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訪王康和陳奎德：余英時的意義——存亡繼絕，返本開新（下）

送交者: chang le 2014月10月19日09:10:2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回  答: 北明訪王康和陳奎德：余英時的意義——存亡繼絕，返本開新（上） 由 chang le 於 2014-10-19 08:50:52

博訊    時 間：2007年1月26日    地 點：中國大陸抗戰陪都重慶 / 美國首都華盛頓    采 訪 人：北明 獨立撰稿人    被採訪人：王 康 中國大陸民間學人    陳奎德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 中國情懷、獨立人格      北 明： 我們再談一個特別具體的問題，請你倆評價。就我知道，中國自由學術界和民間思想界有一種意向，希望能夠藉助余先生獲獎，請他回中國大陸，在大學裡巡迴講學，對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發揮一些影響。我作為委託傳話人，把這些話很詳細地傳達給余先生了。余先生的反應我歸納了一下，基本上是三點，第一，他八九年後就有話在先，大致意思是，如果八九六四得不到正名，他絕對不回到中國大陸去；第二，他不願意馬上回到中國，他認為，學術和思想跟“熱潮”沒有關係，他不想成為某一個“文化熱”或某種“文化運動”的中心。他個人歷來保持低調，這次也不例外。他還說，他同樣謝絕了台灣一年多來的多次邀請，是因為同樣的理由；第三，他回去一定要自由發言。但是發言之後，官方無論在他發言之前和之後，都會有某種程度的干預。那麼，在他走後，他擔心給這些好心的朋友造成麻煩。請二位對余先生這個態度發表評論。王先生先說吧。    王 康： 余先生的精神，他的學術成就，他畢生的願望，已經深深地降落在他的祖國。我和我的朋友們看了余先生的書都非常激動，不是作為一般的學術和歷史書，而是有血有肉的思想。他對陳寅恪先生晚年心境的探討，我們完全感受到余先生心中跳動的那些憤怒，那些痛苦，那些憂傷，完全不亞於我們。王蒙曾經說了一句非常無禮的話，說你們這些幾十年來沒有對祖國、對祖國人民盡一點義務的美籍華人，你們有資格談中國問題嗎？你們這些芝加哥和紐約和舊金山和洛杉磯的美籍華人加在一起，你們能夠理解“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嗎？，余先生沒有正面回答，他這樣說的，他說，像這樣義正詞嚴的話，我這樣的美籍華人讀來“安能不羞愧於死？”“不過，羞愧之餘，我也發生了一個我無法解答的問題：為什麼‘換了新天’的今天，忽然產生了這麼多的美籍華人？王蒙文中那些美籍華人，顯然都是1949年以後才出現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1927年國民革命之後、甚至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都沒有聽說過世界上有所謂‘美籍華人’這種奇怪的動物！”    北 明：王先生請您說一下余先生這篇文章的標題，很有意思。    王 康：就在“我的中國情懷”……    北 明：不是，那篇文章的標題是——？    王 康：《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他說，儘管二十幾年後“化鶴歸來”，發現“城廓如故人民非”，他說“我的中國情懷不但未曾稍減，反而與日俱增，正因為如此，我才不敢忘情於故國，而往往要以世外閒人的身份，與人話國是，說一些於己無益而又討人嫌的廢話，我曾屢次自誡而終不能絕”。北明，我想到俄國的別爾嘉耶夫，我想簡單比較一下。    北 明：您請。    王 康：1922年，由列寧直接下令，把一大批第一流的大知識分子驅逐出去，包括弗蘭克、洛斯基、布爾加科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和別爾嘉耶夫。