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国饿死了多少人？

关于在中国大跃进的时代，在1959-1961年的所谓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三年饿死人的时期，到底中国在那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死亡的人数的估计从几百万到8000万都有。李锐的观点是说死了4500万，袁隆平的观点是死了4000万到5000万。很多人也倾向于3500万。

这些的数据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估算，因为中国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人口普查，因此所有的数据都并不准确。

笔者查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是根据2004年，中国官方出版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称为不见人烟的网友的计算，他通过三种计算的结果是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300-1500万之间，取平均值为1400万。下面是笔者引用的不见人烟网友的数据：

通过2004年我国公布的人口年鉴中的数字，进行推算。必须说明，我们必须首先相信国家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经过多次修改，已经接近真实。

下图为1960年前后几年的我国总人口表：

图中的“年中总人口”和死亡总人数是不见人烟网友计算的，为了后面计算需要。他是采用了三种计算方法，得出了1300万到1400万和1500万的数据，取得中值为1400万。

其实只要看一看表格，不需要很复杂的计算，就可以一眼看出来：1959年比1958年多死了200万，而1960年比1958年多死了900万，1961年比1958年多死了200万，三者相加为1400万。

当然，这是2004年国家统计的数据。是否准确，也未可知。但总是一种官方数据吧。

笔者再引用另外一个网友的文章，傅岩网友的文章。他的文章的特点是对比了民国时代与毛时代，同时也对比了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数据，也包括人口寿命的数据。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视野在来看待那三年中饿死人的现象。因为新中国是从旧中国过来的，你很难指望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改变，尤其是农业生产，土地数量，人口数量，亩产等等，天气等等，与民国的时候相比，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非正常死亡人数其实是一个伪问题“三年自然灾害”到底说明了什么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非正常死亡人数其实是一个伪问题

 

作者：傅岩

 

本文先简单介绍了现有的研究，然后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横向的比较，说明了对“三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探究实际是一个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从相反的方向反映了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59-1961年在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三年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比较困难。因为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保障城市生活，所以一些农村是当时粮食严重匮乏的地方。据说有些地区都饿死了数十万人，还有大规模的营养不良和逃荒现象。在政府公文和人们言谈中，“非正常死亡”作为一个专有名词逐渐流传开来。

 

农村粮食不足的直接原因是所谓“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尤其是身在海外态度激烈的人们，认为减产的原因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责任在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并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惨绝人寰的案例。

 

那么“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究竟是多少呢？因为那三年前后没有人口普查，所有的数据都来自抽样或者建模估计，所以这是个争辩非常激烈的问题。下面先简单罗列一下几种说法，相信很多网友都见过一些。

 

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九年人口减少一千万。（是整数）

 

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从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时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七万。

 

异见人士丁抒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三千五百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四千万相去不远。”此书在网上流传很广。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

 

米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在Background Notes: China,October 1997这本小册子中，将这三年死于饥荒的情况描述为“数以百万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一千六百万到两千七百万之间，光是1960年一年有超过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Basil Ashton等人的综述提到二千三百万、二千七百万、三千万等估计数字。

 

米国人口学家Judith Banister将死亡人数估计为三千万，这为西方媒体所惯用。

 

一般来说，没有人从学术上反对这三年同时发生了自然灾害，相关情况大家都可以在诸如《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灾情报告》上查到资料。哪怕如金辉者，也只是试图证明这三年的灾害不算严重（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气象水文考》），不过他用旱涝指数正负相抵的做法也受到了批评。

 

那么是不是灾情有一点无所谓呢？学过一点农业知识的人就知道，在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拔青的季节或者玉米抽穗的季节，不要说持续干旱几个月，就是干旱半个月，粮食到年底至少会减产一半。按当前经济学者对解放后的中国农业发展趋势的研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当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波动指数增加1个百分点，引起粮食产量波动的指数只增加0.07个百分点，而当粮食作物受灾面积比率波动指数增加1个百分点，引起粮食产量波动指数竟减少0.19个百分点，后者波幅远大于前者；而且从1950年至1990年，粮食产量的波动和农田受害面积比率的波动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粮食产量的波峰值通常对应着受害面积比率的波谷值，粮食产量的波谷值通常对应着受害面积的波峰值（厉以宁等：《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 年版，第184页、187页、193页。

