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死觀的基本觀點是“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因此，它重視的是生前，而非死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生時應儘自己的責任，以努力追求實現“天下有道”的和諧社會的理想。人雖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有限之個體，但卻能通過道德學問之修養（修道進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體現“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一個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養自己的善性，以實現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長壽都無所謂，但一定要修養自己的道德與學問，這樣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認為，雖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達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謂“三不朽”之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明朝的儒者羅倫有言：“生必有死，聖賢無異於眾人。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惟聖賢乎！”聖賢不同於一般人只在於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學問上為社會有所建樹，雖死，其精神可“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這種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會、道德上的意義，而和自己個體的生死沒有直接聯繫。宋代張載《西銘》的最後兩句說：“存，吾順世；沒，吾寧也。”人活着的時候應努力儘自己的社會責任，那麼當他離開人世的時候是安寧的、問心無愧的。
　　由此看來，儒家並不以死為苦，那麼儒家的學者有沒有痛苦呢？照儒家看，從個人說，如果“德之未修，學之未講”是個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來自其社會理想之未能實現，南宋的文學家陸游在他臨終前寫了一首詩留給他的兒子：“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陸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為其將死，而是沒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統一。南宋末還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臨刑時的衣帶上寫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盡義，所以至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何，庶幾無愧。”文天祥視死如歸，因為他以踐履孔孟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道德理想而無愧於天地之間。因此，對於儒家說，痛苦不在於如何死，而在於是否能作到“成仁”、“取義”。在儒家的生死觀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業之未能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