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龙供稿）

乔治·华盛顿，美国的开国总统，他半生戎马倥偬，赢得美国独立，首创民主共和，是全世界民主的典范，成为各国人民千秋仰慕的理想人物。孙中山对华盛顿感佩良深，早年投身革命时，就对华盛顿景仰之至。誓言在中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然而，孙中山与华盛顿最终的革命结果，却殊途异运：华盛顿二任隐退，孙中山三月任终；华盛顿为美国创建的成熟的宪政体系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争相仿效；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却如昙花一现，很快夭折，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夺。华盛顿的政治神话，难道真的像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言那样，“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

一 西风东来惊神州

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那数不尽的兵火纷乱、兴衰荣辱，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罢，都是有秦皇之威，而无尧舜之德。虽然统一江山，毕竟封建帝王。打天下只为子子孙孙坐天下，建国家实则世世代代成家国。兔死狗烹，你死我活，乃帝制特色，王朝规律，试问谁曾逃脱过？

所以，当华盛顿这样一位横空出世的“异国尧舜”远涉重洋，在近代时期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时，国人依据固有的历史经验，对他“举贤禅让”的行为赞叹不已！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华盛顿成为一面最好的旗帜，一个最吸引人的口号和标语。1922年，《申报》创刊50年庆时，报纸撰文说，回想近50年来，中国若有华盛顿这样的人，人民哪里还会遭受到那么多痛苦！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激情澎湃地号召“使中国大陆成净土地，黄帝子孙皆华盛顿！”

身受美国教育的孙中山，比普通中国人站得更高，认识更理智清醒。他认为，华盛顿是一个“公民”而不是“神仙”，从“同心一致，以赴公义”的“国民革命”立场来看，那种对华盛顿顶礼膜拜、无限神化的论说，其实是“及中带有专制国虚伪之遗传，而自行杜撰”的结果。他把华盛顿请下“神坛”，认为华盛顿统兵出战，“是各尽所能，以行义务，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固无所谓归心于谁也”。革命中，他苦口婆心地对军队将领们说：“我们革命军人，如果能够把革命做成功，便是美国的华盛顿，否则便是滇军的某师长（军阀）……”从此，孙中山为了实现“开通民智、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九死无悔，屡败屡战。他四方奔走，出生入死，挺身举义，鞠躬尽瘁。一直到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文化土壤决定文化传统。由于中美两国所处环境、时局的不同，注定了孙中山那种“华盛顿理想”在中国一波三折的命运。

二次讨袁失败以后，国民党在东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准备通过新的党章，孙中山痛感自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松松垮垮，党员目无纪律。他要恢复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血专制，重塑领袖权威。他规定党员入党不仅要写誓词，按手印，还要宣誓服从孙中山，颇有封建帮会的人身依附味道。

早年效法华盛顿“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的决心，此时荡然无存。一生忠实追随孙中山的黄兴愤怒了！这还是那个以平等、博爱、自由为旗帜的共和革命党吗？他严厉地质问道：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黄兴这一“攻击”党的领袖的行为，立即遭到一致谴责和孤立，党内民意完全倒向孙中山一边。

为什么这种逆民主潮流的举措，竟然能够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认同乃至拥护？也许，当革命屡屡失败，存亡危急之时，孙中山感觉到，民主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在黄兴的眼中，这与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民主与共和，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必须坚守的底线。这一点无存，不管他们两人的感情有多深，他黄兴都不答应！他们产生了严重分歧。会议之后，他与李烈钧竟自出走美国去考察民主了。

临行之前，孙中山无奈而伤感地赠联挽留黄兴：“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黄兴毅然掉头而去。他深知拥护一个伟大的领导不如拥护一个伟大的制度。一旦“领导地位”被无限“强化”，以后要返归正常，难而又难。孙中山本人不会过于独权，但是谁能保证其继任者也有这种道德觉悟？后来的事实果然被黄兴不幸猜中。诚如毛泽东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我们一次次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总是跳蚤。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战国时期庄子就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权谋文化盛行了几千年，为一已之私，军阀政客们可以为所欲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表演，就是利欲熏心的典型代表。民国肇始，孙中山也曾寄厚望于袁世凯成为“再造共和”的“中国华盛顿”。尽管袁世凯上台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但其骨子里却没有一点点民主细胞。他横下一条心，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捡了出来，最终死在了国民的反抗与唾骂声中，皇帝梦只做了83天。

