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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英國浸禮會傳教士。英國浸禮會儘管成立於1792年，但是直到1859年才到中國來傳教。這一組織主要在山東、山西、陝西三個傳教區開展工作。李提摩太在1870年來到中國，最初他在山東、東北一帶傳教。1876年，山東發生了大規模的旱災，於是李提摩太就到處為災民募集救災物款，並邀請了幾位助手幫助他。1878年，山西也發生了災荒。李提摩太就又到山西救災，並在太原開始傳教，為在山西傳教打下了基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英國的傳教士。出身於南威爾斯的農民家庭。先後就學於斯旺西師範學校和哈佛福韋斯特學院。1870年2月12日被英浸禮會派來中國，在上海稍事休息後，北上山東煙臺、青州傳教，並學習中文。1876～1879年華北大旱，他從事賑災活動，在山西發放賑款，藉以與清政府高級官員結交。花1000英鎊購買科技書籍及科學儀器，進行自修，向中國官紳宣講哥白尼發現天心說的秘密、化學的奧秘、蒸汽機帶給人類的福利、電力的奇蹟等科普知識，並作示範表演。

　　1886年11月，移居北京，受曾紀澤之託，曾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1890年7月，應李鴻章之聘，在天津臨時任《時報》主筆。次年10月，到上海接替韋廉臣為同文書會（廣學會）的督辦（後改稱總幹事）。他與李鴻章、張之洞、曾國荃、左宗棠、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等人有過接觸，張之洞曾撥款1000兩資助廣學會，梁啓超擔任過他的中文秘書。在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期間，他積極活動於上層人士之間，多次建議將中國置於英國“保護”之下，聘請外國人參加政府，企圖影響中國政局的發展，結果都未如願。他主張“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學、主要的報紙、主要的雜誌和一般的新讀物。通過控制這些東西和控制中國的宗教領袖，我們就控制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他主持廣學會達二十五年之久，出版《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四十年間，出版2000多種書籍和小冊子，成為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李提摩太

　　1902年，西太后因他協助處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開辦山西大學堂，聘他為山西大學堂西學書齋總理。往來於上海、太原之間。清政府賜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並誥封三代。1916年5月，辭去廣學會總幹事的職務回國。1919年4月20日在倫敦逝世。

賑災傳教

　　他在1870年2月12日抵達上海，隨後去山東煙臺、青州傳教。

李提摩太

1876－1879年華北五省發生空前嚴重的旱災，他在青州積極賑災，後來那裡成為大英浸信會山東傳教區的中心。1878年，他又去災情更重的山西從事賑災活動，由此在山西太原開闢了大英浸信會的傳教區，同時也結交了中國官紳。

廣學會

　　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臨時任《中國時報》中文版主筆。接下來他幾乎一生里主要的時間都是負責上海廣學會的工作（1891年－1916年）。廣學會1891年到1915年這段時間是中國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這家出版社範圍很大，包括書籍、小冊子、單張、雜誌。同時廣學會也有一點宣教的工作，不過基本上是一個出版社與文學機構，是在中國歷史影響最大的出版社。出版過兩千種書籍和小冊子。他主持翻譯了一些著名書籍，這些著作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都很大。主要譯著有：《在華四十五年》、《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一覺》、《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攬要》、《新政策》等20多種。

　　其中《泰西新史攬要》為英國馬懇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爾康（1851～?）合譯，1895年出版。內容是19世紀歐美各國各國變法圖強的歷史，出版後風行一時，印行3萬部。是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的主要參考書之一。

結交上層

　　結交中國上層人士

　　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類似於利瑪竇，

李提摩太

是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他和許多政府官員，如李鴻章、張之洞都有較深的交往，張之洞曾撥款一千兩資助廣學會。還結交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如：康有為、孫中山，梁啓超擔任過他的中文秘書。李提摩太對中國的維新運動有很大影響。

