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亚洲研究所 所长, 庆熙大学 副教授

看上去中国四、五十年前的课本中对阶级的讨论已经过时，那反映的是一种过时、封闭、保守观点，与今天的世界格格不入。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应，就好像我们通过媒体、商品，以及阅读时下的书去了解周围的事物，我们的所见所闻都是在暗示着：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加开放的消费社会中，而过去的阶级界限已经消失。实际上，我们经常能在酒店里看到那些价格不菲的杂志，上面印满了那些看上去非常有创造力、与时俱进的思想者们。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么？

我们周围的很多事情似乎都在表明，阶级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问题永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有些事物，比如阶级，这个无疑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将世界割裂分化的严重问题，如今带着复仇卷土重来，威胁将再一次在社会中制造更多的冲突——而且这个问题不会通过简单地把一些贪婪的人送进监狱而解决。

现在让我们更加严肃的重新审视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腐败问题。很显然，这不是一个单纯个体变坏的问题。把一些有问题的人送进监狱确实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很显然的，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这个问题是系统性的，不会仅仅靠几次审判就能够制止住。

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中国和美国，甚至于整个世界，有一个阶级群体出现——他们位高权重，身居要位；他们可以享受到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的特权。这些人可以很轻易的从银行获得贷款去实现他们的想法和计划；他们也同样可以通过内部消息获知新的公路和基础设施将会建在哪里，从而在置办房产上捷足先登。通过利用这些内线信息，他们手里的财富越聚越多，让普通大众可望而不可即。并且归功于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们可以把子女送到更好的学校，接受精英教育，或者安排在更好的工作岗位上。

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人始终存在，所以我们不要去犯这个致命的错误：社会主义的理论总是假定，人类扭曲的本性是可以通过政策来修正的。然而，事实上人类一直残忍地对待彼此。我们只能去相信，就像林肯曾经写道的，“引人向善”（触及人类灵魂中向善的一面，而不是人性中贪婪的一面）。但是，这些小群体（也就是所谓美国1%的上层人士）正在不断拉大与其他人群的距离，并且尽可能的维护他们所享受的特权。

我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深刻意识到了这个现象。当1987年我从耶鲁大学毕业时，我自认为来自一个上等的中产阶级家庭，尽管我们说不上富裕。但是，我觉得那时在耶鲁的学生中，大家都感觉相对的平等。然而，在毕业的数年后，我见证了很多同学巨大的转变。尽管我还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保持着联系，但是那些通过经商积累起巨额财富的同学们还是选择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我的班级里，我是那个选择做大学教授的学生，甚至说，作为一个教授我也是收入甚微的那种。他们不屑与我为伍，或与我见面。

这种“不适感”在我那些赚大钱的银行家和律师同学中是最强烈的。但这对于那些过着精英生活的人来说也无可厚非，他们认为在耶鲁所接受的教育赋予了他们这样的资格。

我并不清楚他们不愿见我的具体理由，但可以基于我自身的经验去做一些揣测。首先，这些富有的美国人愿意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中。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拥有特权，或其他特殊的优势。他们宁愿相信自己更具创新能力、创造力、更加聪明，对社会需求具有更快的反应力。为了维护这种“迷思”，他们不得不少见那些会打破这个幻境的人，那些会说他们本身能力并不是他们致富关键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与那些同样从耶鲁毕业，和他们同样才华横溢，在工作上任劳任怨却薪资微薄的人见面是相当令他们困扰并且难受的事情。这会迫使他们意识到，那些人之所以不能发家致富是另有原因的，而不是因为缺乏创造力或良好的教育。

富有的耶鲁毕业生同时也需要确保自己不会发展将给自己带来经济负担的友谊。富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内线商业交易，并且所获利润只能被最亲密的盟友共享。所以，对于那些富人来说，包括我的那些耶鲁同学，如果让他们和“圈外人”保持过密来往是存在真实风险的——在他们聚敛财富和声望的过程中，将不得不让这些朋友也变成“圈内人”。所以他们迫使自己和这些朋友保持距离，即便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而这仅仅为了不让外人参与到他们的内部游戏中。