別爾嘉耶夫和余先生都同樣處於一種流亡狀態，他說：每次想起俄國，我心裡就滲出血來，我常常想念俄國，關於俄國文化的悲劇，關於俄國歷史的斷裂。在俄羅斯命運中，確實存在某種苦澀、特殊的痛苦，這種痛苦對於我只有在最後時候才能消解，我將在這種俄羅斯式的痛苦中死去。余先生當然比別爾嘉耶夫幸運，也許，我瞎猜，同樣的痛苦。他們都是在祖國文化淪喪的歷史關口（中國是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俄國是一千年文明的末世），離開自己的祖國，他們天生負載着強烈的文化使命感。作為祖國文化的託命人，他們怎麼不想回到自己的故國呢？當然願意回來！    陳奎德： 剛才北明談到余先生的三個原則，的確，余先生是一個有原則的人。我們要清楚地看到，現代共產主義政權對文明的摧毀，那是歷史上各種專制主義、各種專制統治遠遠無法企及的。現代極權主義對文化的摧毀是與歷史上的政權相當不同的。因此，如果一些基本的東西沒有變化，確實，余先生作為文化人、學者，他是無法回去的，包括像“六·四”這類血腥的殺人事件沒有一個基本的評判，沒有一個最基本的審判，或者說假裝不知道，不談及，迴避這件事，像他這種學人是不能忍受的。跟歷史上一般的專制統治不一樣，現代極權主義對基本文化的摧毀，是歷史上難以想像的。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的學者，也根本沒有想像到後來會成這樣。所以留在大陸的很多人都後悔了，很人都扭曲了靈魂，當然不能怪他們。這種殘酷的極權主義統治方式，這種所謂“洗腦”，每個人要變換頭腦，來適應政權，在所有歷史上都難於見到。特別在中國像毛澤東那樣的統治方式幾乎見不到。所以，余先生要保持他的尊嚴，保持他自己的基本原則，我覺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當然，他不反對別人，其他學者要做自己的事，願意回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尊嚴，也有自己的原則，他有為公為私兩方面的原因，這個我就不想多講了。剛才北明所講余先生的基本原則，還和他一以貫之的精神底氣、這與他的基本道統的堅守是分不開的，這沒有疑問，我個人是很理解的。在中國，倘若有些最基本的東西沒有變化，恐怕是很難回去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一直和中國大陸知識界、文化界和一般大眾在精神上有聯繫，這恐怕比國內一般人還要緊密和廣泛得多。 史家優勢：歷史可為個人精神資源     北 明：那天在聚會上，我記得他說，我們在認定了自己的價值之後就要堅持這個價值，在各位發表余教授獲獎感懷之後，他用這種方式來表示謙虛。但是這也證明，他把認定的價值貫穿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當中，這是很多從事思想和學術研究的學者很難做到的……    陳奎德：那當然。而且大家看到，我們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中國的學者在中共毛澤東時代的高壓下絕大多數沒有能抵抗住。因為公有制的政權掌握了國民的全部飯碗。倘不服從，基本就是剝奪你的生存的權利，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的生存條件被剝奪，它逼迫你在生命與尊嚴之間作出選擇。在這一嚴酷的生死關口，多數人選擇了生命，從而就喪失了尊嚴。對此，我們可以理解，這個沒有問題。因為其中不少人在1949之前蔣政權時期還是錚錚鐵骨，敢於批判政治權勢的，但那時並不涉及生死的抉擇。因此，在生命與尊嚴不可兼得的毛時代，我們無權要求別人（選擇尊嚴）做烈士。     但是，這種普遍被壓服的情勢確實也和中國缺乏深厚的宗教傳統、宗教信念有關係，應該坦率地承認這一點。我注意到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中國在1949年以後，知識界對毛澤東施與他們的殘酷迫害與侮辱，其反應是慘不忍睹的。