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中國餓死了多少人？

關於在中國大躍進的時代，在1959-1961年的所謂困難時期，或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或三年餓死人的時期，到底中國在那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是一個爭議非常大的問題。死亡的人數的估計從幾百萬到8000萬都有。李銳的觀點是說死了4500萬，袁隆平的觀點是死了4000萬到5000萬。很多人也傾向於3500萬。

這些的數據有一個特點，就是都是估算，因為中國在那個時代也沒有人口普查，因此所有的數據都並不準確。

筆者查到一個最新的數據，是根據2004年，中國官方出版的數據得出的結論，是一個稱為不見人煙的網友的計算，他通過三種計算的結果是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300-1500萬之間，取平均值為1400萬。下面是筆者引用的不見人煙網友的數據：

通過2004年我國公布的人口年鑑中的數字，進行推算。必須說明，我們必須首先相信國家的統計數據，這些數據經過多次修改，已經接近真實。

下圖為1960年前後幾年的我國總人口表：

圖中的“年中總人口”和死亡總人數是不見人煙網友計算的，為了後面計算需要。他是採用了三種計算方法，得出了1300萬到1400萬和1500萬的數據，取得中值為1400萬。

其實只要看一看表格，不需要很複雜的計算，就可以一眼看出來：1959年比1958年多死了200萬，而1960年比1958年多死了900萬，1961年比1958年多死了200萬，三者相加為1400萬。

當然，這是2004年國家統計的數據。是否準確，也未可知。但總是一種官方數據吧。

筆者再引用另外一個網友的文章，傅岩網友的文章。他的文章的特點是對比了民國時代與毛時代，同時也對比了世界其他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些數據，也包括人口壽命的數據。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一個比較大的視野在來看待那三年中餓死人的現象。因為新中國是從舊中國過來的，你很難指望一夜之間，什麼都可以改變，尤其是農業生產，土地數量，人口數量，畝產等等，天氣等等，與民國的時候相比，都沒有什麼本質的變化。

非正常死亡人數其實是一個偽問題“三年自然災害”到底說明了什麼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非正常死亡人數其實是一個偽問題

 

作者：傅岩

 

本文先簡單介紹了現有的研究，然後通過對歷史的回顧和橫向的比較，說明了對“三年自然災害”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探究實際是一個偽問題。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從相反的方向反映了新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59-1961年在共和國歷史上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三年全國人民的生活都比較困難。因為國家對糧食統購統銷，保障城市生活，所以一些農村是當時糧食嚴重匱乏的地方。據說有些地區都餓死了數十萬人，還有大規模的營養不良和逃荒現象。在政府公文和人們言談中，“非正常死亡”作為一個專有名詞逐漸流傳開來。

 

農村糧食不足的直接原因是所謂“一低（減產）一高（徵購）”。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人，尤其是身在海外態度激烈的人們，認為減產的原因是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責任在於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共，並把這件事作為一個慘絕人寰的案例。

 

那麼“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究竟是多少呢？因為那三年前後沒有人口普查，所有的數據都來自抽樣或者建模估計，所以這是個爭辯非常激烈的問題。下面先簡單羅列一下幾種說法，相信很多網友都見過一些。

 

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九年人口減少一千萬。（是整數）

 

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振華教授：從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時間，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七萬。

 

異見人士丁抒在《人禍》一書中，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長率推算，先是估計為餓死兩千萬，但在修訂本中又說：“三千五百萬是個下限，真實的非正常死亡數很可能與四千萬相去不遠。”此書在網上流傳很廣。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金輝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四十萬。”

 

米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在Background Notes: China,October 1997這本小冊子中，將這三年死於饑荒的情況描述為“數以百萬計”。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估算為一千六百萬到兩千七百萬之間，光是1960年一年有超過一千萬人死於饑荒。

 

Basil Ashton等人的綜述提到二千三百萬、二千七百萬、三千萬等估計數字。

 

米國人口學家Judith Banister將死亡人數估計為三千萬，這為西方媒體所慣用。

 

一般來說，沒有人從學術上反對這三年同時發生了自然災害，相關情況大家都可以在諸如《中國統計年鑑》、《中國災情報告》上查到資料。哪怕如金輝者，也只是試圖證明這三年的災害不算嚴重（金輝，《風調雨順的三年(1959～1961)氣象水文考》），不過他用旱澇指數正負相抵的做法也受到了批評。

 