 

另见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4页）。在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自然变化仍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乃至农业波动的基本因素之一。

 

其实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以黄河为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民国以前的2500年间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不错了，一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让我们就近从民国看吧。那时的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据出生在中国的米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因为例子实在太多太多，这里只讲几个的故事，读者可以和传说中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惨状做个对比。

 

1929年，23岁的堪萨斯青年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也可以说是——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连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头脆如蛋壳。所见尽是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把什么都卖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饥饿的人们无力走出纵横千里的饥饿圈，只好卖儿女卖婆姨卖自己。佳县黄河岸边渡口是卖人的市场，陕北人向山西人卖自己的亲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没有哭泣，没有离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饥饿，阴森的死亡之气把他们吓住了，都盼望快有人来把自己领走。卖不出去的人就地饿死在那里，最后连人贩子也饿死了。而后来者又黑压压地来到尸体边继续等死。很多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这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华北西北大饥荒的一角。

 

[1]

 

斯诺在西北看到，大量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国民政府对灾民漠不关心。地狱般的经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觉醒点”。他从这里认识了人间的真相，转而开始为中国的命运大声疾呼。

 

1936-1937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2]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1943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3]

 

看到这里，有人会不会觉得：中共这不弄得和解放前一样了吗？老百姓推小车支持解放战争都白费了？

 

不错，虽然“三年自然灾害”时人吃人之类的惨事应该少于民国时期，但是就“大规模饿死人”这六个字来说，确实和解放前一样了。感性上是这样的，我们再用数据来分析一下。

 

1953-196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估计数与登记数

 

年份 蒋的估计人口 登记人口估计出生率 登记出生率 估计死亡率 登记死亡率

 

(万) (万) (‰) (‰) (‰) (‰)

 

1953 59048 58796 38.1 37 17.2 14

 

1954 60310 60266 38.6 38 17.4 13.2

 

1955 61484 61465 36.5 32.6 17.2 12.3

 

1956 62634 62828 35.2 31.9 16.8 11.4

 

1957 63893 64653 36.5 34 16.6 10.8

 

1958 64829 65994 31.6 29.2 17.3 12

 

1959 65476 67207 28.5 24.8 19 14.6

 

1960 65239 66207 23.8 20.9 31.3 25.4

 

1961 64926 65859 20.8 18 24.6 14.2

 

1962 66760 67295 44.7 37 18.1 10

 

1963 68749 69172 45.6 43.4 16.7 10

 

（资料来源：蒋正华、李楠：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蒋正华的数据估算比公安局的户籍登记要合理，这个不多讨论，这里要引用的是死亡率的数据。世界上对此事的数目估算都是以中国官方统计为基础，大同小异，这里引用的蒋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相信不会有异议。

 

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代中期死亡率约为1.7%，“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2-3%。

 

按照侯杨方的研究（《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中国人口科学 2003年05期），民国时期人口死亡率为2.5-3.3%，最高年份和一般年份的8%的差值对应的300-400万人，正好是一次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在网上还查到1936年的死亡率为2.76%，以及各地的统计数据，大致也在2.0-4.0%之间。[4]

 

而世界同期的数据为1936-1938年2.4-2.7%。发达国家1.1-2.1%，发展中国家2.0-3.5%。1946-1948年2.2-2.5%，发达国家1.0-1.8%，发展中国家1.7-3.5%。（数据见《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575）

 

由此可见，民国时代中国的死亡率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正常”水平。

 

20世纪50年代世界平均人口死亡率是1.85%，1970-1975年1.3%，发达国家0.9%，发展中国家1.4%，中国0.8%。（以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的数据来自蒋正华的计算）

 

可见，中国人口死亡率在50年代还是世界平均水平，而到了70年代以后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再看婴儿死亡率。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侯杨方），而建国后这一数字迅速下降：1954年据14个省五万余人的调查为138.5‰，1958年据北京等19个省市的大部分市县的调查为80.8‰，其中河北等18个省市的大部分县的农村为89.1‰。1973-75年据全国肿瘤死亡回顾调查为47.0‰。60年代的数据，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为165‰，而饥荒过后的1965年为90‰。这与两个极端（较高的河南和较低的江西）的平均数相吻合（参见李若建《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人口研究，2001.5）。也就是说三年困难期间的婴儿死亡率增加了一倍，恢复了解放前的“正常”水平。李若建还发现，相对于中青年，老年人的死亡率增加得较多，这也是饥饿造成的。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可见，灾害时期医疗卫生系统在降低死亡率上已经失效，基本上回到解放前的状况了。

