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蔣損毛”論可以休矣！——兩個統帥之比較

孫煥臻 · 2015-07-27 · 來源：烏有之鄉

 

毛澤東是真正領導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最高統帥，而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的抗戰，則對於抗日戰爭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這本來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曾被尊為領導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最高統帥。蔣介石在名義上是當時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而實際上，從“九一八”事變日本侵華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14年中，其大部分時間是破壞抗戰勝利的罪魁禍首;毛澤東則運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正確地揭示出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並相應地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戰略戰術原則，領導全國軍民，統過人民戰爭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故毛澤東是真正領導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最高統帥，而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的抗戰，則對於抗日戰爭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這本來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可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某些居心叵測的人懷着陰暗的心理造作謠言，蒙蔽輿論，不使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所起作用的真相為世人所知。這股反動思潮一直延續到今天，形成親美、褒蔣、貶共逆流，成了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的一股噪音。因此，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我們有責任將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以下我對此二人作一歷史性比較。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

所謂最高統帥，實質是個領導權問題。自“九一八”日本侵華至“八一五”日本投降14年間，在中國客觀存在着貫穿始終的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一條是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一條是不但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說來它是在實際上幫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戰爭的。兩條抗戰路線貫穿抗日戰爭的全過程，這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誰實行了前者，誰就掌握了抗日戰爭勝利的領導權，誰就是真正的最高統帥;反之，誰實行後者，其儘管名義上是最高統帥，而實質上則是冒牌貨，是壞統帥。

基本前提確立之後，中國人民從毛澤東和蔣介石兩個人身上，獲得了明顯的比較。

(1)“九一八”前後至“華北事變”

蔣介石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採取不抵抗主義的路線。自1927年春夏之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背叛和屠殺了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1928年12月，他暫時地統一了中國，建立了一個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代表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殘酷地鎮壓和剝削工農勞苦大眾的封建法西斯獨裁專政的反動政權。“九一八”事變前，他親自領導和指揮連續三次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反革命軍事圍剿;“九一八”後，面對日本的侵略，他實行的是“不抵抗主義”，“攘外必先安內”，而繼續他的反革命剿共戰爭;同時，他還命令張學良替他背着“不抵抗將軍”的罵名，到西北進行圍剿紅軍的戰爭，將東北三省恭手送給日本侵略者;繼而，他又破壞了“一。二八”淞滬抗戰，調19路軍去福建剿共，而簽定了賣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再而，他扼殺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抗日，鎮壓了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同時，他親自指揮，加緊對戰略轉移(長征)的中央紅軍的圍追阻截。1935年，他適應日本帝國主義的需要，簽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指示宋哲元適應日本“華北五省自治”的需要，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於蔣的不抵抗路線和叛賣行徑，致使“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

毛澤東早在1915年針對袁世凱和日本帝國主義簽定賣國的“二十一條”，他發出怒吼：“五月 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並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一切剝削制度，而樹雄心，立壯志，勇於實踐，探求真理;1916年，他與同學討論時局，他預言：20年後中日必有一戰，二十年後不幸被他所言中。“九一八”事變後，中共中央和以他為首的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多次發表宣言、決議，號召中國工農紅軍和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1935年，伴隨“華北事變”(主要指“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等一系列事件)，中華民族危急加深，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瓦窯堡會議，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會後，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科學地分析了國際國內時局的特點，充分說明了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產黨在這個統一戰線中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為了結成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期存在着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於革命的急性病——曾使黨、紅軍和中國革命遭受重大損失;他特別強調喚起黨內注意一九二七年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引導革命歸於失敗的歷史教訓，指出了蔣介石必然要破壞革命勢力的趨勢，這樣就保證了後來我黨在新環境中能夠具有清醒的頭腦在蔣介石的無窮欺騙和很多次的武裝襲擊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損失。瓦窯堡會議是從十年內戰到抗日戰爭的偉大轉變時期中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瓦窯堡會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完滿地解決了遵義會議(此會議當時只能解決最緊迫的軍事問題和部分組織問題)以來沒有解決的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因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為中華民族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指明了正確方向和光明前途，並指引了一條唯一正確前進的路線。瓦窯堡會議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進一步加強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一方面積極促進“一二九”運動後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另一方面儘可能地向國民黨上層領導人和軍隊將領宣傳黨的抗日主張，開展爭取同盟者，建立統一戰線的工作;採取的方法，以點帶面，抓西北帶全國(即與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首先建立統一戰線)。

(2)1936年至“七七 ”事變前

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我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不能不影響國內時局的發展。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一方面，打算利用蘇聯以牽制日本，由此，蔣介石與蘇聯的關係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軍事力量消滅共產黨為主的方針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幟，用極苛刻的條件同共產黨談判，以達到“溶共”的目的。故從1935年冬開始，國民黨方面先後在南京、上海、莫斯科秘密同共產黨人商談抗日問題。雖然談判之門打開了，但由於蔣介石毫無誠意，談判未獲結果。蔣介石仍不放棄“剿共”政策。其時，除在南方繼續清剿留在老區的紅軍外，他還企圖以重兵消滅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陝甘根據地。

為鞏固擴大陝甘根據地，並以實際行動表示紅軍抗日的決心，毛澤東於1936年2月親率以紅一方面軍組成的抗日先鋒軍渡黃河東征。東征紅軍迅速衝破閻錫山的黃河防線，勝利進軍。紅軍宣布，此次東征是為了實行抗日政策，爭取迅速對日作戰，表示願停止一切內戰聯合抗日。紅軍的正義壯舉，遭到閻錫山部隊的頑固抵抗。蔣介石急忙任命陳誠為山西“剿共”軍總司令調10個師，號稱20萬人，分兩路增援閻錫山，並令黃河以西國民黨軍隊與之配合，妄圖一舉消滅紅軍，摧毀陝甘根據地。鑑於這種嚴重情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回師陝北，並再次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這個通電實際上是向全國宣布，黨的“抗日反蔣”政策已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這對推動抗日統一戰線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蔣介石仍堅持“剿共”政策。他調集20余萬兵力，對陝甘根據地發動新的“進剿”。根據這種嚴峻形勢，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紅軍向陝、甘、寧三省邊界國民黨軍事力量薄弱的地區西征以鞏固和發展陝甘根據地，擴大紅軍，首先爭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聯合。西征作戰達到目的，不但給“圍剿”敵軍以沉重打擊，而且使陝甘根據地發展成陝甘寧根據地，擴大了紅軍，發展了地方武裝，籌集了大批資金。

此時蔣介石雖仍集聚重兵“剿共”，但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步步深入華北，進逼蒙古的形勢下，國民黨同日帝的矛盾愈來愈發展，英美帝國主義和日帝的矛盾也日益增長;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頭子的“親英美派”和以汪精衛為頭子的“親日派”之間的裂痕逐漸增大。蔣雖未放棄同日談判，這表明他還沒有抗日的決心，但蔣不再親自參與談判，並主張在談判中採取拖延的策略。因而日本侵略者未能從談判中得到想要的東西。

