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资助梁思成兄弟的一段往事

最近读兰台先生凤凰网上的文章“胡适是如何被构陷为“雇佣打手”的”*，使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民国政府在傅斯年、朱家晔等提议下，资助梁启超的后人梁思成梁思永的家庭的一段往事，岳南著的“南渡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6）中对此有完整详细的叙述**。

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艰难的相持阶段，当时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私立中国营造社的领导人梁思成一家和他的弟弟-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中国语言历史研究所（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之一梁思永-都转移到四川李庄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由于長期旅途颠簸劳累加之医疗和营养物质的短缺，久己患病的梁思永和思成之妻林徽因在李庄病情迅速恶化，经济的窘迫使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也使既要承担研究和领导工作又要照顾病人的梁思成遭受巨大的负担和压力，两𠆤家庭都陷入很困难的境地。

这一情况很快就被当时中研院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所長傅斯年发现，他並且意识到 ，梁家兄弟如果不能很快地得到特殊有力的帮助，不仅两个家庭无法摆脱困境，而且林徽因和梁思永的生命堪忧。于是他一方面果断地把当时语言历史研究所有限的医疗经费优先用于梁思永的治疗，另一方面写信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骝先）求助，要求把这一情况通报当时最髙当局即蒋介石，申请给梁家兄弟适当的特殊资助。

现在推测傅斯年所以需要把这一事情報告到蒋处，原因可能是抗战时期资金困难，政府隶属的行政机关比如中央研究院经费紧张，不可能负担特殊的开支，只有求得掌握政府特殊经费的蒋介石批准才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由于那时正是抗战艰难的相持阶段，东南大片较为富裕、经济发达的国土己淪为敌占区，政府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加上大量难民转移至经济相对落后比较贫脊的西部，因此造成政府资金缺乏，社会物价飞漲。那些原來在京津沪宁等地区生活相对优越的知识人转移至西南后绝大多数经济上都陷入困境，如和梁思永同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家庭在那段时间就因为经济拮据和医疗条件恶劣，他的女儿和父亲都先后辞世。就是既是学者又有官职的傅斯年本人一家的生活也同样窘迫。那么傅为什么专为梁氏兄弟的困难向蒋申请特殊资助呢？他在给朱家骅信中列出以下几条理由:

1，首先他认为梁氏兄弟是名门之后。他们的父亲梁启超虽然曾经反对过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的民国政府，但在清末及民国初年在思想文化界有重大贡献和影响，在反袁世凱的帝制复辟中又对民国有功劳。2，梁氏兄弟是当时众多的名门之后中难得的出类拔萃者，都是他们从事的学术领域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也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对中国科学文化都有独到的贡献（梁思诚和梁思永后來四八年都被评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林徽因则是当时中国一等的才女。3，由于梁思永和林徽的病己严重威胁到他（她）们的生命，他们两亇家庭正遭受比别人更严重的困难，所以需要特殊的体衅帮助。

傅是当时知识界有威信有能力的领导人，曾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抗战后北京大学代校長和蒋介石政权败走台湾之后台湾大学第一任校長。他在历史上和梁家並無深厚因缘关系，这次为梁氏兄弟向蒋介石的民国政府要求资助完全出于保护国家人材和学术发展的公心，从中可以看出他作为学术界的领袖的气魄，公正和阔大的胸怀。

从现在得到的挡案材料，包括林徽因得款后给傅斯年的信，以及最近披露的翁文灏四二年九月十六日的日记“访陈布雷，谈梁思永，思诚事......”和九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得蒋赠梁思成、思永贰万元正，余即转李庒傅孟真（注：即傅斯年），托其转交”的叙述等。“南渡北归”书中总结发放这项资助款的大概经过应是可信的：朱家骅得傅信之后与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咏霓）商谈，翁通过蒋的侍从室一处主仼陈布雷报告蒋介石，蒋从他掌控的特别经费中赠二万元给梁氏兄弟，由傅斯年转交梁氏兄弟。

梁氏兄弟自得到赠款之后，境况得到改善，梁思永和林徽因的病情得到控制，后来他们都度过了抗战时期那段困难岁月，在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才先后去世。

这件事只是抗日战争期间民国政府千头万绪施政中一件小事，然而今天回味它的经过和结果，从傅斯年发现梁氏困难，历经朱家骅，翁文灏，陈布雷等当时的髙官名人至蒋介石本人批准直到梁家得到资助款约五亇月的时间中，考虑到当时交通和信息传递都不发达以及战乱中国事繁杂艰难的情况，事情解决的流程是通暢的，结果是圆滿的。特别是蒋介石能不计较梁启超生前曾评击孙中山和蒋氏本人反对国民党的前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艰难的抗日战争中，蒋领导的民国政府对保存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保护民族的知识精英的重视和努力。

有些人也许会怀疑蒋和国民政府在这件事中有收买梁氏兄弟和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之嫌，当然中国知识人历代确有“谢主龙恩”的传统。然而如果从现代国家管理理念来讲，发展科学文化，爱护人材是国家政府和领导者应尽的责任和要努力做好的本职工作，他们不应当把这种事情看做是自己对受帮助者的恩惠，从而要求受帮助者因此对自己感恩戴德，歌功颂徳和为己效劳；同样，受惠者如这件事情中的梁氏兄弟家庭也不需要把当局的作为看做是对自己的恩赐而感激涕零。今天回味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可以认为当时政府当局和知识界是有上面共识的。我们设有发现任何民国当局把它当作一件标誌式的事件进行操作，比如宣传政府领导如何爱护知识分子云云......；同样林徽因致傅斯年的致谢信中也只对事情的发起者和操作者傅、朱和翁等的关怀帮助表示感谢，未见有对政府和蒋本人任何感激涕零的表示，事后也未见梁氏家庭的政治态度有任何特别的变化。

和他们的父亲梁启超一生長期活动在中国政治中心不同，梁思成兄弟一生一直工作在他们从事的学术领域内，在上世纪中国激烈的政治力量博弈中没有表现明显的政治倾向和色彩。四九年蒋氏政权退守台湾时，他们没有象傅斯年胡适等那样随蒋转移台湾，而是选择留在大陆，准备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継续他们的学术工作。梁思成夫妇后來还为新政权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新国徽--两者从历史和道德上都是否定曾经给过他们特殊帮助的蒋氏政权的。但尽管如此，从梁氏兄弟整亇人生看，他们仍只是各自学术领域的学者。至于四九年后对梁思成所谓建筑复古主义的批判上升至政治问题，是别人强加给他的，因为梁的观点包括对北京城的建设规划的看法只是学术上的认知和主張而已（这些在学术范围内是完全可以争论的）。但不幸的是自那时以后，梁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基本上就只能停止了，一亇接一亇的政治运动吞噬了他的学术，直至最后呑噬了他整个生命。这一残酷的现实应该是抗日战争中他们在李庄贫病挣扎中坚持科学工作时完全没有想到的，今天看來它只能归于几千年中国知识人周而复始的历史宿命了。

*凤凰网历史，2015年02月27日。（网友评论(294)2015.02.28 总第32期 作者：兰台

**本文叙述基本事实來自“南渡北归”南渡，傅斯年致朱家骅（（骝先）信和林徽因致傅斯年的信在293和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