这种趋势在中国就如它在美国一样强大，我们只能坦诚地说，它的出现契合了经济上阶级分化的诞生。某些经济群体开始把自己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如何与曾经互动频繁的其他群体保持距离上面。这种转变正发生于社会的每一阶层中，并且打破了社会原有的结构——来自不同经济背景和职位的人们曾经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位于圣刘易斯的一所小学上学，校名为德尔玛-哈佛小学（Delmar-Harvard）。校名本身就很好的诠释了学校的特性。哈佛是一个街道的名字，这条街位于上等中产阶级住宅区，很多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住在附近。我觉得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德尔玛则代表了附近一个叫德尔玛大道的地方，那里的住宅一般都是比较廉价的公寓房，居民也都是贫困家庭，特别是黑人家庭。

在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都是一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有些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这些年轻的教师非常有创造力，授课时经常使用一些实验性的教学方法。同时这所学校也有一个强大传统——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张开双臂给予关怀，并尝试把来自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孩子组合在一起，形成更加多元化的班级。

学校里有一大群来自普通工人阶级的孩子，尤其是黑人家庭。1970年到1975年我在那里的五年间，学校里25%的孩子是非裔美国人。并且他们都不是像奥巴马那样有钱的黑人，而是工薪阶层的黑人。那一时期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总体来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是美国教育的黄金时期。我们在一起学习，有时还能成为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位来自工人家庭的黑人朋友带到了我家，和父母共进晚餐。那是难忘的一刻，然而那段美好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美国，再不会有人做那样的事情。

从1980年起，公立学校开始面临预算被削减的问题。与此同时，公立学校中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人数也在不断下降。一旦非裔学生占总人数的比例上升到30%以上，这些学校就变成95%的学生都是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情况，因为白人和上层中产阶级的非裔美国人选择了离开。现在，这些学校大部分已经被拆除，或者完全无法发挥学校的正常功能。我的母校——德尔玛-哈佛小学，就因预算削减而在去年被迫关闭。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到另一个更加拥挤的学校去上学。

如果我们打开电视，会看到那些在美国和中国已经不复存在的邻里关系。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和谐的邻里关系，扫大街的人和住豪宅的人之间也能真诚相待。媒体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版本，转移了我们对于眼前发生的社会碎片化现象的注意力。甚至可以说，很多时下流行的文化也是媒体精心设计好的，用来分散我们对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注意力。在那些电视节目里没有穷人的出现。

美国总统奥巴马是现今美国社会这一转变的典型代表。肯定的说，作为一个成为美国总统的非裔美国人，他让很多美国人从心底升起自豪感。但是，他仍然是被实力雄厚的金融利益集团所肆意操纵的一个符号象征。那些金融利益集团，如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利用奥巴马去愚弄普通的美国大众，让他们相信美国已经形成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因为黑人和少数族裔也可以被委以重任，位居高位。事实上，这个国家远没有三十年前那样的公平，甚至不如十年前，但是这种分裂已经不仅仅是种族意义上的，阶级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可是人们却用上亿美元去粉饰这个问题的存在。实际上，我可以断言很多公关公司的首要工作就是通过花言巧语和形象包装来掩盖阶级分化的事实，尤其是隐藏那些超级富豪的存在。

从前，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曾经发起了“向贫穷宣战”的运动，旨在消除国内的贫困现象。与此同时，中国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知识青年都被送到农村去和穷人生活在一起。这两个运动都有巨大缺陷，但是它们都表明了当时的人们深刻意识到了贫困问题，并且重视贫困人口所应得的权益。

当我去机场的时候，我再也找不到那些只卖廉价食物或者明信片和书的商店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针对有钱人而摆满了迪奥包包、名牌香水和润肤乳液的奢侈品商店。当我们坐在酒店休息的时候，我们能找到的唯一读物就是纸张光滑的杂志，上面印着富人们光鲜夺目的生活。对于三十岁以上的人来说，这样的变化真是令人困惑不已。实际上，那个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令中美两国都无比困扰并为之挣扎的阶级社会又卷土重来了。

我不确定这些变化对我们的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商店一个小时内卖一个名牌包所赚的钱比卖出去几百本书或牙刷要多得多——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吧。也许那些华丽的杂志本来就是为了向年轻人灌输“财富让生活变更好”的理念，所以我们应该羡慕并努力成为那些超级富豪。我真有些茫然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