由此，当我们再反观孙中山与黄兴之争，方知黄兴坚持原则的难能可贵。非常时期与伟大领袖，往往是民主的大敌，如果非常时期出现伟大领袖，那更是大敌的大敌。斯时斯际，民主价值是最脆弱的，民主最容易向权力输诚，权力最会乘机把民主收编。美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独裁者，是因为美国人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独裁者在他们的国土上没有立锥之地。华盛顿尽管居功至伟，但美国人一直致力于破除对他的个人迷信和崇拜。1775年，约翰“亚当斯促成华盛顿当选大陆军总司令，可历史的经验使亚当斯深感担忧：“凡强者无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们可能获得的权力。”华盛顿声望高涨，如日中天时，1785年，亚当斯清醒地忠告美国人民：“我为华盛顿的性格感到光荣，因为我知道他不过是美国性格的典型例证而已。”而当财政部长汉密尔顿1792年建议把华盛顿的头像铸造在美国硬币上时，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主要理由就是他在制造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

华盛顿本人心地光明而又谦逊质朴，行事为人处处让人体会到他的谦卑、真诚。在他的第二任总统任内，党派斗争激烈，批判他的言论甚嚣尘上，甚至到他已卸任时，仍然有不绝于耳的批评声音。但他作风平和，踏实认真，总能虚心聆听。他喜欢精神上的淡泊，从不愿沽名钓誉，炫耀自己，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说“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

华盛顿为自由留下的是路标，而不是墓碑，是激励，而不是沮丧；袁世凯给中国留下的不是太平盛世、国富民强，而是“僭窃继起，叛变屡作”的乱象。华盛顿早生于袁世凯137年，在民主与进步的意识上，袁世凯与华盛顿相差何止千万里之遥。

孙中山要想在这样一片皇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土上，实现他的“华盛顿理想”，何其难也！

二 西边日出东边雨

孙中山为何当不成“华盛顿”？仔细咀嚼，其中又有至味。

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国家。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登上北美大陆以前，其中的41位男人就在船上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这就是美国精神的先躯，它否定了由来已久的君权神授思想，表明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意实行自治，管理自己的生活。“自由”这个无比神圣的概念，从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人的头脑中。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美国人可以义无反顾地牺牲一切直到生命。正如弗吉尼亚州行政长官亨利号召人民反抗英国暴政时慷慨激昂的演讲：“难道生命如此珍贵？难道和平如此甜蜜？以至于非要用镣铐和奴役去换取它们？我不知道别人何去何从，我的抉择是：不自由，毋宁死！”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当英国统治者私自颁布“印花税法”、强行解散纽约议会，侵犯到人民的自由时，大大激怒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也激怒了华盛顿，他挺身而出：“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为了保卫我们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的无限宝贵的天赋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

而在中国，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末世，风雨飘摇的中华帝国，是被资本主义的炮舰强行轰开国门，被迫开始变革。从维新派、洋务派，直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他们对近代中国种种现实困境的探索与分析，更多体现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和理想，即“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辛亥革命不久，孙中山应邀回国，组织临时政府，途经巴黎时他满怀希望地告诉记者：“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都皆不宜于中国。”他忽视了几千年传承的政治结构对于器物更新、制度创新支配的顽强和有力。孙中山革命的结果，虽然颠覆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出台了一些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举措，但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社会，却仍旧笼罩掌控封建主义的大网之下。革命党人背离了中国的现实生活，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均没有对广大群众进行过刻意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忽视民众的力量，如何能够得到广泛支持？

对此，鲁迅先生洞若观火。在他笔下，民主共和观念没有触及到地主赵七爷身上，他将长辫盘于头顶，期待着皇帝再坐龙廷。革命的观念甚至也没有深入贫苦群众的心中，例如阿Q、闰土、华老栓等，以致于阿Q认为革命不过和历朝历代一样，就是打打杀杀，分钱抢女人而已。正如陈独秀所言，“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出君主专制臭味”。在此种情势下，期冀通过一夜之间的革命来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无异于天方夜谭。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华盛顿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使得自由民主的思想成为美国不可抗拒的潮流。那个时代正是全世界盛行君主制的时代，在法国有国王，在俄国有沙皇，在英国有君主，在土耳其有苏丹。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有人担心华盛顿很快就会成为美国的恺撒。约克镇大捷后，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也公开倡导起君主制来了。1782年5月，以大陆军上校尼古拉为首的一批军官秘密集合，积极筹划拥戴华盛顿为国王。在那一刻，美国是否成为共和国，华盛顿稍一犹豫，历史有可能就是两样。而华盛顿的抉择是立即痛斥上书的尼古拉上校：“如果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可以说你不可能找到一位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因此，我恳求你，从你头脑里清除这些思想……如果你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或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

华盛顿放弃王权的举动一时惊世骇俗。当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得知华盛顿拒绝称帝时，他说：“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人们这样评价他：“他是克伦威尔，但没有野心；他是苏拉，但没有恶行”。美国人民因此摆脱了历史上通常的革命悲剧：以争自由始，以行专制终。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虽然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巨变，但“三个月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观念依然如旧，“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说法依然主导各种政治野心。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刺刀支持下，成为最适于接替变种“皇帝”的唯一人选。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国建立了，还会出现张勋复辟、洪宪帝制等事件的发生？为什么专制独裁已为世人所不齿，军阀割据还在猖狂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