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慎盈 尹欣 陳俊珺
採訪者：高慎盈 尹欣 陳俊珺
受訪者：柴靜
20多歲時，柴靜寫了她的第一本書《用我一輩子去忘記》，字裡行間滿是文藝青年的調調。
十多年後的柴靜說，“這本書裡通篇都是‘我我我’”。
在公共場合，如今的柴靜習慣以優雅示人，不見咄咄逼人的姿態，人們聽到的總是她的感悟和建議。
在電視節目中，柴靜的發問依然不失犀利，但態度更為平和，努力呈現客觀和理性。
許多人發現，從前的那個柴靜，逐漸消失了。
你不要質疑，要疑問。質疑是你質問要找出什麼，疑問是還有未解之餘地。
媒體一聚攏，聚光燈一打開，就像發了一場高燒，很容易被裹挾其中。
做新聞做到現在，我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受，那就是不要試圖尋找傳奇。
記者：你的新書叫《看見》，記錄了你採訪中的“看見”，聽說你剛從蘭考採訪回來，這次在蘭考你又“看見”了什麼？
柴靜：關於“看見”這個詞，我在書裡也寫過，就是要從蒙昧中睜開眼，儘可能擺脫看見之前所形成的成見和概念。
這次我們去蘭考之前，其實不論是袁厲害還是當地政府，都已經被概念化了。出發前搜索資料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因為很多說她牟利或者販賣孩子的材料來自於“據說”、“聽說”、“傳聞說”，都是些語焉不詳的詞彙。可能因為我是做調查記者出身，覺得還是要先求得事實的準確，放下任何預設，用親眼所見的事實儘可能地抵達真相。不要出發之前就把目的地的一切都想好了。
記者：聽崔永元說過，柴靜的一些報道雖然不是對新聞事件的最早觸及，但卻總能呈現不一樣的“看見”。
柴靜：這也是我們做袁厲害這期節目遇到的挑戰，我們到蘭考的時候，很多媒體都已經在那兒了。媒體一聚攏，聚光燈一打開，就像發了一場高燒，很容易被裹挾其中。 “我要第一個發稿”，“我要拿獨家信息”，“我一定要跟別人不一樣”，這種急切，這種發燒的心態，會影響人對於新聞事實的觀察。
不要急於跟別人不一樣。做新聞做到現在，我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受，那就是不要試圖尋找傳奇。為了尋找傳奇，你就會在無意中把袁厲害給極端化了，要麼認為她一定是個毫無瑕疵的人，要麼就認定她是個貪圖利益的人，對於當地政府也是這樣。
世間事都在情理當中，不要尋找經驗以外的刺激性的東西，而要尋找人生經驗以內的東西。但同時對每種情緒都要有所戒備。比如我第一次見袁厲害的時候，她一把抱住我。我從來沒有被採訪對象那樣抱過，有的人抱個兩三分鐘也就鬆開了，但她足足抱了我10分鐘，而且抱得很緊，就好像全部依賴着你。
記者：你未掙脫嗎？
柴靜：我沒掙脫，但我也沒安慰她。因為我剛到那裡，還不能判斷這個人。我就沒動。
記者：她知道你是誰吧？
柴靜：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我是誰，也可能她只是看到一個來自外界的人。所以，一定是有種很強烈的東西在裡面，這個東西是什麼，就是我們探尋的出發點。但同時也要保持警覺，不要因為你被擁抱，就傾向了她。我依然保持了關切和疑問。
記者：疑問是有疑而問，沒有預設的立場。
柴靜：當年莊殿君主任就對我說，你不要質疑，要疑問。質疑是你質問要找出什麼，疑問是還有未解之餘地。
我怕消費別人，尤其是消費一個正處於極端身體狀況的人。她的身體是不會撒謊的，醫生告訴我之前一天晚上，袁厲害的血壓達到180（mmHg）。之前有一次接受採訪時，她受過刺激，血壓一下子就上來了，人就支撐不住了。我很擔心發生這種情況，不能因為我要拿到一期採訪，就置別人於險境，我受不了。我就告訴袁厲害，只要能通過外圍採訪回答的問題，我就不問你，我只要你回答幾個非你不可的問題，你不想回答絕不要勉強。這就是我的態度。
記者：按理說袁厲害是你們這期節目最想“看見”的人，但是你沒有像以往那樣做一對一的專訪。
柴靜：很多人看了這期節目也問我，為什麼你們用了很多調查的手段，採訪了那麼多人，你是怎麼考慮你們節目的屬性的？我說我沒考慮節目的屬性，我只考慮我對一件事情想知道的願望。如果只考慮屬性，我就一對一訪談，但一對一對我來說可能抵達不了真相。採訪多少人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真實。