那麼是不是災情有一點無所謂呢？學過一點農業知識的人就知道，在糧食作物如水稻小麥拔青的季節或者玉米抽穗的季節，不要說持續乾旱幾個月，就是乾旱半個月，糧食到年底至少會減產一半。按當前經濟學者對解放後的中國農業發展趨勢的研究：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當農業基本建設投資波動指數增加1個百分點，引起糧食產量波動的指數隻增加0.07個百分點，而當糧食作物受災面積比率波動指數增加1個百分點，引起糧食產量波動指數竟減少0.19個百分點，後者波幅遠大於前者；而且從1950年至1990年，糧食產量的波動和農田受害面積比率的波動存在着顯著的負相關關係，也就是說糧食產量的波峰值通常對應着受害面積比率的波谷值，糧食產量的波谷值通常對應着受害面積的波峰值（厲以寧等：《中國經濟增長與波動》，中國計劃出版社1993 年版，第184頁、187頁、193頁。

 

另見劉樹成：《中國經濟周期波動》，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4頁）。在農業生產技術已經取得巨大發展的今天，自然變化仍是影響我國糧食生產乃至農業波動的基本因素之一。

 

其實從歷史上看，位於季風區的中國一直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的國家。依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的統計，“中國每6年有一次農業失敗，每12年有一次大饑荒。在過去2200多年間，中國共計有1621次大水災，1392次大旱災，很多時候旱災和水災同時出現”。以黃河為例，這條養育了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在民國以前的2500年間決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一個以農業為主要謀生方式的民族，是無論如何對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災的。即使風調雨順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掙個溫飽就不錯了，一遇凶年，轉眼間就會衣食無着，難以為生。隨着自然災害頻繁地出現，人們時常遭受着飢餓和死亡的威脅。

 

讓我們就近從民國看吧。那時的饑荒可謂家常便飯，無日無之。據出生在中國的米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估計，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飢餓。如此估計，民國時代曾經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

 

因為例子實在太多太多，這裡只講幾個的故事，讀者可以和傳說中的三年自然災害的慘狀做個對比。

 

1929年，23歲的堪薩斯青年埃得加·斯諾來到內蒙古土默特右旗。這裡沒有兵燹，可以說是安寧平和，也可以說是——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連樹皮也被剝淨了。路邊橫着骷髏似的死屍，沒有肌肉，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頭脆如蛋殼。所見儘是些已經不能稱之為人的活屍首：“掛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皺摺，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頭。他的眼光茫然無神，他把什麼都賣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時甚至賣了最後一塊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搖搖晃晃，睾丸軟軟地掛在那裡象乾癟的橄欖核兒——這是最後一個嚴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來曾經是一個人。”“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一樣。女人們躺在角落裡等死，屁股上沒有肉，瘦骨嶙峋，乳房乾癟下垂，象空麻袋一樣。”飢餓的人們無力走出縱橫千里的飢餓圈，只好賣兒女賣婆姨賣自己。佳縣黃河岸邊渡口是賣人的市場，陝北人向山西人賣自己的親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壓壓一片，沒有哭泣，沒有離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飢餓，陰森的死亡之氣把他們嚇住了，都盼望快有人來把自己領走。賣不出去的人就地餓死在那裡，最後連人販子也餓死了。而後來者又黑壓壓地來到屍體邊繼續等死。很多飽受饑荒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這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華北西北大饑荒的一角。

 

[1]

 

斯諾在西北看到，大量最好的土地上都種上了鴉片，國民政府對災民漠不關心。地獄般的經歷，成為他人生的一個“覺醒點”。他從這裡認識了人間的真相，轉而開始為中國的命運大聲疾呼。

 

1936-1937年和平的四川發生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都是災區，受災人口大約3700餘萬。災區的情況總是相似的，只說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評論》載：“蔣介石來川招待紳耆時，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災區人吃人的照片交給蔣，蔣閱後放在袋內。”此後便無下文。蔣介石曾在牯嶺公開說：“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載《國民公報》）當時還傳聞：某地軍閥駐軍一聲令下，操場周圍機關槍開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鬧事搶糧的饑民一掃而光。[2]

 