鑑於蔣介石向抗日方面有一點點進步，毛澤東親自起草即於1936年8月25日發出致國民黨書，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為了使全黨了解放棄反蔣口號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後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的指示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毛澤東還在九月中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目前形勢和統一戰線問題作了多次長篇發言，着重闡述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問題。他進一步強調：對民族反日統一戰線的領導，不是願意不願意，而是有力量領導和沒有力量領導的問題。事實證明，也只有共產黨有力量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過，這樣的領導還是要爭取的，現在正在爭。我們現在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就是逼着蔣介石跟隨我們抗日。隨着形勢的發展，我黨關於國家政權的構成形式也要隨之變化：有革命根據地時期的“工農共和國”，轉變為瓦窯堡會議後的“人民共和國”，而今又轉變為“民主共和國”。毛澤東為了作好國民黨上層的統戰工作，他在指導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進行談判外，還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軍政要員宋子文、邵力子、孫科、陳立夫和王均、朱紹良、毛炳文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主張“停戰議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寫信給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皺韜奮、陶行知等愛國領袖，對他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佩。他還努力同地方實力派取得聯繫，分別寫信給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勢力代表馮玉祥、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爭取他們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理解和支持。在這期間，毛澤東進一步加強對張學良和楊虎城部的工作。到1936年深秋，紅軍和東北軍、西北軍的關係進一步改善，步調更趨一致。在西北，已初步形成紅軍和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新局面。

當然，由於蔣介石的本性使然，此人極不講信義，而且極其陰險狠毒。在他看來，所謂“中共問題的解決”，就是要共產黨向國民黨投降，就是要“滅共”。這自然是辦不到的。因此，若能用武力來強行解決，不失為“上策”。他還要孤注一擲。當“兩廣事變”解決後，蔣認為又可騰出手來集中“剿共”了。他一面邀請周恩來在廣州或香港會談，一面調集軍隊“圍剿”紅軍，胡宗南部就是此時又調至西北進攻紅軍的，想給紅軍以大的打擊後再在談判桌上講條件。

處在從內戰到抗日的轉變關頭，毛澤東最善於運用靈活的策略對蔣採取的多種手段，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在軍事上，他致電駐在張學良處的劉鼎，“蔣介石向西北進攻，我方已有相當準備，立於防禦地位予以打擊，促其覺悟。”在政治上，當蔣邀周恩來前去會談時，毛澤東指出：“先停戰，後談判。”因蔣大舉進攻西北，使周無法前往，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漢年到滬與南京方面代表陳立夫談判。陳根據蔣指示，態度極度惡劣。這樣，談判只能擱淺。到12月初當陳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敗後，才又派人到滬找潘漢年，表示國共談判不能中止。此時毛澤東認為逼蔣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關鍵。對此，毛澤東於1936年12月1日同朱德、周恩來等十八位紅軍高級將領聯名寫信給蔣，批評他調集胡宗南等部進攻紅軍和蘇區;希望他當機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信中寫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

可蔣卻視毛澤東的忠告為軟弱可欺，認為紅軍處境已難以為繼，又變本加厲地調集30萬軍隊“圍剿”紅軍。12月4日，蔣帶着這批指揮“剿共”的高級將領及軍政要員飛抵西安，給張學良、楊虎城施加壓力。張、楊無法接受或“剿共”或調離的最後通牒，而痛苦流涕向蔣“苦諫”，反又遭蔣嚴厲訓斥。這就把張楊逼到絕境，加之西安各界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推動，終於驅使張楊下決心，採取非常手段，實行“兵諫”。這就是震驚中外的1936年12月12日發生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在非常特殊的環境中發生的。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說來，它來得很倉促，不可能在事前作準備，中間又經過不少曲折。黨必須根據急劇變化的政治局勢，迅速作出判斷和處置，這實在是很難很難的事情。儘管在有些問題上對情況的了解和認識不能不有個過程，但從大的方面說，黨和毛澤東對事變獨立作出的各項政策是及時和恰當的，從而實現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目標，為全民族的團結抗戰打開了通道。這反映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成熟。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促進了中共“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

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時蔣介石雖然對停止內戰，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口頭”承諾，但因其慣耍兩面派，不講信義的本性所決定;他一回到南京，即扣留張學良，向西安進兵，使時局出現曲折。

毛澤東已經預見到此種變化，隨之作了周密部署。首先，向黨內指出，自從釋蔣後，我們總的方針是和平。目前，我們仍要打擊右派，爭取中派，所不同的，對軍事上應有準備，對西安更要積極幫助與團結。這不僅是西安問題，而是全國問題;其次，為準備南京進攻西安，他致電周恩來、博古並告彭、任，與楊虎城、王以哲等商議團結對敵，緊急動員，防禦進攻，紅軍緊密配合;再次，為逼蔣實施“允諾”，實現和平，經毛澤東與張聞天等的醞釀和起草《中共中央致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著名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發表後得到全國民眾熱烈響應，並推動了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反對親日派的鬥爭。使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所通過決議，雖仍有反共的語言，但所提談判條件已實際與我黨的接近。這表明以蔣為代表的國民黨當局正在接受我黨倡導的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其四，為促國民黨政策進一步轉變，從1937年2月起，周恩來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同國民黨代表進行談判，由於蔣還缺乏足夠的誠意，使談判一時難以取得結果;其五，為推動“聯蔣抗日”方針的實現，毛澤東多次寫信或致電給蔣介石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五月，他親自布置接待了十年來第一個為和平而來蘇區的國民黨中央考察團，為實現國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國而積極做工作;其六，在此期間，毛澤東還多次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由於，毛澤東和我黨的積極努力，經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實際上接受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標誌我黨領導的“聯蔣抗日”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毛澤東及時提出新階段的任務。這就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位一體的任務。

國內和平基本實現後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勢，中共中央於1937年5月在延安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政治報告，並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作了《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毛澤東在報告和結論中着重論述了三個問題。首先，他運用對立統一規律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由此確定黨的任務和方針。他說：“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他敏銳地指出，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他又冷靜地估計到，國內矛盾雖已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適當地調整，這就是還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針的由來。其次，他提出並闡明目前階段的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位一體的任務。他說，和平已實現，但並不鞏固，也不等於抗戰已實現。為了鞏固和平，實現抗戰，必須具備一個必要的條件，即爭取民主。他強調指出：“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須要進行民主改革。再次，總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經驗教訓，闡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他尖銳地提出這樣的問題：“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無產階級怎樣通過他的政黨實現政治領導呢?毛澤東提出了四個條件：第一，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實現政治口號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第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發揮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成為實現政治口號所提出的任務的模範;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鞏固和發展與同盟者的關係;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紀律的嚴格性。最後，他號召全黨不斷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儘速造就德才兼備幹部，增強黨內團結，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批准了毛澤東的報告和遵義會議以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這次會議和中共中央接着召開的白區代表會議，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作了重要準備。

(3)從“七七”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即抗日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

毛澤東與蔣介石之比較，主要集中在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問題;是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的兩條路線問題;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問題;兩個戰場和兩個結果等四個方面的問題。

