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丽卡是忠实的毛派，长着一双闪亮的眼睛和粉红的双颊。她喜欢迈尔斯·戴维斯，钦佩黑豹党，厌恶越南战争。当我们想家的时候，因为有对方的陪伴，我们互相安慰，便不觉得孤单。她在中国很有名，在她父亲的代表团与周恩来进行了四个半小时的会见期间，她也露脸了（得到了不少镜头）。周恩来总理很有兴趣能有机会跟美国青少年交谈，他对埃丽卡进行从青年运动到中国政治的测验。他大声地说自己很想知道国外年轻人是否了解毛泽东最亲近的两个盟友“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宗旨。

周总理对丽说：“我问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谁?”

“一个是刘少奇，另一个是林彪，”埃丽卡恭敬地站起来回答道。

“你回答得很对!”周恩来很高兴，从座位上站起来和她握手。由于埃丽卡，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都是班上的劣等生。我还不太会说“我来自加拿大”的时候，她已经能说流利的中文了。她是在马里兰州银泉城长大的，从小就在家里说中文。

更残忍的是，有一次，外国留学生办公室邀请了一位数学系的教授，给我们讲授了一些和什么新理论有关的东西。结束时，他给我们出了一堆数学问题。即使用英语，我的基本算术技能也很差劲，更别说用中文了，也别说用演算纸、 铅笔、橡皮擦、 计算器和乘法运算表了。我坐在那里愁眉不展，而在耶鲁大学主修数学的埃丽卡，用心算就给出了所有的答案。数学系教授兴奋极了，每看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就高兴地鼓一下掌。

埃丽卡不仅擅长数学，而且政治上总是更正确。在她倡议下，为了改造我们的思想，我们请求和我们的中国室友一起参加体力劳动。我觉得这很重要，不只是为了见证中国革命，更要亲身参与其中。根据毛泽东的名言：“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接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黄干部再一次哈哈大笑， 他肯定地说，我们不会习惯。但是在埃丽卡对他发誓赌咒说出重话以后，他终于让步了。此后，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六，我们都去挖沟，搬砖头，帮助建造北大新图书馆。文化大革命的教条认为，我们只有把自己浑身上下弄得脏兮兮的，才能成为更好的人。休息时，我擦干脸上的汗，检查我的世界观。令我懊恼的是，我觉得自己改变不大。但是，我觉得学校领导让我们挖沟是聪明的一招。其潜台词是：好好学习！否则，你一辈子就得干这个苦力！

当时，我并不知道北京大学原来是毛泽东的老婆和她激进同党 (回来他们被清洗后称作“四人帮”）的据点。毛泽东夫人的运动直接影响到学校，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例如，1972 年，北大为响应“深化教育革命”的运动，就给学生安排了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有一个星期天，天正在下雨，学校领导宣布，我们得挖一个新的游泳池。只有我提出反对意见：“为什么不等到雨停了再挖? 即使是农民也不会在雨中劳动的。”大家礼貌地等我说完，然后我们都冒雨出去干活去了。

虽然我的同 学都算作工农兵学生，但是很少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子女。张红的父母一个是护士，一个是北京市的中层官员。她被归类为农民，因为她曾在红色首都延安劳动过几年。令我吃惊的是，她并不是党员。几年后她告诉我，“很明显，你会感觉到人们正在观察你。”当然，我们一直被考察，但那时我很天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

张红的工作就是把我的情况包括隐私向罗宁报告。罗宁是党员，一个充满自信的年轻军人，她脸上长满了雀斑，褐色头发梳成细长的辫子，塞入红五星军帽里。罗宁让我想起一只霸道的母鸡，她长着一副梨形身材，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倒还真像只母鸡。她的权威不是凭空来的。她的父亲是罗荣桓元帅，政治局委员，中国军事等级最高的十大元帅之一。

