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的一天，在京城做官的曾國藩為回家的路費發愁。

他告訴親人，他在京城欠了一屁股債，舊賬未還，再借新債，很難辦。

這可能是清代末期京官生活的一個縮影。擔任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工資不高，七七八八的補貼、福利加起來，一年下來也不過120多兩。

而在京城生活，曾國藩必須面臨社交、房租、購置服裝等大額支出。1842年，曾國藩支出600多兩，120多兩的“合法收入”顯然不夠花。

低工資、高支出狀態下的曾國藩如何應付生活壓力？對自己要求極嚴的他，是否也會刨取灰色收入？

被後世喻為“完人”的曾國藩，也曾不得不在此薪酬制度下小心經營着他的政治起點。文/本報記者成婧

年薪120多兩，僕人瞧他不起與他爆發口角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某一天，21歲的翰林院檢討(從事撰寫文冊、校勘書籍等工作)曾國藩與僕人陳昇爆發了一場口角衝突。

二人如何爭吵不得而知，這場架的結果是，陳昇炒了曾國藩的魷魚，辭職另覓高枝去了。

在史家看來，陳昇之所以敢跟曾國藩吵架，是因為那時曾國藩太窮，卻又心高氣傲，脾氣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所以陳昇瞧不起他，而“誰知傲奴乃過我”，僕人比他還要“傲”。

自詡“手無錢”的曾國藩，有理由哭窮。

身為從七品的曾國藩工資不算高。清代官員的俸祿按職級分配，實行“年薪制”，分為10個等級。一品最高180兩，二品155兩，三品130兩，四品105兩，五品80兩，六品60兩，七品45兩，八品40兩，正九品33兩。這是“基本工資”，還有“恩俸”，即補貼，數額與基本工資一樣。曾國藩一年能拿到90兩白銀。

另一種補貼是“公費”，錢不多，每月領到的都不一樣，曾國藩在那年總共領到了10.71兩。

除了“現金”，京官也享受朝廷發的福利——“祿米”，像曾國藩這樣級別的官員，每年發45斛，有時直接發現金29.25兩。

這樣算下來，曾國藩合法的收入，七七八八加起來有129.95兩。

 合法收入

工資不低，花錢的地方多

129.95兩，這筆錢是個什麼概念？

按照當時的物價，1832年的京城，一兩白銀，能買到180多斤大米，如果換算成現在的人民幣，按照目前中等粳米2元/斤的行情算，180多斤大米折合人民幣360多元，129.95兩白銀約等於4.7萬元人民幣。

一年拿4.7萬塊，在北京生活，還要給僕人發工資，也難怪他被陳昇瞧不起。但是相比其他階層的人來說，曾氏的工資不算低。他的同僚李慈銘的僕人，一年的工資不過10兩，人民幣3600元。儘管如此，曾國藩為何還是覺得“手無錢”？這與他的生活方式有關，因為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

巨額支出

送人情、買衣服、請客等花掉600多兩

18歲的曾國藩在長沙向他舅舅告別：“京城苦，舅勿來。”

這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曾國藩進京做官前，對舅舅想來京城謀生的回答。曾國藩所言的“苦”，不幸被他言中。這苦是“手中無錢”之苦。京城做官期間，他努力應付生活。

首先是住房。曾國藩沒錢買房，沒錢蓋房，只好租房。但租金貴。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氏搬家，他看定的房子每月房租8000文，一年下來需白銀66.95兩，他得拿出一半年薪支付房租。後來官越做越大，家中人口越來越多，從七品到二品，曾國藩搬了8次家，排場的要求越來越高，租金從原先的4000文到8000文，乃至一萬文、三萬文不等，節節上漲，當然曾氏的基本工資也層層增加。

其次是衣服。清代對不同級別的官員、官員出席不同公共場合應穿哪些官服做了非常細緻的規定，而這些官服，朝廷不會給你訂做，官員得按照朝廷規定的樣式、布料去置辦。這筆花銷十分巨大，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花了34.44兩。8年後，曾氏在寫給兄弟的信中說，當官十多年，房子裡的東西只有書籍與衣服，書是我生平嗜好，而衣服是當差必需。將來我罷官回家，我和我老婆的衣服，都分給你們。

但這還不是最多的花銷。曾國藩一年中更多的錢用於應酬來往。道光二十一年，他這一項支出至少有128.88兩，幾乎把他全年的工資搭進去了。

從曾國藩日記來看，他的這些錢主要花在送禮金、請朋友吃飯上，身為京官，京城的同鄉、同門、同年、同學、同僚眾多，而曾氏又樂於結交朋友，參加大大小小的詩會，常有詩酒之宴。

有學者曾對曾國藩日記中關於花錢的部分進行統計，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總共花了608.46兩，遠超過他的工資、福利收入。多花的478.51兩，錢從哪來？

彌補赤字

省錢法：買書精打細算，裝飾“買假的”

“要買假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國藩即將去四川擔任鄉試(秀才考舉人)主考官，臨行前，他要花錢買大量衣服。但為了省錢，他在日記中決定，蜜蠟朝珠要買套假的。

這可以視作曾國藩彌補赤字的辦法之一。嗜書如命的曾國藩常感嘆“無資供書痴揮灑”，但一有錢還是很捨得買書。只是買書時，也不得不精打細算。

曾國藩曾在書店看上一部價值珍貴的《二十一史》，待要付錢時，書商提醒他，《南史》被人借走了。曾國藩覺得這是書商嫌他給的錢少，故意騙他加錢，於是當機立斷，雖然沒有它，我還是買了，但我先給你賣價的七成，剩下的錢等那書到了我再補齊。

書商答應了，曾國藩說他是“甘心無辭”。隨後曾氏屢次到書店詢問，書商說借書的人已經離開京城了，曾氏“憾之次骨”，憾入骨髓。冷靜下來後，曾國藩尋思，我用七十兩買了這部不成套的書，即便缺了《南史》，也還是很便宜。如果那書商能將《南史》補齊，自然是最好了。如果不能拿到，我借別人的書抄一套，也不過是花去幾兩銀子。我還是划算。

借錢、受贈：當了5年總督還沒還清欠款

但省錢並不能省下太多錢，曾國藩彌補赤字的兩個重要辦法，一是接受外官的饋贈，二是向商人借錢。

清代，外官收入豐厚，為了構建關係網，每次進京，都要給熟悉的京官們送禮，名為“冰敬”(夏天避暑費用)、“炭敬”(冬天買炭費用)、“別敬”(上述之外的費用)。這筆饋贈，少則數十兩，多則數百兩。

但信奉宋明理學的曾氏對自己要求極嚴，一般很少利用手中權力為人辦事，饋送極少。道光二十一年，曾氏收了12筆饋送，97兩白銀。

更多的是向商人借錢，曾國藩到京頭兩年花費約一千三百兩白銀，家中帶來的銀錢花光，道光二十一年，他借錢過年，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銀達200兩，到這年年底，累計更高達400兩，此後每年都需大筆借貸，以至於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當了兩江總督5年的曾國藩告訴他的朋友，他還有錢沒還清。

咸豐二年(1852年)，曾國藩奔母喪，終於能夠回家，京官生涯宣告結束。這一趟回來並不容易，因為回湘路費不是個小數目。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國藩很想回家探親，他告訴親人，在京城欠了一屁股債，“京賬將近一千”，而回家路費又需要數百兩，難辦啊。(參考文獻：《給曾國藩算算賬——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張宏傑著。《曾國藩全集》，嶽麓書社版)原文轉自：新浪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