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蘭考的悲喜劇 焦裕祿身後—— 天天新報 2009-03-08 10: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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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人民公僕焦裕祿逝世四十五周年。作者在對焦裕祿事跡進行了更為準確、深入發掘的同時，揭露和批判了“焦裕祿親密戰友”張欽禮借宣傳焦裕祿事跡進行投機的事實。書稿對一些重要史實的澄清、所講述的蘭考的悲劇和喜劇，是中國半個世紀歷史的縮影，發人深思。

　　引子

　　作家任彥芳：2006年6月10日，鳳凰衛視的記者來找我，他們是為尋找英雄，為了解焦裕祿而來。他們看過我寫的長詩，最近又看到我在國際網上發表的關於焦裕祿及身後繼任者命運的文章，便決定來採訪我。沒有採訪提綱，他們讓我說我想說的話，海闊天空，沒任何限制；說辦就辦，找個地方，支起了機器，對好燈光，我便打開了歷史的閘門，讓回顧的流水順流而下。 我們談了近5個小時，臨行前，我和焦裕祿的繼任者周化民通了話，他們立即去河南省採訪。

　　一個月後，2006年7月15日晚，我從他們的訪談節目裡，看到了我的老朋友、我的前輩張申同志，看到了周化民同志，也看到了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大兒子焦國慶，看到了老朋友、相識四十多年的蘭考縣委原宣傳部副部長劉俊生。

　　記者把我們的談話剪輯成一個集體交談。

　　老焦沒有迴避包產到戶

　　1966年2月7日，一篇由穆青、馮健、周原三人撰寫的題為《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通訊，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播送。有人說這篇通訊無異於在蘭考上空爆炸了一顆精神原子彈。在電影《焦裕祿》中，有一個情節，是焦裕祿初到蘭考，在火車站看到的災民逃荒的景象。這是1962年的焦裕祿。這一年的冬天，受開封地委委託，從尉氏縣調任到蘭考。前任蘭考縣委書記王金碧由於生活作風問題被調離；時任開封地委書記的張申提議由焦裕祿來擔任蘭考縣委書記，這年他四十歲。

　　任彥芳（作家）：蘭考窮，蘭考富，蘭考出了個焦裕祿。蘭考後來是以焦裕祿出名的，以前是以窮，以討飯有名。當時的幹部為窮髮愁，都不願在這兒。

　　張申（原開封地委書記）：當時的縣委書記也不行，也懦弱；因為他本身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發生了生活作風問題。發現這個情況，我覺得蘭考不行，縣委書記得換人。把縣委書記給換了，換了調誰去呢？當時考慮的是另外調個縣委書記，可這個同志不願去，他怕困難；我就想到焦裕祿了。

　　任彥芳：找到焦裕祿時，他二話沒說。既然黨派我去，這個地方最窮，我希望地委幫助我。我去，努力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

　　張申：因為對焦裕祿，我知道他。1948年，我在尉氏縣當縣委書記，他在縣委宣傳部當幹事，以後當團委書記。這人很能幹。

　　記者：接到地委通知的焦裕祿，於這一年的十二月來到蘭考，不久他把妻子和孩子也接了過來。

　　焦國慶（焦裕祿長子）：父親在去蘭考之前是尉氏縣委書記。我們全家從尉氏到蘭考的時候，一看蘭考縣城就不一樣……

　　焦守鳳（焦裕祿長女）：一下車全都是白茫茫的，就是那鹽鹼，沒有長樹；這裡確實是自然環境很差的，都是鹽鹼地，又連續幾年下大雨，淹的淹了，都不長莊稼。

　　記者：位於黃河古道的蘭考，受到鹽鹼、風沙、內澇三大自然災害的侵襲，蘭考人稱為“三害”。

　　張申：大家為了逃命啊，這就往西跑，扒上火車往外邊走，有上西邊去的，有上南去的；上西邊去的多。所以蘭考難民出去逃荒，比較出名了。

　　任彥芳：當時稱為蘭考路線。什麼叫蘭考路線？就是逃荒討飯的路線。蘭考的小車站，給全國的壓力挺大。全國鐵路都提出來到處都是蘭考要飯的，他們都管扒火車叫扒大輪；他們不是坐那客車，而是扒貨車；見到貨車一來，這些人便蜂擁而上，擠上去；這車拉到哪兒就是哪兒，到那兒便下車討飯。有的拉到大西北去，到那裡去討飯。蘭考的糧食產量曾經創過歷史的最高水平：1957年以前，蘭考是糧豐林茂；泡桐樹都起來了。沒有內澇，也沒有鹽鹼。