多數的人格尊嚴紛紛地倒地，不堪回首。他們寫了很多檢討，有些發表到了報章上。很多人在1949年之前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影響、有造詣的知識分子，不少在西方受過訓練的著作等身者，幾乎全部倒下，包括馮友蘭、費孝通、金岳霖、賀麟、周谷城、周一良…...等等一大批人，都沒辦法，倒下去了，在精神上倒下去了。我說的是，除了有信仰支撐的基督徒等宗教界人士外，中國當年的那些文史哲、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學者大都倒下去了。但是，難能可貴的是，知識界確實也有極少數，特別是幾位史家，比如像陳寅恪先生，作為碩果僅存的大師，他撐住了。大家經常說，歷史就是中國的宗教。確實歷史這東西很奇怪，我這裡要說的是什麼意思呢？簡單一句話吧，就是很多其他學科的人包括很多哲學家、很多文學家、很多各種各樣的社會科學學者、過去很有成就的人都被壓下去了，卑微地跪下了，但是卻有一兩位歷史學家卻撐起來了，站住了。為什麼是歷史學家而不是其他什麼家撐起來了？這個歷史感對人格的支撐起什麼作用？它何以能透視古今不為權勢所屈所惑，為什麼？的確，透視古今的人會有一個對歷史現象和現實的比較、一種博古通今之後的一種內在觀照，一種感應，對當下的現實它可以拉開距離來看，可以知道當下的現實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歷史事件可作參照，它是和歷史上有些時期相類似的。他知道這些不合理的狀況不是永世長存的，而一定會在歷史中淹沒的。而其他學科學術訓練出來的學者，其歷史感覺就會相對薄弱一些、遲鈍一些，容易把一些變故看作開天闢地的神聖事件，戰戰兢兢，頂禮膜拜。包括文學家、哲學家、科學家，或者諸如此類的這樣一批人，容易因為1949年那種翻天覆地的感覺而被迷惑，加以整個三四十年代左傾思潮的泛濫，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毛澤東意識形態及其軍隊鋪天蓋地取得的壓倒性勝利，而且那套意識形態，所謂馬克思主義那套，在當時看起來，真是堂堂皇皇地象一個不可撼動的理論大廈似的，不少人一是出於恐懼，一是出於嘆服，努力自我說服，自我貶抑，結果完全被它征服了。他們中有不少人反躬自問，共產黨這場勝利是如此輝煌，如此開天闢地，我過去所學所思所想確實是不是有問題了？而歷史學家，起碼有些少數的貫通古今、高瞻遠矚的歷史學家沒有受此迷惑，這中間恐怕有很深的道理。我想我將來會寫一篇很長的研究論文來看看這中間是不是可以發掘出一些東西來。總之，我想講的是，確實有些歷史學家在這樣重大的、惡浪滔天的情況下罕見地撐起來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精神現象。    北 明： 王先生，我覺得這個話題很有意味。而且奎德先生所指出的這個現象也確實是個獨特現象，您身在大陸，有什麼高見？    王 康： 我補充一點點，還是余先生的思路。余先生歷史研究中有兩類人物，對於我們有永遠的啟示性。一類是文明集大成者，如孔子、朱熹，胡適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意義上，也是一個集大成者。另一類就是所謂文化遺民，顧亭林、黃宗羲、方以智，以至柳如是，尤其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歷史悲劇和文化殉道精神的現代文化遺民陳寅恪先生。余先生曾經把相當大的感情和研究的重心放在陳寅恪身上。49年之後陳寅恪先生不離開大陸，說明他對中國共產黨至少也曾經報着一種觀望態度，甚至在觀望之中還不免有幾分期待。但是，余先生特別強調，他由史學訓練而得來的批判精神，畢竟不允許他在任何政治力量面前放棄平生所堅持的原則。這句話剛才奎德兄說了，我們可以深長思之，為什麼從事史學研究的人有這種批判精神？