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這個帽子，對文革時被打倒的多數幹部來說大概不冤枉。文革前幾年，為了恢復生產，農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往回退的。從公社所有和吃大食堂退到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所有制基本上回到了個體經濟。

工業上雖然說所有制沒變，但是搞了利潤掛帥，獎金掛帥，都是資本主義的經營策略。教育上玩分數第一。文藝界搞自由創作，寫中間人物。總之一切都儘量往回走。當然，這一切都是少奇和小平領導。58年搞的那些步子太大了。社會適應不了。要退回來重新走必經的階段。因此，說幹部走資沒什麼錯。但說他們反黨就錯了。他們辦事都是中央給的方針。他們當然得照辦。所以，應該說他們不是反黨，是擁護黨。說他們反毛主席，則也許有些道理。因為毛主席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堅決貫徹計劃經濟和公有制。這在當時確實被認為是最先進的經濟制度。

文革後，從生產關係上還真實現了毛主席預料的“資本主義復辟”。最近的統計數字，說明中國私營經濟的成分，已經在70%以上。

我對“走資派”的興趣，不在他們的經濟政策，而在他們的政治能力。考查他們在文革中的動作，只能說他們是一個政治上異常成熟的階層，確實具備了管理中國的能力。

文革開始時的局面，是毛主席準備大換血。他和群眾，特別是受到“走資派”壓迫的那部分群眾，以及學生，結成了同盟軍，自上而下地打倒“走資派”。確實形成了聲勢。從當時的大字報來看，群眾對“走資派”的揭發是全面的，深入的。比如，揭發彭真生活腐朽時，指出他家三十五間房子，用了十二個電扇。揭發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接近過很多小護士。又揭發賀龍喜歡吃小狗。這樣的細節都揭發出來，可見連“走資派”身邊的人都發動起來了。

“走資派”假如不作為，那就是任人宰割。假如激烈反抗，那會遭到迎頭痛擊。二月逆流陳毅等人拍案而起，被主席痛批就是例子。他們也可以熱烈擁護文革，但那等同於自殺。總之，任誰處在那個局面下，都很難選擇正確的應對方法。但是“走資派”居然成功地扭轉了乾坤。他們的辦法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指使支持自己的基本群眾打出造反派的旗號，反對造反派。造成全面的內戰，在大亂中保住自己。

各地“走資派”多年經營，手下當然都有一批紅人和干將。這包括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層幹部，總之“走資派”政治上不孤立，身邊有勢力，有一個利益集團。假如他倒了，這個集團自然也受損。因此，這個集團中的人很容易被共同的利益團結起來，對抗要打倒“走資派”的造反派。

主席支持的造反派當然不軟。但是總體素質上還是不如“走資派”支持的紅人集團。原因很簡單，紅人在文革前之所以受重視或者被提拔，當然要麼是因為忠誠，要麼是因為能力強，要麼因為出身硬，要麼是因為文化高，總之必須素質好。而主席那邊的人，除了學生，多為怨氣特大的，文革前不得煙抽的主。這些人當然有素質上的毛病，也就是湖南人所說的痞子。其中，有個人歷史問題者為數也不少。這在兩派鬥爭中，特別容易受傷。

所以兩派一斗，真正的造反派往往成了少數派。受益的則是“走資派”。典型的對局出現在武漢。“紅人集團”的隊伍起名百萬雄師。“痞子集團”的隊伍號稱工總，完全寡不敵眾。到最後，居然處於受迫害的位置。

這種情況絕不限於武漢，各地都出現了保守派和造反派兩派。打個不可開交。毛主席甚為頭疼。文革小組的人很快就看出凡是兩派大打出手的地方，背後都有“走資派”的影子。問題是他們多為一些從政經驗很弱的書生，沒有控制局面的實際能力，也缺乏控制局面的政治資本。因此，各地局面一時失控，各個“走資派”，都得到了相當的喘息空間。

對抗達到高潮的標誌，是武漢的720事件。這個事件的開端，是百萬雄師在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等“走資派”的指使下，把真正的造反派打得一敗塗地，中央文革直接出面干預。當時派出的是謝富治和王力兩員大將。他們到了武漢，把陳再道和軍區政委鍾漢華叫來，訓斥他們給保守派當後台老板。誰知後來衝來了一彪百萬雄師雄師方面的人馬。其中有大量軍區的軍人。上來就給王謝幾個大耳光，然後關押起來。這彪人馬，自然是陳鍾或者他們手下的人。