——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者以製造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發動了滅亡全中國的侵略戰爭。全國愛國軍民奮起抗戰。以蔣為首的國民黨當局不得不考慮它的態度。7月17日，蔣在廬山發表談話，提出解決盧溝橋事變的最低限度條件。但這時他還沒有完全放棄和平幻想，企圖通過外交途徑求得和平解決;蔣在廬山談話將中共代表排除在外，他對周恩來轉交他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態度冷淡，擱置一邊，而另提一套中共中央根本不能接受的所謂方案。其實質，他仍不願承認共產黨的平等地位，並企圖通過改編紅軍逼毛澤東、朱德“出洋”到蘇聯，以便控制和吞併這支革命軍隊，致使廬山談判未獲結果。到平津被日占領，上海形勢日趨緊張，蔣才不得不認真對待國共合作這一有關民族存亡的大事。8月4日，中共中央應邀派周恩來等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並同國民黨繼續談判。對改編紅軍，設立辦事處，出版《新華日報》等項達成協議。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在“七七”事變的第二天，即向全國發出通電，指出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中國的出路，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儘快形成，即派周恩來等再次上廬山同國民党進行談判。經過反反覆覆，我黨的不懈努力，隨着形勢的急劇變化，蔣介石被迫於9月中旬同意談判達成協議。中共代表堅持宣言中所提的基本政治主張，對某些用詞的修改，也作了讓步。9月22日，國民黨終於通過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團結禦侮的必要，事實上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共產黨的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宣布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歷經八年抗戰直至勝利，中間多少險惡複雜緊張局勢，尤以1940年前後日帝主要軍事進攻矛頭對準中共所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蔣介石連續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皆因毛澤東嫻熟地運用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剖析時局，始終抓住中日矛盾這個主要矛盾不放，正確處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關係，為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破裂，而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及鬥爭原則和方法;並且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和無產階級領導權。這是抗日戰爭得以勝利的重要保證。

——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

從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此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當時全國人民，我們共產黨人，其他民主黨派，都對國民黨政府寄予極大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它乘此民族艱危、人心振奮的時機，厲行民主改革，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付諸實施。可是，這個希望落空了。就在這兩年，一方面，有比較積極的抗戰;另一方面，蔣介石國民黨當局仍舊反對發動廣大民眾參加的人民戰爭，仍舊限制人民自動團結起來進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動。一方面，蔣記政府對待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的態度比較過去有了一些改變;另一方面，仍舊不給各黨派以平等地位，並多方限制它們的活動。

這個時期一開始，毛澤東就指出中國抗日戰爭存在着兩條路線：或者是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這樣就會勝利;或者是壓迫人民的片面抗戰路線，這樣就會失敗。兩條路線貫穿於抗日戰爭的全過程，這就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在1937年8月黨的洛川會議所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要點是：1、打倒日本帝國主義;2、全國軍事的總動員;3、全國人民的總動員;4、改革政治機構;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10、抗日的民族團結。這是實行全面抗戰路線的綱領，它把實行抗日同爭取民主緊密結合起來，爭取抗日戰爭朝着有利於人民勝利結局的方向發展。在處於全國執政地位的蔣介石國民黨實行片面抗戰路線的情況下，怎樣才能貫徹我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呢?這在當時是一個極端複雜和困難的問題。毛澤東和黨中央着重從軍事上和政治上為實現全面抗戰創造條件：一方面，精心策劃和部署八路軍進行統一戰略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引導八路軍實現從國內正軌戰爭到抗日游擊戰爭的轉變;另一方面，以極大的努力推動國民黨改變政策，同時放手發動群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但終因蔣介石的本性所決定，他總是把“限共”和不給予人民民主、改善民生放在心上的重要位置，故在國民黨戰場，只能是片面抗戰，其結果也只能是大潰敗。

——關於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問題。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蔣介石開始對抗戰猶豫不決，後當日占平津，威逼上海，此時蔣才匆忙決定抵抗，並邀中共派代表參加在南京召開最高軍事會議。而此刻蔣對戰略方針的考慮：一他認為國民黨有200多萬軍隊的強大力量，只要他一宣布抗戰，很快就會勝利，即有“速勝論”的輕敵思想;二認為只要依靠政府和軍隊就可以取得抗戰勝利;三在軍事上則採取單純防禦的戰略方針。這種單純防禦的戰略方針，就是對正面進攻之敵實行消極的陣地防禦，等到不能保守陣地時，則節節退卻，很少使用較大兵力對敵實行運動戰，因而不能主動地在運動中殲滅敵人。雖然國民黨軍隊的許多官兵有愛國熱忱，並對日軍的進攻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於受片面抗戰路線和單純防禦的戰略方針的束縛，難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戰鬥力，以至陷入被動局面，節節敗退。

毛澤東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對抗日戰爭戰略方針的提出有個發展過程。早在瓦窯堡會議他所作的關於軍事戰略方針的報告中，就指出：戰略的持久戰，戰役戰術的速決戰。“七七”事變後，他不斷強調抗日戰爭是“艱苦的持久戰”;在8月初，他和張聞天電請朱、周、葉到南京後代表中共提出對整個國防問題的建議：“總的戰略方針暫時是攻勢防禦，應給進攻之敵以殲滅的反攻，決不能是單純防禦。將來準備轉變到戰略進攻，收復失地。”(這主要指戰略防禦階段的戰略方針)，這個方針是中肯的，是切中國民黨軍隊戰略上的弊端的。同時還強調，正規戰與游擊戰相配合。(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主要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以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及人民武裝擔任之，在整個戰略部署下給與獨立自主的指揮權。”當然，蔣介石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不得不聽，但決不會認真聽。

毛澤東對紅軍的作戰方針作出了極正確的規定。他在1937年8月1日致周恩來電中把發展游擊戰爭提到突出的地位。這是一個有着遠大戰略眼光的創見。電報說：“(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同一天，他又致電周、朱轉彭、任，針對蔣介石已經表露出來的準備將紅軍分割使用、同日軍硬拼消耗、逐步給以削弱以至消滅的企圖，提醒他們：“紅軍抗日出動的路線、出動的兵力、作戰的方法都不應請求蔣介石決定頒發，這些都只能待適當的時機，由我們提出與之商定方不吃虧。”這些意見，對紅軍改編後保持獨立性和黨對這支軍隊的領導有極其重要意義。

毛澤東對紅軍作戰方針及兵力使用等問題採取極為慎重的態度。特別由於前方高級將領習慣於內戰時期打運動戰，而對現今以游擊戰為主的作戰方針和艱苦的持久戰很不理解，很不適應;提出以運動戰為主，“獨當一面”作戰。故他一再強調“只宜作側面戰”，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不宜作正面戰”，不宜獨當一面作戰;同時，要求本着“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他所以一再強調這些問題，除考慮到對日作戰的長期性和紅軍自身的特點外，還由於看到蔣介石對待國共關係問題上已表現許多不正常現象：一面要紅軍全部出動，一面卻在陝甘一帶部署了十個師的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擊隊改編時又出現閩粵邊部隊被國民黨軍隊誘騙繳槍的事件，毛澤東認為這是“極嚴重教訓，紅軍各部都應引為深戒”。