　　在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期間，他積極活動於上層人士之間。

開辦學堂

　　山西大學堂

　　1901年，在庚子事變之後，李提摩太請求各國政府把一部分中國賠款，拿出來在山西等地設立大學。他認為庚子事變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教育沒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話就可以減少類似這樣的仇外事件。

　　1902年，西太后因他協助處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開辦山西大學堂，山西巡撫岑春煊聘其為山西大學堂西學書齋總理。清政府賜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開誥封三代。之後他一直往來於太原、上海之間。

　　1916年5月，李提摩太辭去廣學會總總幹事的職務回國。1919年4月20日在倫敦逝世。

主要著作

　　李提摩太他一生裡面寫過很多書，有些是用中文寫的，講到西方的一些思想觀念，也包括基督教的教義。所以他在當時宣教士當中是很特別的一位，主要以文字工作為主。

　　《在華四十五年》、《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一覺》、《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攬要》、《新政策》等20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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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華經歷

傳教策略

　　李提摩太來華後，最初在山東、山西等地進行傳教活動，

李提摩太

將中下層百姓作為傳教對象。李提摩太認為要想“拯救占人類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的靈魂”，解放他們“那比婦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必須先“拯救他們的肉體”。1876 1879年，中國北方十多個省遭受了旱災，李提摩太親眼目睹了山東、山西等地的災荒，災區百姓的悲慘境遇震撼着這位“布道者”的靈魂，更加堅定了他拯救百姓“肉體”的決心。為此，他多方募集資金，積極救助災民，除向中國各地的傳教協會募捐外，他還向英國浸禮會寫信，請求浸禮會撥款，立即“賑濟災民”，“把中國人從饑荒下解救出來，使他們能夠奉守正確的道德準則”。在他的倡議下，倫敦成立了以市長為首的“市長官邸賑災基金會”，兩萬餘兩銀子運到中國災區。另外，李提摩太還積極向中國地方政府建言，進獻救災良策，提出了向糧價低的地方移民，以工代賑等具體的賑災措施。他經常與政府官員和士紳合作發放賑災物資。在李提摩太的倡議下，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親自派人將國外募捐的銀子運到山西，並要求會見李提摩太。也正是與李鴻章的會見，使李提摩太改變了自己的傳教策略，認識到了對中國領導階層施加影響的重要性，決定將傳教的重點轉向官員和學者。

思想影響

　　李提摩太力圖通過向官員和學者們作演講，使他們對科學產生興趣，給他們指出“一條利用蘊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為他們的同胞謀福利的路”，進而影響他們去修建鐵路、開掘礦藏，避免饑荒再度發生，把民眾從“赤貧之境”解救出來。於是，李提摩太開始將傳教的重點轉向結交權貴，聯絡士紳。他和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曾紀澤、慶親王奕劻、恭親王奕忻等幾乎所有的朝廷大員都保持着接觸，李提摩太還曾做過曾紀澤家的英語家庭教師。

　　李提摩太的思想影響了很多朝廷大員，李鴻章的很多思想就部分源於李提摩太。在與李提摩太的接觸中，李鴻章多次批評頑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態，表達了對西學的認同和要求變革的願望。張之洞在與李提摩太會見時也多次重複李提摩太提到過的一個論點：“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無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對手競爭的。”並承認中國“必須進行改革”。李提摩太還曾向李鴻章提出過很多政策建議，其中派遣皇室親貴到國外考察、興辦西學後來被清政府採納。在李提摩太做曾紀澤家庭教師時，曾紀澤對李提摩太為中國做的現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讚賞，並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級官員中散發，曾紀澤認為“中國的惟一希望在於教育”。

