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輪的全球資本主義的“空間修復策略”中間，中國承接跨國公司外包業務的成功，除了把毛時代的工業化成就轉型服務於依附性發展道路之外，最大優勢僅僅在於創造了一個勞工成本極低的積累體制"。

改革四十年：農民工與低成本積累體制的塑造
老田
改開四十年來，經濟基礎內部已經發生了質變。在經濟基礎內部起作用的各種力量，無論是資本的力量（通過管理方式實現）還是政權的力量，都發生了質變。性比較而言，改開最成功的地方在於對農民工的廣泛使用，以構建一個低成本積累體制，支持利潤驅動下的資本擴張。但是，正是在這個四十年來，農民工兩大低成本特性——在故鄉低成本完成生命再生產和城市的低生活費用——被政府和資本的力量銷蝕殆盡。
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發生文革“台下派”與“台上派”的權力競爭，其中一方放出勝負手，向地方政府的機會主義策略“投資饑渴症”開門，結果，另一方主張“鳥籠經濟”的人士被邊緣化了。
依據陳錦華回憶錄《國事憶述》所載，中國官場的機會主義策略主要有二，除了地方政府的投資饑渴症之外，還存在着官員個人的政績饑渴症，兩者常常共同造成宏觀經濟的嚴重失衡狀況和經濟的周期波動。美國學者尼克坎南觀察美國觀察之後也得出結論：官場的職業利益追求常常表現為“預算最大化的官僚”，或者追求“可自由支配的預算最大化”。也就是說，政績饑渴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象，常見的政績饑渴症兌現方式是追求財政撥款最大化或者追求可自由支配預算數字的最大化。

在中國改革年代，預算最大化的追求往往具體體現為任期內把公共資源私有化，以獲得可自由支配的預算收入。

1992年山東諸城陳賣光一夜之間把國企賣光，得到朱鎔基肯定。在陳賣光被肯定之後，宿遷官員仇和，在自己的任期之內私有化了全部的醫院，獲得可自由支配預算支持政績工程，老百姓咸謂“宿遷已無共產黨”，後來仇和果然高升去雲南高就了。陳賣光和仇賣光被肯定，這是把官員個人的機會主義策略“政績饑渴症”合法化了。

此後，結合“一把手專政”的首長負責制，奠基於“投資饑渴症”和“政績饑渴症”兩大機會主義策略，政府權力在改革時代獲得了新生，獲得了相對於中央的獨立性並逐步確立起獨立於中央政府的利害關繫結構，最終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現象。

由此，形成了高於法律和政策效力的“朱記憲章”——獨立於中央政府的地方利害關繫結構引導着官員群體的行為，中央政策和法律在地方政府和官員那裡大多失效，“政令不出中南海”成為顯著現象，這合成了中國特色的資本專政樣式“公權力與個體資本進行具體合作”，拒絕上升為關注一般積累條件的“資本家的聯合委員會”，這是改革四十年政府公權力運用方式的質變。

應該說，地方政府的公權力，越過邊界去違法支持資方非法節約勞工成本，選擇與具體資本家之間的個體合作，這是一種極度損害政權合法性的資本專政方式。換言之，資方侵害勞工合法權益而獲得非法利潤數字，這個非法利潤空間是以地方政府不作為或者越界胡亂作為去維持的，結果，資方的勞工成本節約，政府卻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合法性損失作為代價。             

二、低成本積累體制的塑造機制

中國的開放，就是跨國公司的外包，內在邏輯是“全球勞動套利”，19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裡根和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後，最顯著的變化是西方製造業基地的外移。中國再次過程中間，成為首選，由此帶來了低端製造業的規模擴張。2009年起，我國連續9年保持貨物貿易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地位。2013年起，我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並連續三年保持這一地位。

截至2010年，中國製造業產值占全球19.8%，成為最大工業國。500餘種主要工業品中間，有220中占據世界第一，還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品出口國。獲得這些成就並非中國企業競爭力超強，恰好相反，因為中國塑造了全球積累成本最低的高額利潤條件，對接了跨國公司的生產環節外包策略，主導權始終在外資手裡。這個發展戰略的轉型，是從毛時代的自力更生（阿明稱之為脫鈎發展戰略），轉向“再依附”戰略，壓上本土的海量廉價勞動力和基礎工業成就，轉向全力發展低端製造業，還向跨國資本拱手交出經濟主導權，以平滑對接跨國資本的“全球勞動套利”策略。

中國竭力壓低勞工和環保成本，去對接跨國公司的全球勞動套利策略和外包業務，四十年來的綜合後果有二：一是中國本土的低端製造業顯著超過本土市場容量，二是發達國家的工人貴族消失和中國農民工的巨大規模。對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一輪擴張而言，按照大衛·哈維的看法，是非常順利地實現了又一輪的“空間修復策略”。

三、農民工的兩大低成本特性

在跨國公司的外包業務首選中國之時，有助於全球勞動套利目標實現的，有兩個關鍵的條件在起作用：一是資源密集型的基礎工業配套能力，二是低工資勞動力的髙生產性特點。恰好這兩點在中國最為成熟。

中國農村居於前工業化時代的農村居民，能夠在極低成本之下完成勞動力的生命再生產過程，這是農民工的第一個低成本特性。同時，各種社會主義制度殘餘諸如農地公有制，較為穩定地提供了農民的返鄉之路。而對於福利市場化的改革早期，雖然已經受到利潤邏輯的驅動，但價格上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農民工進城前後都能夠獲得較低的福利價格，很大程度上維持了生活費用低廉的低成本特性。正是得益於這兩個低成本特性，中國廉價勞工支持了低端製造業的極大擴張。