為了統一思想，在他的提議下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政治局擴大會議。他深刻地闡述了中國全面抗戰的戰略方針及紅軍的作戰原則。“我們的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結果是中國勝利。”關於紅軍的基本任務，他提出了五條：“(一)創造根據地;(二)鉗制與消滅敵人;(三)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四)保存與擴大紅軍;(五)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並且說明：前四條是要實現的，後一條是要爭取的。他着重談了紅軍的作戰方針，那就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着重於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明確提出紅軍在抗日戰爭現階段的戰略方針以游擊戰爭為主。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變。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戰略，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前期，經歷過兩次戰略轉變：第一次是國內游擊戰爭向國內正規戰爭的轉變，這個轉變曾遇到很大的困難;第二次是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的轉變。這一轉變，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對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關係非常之大。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剛剛開始、紅軍還沒有開赴前線的時候，在仔細考察並分析了主客觀實際情況後，便明確地及時地提出要實行這個戰略轉變，充分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在會上，毛澤東還提出，主力部隊開赴前線後，要留下一支部隊鞏固陝甘寧根據地，使它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的大本營。這支部隊稱為留守兵團，以後在保衛陝甘寧根據地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日本軍隊作戰，對八路軍來說，是一次新的嚴峻考驗。紅軍雖然已有十年內戰的經驗，但從來沒有同具有現代軍事裝備的帝國主義國家軍隊交過手。八路軍的作戰方針雖已在洛川會議上確定，但還需要在實踐中檢驗和完善。八路軍出動到華北作戰的情況如何，不僅關繫到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且關繫到抗日戰爭能否取得勝利。因此，洛川會議後的兩個多月里，毛澤東幾乎以全部精力指導八路軍在華北的作戰。毛澤東為指揮華北作戰，經過周密謀劃，下了五着高棋。

首先，取道山西開赴抗日前線。為什麼先開入山西?毛澤東有幾方面考慮：其一，山西是八路軍開赴前線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臨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牽制日軍的行進。憑藉山西寬闊、險峻而複雜的地形，不僅有利於阻滯日軍機械化部隊的前進，而且有利於八路軍開展山地游擊戰，消滅敵人，建立抗日根據地。其二，山西是地方實力派首領閻錫山的統治地盤。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之間既有聯繫，又錯綜複雜的矛盾。日軍攻陷平津後大舉進攻山西，嚴重威脅他在山西的統治地位;蔣介石軍隊開入山西，又使他深恐山西落入蔣氏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開明姿態，想拉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做他的暫時同盟者以抗衡日蔣。閻不僅同我黨我軍建立了聯繫，還答應毛澤東向他提出的建立公開的八路軍駐晉辦事處的要求，並同意八路軍經山西開赴前線。其三，當時蔣介石國民黨企圖將八路軍“分割”使用，規定八路軍以兩個師由渭南上車經風陵渡、同蒲路到代縣附近下車，開往蔚縣一帶集中。另外一個師沿隴海路轉平漢路到河北徐水下車，開往冀東玉田、遵化一帶開展游擊戰爭。毛澤東敏銳地察覺：這樣做是“分路出動，使不集中，強使聽命”。“包含着極大陰謀，決不能認為有利，堅決不能同意”。他提出：紅軍為安全計，為蔭蔽計，為滿足晉綏渴望計，決走韓城渡河，“前進不走平漢路而走同蒲路，在侯馬上車，到代縣下車，向目的地集中。”這樣，毛澤東把三個師都放在山西，以便於統一領導，相互策應，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不測。

其次，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八路軍開入山西的作戰區域問題。這就象下棋，開始的布局如何，對以後情勢發展至關重要。毛澤東總是根據情況的變化，作出正確判斷，及時調整部署。他在八月初曾考慮八路軍出師後集中部署在以恆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當八路軍開赴山西，華北局勢發生變化，日軍發動強大鉗形攻勢：在北路，沿平綏線西進，攻占張家口後折而南下，並於9月3日占領大同;在東路，沿正太路向西推進;準備兩路會合，奪取太原。如再按原設想行動，一旦出現此種情況，就可能使八路軍的全部主力陷於日軍的鉗形包圍內，這將十分不利。毛澤東洞察山西戰局可能發生的變化，及時改變原部署，將八路軍三個師分別部署在晉東北、晉西北、晉南，再圖發展。後又將一一五師一部部署在晉西南。這樣，就以山西四個角為中心交界的山地發展成我黨我軍鞏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毛澤東根據具體情況，及時調整我軍作戰區域的部署，既避免被日軍包圍，處於危險境地;又密切關注和警惕蔣介石借調動軍隊，使我被分割包圍，以實施其假日軍之手消滅或到將來時機成熟，乘機消滅我軍的陰謀。這對八路軍實施戰略展開，合理布局，創建華北抗日根據地產生極為深遠的意義。

再次，八路軍開赴前線後，毛澤東時刻關切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部隊在實戰中能否堅定不移地執行洛川會議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實行這樣重大的戰略轉變，是很不容易的。這不僅因為紅軍在十年內戰後期已習慣於正規軍和運動戰，一時難以轉變;還因為全面抗戰爆發不少人十分興奮，受“速勝論”影響，對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認識不足，急於想打大仗。聶榮臻回憶：在洛川會議上討論作戰方針時，出現了不贊成游擊戰而主張打運動戰的分歧意見，毛澤東同志擔心部隊挺進前線後，一些同志蠻幹。毛澤東於1937年9月21日致電彭德懷：“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個別同志對於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趨勢似乎還沒有深刻的認識，被暫時情況所誘惑，如果這種觀點不變，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於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對關鍵性的問題，毛澤東歷來是緊抓不放的。僅在九月中下旬，他接連五次致電前方，反覆說服提醒他們要以最大決心實現這個戰略轉變。毛澤東指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側翼，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兵力打仗為主。集中打仗而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他強調：“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懷“對於個別同志不妥當的觀點，給予深刻的解釋，使戰略方針歸於一致”。9月25日他又致電周恩來、劉少奇等指出：整個華北“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應環繞於游擊戰爭。他指出：“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要負嚴重的責任。”

為堅持敵後游擊戰爭，毛澤東又提出，必須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這個極端重要問題。這實質是以農村為中心，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民主革命道路理論，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運用、豐富和創造性發展。並且，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取得了極大成功。毛澤東指出，如果游擊戰爭只是單純的軍事行動，而同當地群眾的政治經濟要求相脫離，不能取得他們的全力支持;那末要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並且在戰爭中不斷得到發展壯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他在總結華北游擊戰爭和根據地的關係時指出：“游擊戰爭的根據地是什麼呢?它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沒有這種戰略基地，一切戰略任務的執行和戰爭目的的實現就失掉了依託。無後方作戰，本來是敵後游擊戰爭的特點，因為它是同國家的總後方脫離的。然而，沒有根據地，游擊戰爭是不能長期地生存和發展的，這種根據地也是游擊戰爭的後方。”經毛澤東反覆的教育和耐心解釋，使許多幹部加深對指導遊擊戰爭提高到戰略高度和創建敵後根據地的重要性的認識。

第四，毛澤東根據實情所確定的戰略方針這一重大決策一旦作出，他是堅定不移的貫徹落實的，不會因為某些一時或局部的因素而輕易改變這種決心。同時，他又密切注視革命實踐的發展，研究變化的情況，不斷總結經驗，使作出的決策更符合事物發展規律，，以便能更好地指導戰爭實踐，一步一步將抗日戰爭引向勝利。9月25日，八路軍115師利用有利時機和條件集中兵力發動了平型關戰鬥，取得了中國軍隊自抗戰以來的首次大捷。戰鬥前，毛澤東已同意前方提出的一旅集中，相機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的意見。戰鬥勝利喜訊傳到延安，毛澤東十分高興，立即致電前方，慶賀勝利。根據平型關戰鬥的經驗，毛澤東又進一步明確指出，八路軍作戰的“根本方針是爭取群眾，組織群眾的游擊隊。在這個總方針下實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而不因為暫時集中兵力取得勝利就輕易改變從全局上唯一正確的八路軍在側面和敵後實行獨立自主的以游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但他又從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豐富和發展原來的方針。經過十個月的反覆實踐和認識，到1938年5月發表《論持久戰》時，他就把八路軍作戰的戰略方針確定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同洛川會議的規定是一以貫之的，而在具體表述上更加嚴密和完備。從而使全軍指戰員更能靈活機動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以達到抗戰勝利的目的。

