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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付民
中國大陸因“中共”的產生和存在將中華民族的“民主與法制”一致被阻止在“門外”，幾十年來無數民主人士進行了殊死鬥爭依然難以推進。雖然不少學者從各種角度對“中共”的非法性與違理性上進行了許多揭露和批判，但我感覺在對支持“中共”建政的基礎理論的解讀和批判方面還可能存在缺陷，為此，我試圖在這方面作點嘗試，以期能在推動中華民族“民主與法制”的進步上有所幫助。
毫無疑問，“中共”建政的“核心基礎理論”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這個所謂的“唯物辯證法”被官以“主義”便成了“辯證唯物主義”。我覺得這個“主義”主要產生了兩個對人類有影響的內容，一是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另一個是《資本論》。由於馬克思提出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在邏輯上存在嚴重缺陷因而在實踐中均以失敗告終！首先，他提出的所謂人類社會發展史是經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存在嚴重邏輯混亂！“奴隸與封建”是屬政治性質，“資本與共產”為經濟性質，不具備同一邏輯關係“推進性”，即馬克思“偷換”了邏輯關係！從而也違背事實，因為從政治性質推進“封建制度”的是“法制制度”。由於馬克思偷換（混淆）了“政治與經濟”的邏輯關係導致所有推行“共產制”的國家均是從“封建皇權”轉入“共產（共黨)集權”！這是因為一方面“共產（公有）制”須依賴“集權”，另一方面建全的“民主-法制”體制很難被“共產黨”接管，因為“共產黨”無法在公平競爭中獲得“執政權”，無法“掩蓋”他們自己的“私慾”！一一它只反“別人”（資本家或資產階級）的“私慾”，隱藏和掩蓋“共產黨”自己的“私慾”！另外，“法制國家”不支持“暴力革命”，只接受“和平（公平）競爭”！為此，所有依靠“暴力革命”產生“共產（公有）制”的國家幾乎都是由“封建皇權”直接轉入“共產集權”！由於這種“轉型”是以“暴力革命”實現的，因而全世界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員死亡和重大財產損失，且最為嚴重的是廣泛波及的精神摧殘！一一對此，所有推動“馬克思主義”者都應是人類的罪人！
馬克思的《資本論》提出了“剩餘價值與資本剝削”，他認為資本家利用“剩餘價值”對工人進行“剝削”， 不合理應該徹底消除！並認為自己找到了徹底消除“資本剝削”的辦法，即建立“共產（公有）制”社會。但他首先沒弄明白“資本”是人類社會最先進的“生產力”方式，不但不能消除反而應當大力發展！人類社會的各種大小產業都離不開“資本”，生產“服裝”需要“資本”，生產“豆腐”需要“資本”，建造“飛機輪船”更需要“資本”，研發“藥物、糧種、衛星、各種電器”產品等等，無不需要“資本”。這就是說，馬克思的《資本論》強化了“資本”的“負效應”，惡意的詆損了“資本”的宏大價值！是對人類偉大“創生機體”的嚴重傷害，他是人類的最大惡人！因為以他提出的極不成熟（模糊和片面）的“共產制理論”造成了人類的巨大悲局（傷害和殘害），可謂慘不忍賭！
被馬克思（主義）人為放大的“資本剝削，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或所謂“資本主義”制度的“負效應”，根本不須通過“暴力革命”便可“消化”，一一隻需通過“兩個協調”便能“消減（平衡）”，一是建立社會“基本保障”（含基本工資和基本生存條件），二是“限制高收入”。這就是說，允許“資本利潤”合法私有，支持所有人成為“資本家”（投資人），這些方法既能保證社會財富的充分發展也能維持社會和諧穩定！相反，按照馬克思主義（學說）限制“資本繁榮”只能抑制社會財富增長，而推行“平均主義（絕對公有制）”，則將在相當程度上抑制生產積極性及助長懶惰！一一這些都是被人類所有推行“馬克思共產制”所驗證了的！關於“資本”，馬克思只揭示了一小部分“特性”，因為“資本”對人類有巨大的作用和意義。它可以分為“來源與作用、宏觀與微觀、靜態與動態、作用與弊端，等等”，可馬克思只是狹隘和極其片面的解讀“資本”，並將這種“狹隘和片面”的思想以“顛覆”人類“社會制度”的方式進行推動，造成人類的巨大災難與破壞！他只是一名“經濟”社會學者，不懂“社會政治”，不配設計人類社會制度！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實行）”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這是因為馬克思理論存在“先天缺陷”，即實現推翻“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在中國缺乏“群體”，因為二十世紀初中國還未具備一定規模的資本經濟機制自然缺乏“工人階級”。按照馬克思的邏輯理論中國還不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應該先發展成熟為“資本主義制度”後再來進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改革（革命），然而若真正建成了成熟的“資本主義”（建全的法制）制度後則無法被推翻（改變）了！因此，馬克思主義毫無“真理”可言！