 

从乏味的数据可以作出总结：解放前我国的死亡率很高，和发展中国家一般情况一致，解放后死亡率逐渐下降，到七十年代末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度跌回解放前的状态。

 

从人均预期寿命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人口预期寿命的国际比较

 

1900年 1950年 1975年 1999年

 

西欧 46 67 73 78

 

美国 47 68 72 77

 

日本 44 61 74 81

 

俄国 32 65 68 66

 

中国 24 35 65 71

 

印度 24 32 50 60

 

非洲 24 38 47 52

 

拉美 35 51 61 69

 

世界 31 49 59 66

 

这一切可以说明中国的医疗卫生和营养状况（尤其是占人口80%的农村地区）有了质的改变，毛泽东时代的政府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是一句虚言。

 

有人可能认为民国时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战争，说民国是“非正常国家”。但是饿死人不一定是战争造成的，就像我举的三个例子一样，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战争。战争不能解脱民国政府的责任。

 

退一步说，中华民国是“非正常国家”，那印度、孟加拉和一些和平的黑非洲国家是“正常国家”了吧？他们的死亡率不也是居高不下吗？

 

我们当代中国人过了几十年还算不错的日子，真的忘了以前的中国是多么苦难，总以为有饭吃是理所当然的，哪里记得中国人民在吃饭问题上为难了几千年。就像当年的米国国务卿艾奇逊说的，这是历代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分析，最终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结论：

 

“三年自然灾害”究竟非正常死亡多少人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

 

因为问题的关键是：到底什么叫做“非正常死亡”？

 

如果按照民国时代的标准，“三年自然灾害”减少的人口都可以是“正常”的。按照民国的民生状况，人口年龄柱状图也不会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有个凹进，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前后的死亡率都将一样的高！

 

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医疗卫生条件改善降低了“三年自然灾害”前后的死亡率，

 

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时候解决了艾奇逊所说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的温饱问题，

 

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及其后的中国政府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完全没有粮食问题的重大失误，也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及以后的时间里中国仅有这么一次大规模饥荒，

 

“三年自然灾害”才在人们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才可以引得无数批评者的攻击责难。

 

不错，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养活了自己。但是在解放前的黑暗中，散沙样的劳动人民却在一次次水旱灾祸中流离失所。因为那时的国家机构涣散，因为“那时全国都在打仗”，所以没有人需要负责，是不是？

 

落木纷披，凛长松之独立；颓波浩渺，屹砥柱于中流。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肩负起了这个责任，结束了中国作为“非正常国家”的历史，用坚强的国家力量，通过新的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救济；大兴农田水利，农民合作互助，才在一次次自然灾害面前减少了损失。

 

的确，“三年自然灾害”是天灾，也是人祸。彭德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作为一个军人和老共产党员，他恐怕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更高的期待。正如世界上任何探索都是有代价和失败的一样，新中国的建设也有挫折，而且这个损失非常沉重。

 

我也相信，那些激烈批评中共的人们也是因为对中共的执政能力有着更高的期待、更严格的要求。

 

对有些任意夸大悲剧数字的人，著名网友方舟子在《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点感想》一文中质问道：“那么为什么会有人一直在宣传‘饿死了四千万人’，又有人玩数字游戏非要证明这个荒唐的数字？是不是觉得中国人的命不值钱，饿死几百万、上千万都算不上骇人听闻的大悲剧，非得饿死个三、四千万才算数？”

 

其实，当回顾了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并不是中国人的命不值钱，命贱；而是旧中国的人命贱，千万人蝼蚁般死去也换不来一点关注。抗战时国民政府为了拉壮丁就害死1400万人，那可真叫命贱，又有谁会去问是几分外患，几分人祸么？[5]

 

恰恰是中共，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中国的人命变得值钱起来，于是在三十多年之后还有这么多海内外人士念念不已。

 

当然了，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有一代代中国人去努力，相信中国人的人命以后愈来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