第五，毛澤東在領導華北抗戰時，不單是從八路軍局部考慮，而是着眼於整個中國人民和軍隊的抗日全局來思考和指揮抗戰。當1937年10月初，華北局勢進一步惡化，日軍占領保定後，河北正面戰場的抗戰基本結束。在側翼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國民黨放棄雁門關至平型關的內長城防線，退守太原的北方門戶——忻口。為了協助友軍(國民黨軍隊)作戰，毛澤東仔細研究華北戰局後，10月5日致電周恩來彭德懷等，要他們轉告山西軍事當局：敵占領石家莊後，將向西面進攻，因此龍泉關、娘子關兩點應集結重兵堅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勝利;在正面忻口地區的守備和出擊中，出擊是主要的。並提出：八路軍115師、120師主力將但任從東西兩方破壞敵之側後縱深地區。另要求南京派生力軍兩個師從淶源、蔚縣行動。我129師主力或全部將使用於正太路，發動群眾，配合娘子關守軍作戰。(見《毛澤東文集》2-P33-35)這是一個周密的作戰方案，可惜閻並未完全照此方案去作。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八路軍各師在忻口戰役期間有力地配合了友軍的行動。120師一度收復雁門關，伏擊日軍輜重，截斷從大同經雁門關到忻口的交通;115師奪回平型關，收復淶源、定縣等7座縣城，切斷日軍從張家口經平型關至忻口的交通線;129師陳錫聯團於10月19日夜襲陽明堡機場，焚毀日機20余架。由於八路軍各部的行動，使日軍依賴機械化部隊的後方供給線陷入困境，對正面防守的友軍是有力的援助。

在忻口戰役期間，右翼晉軍10個團撥歸朱德彭德懷統一指揮。毛澤東就如何正確對待這支友軍於10月4日致電朱彭任等，叮囑道：“我們對於國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部隊，應採取愛護協助態度，不使他們擔最危險的任務，不使他們物資給養缺乏。對作戰應使主要打幾個小勝仗，對動員民眾應詳告以政策、方法，對他們多取商量，表示殷勤愛護之意，力戒輕視、忽視、譏笑、漠不關心及把他們置於危險地位等錯誤態度。”(《毛澤東傳》P474-475)毛澤東要求他們對全軍指戰員進行教育，徹底執行這一方針。在東線，當娘子關告急時，八路軍129師救出了被日軍包圍的友軍曾萬鍾部一千多人。忻口戰役是抗戰初期華北戰場上最大的一次戰役，將南下日軍擋住了21天;這次戰役，也是抗戰初期國共兩黨領導的軍隊配合作戰最成功的一次，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正確的領導，來源於自覺地按照唯物辯證法、認識論辦事，能有預見。毛澤東曾生動地談道：“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這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只看見地平線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着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P200-201)抗戰爆發以來短短幾個月時間內，毛澤東顯示了他高超的指揮藝術和他對未來事態的發展總能比別人先見一着，對各種錯綜複雜的新問題都能及時提出明確而切合實際的對策，這就表現出他卓越的領導才能。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寫的《論持久戰》。持久戰——是中國人民(包括抗日的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及全國的廣大人民群眾)打敗日本侵略者，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總的戰略方針。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抗戰已整整進行了10個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繼淪陷，飽受戰爭之苦的中國人民天天在渴望戰爭的早日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怎麼樣?中國能不能取得勝利?怎樣才能取得勝利?對這些問題，許多人還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觀點仍在到處流傳。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對堅持長期抗戰是十分不利的。毛澤東深感有必要對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做個總結性的解釋”，特別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

毛澤東“一貫估計中日戰爭是持久戰”。1936年7月，他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就已提出持久抗戰的各項方針。抗戰初期，當中國軍隊連連失利時，他始終認為“最後勝負要在持久戰中去解決。”到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從5月26日至6月3日，他又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這是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最重要的軍事論著，回答了困擾人們思想的種種問題，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日本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它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國力雖然比較弱，但它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又有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戰爭力量雖強，但它是一個小國，軍力、財力都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而中國是一個大國，地大人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日本的侵略行為損害並威脅其他國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國際的同情與援助;而中國的反侵略戰爭能獲得世界上廣泛的支持與同情。毛澤東總結道：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着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在戰爭過程中將個以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裡發生出來。”他得出結論：“中國會亡嗎?答覆：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覆：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毛澤東指出：這場持久戰將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毛澤東着重指出，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敵強我弱形勢“轉變的樞紐”。毛澤東強調“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是游擊戰爭能夠勝利”。為了實現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毛澤東還提出一套具體的戰略方針。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中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第三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毛澤東特別強調游擊戰爭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重大戰略意義，他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對它作了更全面、詳盡的論述。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還強調了“兵民是勝利之本”。他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只要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會造成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毛澤東這些異常清晰而符合實際的判斷，回答了人們最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使人們對戰爭的發展過程和前途有了一個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堅持抗戰的信念。《論持久戰》的發表，使他博得愈來愈多人的欽佩與尊重。直到現在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著名軍事評論家近藤邦康評論說：“我很佩服《論持久戰》。它是世界第一流的軍事哲學著作。日本被中國打敗是當然的，這樣的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沒有。”

〈〈論持久戰〉〉這部著作，處處充滿了唯物辯證法。它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客觀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戰爭發生的背景和近一年來的戰爭進程;始終着眼於戰爭的全局，對敵我雙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種因素以及它們的發展變化作了深入的分析，從而能科學地預見未來的前途——整個抗日戰爭發展的規律和過程。這部著作，不僅對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不小的影響。程思遠回憶道：“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程思遠：〈〈我的回憶〉〉P131)

抗戰開始後還不到一年，毛澤東就能寫出這樣能正確地指導戰爭實踐的著作，一方面得益於他在長期革命戰爭中逐步認識和掌握了戰爭的規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另一方面也由於他從不放鬆讀書和理論研究，注意把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從實踐經驗中作出新的理論概括。毛澤東不久後說過：“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裡走路，摸索不着，那會苦煞人。”(《毛澤東傳》P495)

——兩個戰場兩個結果。

兩個戰場，即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的敵後戰場。兩個結果，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大潰敗：“七七”事變爆發，平津失陷，華北失陷，上海太原失陷，南京失陷，徐州失陷，武漢廣州失陷;整個平漢、粵漢線以東半壁江山淪落日寇之手。共產黨敵後戰場的大勝利：以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為大本營，從抗戰開始到1938年10月又新開闢了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山東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在敵占區，在我黨領導下，從山地，到平原，到港河湖汊到處開展了敵後游擊戰爭，到處形成了殲敵於滅頂之災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為什麼?通過前面的分析，答案已十分明確。在正面戰場，以蔣介石為最高統帥的國民黨當局，實行一條鎮壓人民，不給予人民抗日的民主自由，不改良人民生活;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使然。在敵後戰場，以毛澤東為最高統帥，實行一條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使然。

(4)從1938年11月(武漢廣州失陷後)到1943年戰略相持階段

蔣介石這個所謂領導抗日的“最高統帥”轉變了方向和路線。在他領導下的國民黨當局和軍隊由前一階段的比較積極抗日轉變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

