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鄧超[微博]接受《時裝男士》專訪並拍攝大片，談到妻子孫儷他表示“她真的很不錯，有家的感覺真好”。全文如下：

若以自然作比，他是大江大海那樣的男人，不似止水般平靜，卻有遼闊的心懷。行為言辭一向熾烈、明亮，是那種磊落無私的好，讓人心安。

歡愉時便手舞足蹈，動容時則抱頭痛哭。不掩飾，為什麼要掩飾？

天黑了，有點涼，林間空地上他點起一團篝火，喚人們前來聚攏、取暖，不分老幼親疏。

大家提到他，都會說，鄧超待人敦厚，熱情如故人。他反問：熱情不好嗎？熱情多好啊。

靠近他的方式有很多種，獲得了或者失去了，輕輕喊他一句，“超，……” 告訴他，他會願意的。

和鄧超的對坐相談，因為工作溝通之需幾次中斷，攝影師、主編……先後推開門來，迫不及待見他，每次都是雙方一把摟過彼此，相談甚歡。這般狀況下，以致於回到訪談時，大家一度有點晃神，忘記了上一次話題是停在了什麼地方，我們都想了一下，實在想不出，是他先開口說：“連不上了，沒事兒，慢慢連。”就這樣輕緩地疏解掉了彼時的一點小尷尬。

褪去銀幕上的一切虛實幻影，我面前這個男人真正鬆弛下來了，講話遲緩，不急於解釋或傾訴，就隨着心說，說到興頭上會時而想起一些久遠的過去，便兀自離開正談着的事情，扭一下身子跑到另外的“交叉小徑”上去了。是隨性而粗糲的質感。

他握着煙的左手，手指關節處一片血膿色的傷痕，結了痂未愈。這是在正在拍攝的新電影《惡棍天使》裡受的傷。戲裡有一個情節，他要因為憤怒，一拳打在牆上。“我有另外一個搭檔也要打一下牆。我們任務不一樣，我是負責特別帥地把牆打碎了、打穿，他則要表現很痛。我們做了一個特殊道具牆，拍之前還開玩笑，我說不會一會兒實拍的時候我的手爛掉然後你的手沒事兒吧。後來果不其然……”

《惡棍天使》計劃賀歲檔上映，鄧超兼作導演和主演。

於他，時時在創造角色的感性與導演工作的理性間交錯抽離，亦是艱難。剛剛進入表演的狀態，就會有人湊到耳邊來說：“導演，還有十分鐘下雨了，怎麼辦？”、“導演，演員(收工)時間快到了。”“導演，誰誰誰生病了……”“導演，飯到了。”聽到最多的就是“飯到了。”

他只覺得自己對時間的感知力變化了，每一天都不夠用，“怎麼一轉眼天就黑了。”

“好像一趟列車，已經出發了，也規定好了幾時幾點幾分得到站，車是不能停的，這是最大的原則。路上會有很多意外，有時候開錯方向，那就馬上調頭……”

一把風吹發斷的快刀

一間四壁冷白的房間，水泥地面，四肢被捆綁在黑色注射床上，針管扎進動脈，有無色的液體慢慢流進血管，隨着時間緩緩推移，嘴角一點微弱的抽動，人開始變得禁不住的疼痛、抽搐，越來越無法控制，進而失去抵抗的能力。光一點一點消失了，此前生命中所有悲喜、忍耐、期盼和冷暖，飛速地後退。那個叫辛小豐的青年終於肉身清潔地離開了令他痛苦萬分的世界，是他主動地告別。他等這一天等得太久了，沒有恨，也沒有留戀。

鄧超四臂打開呈“大”字型，躺在中國南方某個不知名的空房間裡，完成着《烈日灼心》裡，屬於主角辛小豐的最後戲份，一場死刑。他選擇了真實的注射，雖是對身體並無害處的藥液，但大劑量高流速輸入身體時，依然令他產生了強烈的不適感，讓他許久緩不過來。“導演喊停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哭，一直在哭。是我們的執行導演，後來他跟我說，超哥我以為你死了。”在影片先導紀錄片裡，他回憶起這一場戲。

工作人員馬上衝上去，拔下針管，替他鬆開手腳的束腹，緊緊抱住他的頭。他臉色慘白而虛弱，嘴唇幾乎失去了血色，乾裂頹唐。躺在床上久久起不來，嘴裡不停念叨着“小豐太不容易了小豐太不容易了小豐太不容易了……”，然後抑制不住地大哭起來。“那個哭不是因為受了傷，或者不舒服，我不知道……我就只能一直在說，一直在重複那句話。”