打王謝不是目的。目的是諫毛澤東。毛澤東本人當時也在武漢，這是當他的面打他的人。因此，這次行動，實際具有西安事變兵諫的性質。這等於告訴主席，你看，你打倒我們，就得罪了武漢的多數群眾。再繼續下去兵變也是可能的。這招無疑是險棋。只有在槍林彈雨中走出來的將領，能將生死置之度外，才敢出此等招數。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妙招。打王謝足以提醒主席高壓可能造成兵變。但又不真正實行兵變，給主席以足夠的思考餘地，使得事情有迴旋的空間。這是政治力學的精確運用。

最高領導人犯錯在中國是經常看到的。中國老練的政治家們，總能想出解決的辦法。宋朝時，宋仁宗犯了不孝之罪，按律需要挨板子。老吏包拯想出一個辦法，用打龍袍代替。陳鍾這次打的王謝兩位實際就是主席的龍袍。可見武漢雙雄的政治水平絕不在包公之下。

學生就缺乏能人。學生和知識分子喜歡採用不斷升級，激烈對抗的策略。把力道完全使盡，不給對方以絲毫迴旋的餘地。最後以徹底失敗告終。跟陳鍾等“走資派”比，他們政治經驗的不足和智力上的弱勢是非常明顯的。書生光緒皇帝和譚嗣同對抗老佛爺，玩圖窮匕見，居然寫衣帶詔謀害太后。把對抗推向了了必須魚死網破的絕境。

歷史上還有一個對抗的例子，被雙方的政治智慧解決。毛澤東在延安組織抗大批判四方面軍的將領。許世友等將領年青幼稚，組織逃跑被逮捕。許不服，聲言要見毛澤東，並且要毛澤東給他一把槍。毛澤東欣然前往，還當場給了許一把槍。許當場下跪表示臣服，使得事情有了個好的結局。許雖然文化不高，但他的做法也充滿了粗人的智慧。研究這個事件的解決，令人對雙方的政治智慧，有深刻印象。

武漢720事件的結局如何？也是個好結局。事件發生，毛澤東的第一個決定不是對抗，而是脫險。周恩來親飛武漢，送毛澤東飛往上海。這一行動，說明毛澤東完全明白事件傳達的信息，而採取了先退一步的態度。第二個動作，是以軍委名義，召武漢雙雄進京議事。這辦法一舉兩得。如果陳鍾意在謀反，自然會拒絕參加。那時可以討伐。如果他們不謀反來京，那么正好將他們收監審查。慢慢泡製。毛澤東在召二人的電報稿中陳再道的名字後面加上了“同志”二字。這兩個意味深長的字，開闢了充分的政治迴旋空間。

結果，陳鍾二人應召進京。在京西賓館會上，空軍吳法憲司令表現激進，以中將身份抽上將陳再道的耳光。嘴裡還罵着娘。之所以沒進一步，也是主席加“同志”二字之功。

武漢雙雄儘管受到了一些批判，但最終並沒有被打倒。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兵諫使得主席最終下決心停止了對“走資派”的高壓行動。從那次之後，主席對文革就採取了“收”的策略。不久，就以反軍亂軍的罪名，抓了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等走得過遠的激進派。

武漢雙雄摸准了主席的脈，下了一劑重藥。

另一個主要當事人王力文革後寫回憶文章，書生氣十足地說我當時被抓，是因為在紅旗雜誌的社論上加了“揪軍內一小撮”這幾個字。但中央早就在516通知中，就寫了要整軍內的“走資派”。我加這幾個字是中央早定的事，不是新發明啊。不錯，中央在搞文革的516通知中，的確說要整軍內的“走資派”。可什麼時候整，具體怎麼整，是主席的，不是你王力的決策啊。當時主席的決策是“收”，你還衝個什麼勁？而且，從主席對陳鍾二人的態度，應該可以看出主席已經準備對軍內“走資派”讓步。可是王力十幾年後，仍然看不出來當時這個大趨勢。可見書生還是書生，雖然能說會道，政治上終究不如老吏聰明。坐十幾年監獄仍然聰明不起來。

總之，720兵變可以看做“走資派”在跟激進派的政治對抗中，在不利形勢下的一次非常老辣，非常鋌而走險，但又妙到毫顛的反擊。其作用是制止了打倒和迫害的狂潮，為自己群體贏得了東山再起的機會。而武漢的“走資派”們，也因為這次有理，有利，有節的打龍袍，在青史上留下了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