　　劉俊生（原蘭考縣宣傳部副部長）：1958年，那時候號召大煉鋼鐵。用什麼煉？就是用樹木。有很多樹木就是這時候被砍伐了！大樹小樹都砍光了！砍的樹，便去煉鋼去了。結果是鋼也沒有煉出來，樹木全砍掉了；樹沒有了，風沙便又起來，再也沒有擋風沙的了。蘭考的風沙就是這麼起來的。

　　任彥芳：那時候是談包色變哪。誰敢說一個包字？那包產到戶便是資本主義，那就是立場問題，路線問題。但焦裕祿沒有迴避這個問題，說包下去，出了錯我負責。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與世長辭。我母親受到巨大刺激，也住進了醫院。她給我寫信說：一個最好的好人焦裕祿，老焦不在了！

　　宣傳：“還是留點餘地好”

　　記者：這是1966年2月7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張申：焦裕祿去世後，我們認為這個同志很好，精神可嘉；當時地委就發出向焦裕祿學習的通知；以後又報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學習焦裕祿。

　　任彥芳：我來開封探望母親，聽她講了許多焦裕祿的事，當時非常感動。我就給所在的長春電影製片廠黨委寫了一封長信，講焦裕祿的事跡；1965年2月，長影黨委派我來蘭考搞焦裕祿的電影劇本。

　　記者：這是1966年2月任彥芳發表的一首長詩《焦裕祿之歌》。1965年，為了深入蘭考生活，任彥芳參加了蘭考的“四清”工作隊。就是這時候，新華社三位記者來到了蘭考。

　　任彥芳：1965年8月，我參加了蘭考縣“四清”工作隊，和蘭考當時的縣委書記周化民一起，在他蹲點的城關公社胡集村。搞到12月份，這時才聽說新華社來人了，說是要寫焦裕祿。

　　劉俊生：周原先來的，來了他第一個見到我。

　　任彥芳：當時，他們來豫東，是想寫蘭考的生產救災情況；因為蘭考是豫東最窮的縣。到了蘭考，一說生產救災，必然要說到為了蘭考救災，為了蘭考除“三害”而犧牲的，就是說把生命都搭進去的焦裕祿。

　　劉俊生：這時，我就和他們談，我們這個縣，為了除“三害”，把我們的縣委書記都累死了。一說到這兒，他問是怎麼累死的。我說了焦書記是怎樣累死的，是為了除“三害”；他聽了說好，我們這次就寫這個書記，搞一篇大的報道。

　　任彥芳：周原、穆青，這些記者都被焦裕祿的事跡所感動，於是改變了原來的計劃，就開始寫焦裕祿的大通訊。這個通訊是他們採訪了4天之後，在開封寫的，由周原起草，穆青修改。我知道這消息後，到了縣委，見到周原同志，周原說，你們長影抓到了一個很好的題材，你們很有見地呀。

　　1965年年底，周原在張欽禮等幹部的陪同下，在蘭考進行了4天的採訪。為避免一些宣傳口徑和中央精神相違背，他們挑選從生產救災的角度對焦裕祿進行描寫。然而，在縣委舉行的討論會上，周原和縣委其他同志發生了爭吵。

　　周化民（原蘭考縣委書記）：縣委開會了，周原就念他的通訊稿了。念完之後，讓大家提意見。我是縣委書記，提意見，別人沒說話。我說其他情況我不了解。我聽了之後，覺得說蘭考的面貌改變了，有點過分了。我說還是留點餘地好。

　　任彥芳：在通過稿子的當時，因為是周原自己寫的東西，非常偏愛吧，所以縣委的同志提出任何不同意見，他都一一反駁。

　　周化民：好多意見被壓下了！周原是新華社記者，他說，他已經留有餘地了。他不同意不同的意見，我說那就算了吧，我也就不說了。

　　任彥芳：當時周原反駁說，焦裕祿的精神已經變成物質了，就是已經改變了面貌了嘛。事實是蘭考並沒有改變面貌；雖有所改變，但與根本改變面貌還距離非常遠。當時沙荒、鹽鹼，尤其是鹽鹼地非常嚴重。後來大通訊一發表，很多人來參觀，看到原來蘭考還這麼貧窮，災害還是這麼重啊。