他又提到，後來吳宓在61年在廣州見到陳寅恪之後，說他思想和主張都“毫未改變”，與同一時代其他思想家比較，陳寅恪在這方面確實是非常地“固執”，連熊十力和梁漱溟這兩位在政治高壓下能堅持信仰和原則的大儒，都有一種方便、一種妥協，梁先生至少在最初兩年內，曾經公開檢討“錯誤”，並且有限地承認中共領導的“正確”。熊十力還曾經在《原儒》中把周禮比附成社會主義，又在《乾坤衍》裡把古代“庶民”比附為無產階級，陳寅恪連這麼一點“包涵”都沒有。這三位都是特別有風骨的學者，比起來，陳寅恪作為史學家，他的理智眼光和批判精神，能夠從更長程的眼光來看當下他所處的階段，來路和去向看得更分明、更透徹。因比他能保持自己的基本原則不變、思想和主張絕不輕易改變。我們與其說陳寅恪先生比熊、梁更頑固、更保守，不如說是看慣了興亡的史學家，畢竟不像一般哲學家、或者理想主義思想家那樣容易流於樂觀。從這一點來看，余先生強調，陳先生雖然不是思想家，但是在中國思想史上卻具有一種典型的意義。陳寅恪先生的史家遺產，不僅是道德方面的，所謂“思想自由、精神獨立”，絕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且擁有極冷靜極深邃的理智力量，即一種“在歷史中求歷史教訓”的精神和方法 余先生曾特別指證，陳寅恪從1949年起始，便沉痛預感到，毛澤東一批中國歷史的不肖子孫，必然以壓倒思想、摧殘文化為能事，且也必會異常酷烈，但陳先生“固熟讀史乘之人”，文化專制縱可奏效於一時，卻絕不能行之於久遠。因為陳寅恪先生早已“家國興亡衰痛之情感，能融化貫徹”，而能殉身以憑弔興亡，獨對虎狼，余先生指出，陳寅恪這位“老史學家之信念之堅為何如也”，質言之，他深信，最後的法則逃不過杜少陵的不朽詩句：余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陳奎德： 這一點我想，歷史學家的這種通感非常重要。這個通感引導他的理智，所以人說讀史使人明智。這一點看起來，特別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是有相當典型意義的。因為遍覽中國文明史，多次戰亂，朝代轉換，家國興亡。包括元朝人對宋文明的摧毀，包括清兵入關……，山河變色,人世滄桑，在各種各樣巨大的歷史轉折關頭，史家對這些變局都爛熟於心，不免就有一種設身處地的、非常深遠的透視，知道人性的軟弱，知道這種情況下各種人會怎樣表現，他們看遍了歷史關頭人們的種種表演，更知道未來人們會對各類人做何評價、審判，從而對自己行為及其後果有一個清醒的估計。這一點，就不像只會在書齋里對形而上體系殫精竭慮窮究天人之際這樣一些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等。有沒有設身處地的歷史通感，其抗拒暴虐的精神力量的大小是很不相同的，他們深知這一切暴虐的熱病終將是會過去的。    北 明： 你可以把它叫做力量來源，也可以把它叫做通感。我覺得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而做為一個歷史學家，他在某種程度上、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這種局限（陳奎德插：當下的現實環境）。這種資源，也可以說是精神資源，雖然源自歷史，但是經過史學家與當今的比較，那些通古而達今的認知可以凝聚成一種心理方式，變成史家的一種精神資源。這種資源會源源不斷地給他力量，使他超越現在的孤獨、直面最悲慘的現實，導致他藉助歷史的槓桿，抵擋對眼前的悲慘結局作出人所共有的直觀的反應，比方說軟弱、屈服。我覺得某種程度上，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因為他們的資源力量非常強大，他不僅有西方的資源，更重要的有歷史見證和歷史教訓。他們腳站在當下，但是憑藉歷史知識，他們精神連通過去，眼睛於是看得見未來，他們知道如何選擇，哪怕是最孤獨的選擇，他們知道那是人類歷史的主流正脈的選擇。所以歷史學家的這個資源和標準，與哲學家不同。哲學家在黑暗中，點燃的自己的手臂，照亮的是自己的周圍，看見的是自己的影子，他不免仍然彷徨；史學家在黑暗中，用他的歷史知識點燃的是通古而達今的燈火，看見的是深身後的憑籍，前方的曙光。