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亞洲研究所 所長, 慶熙大學 副教授

看上去中國四、五十年前的課本中對階級的討論已經過時，那反映的是一種過時、封閉、保守觀點，與今天的世界格格不入。在我看來，這是一種非常自然的反應，就好像我們通過媒體、商品，以及閱讀時下的書去了解周圍的事物，我們的所見所聞都是在暗示着：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更加開放的消費社會中，而過去的階級界限已經消失。實際上，我們經常能在酒店裡看到那些價格不菲的雜誌，上面印滿了那些看上去非常有創造力、與時俱進的思想者們。但是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實的麼？

我們周圍的很多事情似乎都在表明，階級問題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問題永遠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有些事物，比如階級，這個無疑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將世界割裂分化的嚴重問題，如今帶着復仇捲土重來，威脅將再一次在社會中製造更多的衝突——而且這個問題不會通過簡單地把一些貪婪的人送進監獄而解決。

現在讓我們更加嚴肅的重新審視一下中國和美國的腐敗問題。很顯然，這不是一個單純個體變壞的問題。把一些有問題的人送進監獄確實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很顯然的，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案。這個問題是系統性的，不會僅僅靠幾次審判就能夠制止住。

關鍵的問題在於，在中國和美國，甚至於整個世界，有一個階級群體出現——他們位高權重，身居要位；他們可以享受到大多數人享受不到的特權。這些人可以很輕易的從銀行獲得貸款去實現他們的想法和計劃；他們也同樣可以通過內部消息獲知新的公路和基礎設施將會建在哪裡，從而在置辦房產上捷足先登。通過利用這些內線信息，他們手裡的財富越聚越多，讓普通大眾可望而不可即。並且歸功於他們廣泛的社會關係，他們可以把子女送到更好的學校，接受精英教育，或者安排在更好的工作崗位上。

在一定程度上，這樣的人始終存在，所以我們不要去犯這個致命的錯誤：社會主義的理論總是假定，人類扭曲的本性是可以通過政策來修正的。然而，事實上人類一直殘忍地對待彼此。我們只能去相信，就像林肯曾經寫道的，“引人向善”（觸及人類靈魂中向善的一面，而不是人性中貪婪的一面）。但是，這些小群體（也就是所謂美國1%的上層人士）正在不斷拉大與其他人群的距離，並且儘可能的維護他們所享受的特權。

我已經在自己的生活中深刻意識到了這個現象。當1987年我從耶魯大學畢業時，我自認為來自一個上等的中產階級家庭，儘管我們說不上富裕。但是，我覺得那時在耶魯的學生中，大家都感覺相對的平等。然而，在畢業的數年後，我見證了很多同學巨大的轉變。儘管我還和他們中的一些人保持着聯繫，但是那些通過經商積累起巨額財富的同學們還是選擇和我保持一定的距離。在我的班級里，我是那個選擇做大學教授的學生，甚至說，作為一個教授我也是收入甚微的那種。他們不屑與我為伍，或與我見面。

這種“不適感”在我那些賺大錢的銀行家和律師同學中是最強烈的。但這對於那些過着精英生活的人來說也無可厚非，他們認為在耶魯所接受的教育賦予了他們這樣的資格。

我並不清楚他們不願見我的具體理由，但可以基於我自身的經驗去做一些揣測。首先，這些富有的美國人願意相信他們生活在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中。他們不願承認自己擁有特權，或其他特殊的優勢。他們寧願相信自己更具創新能力、創造力、更加聰明，對社會需求具有更快的反應力。為了維護這種“迷思”，他們不得不少見那些會打破這個幻境的人，那些會說他們本身能力並不是他們致富關鍵的人。對於他們來說，與那些同樣從耶魯畢業，和他們同樣才華橫溢，在工作上任勞任怨卻薪資微薄的人見面是相當令他們困擾並且難受的事情。這會迫使他們意識到，那些人之所以不能發家致富是另有原因的，而不是因為缺乏創造力或良好的教育。

富有的耶魯畢業生同時也需要確保自己不會發展將給自己帶來經濟負擔的友誼。富人們有着各種各樣的內線商業交易，並且所獲利潤只能被最親密的盟友共享。所以，對於那些富人來說，包括我的那些耶魯同學，如果讓他們和“圈外人”保持過密來往是存在真實風險的——在他們聚斂財富和聲望的過程中，將不得不讓這些朋友也變成“圈內人”。所以他們迫使自己和這些朋友保持距離，即便他們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而這僅僅為了不讓外人參與到他們的內部遊戲中。

