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兩岸都在紀念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最偉大的日子，中國政府不但砸下千億重金開展各項紀念活動，還在天安門廣場豎起了孫中山的銅像，胡錦濤，江澤民二代領導人率八個常委出席“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會”更是引人矚目。胡錦濤在會上聲稱：“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
     對於近代中國來說，“辛亥革命”無論多高的評價都不為過，因為，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中國近代史。反封建，反帝制，反抗異族統治，結束中國二千多年 來封建帝制，開創中國新紀元，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遺憾的是這個亞洲第一共和國，還處在襁褓之時，還沒來得及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就經歷了“袁世凱復辟”、“北 閥戰爭”、“共產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最後被趕到台灣島上。而這個對孫中山締造的中華民國的叛亂者，不是別人就是聲稱繼承孫中山遺志的中國共產黨。 (博訊 boxun.com)

    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不久，正當中國百廢待興之時，1917年 蘇聯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改變了中國前進的方向。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把“辛亥革命”看作與無產階級革命目標理念都不相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 命。從而開啟了一場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民族內部的階級大撕殺。對於“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歷來是首鼠兩端，建黨之初的1927年中國共產黨發布告民眾書中說，“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沒有民眾的基礎，而只有軍隊。抗戰之際，周恩來發表《辛亥、北伐與抗戰》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成功。1939年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再次評價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 而到了中共執政後，已無須對“辛亥革命”進行評說，“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一鍋揣，“辛亥革命”有關的人員統統作為舊人員，歷史反革命，關的關，抓的 抓。曾經為辛亥革命作出錢出力，承載中國文化與經濟的地主、代表中國新興階級的資本家、斗的斗，殺的殺，所剩無幾。與此同時，承載中國幾千年的舊文化，發展現代社會的新思想被殺得片甲不留。這樣一個沾滿辛亥革命血的共產黨，只能是“辛亥革命”的罪人。 在“紀念會”上胡錦濤還引述孫中山的話說：“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但是正因為中共的叛亂造成了“辛亥革命”“北閥戰爭”南北已經統一的中國，出現兩岸分治的現狀，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本應為自己歷史上的武裝叛亂分裂國家謝罪，在此前提下開創兩岸的和平統一。然而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坦然自己的罪行，反而竄改歷史，把自己扮演成“辛亥革命”的繼承者，公然在紀念會上撒謊。在這個世界上見過不要臉的政黨，還沒有見過象共產黨這麼不要臉的。如果說今天，“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來到之時，共產黨從歷史中認識到自己歷史的罪行，改弦易張，順應民主潮流，走向“共和”，象國民黨一樣，從革命的政黨 轉換為民主的政黨，那也算是中國百年歷史不幸之中的大幸。但是中共黨內雖然有着胡耀邦、趙紫陽，溫家寶這樣的政治改革呼聲，但每一次改革均以悲劇告終，共產黨整個權力系統始終拒絕一切變革，視“辛亥革命”先烈為之奮鬥的自由民主價值理念為寇 敵，三十年的經濟改革，更是把共產黨變成一個喋血的利益集團，成為比滿清皇朝更為專制，更為腐敗的政權。
    “辛亥革命”是以結束滿清皇朝專制政體為標誌的革命，但是中國大陸的社會現狀，即使以三十年改革開放為標誌，中國也遠遠沒有達到被稱為大清晚鐘的“新政”那樣的程度。1901年1月， 慈禧發布“變法上諭”， 構建新體制、頒布一系例法規。當時推進的“洋務運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中國從金融、交通、郵電、礦業、治煉、製造打下了基礎。當時，中國的產值 也是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絕不輸於當今的中國。在政治領域的變革其力圖之大，之深更是非今日可比。當年清政府首先開放的是出國留學。1903年10月，清政府頒布《獎勵留學生章程》，至1907年，僅公費留日學生總數達一萬五千人，自費留學則成為青年學子的一時之選。1906年清室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提出“定國是”、“改官制”、“平滿漢”、“提民智”等方略，並定期9年開始逐項體制改革。1907年10月清政府下詔各省設立諮議局、資政局，1909年10月全國同時選舉。1911年11月滿清資政院正式公布憲法大綱的《十九信條》，明確大清皇帝已經成為立憲政體下的“虛君”， 皇帝的權力必須以“憲法規定為限”。1908年8月，頒布《欽定憲法大綱》 不但規定“三權分立”，並規定民眾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擁有財產、選舉和被選舉議員的權 利。與此同時，清廷亦放寬了對報刊、政黨的限制。1911立憲派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政黨“憲友會”，自此，中國的政黨與社團如雨後春筍，一發而不可收。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政”中占重要地位的新聞自由，1908年3月14日頒布的“大清報律”，開創了中華民族空前絕後的新聞自由。“大清報律”第2條明確規定，只要具備以下三個條件的中國人都有創辦報紙的資格：一、年滿二十歲以上之本國人，二、無精神病者，三、未經處監禁之刑者。“大清報律”還規定，凡具備辦報資格的人,只需於發行20日以前,將報刊的名稱、體例、發行人、編輯人和印刷人的姓名、履歷與住址以及發行所、印刷所的名稱、地址各項，呈由該管地方衙門申報本省督撫，咨 明民政部存案即可。由此迎來了中國近代報業的春天，湧現了以王韜、康有為、梁啓超、唐才常、黃遵憲、汪康年、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的獨立報人。1913年，全國大大小小的報館竟然達五百多家。迅速發展起來的民間報刊，形成了中國歷史少有自由空間，開創了文人論政的傳統。但是這一切隨着歷史的演變都消失在歷史的時空中，讓人扼腕痛惜，唏噓不已。
    滿清政府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面對國內的革命浪潮，最終能從善如流實行新政，在革命軍進攻之下，又能審勢度時，不作垂死掙扎，順勢下台，減少生靈塗炭，使辛亥革命得以順利成功，未尚不是善終。清皇室的遜位詔書是這樣寫道的：“奉旨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相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 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各將 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 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 民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刈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 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撫今追昔，一百年前，一個統治中國長達268年的帝國，退出歷史舞台的369字的詔書，寫得如此地有理，有節，有情，文字又是如此地優雅，讓人生出無限地感嘆。縱觀辛亥革命一百年來的歷史，真是有：北洋不如滿清，民國不如北洋，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不如中華民國之感。一百年來歷史的流轉、歷史的徘徊、歷史的倒退讓人扼腕。放眼世界各國之政治，沒有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象中華民族一樣經一百年的歷史，不進反退。在被稱為最野蠻的非洲大陸都在開啟民主政治的今天，中國這個亞洲最早建立“共和”的國家，至今依然沒有自由的思想，獨立的人格。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沒有一份民間的報紙，13 億 人沒有一張選票，這樣的景觀實在是中華民族的百年之哀，怎麼不讓人椎心泣血，長歌當哭。面對“辛亥革命”的先賢, “黃花崗”的烈士如果在天有靈，在地有知，又如何能夠安息。唯一值得告慰英烈的是，“辛亥革命”還有台灣島上一顆僅存的民主碩果。如果沒有台灣的民主化，辛亥 革命便是一事無成。今天我們紀念辛亥革命的意義在於，繼承辛亥革命的遺志，建立真正的“共和”，當“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來到之際，我們只有一句話，就是孫 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