他不大會再彷徨。不肯去國的陳寅恪就是這樣。離亂中出國的余英時也一樣。    王 康： 當然，陳寅恪也有他強烈的個體特性。陳家一門忠烈，三世報國，陳寅恪從來不是單純的歷史學家，應該說他是有很深遂的中國歷史意識、很深遂的中國形而上的尤其是在道德上怎麼固守所謂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獨立的意識。他不僅僅是一個通常的歷史學家，尤其不是一個學問家的歷史學家，而是中國傳統士大夫道德加上西方主流文明精髓（他在西方長期留學），這樣綜合起來的結果。他不去邦國，留在大陸，所受的苦難和民族文化的悲劇，太多的原因共同促成陳寅恪先生文化悲劇英雄的命運，他的道路不一定有普遍性的意義，但是具有久遠的典範象徵。陳寅恪不是普通的文化遺民，不是改姓換代附着強烈政治色素的遺老，而是中國三千年大變局中最大意外和最深浩劫里，以身殉道的偉大文化護法者。奎德兄剛才說，歷史研究給人更寬廣的視野，使人在歷史顛簸當中、天翻地覆的時候，站穩自己的腳跟，確實有獨特的作用，陳寅恪先生的存在，實在是我們時代之大幸，千載以後，典型猶存。    陳奎德： 這是毫無疑問的，我想這確實有它的獨特性和所謂的歷史學家的有些基本本性各方面的原因，我們這個話題將來可以有另外的專述來講吧。   比較俄羅斯     北 明：關於余英時獲獎，您二位還什麼重要的話題補充？    陳奎德：王康先生你不是一直在研究俄國的思想史、俄國近代的思想史？這方面你有些體會，我想就是關於俄國的近代思想史，俄國知識分子同中國知識分子的比較，俄國知識分子確實在有些方面做得相當出色的，他們有很多也是流亡的思想家，他們對中國的包括和現在余先生的獲獎恐怕中間也有些啟示意義。    王 康：剛才提到別爾嘉耶夫，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一大批第一流的知識分子被驅逐或者主動流亡到了西方，在柏林、在巴黎，他們共同推動了重新復興俄羅斯宗教和唯心主義哲學的事業。現在看起來，也是俄羅斯文化和人類文化思想上的奇觀。蘇聯解體之後，九十多歲的蘇聯歷史大家利哈喬夫，他提請世界注意一種事象，蘇聯解體之後，俄國沒有給人類帶來不能承受的災難！他的前提是，蘇聯這樣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這麼一個前所未有的邪惡帝國的解體，肯定會引起世界性的震盪。它不僅沒有引起震盪，在世界整體文明進程中，俄羅斯總體上起到了十分負責、十分正面的作用，一個新生的俄羅斯，也正在復興。他認為，很大程度上，俄國的復興和世界的希望，都受惠於俄羅斯這幫知識分子，他們在海外所推動和建立的俄羅斯宗教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確實，蘇聯解體之後，別爾嘉耶夫、洛斯基、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大量地在俄國出版，雖然七十年間，俄國幾代人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別爾嘉耶夫曾說，我名氣非常大，我在歐洲、美洲甚至在亞洲和澳州都很有名氣，但是只有一個國家不了解我，那就是我的祖國——俄國。但這位俄國二十世紀的赫爾岑，還是深信，俄羅斯文化復興的日子將會到來，因為俄羅斯人民的普世主義和彌塞亞主義，最後必將拋棄一切導致奴役和異化的客體化的誘惑和強迫。他雖然熾烈地愛俄國，但他絕不能接受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更不能接受俄羅斯共產極權主義和帝國意識。他認為他自己和俄羅斯的唯一出路，就是“渴望真理”，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把自己的事業，“奠基於自由之上”，用愛對抗恨，以自由對抗暴政。74年之後，能夠讓俄國在分崩離析的過程里沒有危害世界，而且在精神上、在靈魂上能夠站住腳的，現在看起來，這些知識分子確實起了特殊的作用。