1942年，是抗戰的對峙時期。“水旱蝗湯（恩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蔣介石不信河南有災，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徵集數額不能緩免。在河南成為新聞盲區的背景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殭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里掏出屍體並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憤慨的是，軍隊和政府官員無視這次災荒，仍然徵收繁重的穀物稅；儘管中國其它地方都有剩餘物資，但並沒有任何東西被及時運往河南去制止這場災難。1943年3月，他的報道通過洛陽電報局的電報出現在《時代》周刊上，歐美輿論頓時大嘩。時值宋美齡“在美國各地進行奢侈的籌資旅行”，看到白修德的報道，要求《時代》周刊的發行人將白修德解職，被拒絕。白修德回到重慶後，重慶政府稱他撒謊、搞親共宣傳，致使他回到米國後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1964年，他獲得普利策新聞獎。補充一句，洛陽電報局的發報員被處決，罪名是“泄露機密”。[3]

 

看到這裡，有人會不會覺得：中共這不弄得和解放前一樣了嗎？老百姓推小車支持解放戰爭都白費了？

 

不錯，雖然“三年自然災害”時人吃人之類的慘事應該少於民國時期，但是就“大規模餓死人”這六個字來說，確實和解放前一樣了。感性上是這樣的，我們再用數據來分析一下。

 

1953-1963年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估計數與登記數

 

年份 蔣的估計人口 登記人口估計出生率 登記出生率 估計死亡率 登記死亡率

 

(萬) (萬) (‰) (‰) (‰) (‰)

 

1953 59048 58796 38.1 37 17.2 14

 

1954 60310 60266 38.6 38 17.4 13.2

 

1955 61484 61465 36.5 32.6 17.2 12.3

 

1956 62634 62828 35.2 31.9 16.8 11.4

 

1957 63893 64653 36.5 34 16.6 10.8

 

1958 64829 65994 31.6 29.2 17.3 12

 

1959 65476 67207 28.5 24.8 19 14.6

 

1960 65239 66207 23.8 20.9 31.3 25.4

 

1961 64926 65859 20.8 18 24.6 14.2

 

1962 66760 67295 44.7 37 18.1 10

 

1963 68749 69172 45.6 43.4 16.7 10

 

（資料來源：蔣正華、李楠：中國出生率與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

 

蔣正華的數據估算比公安局的戶籍登記要合理，這個不多討論，這裡要引用的是死亡率的數據。世界上對此事的數目估算都是以中國官方統計為基礎，大同小異，這裡引用的蔣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相信不會有異議。

 

我們可以看到，五十年代中期死亡率約為1.7%，“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在2-3%。

 

按照侯楊方的研究（《民國時期中國人口的死亡率》，中國人口科學 2003年05期），民國時期人口死亡率為2.5-3.3%，最高年份和一般年份的8%的差值對應的300-400萬人，正好是一次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死亡人數。在網上還查到1936年的死亡率為2.76%，以及各地的統計數據，大致也在2.0-4.0%之間。[4]

 

而世界同期的數據為1936-1938年2.4-2.7%。發達國家1.1-2.1%，發展中國家2.0-3.5%。1946-1948年2.2-2.5%，發達國家1.0-1.8%，發展中國家1.7-3.5%。（數據見《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575）

 

由此可見，民國時代中國的死亡率是發展中國家中的“正常”水平。

 

20世紀50年代世界平均人口死亡率是1.85%，1970-1975年1.3%，發達國家0.9%，發展中國家1.4%，中國0.8%。（以上數據來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中國的數據來自蔣正華的計算）

 

可見，中國人口死亡率在50年代還是世界平均水平，而到了70年代以後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

 

再看嬰兒死亡率。解放前的嬰兒死亡率是170-200‰（侯楊方），而建國後這一數字迅速下降：1954年據14個省五萬餘人的調查為138.5‰，1958年據北京等19個省市的大部分市縣的調查為80.8‰，其中河北等18個省市的大部分縣的農村為89.1‰。1973-75年據全國腫瘤死亡回顧調查為47.0‰。60年代的數據，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在饑荒最嚴重的1960年為165‰，而饑荒過後的1965年為90‰。這與兩個極端（較高的河南和較低的江西）的平均數相吻合（參見李若建《困難時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人口研究，2001.5）。也就是說三年困難期間的嬰兒死亡率增加了一倍，恢復了解放前的“正常”水平。李若建還發現，相對於中青年，老年人的死亡率增加得較多，這也是飢餓造成的。由於糧食短缺，全國各地很多人出現了浮腫、乾瘦、婦女閉經和子宮脫垂的症狀，被稱為“新四病”。可見，災害時期醫療衛生系統在降低死亡率上已經失效，基本上回到解放前的狀況了。

 

