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政府資助梁思成兄弟的一段往事

最近讀蘭台先生鳳凰網上的文章“胡適是如何被構陷為“僱傭打手”的”*，使我想起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的民國政府在傅斯年、朱家曄等提議下，資助梁啓超的後人梁思成梁思永的家庭的一段往事，岳南著的“南渡北歸”(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6）中對此有完整詳細的敘述**。

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二年抗日戰爭艱難的相持階段，當時研究中國古建築的私立中國營造社的領導人梁思成一家和他的弟弟-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和中國語言歷史研究所（隸屬於國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的負責人之一梁思永-都轉移到四川李莊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由於長期旅途顛簸勞累加之醫療和營養物質的短缺，久己患病的梁思永和思成之妻林徽因在李莊病情迅速惡化，經濟的窘迫使他們得不到有效的治療，也使既要承擔研究和領導工作又要照顧病人的梁思成遭受巨大的負擔和壓力，兩𠆤家庭都陷入很困難的境地。

這一情況很快就被當時中研院語言歷史研究所的所長傅斯年發現，他並且意識到 ，梁家兄弟如果不能很快地得到特殊有力的幫助，不僅兩個家庭無法擺脫困境，而且林徽因和梁思永的生命堪憂。於是他一方面果斷地把當時語言歷史研究所有限的醫療經費優先用於梁思永的治療，另一方面寫信給當時的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騮先）求助，要求把這一情況通報當時最髙當局即蔣介石，申請給梁家兄弟適當的特殊資助。

現在推測傅斯年所以需要把這一事情報告到蔣處，原因可能是抗戰時期資金困難，政府隸屬的行政機關比如中央研究院經費緊張，不可能負擔特殊的開支，只有求得掌握政府特殊經費的蔣介石批准才能解決問題。

事實上，由於那時正是抗戰艱難的相持階段，東南大片較為富裕、經濟發達的國土己淪為敵占區，政府機構，大學和研究機構加上大量難民轉移至經濟相對落後比較貧脊的西部，因此造成政府資金缺乏，社會物價飛漲。那些原來在京津滬寧等地區生活相對優越的知識人轉移至西南後絕大多數經濟上都陷入困境，如和梁思永同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著名的考古學家李濟家庭在那段時間就因為經濟拮据和醫療條件惡劣，他的女兒和父親都先後辭世。就是既是學者又有官職的傅斯年本人一家的生活也同樣窘迫。那麼傅為什麼專為梁氏兄弟的困難向蔣申請特殊資助呢？他在給朱家驊信中列出以下幾條理由:

1，首先他認為梁氏兄弟是名門之後。他們的父親梁啓超雖然曾經反對過孫中山和蔣介石領導的民國政府，但在清末及民國初年在思想文化界有重大貢獻和影響，在反袁世凱的帝制復辟中又對民國有功勞。2，梁氏兄弟是當時眾多的名門之後中難得的出類拔萃者，都是他們從事的學術領域的佼佼者和領軍人物，也是國際上知名的學者，對中國科學文化都有獨到的貢獻（梁思誠和梁思永後來四八年都被評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林徽因則是當時中國一等的才女。3，由於梁思永和林徽的病己嚴重威脅到他（她）們的生命，他們兩亇家庭正遭受比別人更嚴重的困難，所以需要特殊的體釁幫助。

傅是當時知識界有威信有能力的領導人，曾任中央研究院的總干亊，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抗戰後北京大學代校長和蔣介石政權敗走台灣之後台灣大學第一任校長。他在歷史上和梁家並無深厚因緣關係，這次為梁氏兄弟向蔣介石的民國政府要求資助完全出於保護國家人材和學術發展的公心，從中可以看出他作為學術界的領袖的氣魄，公正和闊大的胸懷。