這和香港那個小小的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以及海外知識分子更寬廣的存在，有同工異曲之妙。    北 明：王康先生您剛才說到推動復興，復興俄國的宗教、文化、哲學。您說是復興，我覺得用發展更合適些。因為這幫知識分子出去以後，實際是把東正教的傳統帶出去，而且跟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民主自由精神結合起來，用這些新的思想資源為坐標，對自己的歷史和現實進行了非常深入的反思，包括東正教對俄羅斯民族性格的特徵的分析、反思1917年革命產生的思想來路，社會主義革命的現實去向。同時，在這個基礎上，結合西方先進思想成果，某種程度上創立了俄國新精神宗教哲學。比如您剛才提到的爾嘉耶夫，這個傢伙對俄羅斯東正教影響下的民族性格看分析的非常透徹。他指出俄羅斯民族注重精神生活、不倦地探索上帝和真理的天性，救贖意識，擁抱苦難的特徵，但是他同時看到這種性格的另一方面，就是消極怠惰於現實，人權意識淡漠，在現實層面逆來順受。他指出這是斯拉夫民族的二重性格，他深刻地總結說：斯拉夫主義者們把宗教良知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留給俄羅斯人民，而把餘下的全部生活，現實生活，都放手留給俄羅斯的暴君去主宰。白銀時代的俄羅斯思想家們，接受了基督教積極入世的精神，引進了人權思想，平等觀念和抗爭意識。他們並沒有放棄天國的理想和精神的生活，但是他們同時將愛擴展到現實擴展到個人，擴展到對人性,人權的尊重。弗蘭克就指出，在基督教里，真理與人生旅途是一致的，真理就活在生命的最深處，他說人只有自願踏上自己選擇的的道路時，真理才能實現。真理就是愛，愛就是自由。這樣，俄羅斯的東正教就從放棄現實回到了正視現實，干預改造現實和關注現實人生層面。這一新的資源，既可以保證俄羅斯在深重的苦難中巍然屹立，也足以抵擋他們那些“多餘的人”在現實中的軟弱。這是他們受到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薰陶之後，在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上的一場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未就此止步。他們的反省，同時深入到這種干預現實的手段是否合乎人性。而且正是因為有了人這個現實的坐標，他們有能力反省以人民福祉的名義犧牲個體生活的共產主義革命中普遍的虛無主義。這批流亡歐洲的俄羅斯知識人在東正教救世主義基礎上，嫁接西方基督教精神和民主人權思想以及自由主義傳統，創建了俄羅斯新宗教哲學。這種精神資源，在蘇聯社會主義倒台之後，立即接續到那片土地，成為那個民族重新建構新社會的巨大的思想能源。這是西方人文精神與俄羅斯民族文化傳統結合的典型。我還要補充一點就是，早先的俄羅斯哲學史，如俄羅斯的哲學家洛斯基，他的哲學史裡面申明的，白銀時代這一批宗教哲學家在當時並無太大建樹。抽象思辯能力並不是俄羅斯民族的特長。在白銀時代之前，羅斯哲學不很發達。而二十世紀一批知識人流亡之後，直接接觸西方哲學和宗教，他們在巴黎、布拉格等地建立了俄國東正教神學院，幾名重要知識分子如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都是在那裡任神學教授。認識論上，他們發展了直覺主義，這是斯拉夫人的本土特點。但是無論如何，他們思想與西方文化的直接接壤，是他們能夠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基礎上，復興——或者我寧願說——發展俄國傳統的前提。    王 康： 上接奧加遼夫、赫爾岑、屠格涅夫為代表的十九世紀喬民文化的傳統，但是他們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從此就接觸了西方大量的基督教、自由主義、啟蒙思潮，但是他們的思想基礎還是俄國東正教，在此基礎上了發展出俄國宗教唯心主義哲學。