參與變法

　　李提摩太所經歷的晚清社會正是中國“天崩地裂”的時代，西學東漸之風吹醒了中國的知識分子，知識界要求變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戊戌變法正是這一時代的產物。李提摩太不僅參與了戊戌變法，而且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領袖。1890年7月，應李鴻章之邀，李提摩太擔任天津《時報》主筆，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寫了一篇文章，呼籲中國必須改革，他還多次發表社論，介紹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1891年，李提摩太出任同文書會督辦，將同文書會改為“廣學會”，旨在“從宗教的小圈子裡走出去，去影響中國知識界的發展，影響中國政治的進程”。李提摩太主持廣學會達25年之久，其間出版了《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2000種書籍和小冊子，成為當時中國規模較大的出版機構之一。他還在北京、瀋陽、天津、西安、南京、煙臺等地開設了自己的書刊發售點，經常免費贈送書刊。

　　通過譯介西學，出版報刊、圖書，李提摩太影響了許多官員和大批知識分子。張之洞從武昌發電報購買報刊和圖書，他還向廣學會捐資白銀1000兩。1894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時報》上發表的文章以《時世評論》為書名集結出版，李鴻章和曾紀澤以《西學的重要性》為題目作序，並發表在廣學會的報刊上，由此可見廣學會對官員的影響。

維新領袖

　　維新派人士更是將李提摩太奉為精神領袖。康有為、梁啓超都是《萬國公報》的忠實讀者，李提摩太的教友蘇惠廉稱《萬國公報》“行銷量最廣，惑力最大，中國維新分子受這報的鼓動者，不在少數”。康有為還曾向當時香港《中國郵報》的編輯說：“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公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當時的許多維新人士都與李提摩太有來往，梁啓超還曾主動要求，為李提摩太做過一段私人秘書。私下裡，李提摩太也以維新派的老師自居。維新派的絕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議，李提摩太在看過康有為的變法計劃後，給妻子寫信說道“幾乎我以前所做的種種建議，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體而微的計劃中了”，由此可見李提摩太對戊戌變法的影響之深。光緒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響，1898年，戊戌變法開始後，他決定聘請李提摩太擔任私人顧問，幫助決策維新。然而李提摩太雖然縱橫捭闔於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康有為、張之洞也都內心裡對維新派的改革方案予以同情的理解，但是終究未能挽救戊戌變法的失敗。即使如此，李提摩太仍多方奔走和斡旋，為保護維新人士盡了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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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貢獻

　　李提摩太在中國近代外交舞台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經常參加中國和列強間的斡旋活動，還參與了山西教案的協商調停工作；另外，李提摩太還熱心於中國教育事業，他創辦了山西大學，成為中國最早的教會大學之一。可以說，李提摩太在政治、外交、宗教、科學、通訊、國際貿易、賑災、現代學校和專業學院的創設、現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幾乎所有領域參與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對中國晚清政局也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在很多方面是積極的影響；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李提摩太的局限性，他的所有活動畢竟是在西方列強對中國殖民的歷史環境下發生的，因此經常是表現出“強勢文明”的優越感，其視角也經常是殖民主義的，例如他同李鴻章、張之洞等會見時多次提出“給予某一外國處理中國對外關係的絕對權力”，“由該國的代表控制中國的鐵路、礦山、工業等各個部門”，這是赤裸裸的殖民主義觀點。李提摩太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殖民主義的代言人，這也是他的改革方案和倡議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

　　李提摩太在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外關係史上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他卻有意無意被人們淡忘了，甚至大學歷史專業教科書中也很少提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希望通過李提摩太回憶錄的翻譯出版，能夠喚起學界對李提摩太的關注。

　　45年的時間裡，在傳播上帝“福音”的同時，李提摩太救濟災民，結交權貴，聯絡士紳，顧問洋務，鼓吹變法，調停外交，時而幕後，時而台前，不辭辛勞，忙忙碌碌奔走於紅塵深處，在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縱橫捭闔，成為清末大變局中的一位風雲人物，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1916年，由於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李提摩太離開中國，回到了闊別45年的故鄉，1919年去世。在最後的兩年多時間裡，他撰寫了自己的回憶錄——《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成為研究近代中國的珍貴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