從現在得到的擋案材料，包括林徽因得款後給傅斯年的信，以及最近披露的翁文灝四二年九月十六日的日記“訪陳布雷，談梁思永，思誠事......”和九月二十八日的日記“得蔣贈梁思成、思永貳萬元正，余即轉李庒傅孟真（註：即傅斯年），托其轉交”的敘述等。“南渡北歸”書中總結髮放這項資助款的大概經過應是可信的：朱家驊得傅信之後與時任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主任的翁文灝（詠霓）商談，翁通過蔣的侍從室一處主仼陳布雷報告蔣介石，蔣從他掌控的特別經費中贈二萬元給梁氏兄弟，由傅斯年轉交梁氏兄弟。

梁氏兄弟自得到贈款之後，境況得到改善，梁思永和林徽因的病情得到控制，後來他們都度過了抗戰時期那段困難歲月，在新中國成立後五十年代才先後去世。

這件事只是抗日戰爭期間民國政府千頭萬緒施政中一件小事，然而今天回味它的經過和結果，從傅斯年發現梁氏困難，歷經朱家驊，翁文灝，陳布雷等當時的髙官名人至蔣介石本人批準直到梁家得到資助款約五亇月的時間中，考慮到當時交通和信息傳遞都不發達以及戰亂中國事繁雜艱難的情況，事情解決的流程是通暢的，結果是圓滿的。特別是蔣介石能不計較梁啓超生前曾評擊孫中山和蔣氏本人反對國民黨的前嫌，我們又一次看到，在艱難的抗日戰爭中，蔣領導的民國政府對保存和發展中華民族的文化，保護民族的知識精英的重視和努力。

有些人也許會懷疑蔣和國民政府在這件事中有收買梁氏兄弟和當時的知識精英階層之嫌，當然中國知識人歷代確有“謝主龍恩”的傳統。然而如果從現代國家管理理念來講，發展科學文化，愛護人材是國家政府和領導者應盡的責任和要努力做好的本職工作，他們不應當把這種事情看做是自己對受幫助者的恩惠，從而要求受幫助者因此對自己感恩戴德，歌功頌徳和為己效勞；同樣，受惠者如這件事情中的梁氏兄弟家庭也不需要把當局的作為看做是對自己的恩賜而感激涕零。今天回味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可以認為當時政府當局和知識界是有上面共識的。我們設有發現任何民國當局把它當作一件標誌式的事件進行操作，比如宣傳政府領導如何愛護知識分子云云......；同樣林徽因致傅斯年的致謝信中也只對事情的發起者和操作者傅、朱和翁等的關懷幫助表示感謝，未見有對政府和蔣本人任何感激涕零的表示，事後也未見梁氏家庭的政治態度有任何特別的變化。

和他們的父親梁啓超一生長期活動在中國政治中心不同，梁思成兄弟一生一直工作在他們從事的學術領域內，在上世紀中國激烈的政治力量博弈中沒有表現明顯的政治傾向和色彩。四九年蔣氏政權退守台灣時，他們沒有象傅斯年胡適等那樣隨蔣轉移台灣，而是選擇留在大陸，準備在共產黨的新政權下継續他們的學術工作。梁思成夫婦後來還為新政權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新國徽--兩者從歷史和道德上都是否定曾經給過他們特殊幫助的蔣氏政權的。但儘管如此，從梁氏兄弟整亇人生看，他們仍只是各自學術領域的學者。至於四九年後對梁思成所謂建築復古主義的批判上升至政治問題，是別人強加給他的，因為梁的觀點包括對北京城的建設規劃的看法只是學術上的認知和主張而已（這些在學術範圍內是完全可以爭論的）。但不幸的是自那時以後，梁的科學研究工作和學術活動基本上就只能停止了，一亇接一亇的政治運動吞噬了他的學術，直至最後呑噬了他整個生命。這一殘酷的現實應該是抗日戰爭中他們在李莊貧病掙扎中堅持科學工作時完全沒有想到的，今天看來它只能歸於幾千年中國知識人周而復始的歷史宿命了。

*鳳凰網歷史，2015年02月27日。（網友評論(294)2015.02.28 總第32期 作者：蘭台

**本文敘述基本事實來自“南渡北歸”南渡，傅斯年致朱家驊（（騮先）信和林徽因致傅斯年的信在293和2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