《烈日灼心》是他和導演曹保平的第三次合作。最初讀到原著和小說劇本時，鄧超就為辛小豐這個角色着迷，一把風吹發斷的快刀。“一個強姦犯、殺人犯、逃亡七年，原來是個學生，後來變成協警、爸爸，開始做好事兒了……”他巨大的彈性讓鄧超難受，也喜歡。

“我的感覺，他就是一個活死人，一張黑白照片，唯一能讓他有點顏色的，就是那個小女孩。”他這麼沉迷於這個角色，就是因為它用了一種大惡的、命運使然的格局，“就讓你去感受那麼一點點的暖。”

鄧超為小豐的結局不甘，卻又理解他所做所選的道理。

問，為什麼伊谷春(註：劇中由段奕宏[微博]飾演之警察角色)不救他，就眼睜睜看着他去死？

“樓頂抓匪徒那一場戲，幾百米的上空，小豐死死抓着伊谷春的手臂，一鬆手，他就死了。小豐就能得救……小豐沒松。你以為伊谷春沒有救他嗎？他一直在救他，是小豐自己在求死。那些我們所謂的得救，也不是真的得救。”鄧超就這麼說着這一切，煙夾在手裡，已經燃掉了一大半，他沒有知覺。

不知道下一個誰會來

《烈日灼心》殺青，離開拍攝地廈門坐車去機場的路上，鄧超實實在在地感覺自己就像畫皮一樣，身體外面一層皮，像毯子一樣鋪在座位上，(身體)裡面全是空的。他發了一個朋友圈，“我說，小豐，在你的房子裡住了那麼久，今天我不得不走了，知道你在那個世界很辛苦，很不快樂，希望你再快樂一點。我是小豐，我是超。”

回來北京後，他就全心開始籌備《分手大師》，“我記得特別清楚，在望京SOHO，每天都嘻嘻哈哈，胡說八道，試各種各樣瘋狂的好玩兒的，好像和辛小豐的世界再見了。”直到有一天一個原來跟着曹保平實習的學生路過，上樓去看他。“我遠遠地看見他就有點……(想哭？)對。我問他你從哪兒來啊，他說超哥我剛從剪輯房來。我說怎麼樣，他就看着我，我也就這樣看着他，那個瞬間，他怔住了，好像在看一個曾經的辛小豐，我也就不行了……不需要任何語言，嗚一下就把我拽回去了。

他至今還留着戲裡一個拍特寫的打板器，有一些斷掉的部分還用大力膠沾上，板上寫着“26場C”，“它們和我當時看的原著小說《太陽黑子》、爛掉的劇本，一起放在我家裡很重要的柜子裡，每次去陽台都會路過，今天早上我還看見它了。”他需要這些切實存在的物件，來提醒自己某些重要的事情。

“從在中戲二年級開始，我就開始明白，表演是要和角色握手、擁抱。你愛一樣東西，就得知道它迷人的地方到底在哪裡。”他談塑造角色，“並不是一驚一乍，也不是收放自如，還是準確，準確。”每次面對一個人物時，最初就像焦點沒有給實，需得慢慢走向他，“有點像靈魂一樣，說起來有點害怕啊，就是他會就這麼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看着他坐在那兒。”

“別人常常問我以後想演什麼角色呀，我從來回答不上來這個問題，讓人很失望，我說，因為我不知道誰會來。”

讓別人笑自己卻在忍耐

俄國戲劇大師果戈里曾經在自己關於喜劇創作的論述中寫過這樣一段話，大意是：“每一次我聽到評論家、觀眾對於我作品的評論，都會想，你們總是忽略了一個我戲中最重要的角色，現在我把它請上台，那就是，笑聲。”

鄧超將他奉為某種信念，他也深深理解果戈里當年在寫完《欽差大臣》後飽受關注和爭議的心情，“後來他又寫了一部劇作，叫《散場之後》，他說我不再聽評論家評論我的戲，我不再等那個消息，我直接守在劇場門口，聽大家的反應。各種人散場後說的話都不一樣，官員、軍官、老百姓、妓女、商人……他們的反應，和現在，一模一樣。”鄧超不畏懼一直緊隨他的批評和非議，從早年間的“翠花”系列即是，到後來的接連幾部喜劇作品。“我當然知道很多‘學院派’一直在罵我。我經常說，沒關係，請他們來，取暖，篝火。”

“一個愛笑的人，大家都會喜歡，如果是一個略帶冰冷的人，大概沒有愛笑的人那麼舒服，但是那個人就不愛笑嗎？也不一定，他有自己的故事。我們身邊總有一兩個，我們在講笑話哈哈笑的時候，他總是嗯嗯嗯沒什麼反應，其實應該讓他也來‘烤火’吧。”