由於馬克思理論的缺陷，在中國自然無法依靠“工人階級”來推翻“資本主義”，只能越過“馬克思主義”去推翻“三坐大山”（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直接跨入“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由於當時的中共十分仰賴蘇共，一方面受蘇共的限制（指導），另一方面中共內部有不少人傾向照搬“馬列主義”但又與中國實際情況存在“衝突”，為了“統一”觀念，毛澤東提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論）”。他提出的為“統一”黨內外思想的“理論”後來被中共定立為“毛澤東思想”，這個“思想”很大程度上幫助了他和中共戰勝“敵人”，這些“敵人”中有“國民政府、民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各類民主人士（含學者）、美帝和蘇修，等等”。那這所謂的“毛澤東思想”有何內容呢？我認為，主要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針對“馬列主義”的，主要是“矛盾論與實踐論”有人稱為“兩論”，另一部分主要針對“國內民眾和政黨建設”（統一“共產”意識）的，主要有“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記念白求恩、向雷鋒同志學習、等”。“為人民服務和向雷鋒同志學習”等是企圖消除全國人民（含中共黨員）的“私慾和私有觀念”，因為他認為“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產生都源於“私慾”。但他卻將自己的“私慾（權欲、名欲）”無限延伸，這種“只許周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思想、理論”只能在“封閉（集權）”的環境（或國度）才能產生作用，因此，毛澤東不只是“獨裁者”還是最大的“行騙高手”！
關於“兩論”，前面提到主要針對“馬列主義”的先天缺陷而生，這種作用“實踐論”是最為明顯的。“實踐論”產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證明毛澤東自己的“主張（思想）”可以越越“馬列主義理論”框架，不被其他任何理論和主張（含經驗）所限制，從而為他的“極權”奠定基礎。他在“實踐論”中是用馬克思的所謂“唯物辯證法”論證“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係，證明“馬列理論”必須依賴“現實實踐”（中國現實）。事實上這等於證明“馬列主義”本身“不正確”，或“非真理”。當然，我們也可以客觀地理解為“馬列主義”需要在“實踐”中去檢驗（證實）其“科學性質”，這又等於說毛澤東不相信“馬列主義”是“絕對真理”！當“毛澤東思想”被寫進“中共黨章”至今它就被定為“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和補充”，這種後者證明前者錯誤的思想和理論被定為是對“前任”的“發展和補充”，成為了中共的“優良傳統”被後來的歷屆領導人“繼承”！因而只要有新任領導人上台便立即修改“黨章”，為此，現今便有了“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共黨章》！
中共的後任領導“否認”前任領導的“優良傳統”在“鄧小平理論”中表現最出色，毛澤東借用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製造的“實踐論”否認了馬列主義的“封建社會”必然進化為”資本社會”的理論“邏輯”，在“黨章”中擠進了“毛澤東思想”，而鄧小平則借用毛澤東的“實踐”檢驗“真理”又否認了毛澤東的“兩個凡是”，在“黨章”中擠進了“鄧小平理論”。如果說毛澤東是用“農民階級推翻舊制度”否認（替代）了馬列主義的“工人階級推翻舊制度”，那鄧小平則是用“資產有限私有化”否認（替代）了毛澤東的“資產全面公有化”。自然，他們的後來者也都“照本宣科”地否認前者“錯誤”但又都不表明“推翻”前者！那麼，這是一種什麼“政治邏輯”呢？它究竟合理還是不合理呢？
被中共稱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如美國，它實行的是“多黨（兩黨）競爭”執政，這是因為任何政黨（或執政者個人）都難免沒有缺點、私慾或不出差錯（或認知局限），加上社會事物的復雜與變化很難做出讓全社會各類人群都（或長期）“滿意”的決策和行為，因而西方“多黨制”國家採用“民眾選舉、立法審批、司法監查和輿論監督”對執政黨（或執政者）進行實時監評與處置。這種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公正透明”，民眾有直接表達意見的環境（條件或權力），任何個人的權益被損害不論涉及任何人（含總統、主席）都有“分管途徑”實現申訴和討回！然而，“一黨執政”國家的執政者（或政黨）為了維持長期執政只能採用“掩蓋”缺點、錯誤乃至私慾的行為和方式來求得保障，因此，中共歷任領導人雖然都對前任的主張和行為進行不同程度的“否認”，但為了維持“一黨”的長期執政都會稱“藉助和繼續”了前任的主張，不會也不敢稱自己要超越和推倒前任的主張。這種制度的明顯缺點是“不透明、不敢講真話、更難保障公正”，因為不敢講“真話”等於逼迫大家“違心從事”！換句話說，中共只能依靠“假話和違心”（兩面三刀）才能保持自己的持續執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