以毛澤東為最高統帥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人民群眾，在這個階段處於最艱難困苦的時期。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不僅實行一條正確的總路線和總政策，而且實行一系列正確的具體工作路線和政策策略，渡過了難關;並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和物質基礎。

面臨中日戰爭轉向長期化的形勢 ，日本侵略者在繼續堅持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對其侵華的戰略和策略作了一些調整。一方面，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採取以保守占領區為主的方針，逐漸將其主要注意力用於打擊八路軍和新四軍。另一方面，把對國民黨政府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的方針，轉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日本侵略者為了彌補其兵力和資源不足的困難，加緊貫徹“以華制華”和“以戰養戰”的方針。1938年12月，汪精衛親日派集團公開投降賣國當漢奸;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英美派集團，雖然還繼續主張抗戰，但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統過以反共為主的方針。從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國民黨先後製造反共摩擦事件150多起，其中軍事進攻28起。突出的有：“博山慘案”、“深縣慘案”、“平江慘案”、“鄂東慘案”、“確山慘案”等等。

在剛進入相持階段，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了總結全國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任務，統一全黨的認識和步驟，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進一步加強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它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基本上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統一全黨的步調，推動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此後，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戰勝了內外敵人的瘋狂進攻，克服了極端嚴重痛苦的困難，迎來了勝利的新局面。

面對蔣介石製造反共摩擦事件的嚴重後果，毛澤東正確地 分析了相持階段到來後的複雜形勢。指出：中國抗戰出現了中途妥協和內部分裂兩大危險;但由於中日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中國同時存在着團結抗戰和分裂投降兩種可能。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政治口號。同時領導根據地軍民廣泛開展游擊戰爭，聲討汪精衛集團的賣國投敵罪行。根據蔣介石集團既動搖妥協又不敢公開放棄抗日，既積極反共又不敢徹底破裂國共合作的兩面態度，我黨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即一方面堅持團結抗戰，堅持國共合作，幫助和推動國民党進步，使局勢向好的方面發展;另一方面，對其妥協動搖和倒行逆施，進行堅決的鬥爭，以便通過鬥爭，求得團結。對於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毛澤東為我黨我軍規定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站在嚴正自衛的立場上予以反擊，決不輕言讓步。我們只有進行“有理、有利、有節”這種堅定而恰當的鬥爭，才能維護抗日統一戰線，才能爭取時局好轉。

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貫徹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的“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部署和華北、華中的新形勢，決定：115師主力挺進山東，120師主力進入冀中，129師主力進入冀南、冀魯豫等平原地區，幫助和配合地方黨組織，放手發動群眾，實行軍民結合，廣泛深入地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爭，大力發展人民抗日力量，擴大和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還作出《關於發展華中武裝力量的指示》，指出華中在戰略上是聯繫華北和華南的樞紐，這裡的游擊戰爭和群眾武裝力量有廣闊的發展餘地，對於整個抗戰前途關係甚大。1940年2月10日，毛澤東和黨中央、中央軍委指示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任務是：粉碎敵人的“掃蕩”，堅持游擊戰爭，打退投降派和頑固派的進攻，將華北、華中連接起來，建設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鞏固全國統一戰線，爭取時局好轉。各中央局、各根據地都認真落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決定，並取得了很大勝利。

為粉碎日寇進攻和克服國民黨投降危險，華北八路軍所屬部隊(不含山東)，自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共投入105個團，對華北敵軍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進攻作戰，被稱為“百團大戰”。這次戰役對駁斥反共頑固派對我黨我軍的誣衊，鍛煉人民軍隊，提高八路軍的威望，對遏制當時妥協投降暗流起了積極作用。但它違背了毛澤東黨中央為我黨我軍制定的以游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過早的暴露了我軍的實力，也嚴重地脫離了人民群眾。此後，侵華日軍總司令在遭受打擊後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並由華中增調兵力來華北，對華北抗日根據地實行“更大規模的報復作戰”。致使我黨我軍在1941年、1942年進入了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歲月。

蔣介石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迅速擴大。1939年冬到1940年春，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蔣指示封鎖陝甘寧邊區的胡宗南部隊，糾集地方反共勢力首先在邊區西部的隴東地區和南部關中地區發動進攻，並占我軍駐防的寧縣、鎮原、旬邑、淳化、正寧等5個縣城。1939年12月初，閻錫山也乘機製造了晉西“十二 月事變”。

毛澤東為首中共中央從抗戰大局出發，一再忍讓，派謝覺哉為代表同國民黨當局談判，力求避免衝突。但因蔣介石國民黨一意孤行，不聽勸告，致使談判未獲結果。此後即根據“自衛”原則，堅決打退了頑敵進攻。

國民黨頑固派對華北八路軍的進攻被打退後，又將反共摩擦的重點逐漸轉向華中。其中最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即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發生後，毛澤東黨中央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重建新四軍軍部。同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名義發表談話，揭露國民黨當局的反共陰謀，抗議其反革命暴行。他嚴正宣告：“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但有責任，而且自問有能力，挺身出來收拾時局，決不讓日寇和親日派橫行到底。”他要求國民黨當局以大局為重，懸崖勒馬，並且提出取消1月17日反動命令、懲辦禍首、釋放葉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條解決皖南事變的辦法。

皖南事變激起全國民眾的極大憤怒，共產黨的正義自衛立場，得到各界人士 、民主黨派和全國軍民的極大支持和同情。蔣介石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陷於空前孤立的形勢下，不得不收斂反共活動。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皖南事變，並沒有達到打擊共產黨的目的，反而驚醒和教育了許多對它抱有幻想的人們，孤立了自己。中國共產黨在這場鬥爭中立場堅定，政策策略掌握得當，極大提高了在群眾中的影響和政治地位。

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磨擦的鬥爭中，共產黨內有一種認為國共合作將要破裂，鬥爭可以無限制使用的“左”的傾向發展起來。另外，不敢同頑固派鬥爭的右的傾向，也還存在。在這種形勢下，黨實行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具有決定意義。毛澤東在1940年間，先後寫了《目前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論政策》等重要文件，系統的總結了抗戰以來黨在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反磨擦鬥爭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全面闡述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方針和各項基本政策。毛澤東指出，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根本指導原則，是又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對於黨內在策略問題上的片面觀點和由此而來的“左”右搖擺，必須從歷史上和目前黨的政策的變化和發展上，作全面的了解，方能克服。黨的歷史經驗表明，在第一次大革命後期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而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第三次“左”傾路線，則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這兩個極端，都使黨和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二者的辨證關係在於，“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在正確的階級分析的基礎上黨對於國內各階級相互關係的基本政策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發展進步勢力，就是要放手發動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參加抗日鬥爭和民主運動，積極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武裝力量，廣泛發展共產黨的組織。進步勢力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依靠和支柱。發展進步勢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礎，是有效的爭取中間勢力和孤立頑固勢力的基本條件，是這個政策中三個環節的中心一環。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和地方勢力派這三部分人。爭取中間勢力，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極其重要而又複雜的任務。中間勢力往往可以成為進步勢力同頑固派鬥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必須對他們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和恰當的政策。孤立頑固勢力，主要是孤立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他們的代表就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他們是當權的統治者，在抗日戰爭時期採取合作抗日和摧殘進步勢力的兩面政策。共產黨必須以革命的兩面政策對付之，既要堅持團結抗日，爭取他們繼續留在統一戰線內，又要同他們的反動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直至軍事上進行堅決的鬥爭。只有同頑固勢力進行堅決鬥爭，才能限制和縮小他們實施反動政策的範圍，使進步勢力得以發展，使頑固派承認進步勢力的地位，才能有效地爭取中間勢力，而使頑固勢力陷於孤立。在對頑固勢力的鬥爭中，必須採取“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和“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

