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現代科學為什麼產生於基督教的歐洲而不是中國，我比較服膺阿爾伯特٠愛因斯坦的觀點：“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在人類歷史上，實驗方法一直屬於工匠傳統，形式邏輯方法則屬於哲學家傳統，近代科學興起於工匠傳統和哲學家傳統的結合。問題是，從巴門尼德開始，希臘哲學就嚴格區分真理與意見、理性與經驗，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是明顯輕看人類經驗的，亞里士多德雖然給與經驗在認識論中比較重要的地位，亞氏也改變不了希臘哲學重理性、輕經驗的慣性，以至於阿基米德將實驗方法應用於自然哲學研究時心中總有一種不安和自我貶低感。希臘哲學的重理性輕經驗到中世紀表現為神聖與世俗的對立，這應該是中世紀“教權高於皇權”的哲學根源。

對於現代科學的興起，中世紀的經院主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哺育作用。經院主義在神學教育中引入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和哲學一方面使羅馬天主教墮落為馬丁路德所批判的半佩拉糾主義（一是為了協調信仰與理性的衝突，托馬斯٠阿奎納主張人的墮落主要是意志的墮落，人的理性基本是完整的，這樣就給與了亞里士多德主義在神學上以合法的地位；二是由於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引入，導致羅馬天主教在救恩論上走上神人合作說）；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神學的系統化。我認為神學的系統化是近代科學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第一，羅馬天主教的經院主義將神學系統化使得宗教改革後的新教（Protestant）也必須將自己的教義系統化，否則無法抵擋教皇派在神學上發起的批判、反擊；第二，新教神學的系統化使得哲學家傳統與工匠傳統的結合成為可能，新教經院哲學（Protestant Scholasticism）意味着新教的牧師不是跳大神的巫婆神漢，而是思維嚴謹的哲學家，而新教對職業無聖俗、信徒皆祭司的強調就意味着哲學家傳統與工匠傳統、形式邏輯與實驗方法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