從乏味的數據可以作出總結：解放前我國的死亡率很高，和發展中國家一般情況一致，解放後死亡率逐漸下降，到七十年代末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度跌回解放前的狀態。

 

從人均預期壽命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人口預期壽命的國際比較

 

1900年 1950年 1975年 1999年

 

西歐 46 67 73 78

 

美國 47 68 72 77

 

日本 44 61 74 81

 

俄國 32 65 68 66

 

中國 24 35 65 71

 

印度 24 32 50 60

 

非洲 24 38 47 52

 

拉美 35 51 61 69

 

世界 31 49 59 66

 

這一切可以說明中國的醫療衛生和營養狀況（尤其是占人口80%的農村地區）有了質的改變，毛澤東時代的政府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並不是一句虛言。

 

有人可能認為民國時期大饑荒的根本原因是戰爭，說民國是“非正常國家”。但是餓死人不一定是戰爭造成的，就像我舉的三個例子一樣，民國時期的中國也不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戰爭。戰爭不能解脫民國政府的責任。

 

退一步說，中華民國是“非正常國家”，那印度、孟加拉和一些和平的黑非洲國家是“正常國家”了吧？他們的死亡率不也是居高不下嗎？

 

我們當代中國人過了幾十年還算不錯的日子，真的忘了以前的中國是多麼苦難，總以為有飯吃是理所當然的，哪裡記得中國人民在吃飯問題上為難了幾千年。就像當年的米國國務卿艾奇遜說的，這是歷代中國政府都無法解決的問題。

 

通過上面的分析，最終我們可以作出一個結論：

 

“三年自然災害”究竟非正常死亡多少人根本就是一個偽問題！

 

因為問題的關鍵是：到底什麼叫做“非正常死亡”？

 

如果按照民國時代的標準，“三年自然災害”減少的人口都可以是“正常”的。按照民國的民生狀況，人口年齡柱狀圖也不會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有個凹進，因為“三年自然災害”前後的死亡率都將一樣的高！

 

正是因為毛澤東時代醫療衛生條件改善降低了“三年自然災害”前後的死亡率，

 

正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的大部分時候解決了艾奇遜所說的歷屆中國政府都無法解決的溫飽問題，

 

正是因為毛澤東時代及其後的中國政府認為社會主義應該完全沒有糧食問題的重大失誤，也正是因為毛澤東時代及以後的時間裡中國僅有這麼一次大規模饑荒，

 

“三年自然災害”才在人們記憶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跡，才可以引得無數批評者的攻擊責難。

 

不錯，人民是偉大的，人民養活了自己。但是在解放前的黑暗中，散沙樣的勞動人民卻在一次次水旱災禍中流離失所。因為那時的國家機構渙散，因為“那時全國都在打仗”，所以沒有人需要負責，是不是？

 

落木紛披，凜長松之獨立；頹波浩渺，屹砥柱於中流。正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肩負起了這個責任，結束了中國作為“非正常國家”的歷史，用堅強的國家力量，通過新的體制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救濟；大興農田水利，農民合作互助，才在一次次自然災害面前減少了損失。

 

的確，“三年自然災害”是天災，也是人禍。彭德懷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作為一個軍人和老共產黨員，他恐怕對社會主義事業有着更高的期待。正如世界上任何探索都是有代價和失敗的一樣，新中國的建設也有挫折，而且這個損失非常沉重。

 

我也相信，那些激烈批評中共的人們也是因為對中共的執政能力有着更高的期待、更嚴格的要求。

 

對有些任意誇大悲劇數字的人，著名網友方舟子在《關於大躍進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一點感想》一文中質問道：“那麼為什麼會有人一直在宣傳‘餓死了四千萬人’，又有人玩數字遊戲非要證明這個荒唐的數字？是不是覺得中國人的命不值錢，餓死幾百萬、上千萬都算不上駭人聽聞的大悲劇，非得餓死個三、四千萬才算數？”

 

其實，當回顧了歷史之後你會發現，並不是中國人的命不值錢，命賤；而是舊中國的人命賤，千萬人螻蟻般死去也換不來一點關注。抗戰時國民政府為了拉壯丁就害死1400萬人，那可真叫命賤，又有誰會去問是幾分外患，幾分人禍麼？[5]

 

恰恰是中共，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讓中國的人命變得值錢起來，於是在三十多年之後還有這麼多海內外人士念念不已。

 

當然了，現狀還不能令人滿意，但是，有一代代中國人去努力，相信中國人的人命以後愈來愈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