而毛時代的平等社會記憶，對個體社會化造成的顯著影響——是很多人認為通過辛勤勞動可以解決全部人生所需，這就帶來一兩代人的嚴重誤解——很多人都誤以為在僱傭勞動制之下的勤奮勞動也一樣可以解決一切人生問題，為此，服從嚴苛管理且自覺付出高水平努力，成為中國農民工的一個顯著特徵。而文革期間，合作醫療與小學教育的普及到農村地區，顯著提高了勞動者的平均文化和體質水平，把農民工從土地上轉移出來成為廉價勞工之後，跨國公司就找到了一個兼具極高生產率和極低成本的勞動後備軍，由此，製造業向中國轉移成為首選，中國也成本全球化時代的全球資本窪地。

恰好，經過改革四十年，農民工的兩大低成本特性，以日益增加的速度消失或者被消滅。一是農村的殘破和非必需支出的高速增長，徹底堵斷了農民的返鄉之路——再也不可能在故鄉低成本完成生命再生產了；二是建基於高居住成本和福利市場化的生活成本推進，顯著拉高了勞工的生命維持成本。依據社科院田豐的跟蹤研究，2006-2015年的十年，是農民工“逆成長”的十年，農民工的平均名義工資上升了400%，但農民工的相對收入下降同時自我評價也節節降低。農民工的工資上升過程，不僅落後於平均收入上升，也低於城市的生活成本推進速度，普遍的體驗是工資越高但日子卻越發難過了。

萬里及其個人吹鼓手張廣友都抱怨小崗村村民不出去打工，所以才“落後了”。轉引自《當代中國典型合作社史選編》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

四、維持“造反派工資水平”的潛在政治赤字問題

農民工的低成本特性逐步消失，但是，奠基於地方政府公司化邏輯基礎上的壓力維穩體制，卻越來越多地接管了壓制工資成本的各種私人領域事務，例如佳士事件。

依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數據，2017年中國農民工總數為2.865億人，占非農就業數字60%，平均月工資數量3485元。這個工資數目，已經遠高於南亞地區的人工成本。四十年來，中國通過高價房地產和福利市場化改革，顯著地拉高了生產費成本，終於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接近於消滅了支持“全球勞動套利”策略的低勞工成本。

迄今為止，在珠三角地區，一個農民工月收入需要達到3000-3500元才能夠實現養家糊口。而掙到這份工資，月加班時數需要達到80-120小時。據典型調查，在珠三角地區，工廠普工（這是農民工的絕大多數）的月工資標準是，五天八小時通常只能夠拿到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數目，這個工資數目養不活勞動者自己，為了養活家人必須要加班100小時甚至更多才行。在珠三角地區，一個工廠如果想要開除工人又不想給出法律補償的話，常規方法是不讓這個人加班，這就可以逼迫他自己辭職，工廠就能夠成功地把結束勞動合同的責任，轉嫁給勞動者自己而無需支付法定補償。

在一定程度上，每月加班100小時以上才能夠掙到養家糊口收入的農民工，還往往要受到資方和公權力聯手打壓合法權利（如佳士案例所揭示的），這個工資水平，無限接近於“造反派”工資水平了。

目前，地方政府公司化邏輯之下，地方政府一方面大力助推房地產和高居住成本，一方面竭力推進生存環節的資本化經營進程進一步拉高生活成本（所謂把教育、住房、養老作為“三駕馬車”拉動GDP），農民工在生命再生產和生命維持成本兩個方面的低成本特性，業已喪失殆盡。同時，在招商引資熱望之下，地方政府公權力完全不支持勞工合法權利，一些案例顯示出公權力還往往越界支持資方打壓勞工，非法降低工資成本以維持利潤，這已經激起了強烈而普遍的不滿。

一個嚴肅的問題在於：在農民工兩大低成本特性業已消失的今天，要以公權力越界作為的方式去維持低勞動成本，需要支付的維穩成本也是節節攀升的，還要冒着激化社會矛盾的巨大政治風險。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初稿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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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寫文章很嚴謹， 我並不能對此文的具體內容做點評， 再寫這幾個字也屬於畫蛇添足。 但是我的地盤我做主，想添足還是添足。

老田對照的是理想王國， 假如不復辟中國完成工業積累，並且理順了國際關係， 經濟上應該是怎樣的奇蹟。 可惜， 社會發展不是這個樣子。 當年孫中山領導革命，揮兵北伐勢如破竹，假如沒有蔣介石叛變國民黨，叛變革命， 屠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熱血青年， 中國就不會軍閥混戰四分五裂，不會有日本鬼子入侵。  可惜歷史不是這樣寫的。  孫中山與早期共產黨的革命解放了社會底層必然損害權貴的利益， 所以，蔣介石不復辟，那些地主權貴也會找到其他代理人來叛變， 汪精衛最後不是也叛變了嗎。 他們都爭搶屠殺熱血青年，爭當地主權貴的看家護院， 從而導致中國百姓再精力了多年的軍閥混戰和外地入侵。

鄧小平朱鎔基的復辟同樣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以毛澤東的聰明才智其能看不穿鄧小平的欺騙。 站稻穗上的照片明明白白地詮釋了鄧小平大躍進中鼓吹畝產萬斤的目的就是以餓死人來為復辟製造輿論。 毛澤東為啥還讓鄧小平復出？ 這就是偉人能夠洞悉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因素。 中國人沒有辦法躲過這個苦難。 富士康工人跳樓這件事也是不可避免的。 

而中國復辟的代價比蘇聯，比烏克蘭，比南斯拉夫， 比法國大革命的復辟， 比秦始皇之後的劉邦項羽復辟代價小的多。 這是中華民族的幸運還是偉人早就用自己的心血精力甚至生命為中國換來的？ 這個問題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