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刘道玉老校长一篇《患难知忠交》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6月07日16:12:53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刘道玉说：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以不正当的手段免去了我的职务，啸风得知以后，极力为我打抱不平，亲自上书多位中央领导，请求查处。来信说：从蒋南翔秘书处获悉，中组部已接到批件，要对撤你职一事进行调查。是谁在什么文件上批的？不管怎么说，一手遮天是不可能了！ 　　高按：78岁的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最近连续发表文章：《问责高官与引咎辞职》，《中国高教在转型中迷失方向》，《诚信是学术的生命线》，《中国的大学和教育部都需要反思》（这一篇，是清华百年校庆前夕，应《看历史》杂志发起“清华，你好！”所写的信，居然还有删节版和未删节版）……相当全面地表现了他急于为中国教育事业献计献策、制止滑坡，不惜忠言逆耳的的焦虑和真知灼见。前几天过端午节，人们纪念屈原，我看屈原的两句诗用在刘道玉老校长身上是颇为贴切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的这些文章许多都发表在中国著名媒体和网站上，比较好找。此刻我想起了他两年前给我看的一篇不大的文章。文章讲了些小故事，然而也可以看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坎坷，要突破体制的桎梏和人事的罗网，何等之难。   刘道玉老校长。（高伐林摄） 患难知忠交 ——忆诤友季啸风几件往事 刘道玉 　　我与啸风司长并没有共过事，在1977年4月至1979年4月期间，我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时，他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任第三编辑室主任。我于1979年4月正式向教育部提出辞职，获准于5月初回武汉大学工作。年初，刘西尧调离教育部，蒋南翔重新回教育部任部长。我离开以后，高教司一分为三，变成了高教一司、二司和三司。我估计就是在这时，南翔同志让原高教部和教育部的部分干部归队，以克服当时掺沙子进来的大部分干部不懂教育的状况。后来得知，中央任命黄天祥同志为高教一司司长、季啸风同志为副司长。 　　我回武大后，先后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和校长。此后，啸风司长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工作上我们接触也多了起来。从频繁的接触中，我们彼此信任，都热爱教育，主张说真话，励志教育改革，痛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于是我们成了知心的朋友。下面，我仅回忆几件往事，以表达我对他的深深怀念！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大潮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我笃信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改革，因为我相信唯有改革才能振兴武汉大学。于是，我们选择教学制度为改革的突破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新的教学制度，从而营造了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但是，一些思想守旧的人，说刘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搞乱了教学秩序，学风变坏了，等等。群众中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不足为奇，问题是作为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也对学分制进行诘难。为了澄清是非，支持教育改革，黄天祥和季啸风同志决定，于1984年5月派出五人调查组，在武汉大学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深入调查。他们写出了翔实、有说服力的报告，从而堵住了何东昌之口，也刹住了一股诋毁改革的歪风，这是对武大改革极大的支持。 　　同年，我到北京出差，啸风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一次，他在教育部医务室看病，这时何东昌走了进来。他问季啸风：“你是哪个单位的？”季说：“我是江苏盐城地区教育局的。”何说：“啊，你们盐城地区的职业教育不错哇！”啸风感到哭笑不得，没有再搭理他。到了1985年整风的时候，啸风在会上讲出了他与何东昌在医务室的一段对话，并尖锐地批评说：“作为部长，首先要认识司局长，他们是部长直接联系的对象，如果连司局长都不认识，那怎么联系群众，又怎么能搞好工作呢？” 　　在教育部啸风同志身兼二职，除了高教一司副司长的工作外，他还兼任文科教材办公室主任。他事业心强、魄力大，决定在全国建立三大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这对于文科教材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武汉大学出版社承担了全国经济、财经、法律类成人教育教材的出版，不仅满足了当时成人自考的需要，而且使武大出版社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为武汉大学出版社成为全国先进出版社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因励志改革而冒犯了何东昌，他以不正当的手段于1988年2月10日免去了我的职务。啸风得知以后，极力为我打抱不平，亲自上书多位中央领导，请求查处。我于2月28日收到他的来信说：“今日从刘益清（注：蒋南翔秘书）处获悉，中组部已接到批件，要对撤你职一事进行调查。