我不知道罗宁曾是一个红色公主，有自己的服务员、保镖和豪华轿车。也不知道她的玩伴包括邓小平的女儿，1963 年罗荣桓元帅去世以后，邓小平的女儿曾临时搬到她家，安慰罗宁和她的妹妹。她父亲曾在林彪和邓小平领导下工作过，他的早逝显然保护了罗宁在文革期间免受迫害。她没有被发配到农场从事繁重的劳动，她参了军，在当时是非常理想的工作分配。她从军队很容易地进了北京大学。

作为班里团支部书记，罗宁总是忙于改造其他学生，因此张红便向另一位党员王立志报告。王立志是班长和历史系学生会主席。王并没有赢得任何竞选 ；共产党任命她担任这些职务，因为她既坚定又可靠。王长得壮实得像一头公牛，五大三粗，嗓音嘶哑，她知道如何使用枪，摔跤时一下子就能把人摔倒在地。她是一位炼钢工人的女儿，曾在东北地区的炼油厂大庆作过警卫。大庆是毛泽东树立的全国工业的楷模。王告诉我，“我的工作是保护大庆油田不受国内阶级敌人的破坏，抵抗帝国主义来自外部的攻击。”

我和埃丽卡都不知道我们的室友在把我们的情况向王立志汇报。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中唯一一个坚持和我一起练习英语的。“Long liv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Canadian peoples! ”（中加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她会这样喊，因为使劲脸色微微泛红。所以当我们听到王要过二十岁生日时，我们决定给她买一些生日礼物。但是买什么呢？ 我们担心买的东西太好，可能会被视为企图诱惑正直的党员。埃丽卡给她买了一些核桃，并且为她写了一首中文打油诗称赞她的美德，开个玩笑。我则送她一包糖果和一个双喜乒乓球。

那天晚上晚饭后，我们敲了敲她的门，然后大摇大摆走进她的房间，唱起了“生日快乐”。当我们送给她礼物时，王脸色煞白， 然后变得通红。“生日快乐！”我和艾丽卡大声喊。“No! No!”王用她蹩脚的英文喊起来，后退几步，好像我们送给了她一本理查德 · 尼克松的语录一样。“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她叫起来，用手指着我们的鼻子。我和埃丽卡觉得很难堪，但却不知道找什么台阶下。我们不得不想法收场。王朗读了那首打油诗，皱起眉头，批评埃丽卡不该写这样令人作呕的溢美之词。“一个党员必须谦虚!”她说。我们胆怯地笑了笑。埃丽卡的流利中文也不管用；她不知道如何用中文说打油诗，也无法解释说不能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王把我摁在墙上，并试图把乒乓球塞回我的口袋里。最后，埃丽卡和我尴尬异常，冷汗直淌，落荒而逃。

就在1972年10月1日国庆节前，我的同学们决定开一个晚会。“我们来玩儿玩儿吧！”张红说。这将是我在中国大学的第一次狂欢！我激动地想。我发现这个所谓的晚会更像是为四岁 孩子举办的生日聚会。我们聚集在一个学生房间里，强烈的日光灯照着我们六位，全是女生，一个个正襟危坐，围成一圈，一边嗑着葵花籽，一边喝茶。大家都在咯咯地笑，而我却看不出究竟有什么好笑的，但我觉得很开心。没有人有卡带播放器一样的高级设备，因此我们不得不自娱自乐。我们轮流，逼着每个人都唱京剧或者革命歌曲。他们都是老练的歌手，唱歌是从幼儿园起就反复练习的一种技能。

但轮到我的时候，我忘了怎么唱“啊！加拿大”的歌词，而这是我会唱的唯一一首加拿大歌。埃丽卡和我一样五音不全，唱得很糟糕，于是决定用一个保险的方法：数字。我们一起嘁嘁喳喳地喊出，“"Row, Row, Row Your Boat”（“摇啊，摇啊，摇你的船”和“Kumbaya，My Lord” （主啊！到我这儿来吧），但我们俩都不知道如何翻译“Kumbaya”。大家要求我们再表演一个，于是我们表演了乡村土风舞蹈，这不需要翻译。然后我们都回到我们的房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