毛澤東黨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和各項具體政策，正確地處理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把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和爭取人民民主的鬥爭有機地聯繫起來，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放手發展人民革命力量，力爭抗戰的勝利成為人民的勝利。毛澤東為我黨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的貫徹執行，最大限度的孤立了極少數的反共頑固派，廣泛地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抗日力量，使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得以堅持和發展，直至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在軍事進攻的同時，也在思想戰線上發動攻勢。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蔣介石接連發表演說，攻擊共產主義，宣揚其專制獨裁的假三民主義。他們大肆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封建法西斯濫調;宣揚“承認三民主義”，“收起共產主義”;還有人企圖在國共兩黨的政治主張之外另走一條道路，想在中國建立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在共產黨和革命隊伍內部也有一些人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和政策缺乏統一的理解，因而對於抗日戰爭同整個中國革命的關係缺乏明確的認識。於是，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就成了當時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

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是把抗日戰爭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階段看待的。進行抗日戰爭，不僅要驅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為建設新中國創造條件。為了向全黨和全國人民說明黨對於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全部見解，毛澤東在延安從事大量的理論研究工作，他集中全黨智慧，對中國革命經驗進行系統總結，先後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等重要著作。

毛澤東以對中國國情的科學分析為基礎，對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作了詳盡的完整的論述。他指出，中國現時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改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階段既相互區別又相互連接。“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只有完成前一個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後一個革命，想要“畢其功於一役”是不行的。但是想要在這兩個革命中間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也是“走不通的”。為什麽這兩個革命階段能夠有機地連接起來呢?這是因為這種民主主義革命已經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和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包含有社會主義的因素。這種革命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毛澤東在黨內首次創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科學概念。“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這就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總路線。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不同的主要標誌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中國無產階級擔當革命領導者的責任是時代進步的產物。因為只有無產階級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的領導，是決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基本因素，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和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根本保證。毛澤東還就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心問題是領導農民的問題;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綱領和藍圖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具體途徑的問題，等等都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作了科學的系統的論述。毛澤東有利地駁斥了“承認三民主義就要收起共產主義”的謬論。中國無產階級怎樣實現自己的領導呢 ?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總結了黨的實踐經驗，創造性地提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毛澤東把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問題提到政治路線的高度來認識，並把黨的建設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聯繫起來。他精闢論述了“三個法寶”的豐富內容和他們的相互關係，使這些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成為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完整論述。它標誌着毛澤東思想的完全成熟。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豐富和發展。這些著作使黨和人民清楚地看到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和前景，極大地鼓舞了他們的勝利信心，有利地指導和促進了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

1941年爆發的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發生深刻的變化，也對中國抗日戰爭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蘇德戰爭在6月22日突然爆發，出人意外。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應。第二天，毛澤東即為中共中央起草決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七月上旬，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強調指出：“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壞的，以次來分界限”，作為處理對外關係的基本準則。12月8日，日偷襲美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引起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國共關係也得到進一步緩和。儘管如此，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面對的局勢依然十分嚴峻。如上所述，到1941年進入極端困難時期。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據地的總後方。毛澤東用了很多精力來研究和指導陝甘寧邊區的工作。他所做所思考的，遠不只是陝甘寧邊區一個局部問題，而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各根據地內應該實行怎樣的政策。他說：“邊區的作用就是做一個榜樣給大家看”，邊區人民的任務是“提高自己，幫助別人”。

為了戰勝困難，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毛澤東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鞏固和建設解放區的十大政策：即對敵鬥爭;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整風運動;審查幹部;時事教育;三三制;減租減息等政策。其中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是兩個中心環節，為克服困難，渡過難關，迎來勝利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和物質基礎。毛澤東在工作中那種嚴格尊重客觀實際、耐心傾聽各種不同意見、在實踐中細心觀察、對複雜情況從多方面進行分析、經過慎重研究後果斷地作出判斷、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的科學工作方法和優良工作作風，為全黨樹立了光輝典範。

蔣介石在英美參戰後，認為達到了他多年企求的依靠國際力量來解決中國戰局的目的，從此邊把抗日戰爭勝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身上。1941年到1942年，日軍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發動的一些戰役性進攻作戰，如豫南戰役、贛北上高戰役、晉南中條山戰役、長沙戰役、浙贛戰役，國民黨軍有的取得一定的戰果，有的由於指揮不當、消極避戰而遭到很大損失。1942年初國民黨軍還組成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為保衛滇緬公路和支援盟軍在異國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戰鬥。廣大國民黨愛國官兵在這些戰役中英勇作戰，抑制日軍進攻，堅持抗戰，對敵後戰場和盟軍戰場都起過一定的戰略配合作用。但是，蔣介石這一時期對於抗日戰爭的總方針是保存實力，消極防禦，等待勝利。蔣利用偏安西南的時機加強了對各階層人民的政治控制和經濟掠奪。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更加依仗權勢大發國難財。一時在大後方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中大大滋長了貪污瀆職、苟且偷安的腐敗風氣。一大批國民黨軍政要員接受日本的“招撫”，相繼投敵。從1941年到1943年8月，投降日本和汪偽政權去的人數相當驚人，計有國民黨中央黨部委員20人，高級將領58人，軍隊50余萬(占當時偽軍總數的62%)。在這期間，蔣介石國民黨頑固派在皖南事變時掀起的猖狂反共活動雖由於國際國內的強烈反對而逐漸有所收斂，國共兩黨關係趨向緩和，但是，國民黨頑固派企圖消滅共產黨的決心絲毫沒有改變。他們集中更多的力量用來限制、削弱共產黨和它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國民黨政府不僅停發八路軍的薪餉、彈藥、被服等物資，而且用幾十萬軍隊對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揚言“不讓一粒糧、一尺布進入邊區”，斷絕對邊區的一切外來援助。投降日軍的偽軍同日本侵略軍相配合，共同進攻我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有些敵後地區形成日、偽、頑軍三方夾擊我人民軍隊的嚴重局面。在國統區，國民黨特務機關加緊搜捕和迫害共產黨人，使共產黨在大後方的組織鞏固和工作發展都遇到許多新困難。

綜上所述，在長達五年多的戰略相持階段，蔣介石這個名義上的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從客觀上看，他最終還沒有公開降日當漢奸，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實際上，他心目中總是把反共滅共放在第一位，他親自指揮連續發動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第三次因我黨造成強大輿論壓力，使之胎死腹中)。他這五年多的全部言論和行動，更進一步證明：他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好統帥、真統帥，而是一個壞統帥、冒牌貨。相反，毛澤東用他的全部言論和行動、理論和實踐進一步更加證明：他是領導中國抗戰勝利的最高統帥，也是最好統帥。

(5)從1944年到1945年8月戰略反攻階段，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轉折的時期，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解放區戰場開始擺脫嚴重困難的局面，轉變為局部的反攻。