這種趨勢在中國就如它在美國一樣強大，我們只能坦誠地說，它的出現契合了經濟上階級分化的誕生。某些經濟群體開始把自己越來越多的精力放在如何與曾經互動頻繁的其他群體保持距離上面。這種轉變正發生於社會的每一階層中，並且打破了社會原有的結構——來自不同經濟背景和職位的人們曾經緊密聯繫在一起。

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在位於聖劉易斯的一所小學上學，校名為德爾瑪-哈佛小學（Delmar-Harvard）。校名本身就很好的詮釋了學校的特性。哈佛是一個街道的名字，這條街位於上等中產階級住宅區，很多接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住在附近。我覺得自己也是他們中的一員。而德爾瑪則代表了附近一個叫德爾瑪大道的地方，那裡的住宅一般都是比較廉價的公寓房，居民也都是貧困家庭，特別是黑人家庭。

在我上學的時候，學校里的老師都是一些接受過良好教育、有些理想主義的年輕人。這些年輕的教師非常有創造力，授課時經常使用一些實驗性的教學方法。同時這所學校也有一個強大傳統——對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張開雙臂給予關懷，並嘗試把來自貧困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孩子組合在一起，形成更加多元化的班級。

學校里有一大群來自普通工人階級的孩子，尤其是黑人家庭。1970年到1975年我在那裡的五年間，學校里25%的孩子是非裔美國人。並且他們都不是像奧巴馬那樣有錢的黑人，而是工薪階層的黑人。那一時期存在着很多問題，但總體來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是美國教育的黃金時期。我們在一起學習，有時還能成為朋友。我記得有一次把一位來自工人家庭的黑人朋友帶到了我家，和父母共進晚餐。那是難忘的一刻，然而那段美好的日子已經不復存在。今天的美國，再不會有人做那樣的事情。

從1980年起，公立學校開始面臨預算被削減的問題。與此同時，公立學校中來自上層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人數也在不斷下降。一旦非裔學生占總人數的比例上升到30%以上，這些學校就變成95%的學生都是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的情況，因為白人和上層中產階級的非裔美國人選擇了離開。現在，這些學校大部分已經被拆除，或者完全無法發揮學校的正常功能。我的母校——德爾瑪-哈佛小學，就因預算削減而在去年被迫關閉。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到另一個更加擁擠的學校去上學。

如果我們打開電視，會看到那些在美國和中國已經不復存在的鄰里關係。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和諧的鄰里關係，掃大街的人和住豪宅的人之間也能真誠相待。媒體提供了一個理想化的社會版本，轉移了我們對於眼前發生的社會碎片化現象的注意力。甚至可以說，很多時下流行的文化也是媒體精心設計好的，用來分散我們對當前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問題的注意力。在那些電視節目裡沒有窮人的出現。

美國總統奧巴馬是現今美國社會這一轉變的典型代表。肯定的說，作為一個成為美國總統的非裔美國人，他讓很多美國人從心底升起自豪感。但是，他仍然是被實力雄厚的金融利益集團所肆意操縱的一個符號象徵。那些金融利益集團，如投資銀行和跨國公司利用奧巴馬去愚弄普通的美國大眾，讓他們相信美國已經形成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社會，因為黑人和少數族裔也可以被委以重任，位居高位。事實上，這個國家遠沒有三十年前那樣的公平，甚至不如十年前，但是這種分裂已經不僅僅是種族意義上的，階級問題已經變得非常嚴重。可是人們卻用上億美元去粉飾這個問題的存在。實際上，我可以斷言很多公關公司的首要工作就是通過花言巧語和形象包裝來掩蓋階級分化的事實，尤其是隱藏那些超級富豪的存在。

從前，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總統約翰遜曾經發起了“向貧窮宣戰”的運動，旨在消除國內的貧困現象。與此同時，中國也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目的在於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知識青年都被送到農村去和窮人生活在一起。這兩個運動都有巨大缺陷，但是它們都表明了當時的人們深刻意識到了貧困問題，並且重視貧困人口所應得的權益。

當我去機場的時候，我再也找不到那些只賣廉價食物或者明信片和書的商店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針對有錢人而擺滿了迪奧包包、名牌香水和潤膚乳液的奢侈品商店。當我們坐在酒店休息的時候，我們能找到的唯一讀物就是紙張光滑的雜誌，上面印着富人們光鮮奪目的生活。對於三十歲以上的人來說，這樣的變化真是令人困惑不已。實際上，那個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令中美兩國都無比困擾並為之掙扎的階級社會又捲土重來了。

我不確定這些變化對我們的社會究竟意味着什麼。可能商店一個小時內賣一個名牌包所賺的錢比賣出去幾百本書或牙刷要多得多——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吧。也許那些華麗的雜誌本來就是為了向年輕人灌輸“財富讓生活變更好”的理念，所以我們應該羨慕並努力成為那些超級富豪。我真有些茫然無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