是谁在什么文件上批的？不知道，估计不是叶选平的，就是你通过邓垦送上去的，也有可能是对两个报告，甚至是小人物我的报告。不管怎么说，一手遮天是不可能了！你有70％的人的拥护，上门慰问者达八百。寒假快结束，大学生回校，感想敢说，会出现什么情况，难料。” 　　啸风同志给我来信，称我为“刘道或刘公”，而落款是“知名不具”。啸风同志年长于我，学高于我，所以我总是称他为“学长”或“季公”。由此可见，我们彼此肝胆相照，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六·四”以后，我因支持学潮而受到清查。他无所畏惧，为我所遭受到的不平敢于仗义执言。1985年，啸风同志主持编纂《教育大辞典》，他邀请我作顾问，可是“六·四”以后，一些人反对我作顾问，为此事他去找常务副部长张承先同志力争，但承先同志很为难地说：“此事我实在无能为力，请道玉同志谅解。”他编写了《教育群言》一书，其中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部分领导对此都表示反对，而啸风却坚持说：“宁肯不出书，刘道玉的文章不能抽掉！” 　　啸风同志因病在邮电医院住院，1991年1月19日下午我去看望，我们谈论了中国教育中的很多问题。他主编的《中国大学变迁》一书，其中涉及到我的有一段话：“中国著名的化学家，曾获得法国总统最高荣誉勋章”。他把清样寄给武汉大学征求意见，学校在退回的信件上，删去了“著名”和“获法国总统最高勋章”几处。于是，他又写信给武汉大学副校长陶德麟，问他：“那是不是事实，为什么不尊重事实？”但一个多月了，他们根本不回复。最后，啸风自行决定：“反正文责自负，我也不管他们了。” 　　何东昌思想保守，不仅自己不改革，而且还压制和打击别人改革，在教育界的口碑实在差得很。他在“六·四”前后的表演很充分，落得了一个“老白猫”的诨名，人们都盼望他早一点下台。1992年5月21日，啸风写信给我，开头他就说：“今有喜讯相告，‘白猫’左王5月下台。此事有人已见诸文字，有人得知上级已跟他谈过话，有人从组织部得到了证实。” 　　在朋友和校友的支持下，经过武汉市人民银行和市教委的批准，1994年3月8日，正式创建了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1994年3月23日，我在给啸风的信中写道：“我成立这个基金会，是我对教育改革的钟情，是我参与意识的反映，也是我十多年教育改革生涯的继续。我曾说过：‘有人把我从改革的舞台上推下去了，而我要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屹立在教育改革的舞台上。今天，我的愿望实现了！’改革的路是艰难而又漫长的，我有思想准备，也会知难而进。我愿作为教育改革的铺路石。在今后的活动中，您及其他朋友们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道治（卫道治）受我之托，欲请您担任本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如蒙应允，请赐复，随后寄上聘书。请向一良、明义先生一并问候！” 　　周一良是教育部办公厅的主任，孟明义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教室主任，他们与啸风都是基金会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我们都是知心的朋友。只要我出差到北京，我们四人肯定是要聚会的，谈得最多的是何东昌和教育改革问题。1994年5月4日，借庆祝五·四运动75周年之际，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师大顾明远先生也是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认真地讨论了基金会开展活动的计划，重点是研究、宣传和实践教育改革，奖励教育改革者和有重大创新的教育改研究成果。 　　2000年1月20日，我收到啸风的信，他在信中表达了他对我国教育的关切和忧虑。他写道：“中国在腾飞，社会在进步，这是铁的事实。但许多落后、腐败现象，乃源于人的素质问题。而要从战略的高度，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我认为最重要的措施在于教育。张謇在他所办的南通师范学校中，留下一份题词： ‘何以救贫？何以救弱？何以救愚？教育，教育！’抗战前一年，我进入该校，对此名言，深为崇敬，将终生不忘！”他继续写道：“目前，中国教育尚没有提高到‘兴国之本’的战略高度。在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年代，许多地方连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现在，人才外流，学术梯队青黄不接，都不是小事，光靠喊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的这些看法都是很深刻的，但是国家教育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仅教育界的意见不听，即便是他们身边的离退的领导干部的意见也从不征求。 　　在我与啸风交往的二十多年中，我深为他忠诚教育的赤忱之心所感染，今天我之所以仍然在追求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的鼓舞与支持分不开的。可是，在啸风病重和逝世时，我竟然毫不知情，一个长期受教育部当权者打压的人，当然是不可能收他们的讣告，以至于我未能对诤友的不幸逝世表示悼念，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借写这篇短文之机，以表达对这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和铮铮铁骨的挚友表示深切的怀念！ 　　相关文章： 　　专访刘道玉（上）：找出中国教育危机的祸根 　　专访刘道玉（下）：中国教育怎样从源头改起 　　刘道玉自述：三拒乌纱帽 　　刘道玉校长给出格学生打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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