這個哲學不純粹是西方思辯哲學和抽象哲學，它始終是一個有濃厚東政教宗教背景、和俄羅斯命運休戚相關的那種意義上又高度唯心主義、高度內在化、內在體驗的哲學體系。別爾嘉耶夫1947年獲得劍橋大學給他授予的神學博士學位。這個神學學位在法學和科學之上，授獎儀式非常隆重（我想跟余先生都差不多了），在非常隆重的中世紀風格里進行，穿着紅色禮服，戴上天鵝絨的帽子，獲得法學榮譽博士的英國外交大臣和印度總督都站在後邊；同時他接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通知，他成為了候選人。回到我最初提到的，整個人類在精神上、在命運上有某種通感性，別爾嘉耶夫他們流亡到西方，被西方接納，然後接受了很多西方資源，但他們要解決的仍然是俄羅斯的命運問題、仍然是俄羅斯精神和靈魂的出路問題。 北 明： 是，這一點我完全認同。    陳奎德： 這點，恐怕俄國出亡的一批知識分子，確實是和俄國歷史上的所謂的貴族傳統有很深的精神聯繫，這方面中國是比較匱乏的。貴族精英，俄國確實有一批文化貴族和整個西方實際上打成一片。剛才說到的屠格涅夫也好，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人雖然都不一定都出國，但是他們在精神上，是整個歐洲上流社會的一部分。除了和俄國的東正教的緊密的精神聯繫外，俄國的貴族傳統從十二月黨以來，又滋生了民粹主義精神，深入大下層民眾中，從而大量吸取了俄羅斯的”地氣“，於是該貴族色彩獲得了某種道德上光環，使之能義無反顧的投身於他們認定為正確的精神活動中。    王 康： 還可以比較的是，他們（余先生和別爾嘉耶夫）都是真正透識人類本性的先知，包括深入地了解自己的人性。別爾嘉耶夫曾經是西歐主要文化、藝術和宗教中心的座上客，享有盛名，他卻多次強調，他決不能也決不想感覺自己是“有威望和受景仰的人”，他不是生活的教師，不是青少年的偶像，更不是祖國的精神之父。他們都遠離現實政治，崇尚個人自由，藐視任何強權，同時他們在精神和道德上又遠比一切權勢人物，更真切而深刻地關注人的命運。余先生獲獎後仍然強調，他嚮往的生活和絕大多數現代人“沒有什麼不同”，“一個和而不同的多元社會”。他還引用匹夫匹婦都耳熟能詳的古話，概括他一生的理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他說，這一嚮往於今更為迫切。所謂“有自由的秩序，或曰有秩序的自由”，一百多年來，中國絕大多數人都在追求這樣一種合理的秩序，在這一追求中，知識人的責任最大。    不必諱言，余先生這次獲獎，與中國的現實狀況（包括經濟、軍事、政治和發展趨勢），以及對西方的態度，有某種關係。前蘇聯對西方構成嚴重威脅同時，俄羅斯精神和文化的命運成為了一種世界現象，二十世紀俄國知識界實際上承擔了比十九世紀的前輩們更艱難更沉重也更有希望的使命，從而獲得西方的關注和敬意。余先生這次獲獎，來自同樣的關切和寄望，在這個意義上，這個獎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和思想成就，而是攸關現世存在命運和精神演變的重要信號，一個新時代的象徵。    雨果曾說，世界歷史上只有希臘、意大利和法蘭西民族享有以人物命名時代的特權。在伏爾泰之前，只有以國家統治者來命名時代的先例。其實，中國曾在兩代人時間裡，被稱“毛澤東時代”，現在，我們可以呼應那位偉大的法國人，稱我們的時代為“余英時時代”。    余英時先生身體、精神、創造力都處於一名學人的巔峰時期，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並相信，余先生將以其淵博的學識、睿智的洞察力和一以貫之的濟世理想，為中國和世界文化的遇合融通、尤其為中華文化的悲壯復興，取得新成就，止於至善，臻於至境。    北 明： 謝謝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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