鄧超說，自己無論何時都不會是一個評判家，“我考慮的最多的不是高低優劣，而是我愛不愛這個工作。我在干的時候就很盡興，很快樂，我也相信這份快樂可以傳遞。”他的志向質樸而直接，“幫喜劇說說話”。談起戲劇的鄧超，言辭虔誠，上世紀末經受過的戲劇學院錘鍊，依舊有一些堅硬的部分留在他身上。

回想起十多年前曾經北京人藝小劇場親身看過的，有他出演的作品《足球俱樂部》，他飾演一個脾氣不太好的球星，黃色的“炸毛”髮型，怒氣沖沖，與顧威、馮遠征[微博]、于震[微博]等一眾演員之間合作迸發的火花。遂又勾起他年紀尚輕時的抱負與血氣。

臨到畢業前夕，大家都開始找工作，唯鄧超不焦急。那時覺得多麼驕傲，天天背着包去人藝排戲，以為就可以落停在此，一輩子在這個輝煌的戲劇殿堂里獲得雨露滋養。後來被告知，不能進入劇院工作，又是何等消極不堪。“現在回想，那時候好面子，危機感太強了。(被人藝拒絕)這是好事情。不然又能怎樣呢？你並不知道下一個結果是什麼，你就一直和那時候的自己較勁嗎？要當成一生的仇恨和解不開的結嗎？”是要到很久之後，他才會明白，生命中任何一種拒絕和被接受，其實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此去經年，他依然活躍在這個深愛的表演領域裡。甚至即將擁有自己的劇院。今年下半年，如果一切順利，他的“超劇場”將在北京開業，選址已定，在劇場群落的核心地帶東單。演出以喜劇為主。會長期、集中地上演自己和白眉工作室[微博]曾經創作過的劇目和新的作品，甚至還在考慮在下午開設兒童劇專場。

鄧超欽佩一切以讓人們發笑為己任的藝術家。“做喜劇，開始都是飽受爭議的。卓別林和一大批演員當時在默片時代多麼不易，還有後來的金凱利、憨豆、周星馳……經常不是有人喜歡把一些東西上升到情懷的層面嗎。什麼情懷？憨豆就是玩一隻熊玩了很久，或者上樓梯，對着自己的車較勁……”

“‘喜歡的人有很多你算老幾？’，你不覺得這種讓人發笑的背後有智慧，甚至哀傷嗎。那個很難的，真的很難的，你讓大家笑，很難的。”鄧超深信，會創造出這樣的喜劇的人，他生活里一定就是這樣的，喜歡讓別人笑，然後藏住自己的心情，忍耐。

鄧超說，他小時候很喜歡飛，也總希望自己能飛起來。願望只能在夢裡實現。“你不知道我為了做夢能在夢裡飛，經常睡前許願，我說我今天好想飛好想飛，有時候知道自己在夢裡飛，就會使勁兒跟自己說，不要醒不要醒來。哇，好幸福！”

他說，表演於他，喜劇於眾生，大概就是這樣一個美妙的夢。

至此，他終於放下了整個採訪過程中一些沉甸甸的東西，釋懷地笑了。

《時裝男士》對話鄧超

時裝男士：大家對喜劇也許有點兒偏見，尤其是在現在的中國……

鄧超：其實全世界都有偏見。嗯。原來我在學校的時候，就很喜歡喜劇，大學四年，前三年經常排喜劇，匯演的時候大家都愛看。但是呢，好像，演薩特、尤金·奧尼爾、貝克特，好像位置都挺高，你明白嗎，大家也許真的有所謂的偏見或者。其實你想想，喜劇里都是小人物，最底層的，被命運捉弄的，大家都會覺得他“連我都不如”、“還在這樣生活”。在上帝面前，好像每個人都是喜劇，上帝太明白了，咱們就都別裝了。

時裝男士：你現在怎麼看待善惡？

鄧超：我希望向善，這是任何職業都可以、也應該做到的。不管是做劇場、真人秀還是拍電影，向善，都是我的前提。有時候我看國外行車記錄儀拍下的那些美好的畫面，讓老人先過馬路、義務掃掃雪……一點點小事，我就能哭花了。

時裝男士：人生那麼多苦難，作為男人，你覺得應該承擔下什麼？

鄧超：(思考良久)說真的我沒想過這個問題。我一直覺得我也是來學習的。人，每個階段的狀況不一樣，有一段時間就是要為糊口過活，想做什麼，也要先藏在很後面，不敢提了。現在對我來說，要承擔的最基本的就是孝敬父母。原來覺得買一切他們沒有的就是好的，現在明白了，不是，是時間的陪伴，或者說你自己身體的健康。每次打個電話，聽他們說，超，好好的，比什麼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