫无原则，功利主义，自相矛盾的集体。

理性的成长，如同青春期的骚动，找到适合自己未来的选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来。一个集体和一个个人从婴儿到成人，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时间问题。黑格尔称之为“历史的必然”发展，范例称之为“相对走向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