記者：那只是一種形式。
柴靜：當年我坐在演播室里的時候，就特別容易受到形式的拘束。當時要做三方嘉賓的連線，欄目的屬性決定我必須要讓三個人交流起來，隔兩三分鐘就要有個互動。當你滿心想的都是欄目的屬性，就把新聞忘了，就把真忘了。一位前輩跟我說，你根本不用考慮嘉賓的感受和觀眾的感受，你就考慮你對新聞事實的追求，只要你的追求在，哪怕30分鐘你只問了一個人，只要你問的這個人能完成邏輯的拆解，其他兩個人都晾在那兒，也沒問題。
記者：跟節目的形態相比，更重要的是讓人們接觸到事實。
柴靜：陳虻當時教我們，要想認識人，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把他（她）放在結構中，要產生各種關係，這種關係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審度這個人物的背景，像螺絲卡螺母一樣。所以要了解袁厲害，就要看福利院院長跟她的關係，看孩子們、兒子、保姆、縣長、警察跟她的關係。我們找各種各樣的線索來完成這個人物，我們做的是他人，可是每個人物又都是為她服務的。人由他人構成，他人幫我們找到一種真實的方式把這個人物呈現出來。
記者：這次採訪了多少人？
柴靜：（扳起手指數）有袁厲害的親生兒子、養子，有她的保姆、母親、弟弟，還有縣長、福利院院長，這些還不包括那幾個孩子。
窮富沒有標準，更用不着比較，人要是通過比較來界定自己的話，那就麻煩了。
我為什麼喜歡閱讀，就是因為看到有人寫的東西讓我覺得很親切。
你對做的事情本身是敬重的，做得稍有質量一點，讀者就會給你回饋。
記者：《看見》這本書問世一個多月，已經賣了100多萬冊，有媒體形容你的簽售會“堪比春運火車站”。這麼多粉絲、這麼大銷量，這件事情本身讓你看見了什麼？
柴靜：我原來沒有細想過這件事。寫書的人一般都有個慣性，覺得封筆的一瞬間，這本書就和自己沒關係了，從此後你有你的路。但我很在意讀者的檢驗，最終對這本書有決定權的，不是那些因為知道我名字而買書的人，而是那些真的翻過看過這本書、對這本書有評判的人。有一個陌生人過來跟我說，我看了你的書，看到哪兒掉眼淚了，他說不是因為你寫得多麼好，而是因為你寫出了我想說但沒說出來的話。他的這番話很打動我。
當年我為什麼喜歡閱讀，就是因為看到有人寫的東西讓我覺得很親切，即使他是百年前的人，是已經故去的人，但我覺得他是我精神上的親人。雖然我們身處不同時代，但我一直沒有點破的東西，他卻說出來了，我和他的感受是相近的。這也是寫書本身的意外之喜。
記者：也許是本來的應有之義。
柴靜：也許是，但我沒做過這樣的預設。我不知道這本書對他人來說有什麼用，但對我自己來說是一種完成。
記者：對於很多銷量大的書，有的人看見的是銷量背後的巨額稿費。
柴靜：要是以這個為出發點的話，我就不會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簽這本書。他們來跟我談的時候肯定不是把銷量報得最高的。我最在意的也不是他們對外的聲譽，或是受人尊重的名頭，而是我喜歡他們的編輯，他們的幾位編輯對文字的認真、那種讀書人的風範，是讓我欽佩的。這本書在後期的兩三個月裡有一次比較苦的打磨，以至於我的責任編輯到現在還沒看過那本書，他甚至不願意多看一眼了。 （笑）我特別尊重他們的修改意見，但反過來這會折磨他們。這個折磨是什麼意思呢，我可能每天都改一稿發給他們看，他們說定稿了怎麼又改了。但他們非常細緻，我書裡寫的每一期節目，他們都會找出來看，時間、地點、人物，包括敘述的準確，甚至到行文和結構。
記者：之前有人調侃，說你是“央視最窮主持人”。
柴靜：窮富沒有標準，更用不着比較，人要是通過比較來界定自己的話，那就麻煩了，會永遠活在不安中。在目前的境遇里過得還挺舒服，這就夠了。
當年在電台工作的時候，工資很低，有位聽眾給我寫了張明信片，上面寫着“有一天我們會為你發工資的”。傳媒市場很有意思，我沒有預期，但從這個事情回頭來總結的話，這個行業可以給大家一些良性的信息，你對做的事情本身是敬重的，做得稍有質量一點，讀者就會給你回饋。
不要動不動拿一個大壩把他的心攔起來，不讓他進，不讓他出，其實人是可以流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