　　一張照片，十年眷顧

　　1966年，毛澤東在天安門上與焦守雲合影，消息傳回了蘭考，引起了極大震動。有人說就是憑着這張照片才使得焦家的人能順利地度過那個混亂的年代。

　　焦守鳳：當時有人給她領過去說她是焦裕祿的女兒，毛主席非常高興，說我們照個相吧，跟她說了一番話。當時就拉着林彪，來吧，咱們三個照吧。

　　焦國慶：以後林彪又題了詞。毛主席沒有題詞。其他領導人，董必武有題詩。

　　記者：由於毛澤東的眷顧，焦裕祿的家人平安地度過了那個十年；然而這樣的眷顧，卻沒有惠及更多的蘭考人。

　　“文革”中，蘭考的幹部群眾分化為兩派，而兩派當時共同的口號都是保衛焦裕祿。

　　任彥芳：“文革”過程是一個神化過程，把焦裕祿變成神，變成了打人的棍子……

　　張申：當時省里開會的時候，劉建勛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要支持少數派，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裡。

　　任彥芳：從省到下邊都有兩派，蘭考一派就是以張欽禮為首的一派，在河南省叫二七公社派；另一派就是當時稱為老保派。由於觀點的不同，兩派鬥起來越來越烈。

　　焦守鳳：蘭考兩派都是為了維護我父親的名譽，以這個名義想達到個人的目的。

　　長達數年的派性鬥爭中，接替焦裕祿成為縣委書記的周化民和地委宣傳部長秦一飛成了造反派攻擊的目標。就是墓碑也成了周化民他們反對焦裕祿的鐵證，理由是焦裕祿的墓碑立得太小了。

　　周化民：為這個碑我不知被打了多少次。

　　任彥芳：焦裕祿的墓地，變成了批鬥老幹部的一個流血的場地，他們逼迫老幹部到那裡，要人喊管焦裕祿叫爹……

　　周化民：我們能喊不能啊？說你們反焦裕祿，你們管焦裕祿叫爹！打死也不能喊哪！秦一飛不喊，我也不喊！

　　於是周化民被《人民日報》點名批判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好多年後，中共河南省委才為周化民平反落實了政策。因為在“文革”中與周化民的對立，一個人再次走進了我們的視線：張欽禮在“文革”結束後被判處十三年徒刑——他就是焦裕祿當年的縣委副書記、大通訊中的“焦裕祿的親密戰友”。

　　任彥芳：他的災難是由於大通訊把張欽禮樹為“親密戰友”之後。大串聯的紅衛兵來這兒串聯都知道這裡有一個焦裕祿的親密戰友；所以好多紅衛兵不了解蘭考的內情的時候，都在支持張欽禮。

　　周化民：當時“文革”厲害了，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焦裕祿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張欽禮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的親密戰友。中央有個林彪，蘭考有個張欽禮……

　　張申：張欽禮這個人能幹，有本事，但思想有毛病。他個人主義比較突出，愛出風頭，他自己總想當第一把手；結果沒有當成一把手，他就心裡不高興。“文革”期間，他拿着焦裕祿這個旗子當成棍子，到處打人。誰對張欽禮有點意見，就是反對焦裕祿，反焦裕祿就是反毛主席，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記者：2004年，他葬在自己工作過的蘭考縣。那段往事，隨着他的死而凝固了。

　　任彥芳：張欽禮多年感到懷才不遇。他見到穆青同志，看到新華社大記者要宣傳焦裕祿，便想借宣傳焦裕祿之名，要把自己樹上去。所以說了一些瞎話，把自己說成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他因為這些瞎話，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劇。如果他這時不說瞎話，他不可能被寫成焦裕祿的親密戰友，就不可能在“文革”期間走上這個路，也就沒有後來這個悲劇，以致被開除黨籍，判處十三年徒刑。本來是一個好幹部，就這麼毀了！

　　新華社稿突出“生產鬥爭”

　　張申：當時蘭考的自然災害嚴重，困難那麼大，人民生活過不去不行啊，所以突出要強調的是生產鬥爭。焦裕祿雖然也抓過階級鬥爭，但是他並沒有把這個東西突出起來。所以新華社的大通訊里沒有寫焦裕祿抓階級鬥爭，而是突出表現他抓生產鬥爭，現在看來是對的。如果寫了，恐怕焦裕祿也難樹起來了。

　　記者：從那以後，焦裕祿成為不朽。成為不朽的還有一個創造不朽的人。不論怎樣，他留給我們一個英雄，留給我們一段至今還在回味的歷史：回味那至今讓我們感動的英雄……

　　○摘編自《焦裕祿身後——

　　我和蘭考的悲喜劇》

　　任彥芳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