至1944年，日本侵略者為了挽救其入侵南洋的孤軍，消除美國遠程轟炸機的威脅，決定在中國戰場上打通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以連接從中國東北，經北平、鄭州、武漢、南寧通往東南亞的大陸交通線，並摧毀中國南部的中美空軍基地。從4月起，日軍以5個軍16個師團和若干旅團共40余萬兵力，向國民黨戰場發動豫湘桂戰役。相對減輕對敵後戰場的壓力，為我黨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轉入對日局部反攻造成了有利條件。

根據形勢的發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確定1944年的鬥爭方針是：繼續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擊日、偽軍，鞏固和擴大抗日根據地。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指出：“現在的任務是要準備擔負比較過去更為重大的責任。我們要準備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為使我黨能夠擔負這種責任，就要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起來，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據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1944年，共產黨領導的敵後軍民在華北、華中、華南地區，對日偽軍普遍發起局部反攻。由於敵強我弱的形勢還未根本改變，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適當兵力作戰與分散的群眾性游擊戰爭相結合，軍事攻勢與政治攻勢相結合進行的。在可能條件下，攻擊敵占淪陷城市，拔除日偽軍在根據地周圍的據點，大量消滅日偽軍，使淪陷區變成根據地。

在敵後軍民展開局部反攻的同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正面戰場出現了大潰敗的局面。國民黨軍抵擋不住日軍發動的豫湘桂戰役的進攻，除在少數戰役中進行了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數的情況是一觸即潰，甚至不戰而逃。1944年4、5月間，向河南進攻的日軍占領了鄭州、許昌，打通了平漢線，並占領了洛陽。向湖南進攻的日軍，於6月到8月間占領了長沙、衡陽。向廣西進攻的日軍，於11月間占領了桂林、柳州、南寧，一部分追擊部隊一直打倒貴州獨山，震動了貴陽、重慶。

鑑於在國民黨軍隊的大潰敗中河南大片國土被日軍占領，在中共中央要求在河南地區組織抗日游擊隊和人民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指示下，八路軍新四軍先後派部隊向河南敵後進軍。各抗日根據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戰1。1萬餘次，殲滅日偽軍約20萬人，攻克縣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據點2500多個，光復大片國土，解放人口1700多萬。這和正面戰場的大潰敗局面形成鮮明的對照。

1945年春，八路軍、新四軍經過上年底的軍事整訓後，繼續進行對日攻勢作戰。此時，全國已有19個解放區，即陝甘寧區、晉察冀區、晉冀豫區、冀魯豫區、山東區、晉綏區、冀熱遼區、蘇北區、蘇中區、蘇浙皖區、浙東區、淮北區、淮南區、皖中區、河南區、鄂豫皖區、湘鄂區、東江區、瓊崖區，總面積約95萬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萬，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發展到91萬人，民兵220萬人。不斷擴大的抗日根據地，已經形成對日軍占領的許多中心城市、交通線和海岸線的包圍。共產黨領導的敵後軍民的局部反攻，在戰略上對國民黨正面戰場和英美盟軍的對日作戰，起到了重大的配合作用，同時也為對日全面反攻，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準備了重要條件。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發展，為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境。這種形勢迫切要求中國內部加強團結，實現民主改革，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但是，蔣介石國民黨統治集團，仍堅持一黨專政及其一套反動政策。其統治更加腐敗，並陷於嚴重的危機。他們一方面對日軍採取避戰觀戰政策，把抗戰最後勝利的希望完全寄託於美、英、蘇三國;另一方面，力圖加緊削弱和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和準備發動內戰，以求在戰後繼續維持其獨裁統治。國民黨政府的進一步腐敗，導致他的軍隊在日軍進攻面前幾乎完全喪失戰鬥力。日軍向豫湘桂進攻後，國民黨在1944年4月至11月的8個月中，丟失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總計20萬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使6000多萬同胞淪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國民黨政府軍在豫、湘、桂地區的大潰敗，是完全不應有的，它充分暴露了國民黨消極抗日的惡果。請問：象這樣的“最高統帥”能夠領導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嗎?!

相反，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決的主張，堅持全民族抗戰到底，實行國內的民主改革，堅持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3年0月，毛澤東在《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一文中，分析了國民黨當局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指出他們可能選擇的方向不外三種：(一)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變政治方針。評論號召一切愛國的抗日黨派、抗日人民和一切愛國的國民黨人，團結起來，不許國民黨當局走第一各方向，不讓它繼續走第二個方向，要求它走第三個方向。

鑑於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曾表示國共關係問題要“政治解決”，毛澤東明確指出，在蔣介石和國民黨願意的條件下，“我們願意隨時恢復兩黨的談判”。此後，即派出林伯渠先後在西安、重慶同國民黨當局談判。由於蔣介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問題上一再作梗，致使這次國共談判未取得任何結果。1944年秋，在國民黨軍隊豫湘桂戰役大潰退後，在國內外輿論的一片譴責中，國民黨當局被迫表示，繼續用政治方式解決國共關係問題;但同時，繼續堅持“一黨專政”。

鑑於國民黨陷於統治危機，毛澤東認為，提出改組國民黨的時機已經成熟。即電示中國共產黨代表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中國共產黨關於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並激起在國統區掀起廣泛的民主運動。

然而，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民主運動，遇到新的外國干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與中國結盟，在亞太地區抗擊日本，援助中國抗戰。但美國當局的真實目的，是戰後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國和亞太地區。他們希望，由蔣介石來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並作一些改革，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能有效地適應美國統治階級利益的政府。故當盟軍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史迪威(美國)將軍與蔣介石之間，因對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態度問題，而日益激化的矛盾的解決上，美國當局則毫不猶豫地支持蔣介石而撤換堅持正義的史迪威。1944年9月，羅斯福派美國前陸軍部長赫爾利作為總統特使來中國。10月，赫在重慶多次與我黨代表董比武林伯渠交談，表示必要時願意訪問延安。

此時，毛澤東中共中央對美國政府的政策是：既願意同美國友好和在美國調處下與國民黨談判，又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支持蔣介石推行反動政策。對赫氏來延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很重視。11月7日，赫爾利飛抵延安，毛澤東和周恩來、朱德同他進行了三天會談。赫帶來了經蔣修改同意的“協議的基礎”的文件。此文件，實質是保持已經為人民厭棄的國民黨一黨專政，取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毛澤東中共中央當然不能同意。毛澤東指出：應該改組的軍隊，決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而是那些在抗日戰爭中喪失戰鬥力、腐敗不堪、一打就散的軍隊。中國人民的公意是，哪個軍隊腐敗，就應改組哪個軍隊。毛澤東還強調，中國需要統一，為此就需要民主，中國需要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國民黨的政策是統一的障礙。中國目前急待解決的問題是：改變國民黨的錯誤政策，改組政府，組織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其他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內的民主聯合政府。經過談判，赫爾利表示贊同共產黨的主張，共同擬定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草案)》。1944年11月10日，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協定草案上簽字，赫爾利以美國總統私人代表身份也簽字作證。赫在簽字前還表示：“這些條款是公平合理的”。但是，蔣介石拒絕這一協定，認為這些民主改革會威脅國民黨的統治。赫爾利即跟着變卦，支持蔣介石的意見，背棄他在延安的諾言。不僅如此，他還企圖施壓迫使中共接受國民黨提出的無理要求。中共中央當然不能同意，毛澤東在接見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時嚴正指出，中共不能被雙手反綁着參加政府。如果美國要繼續支持蔣介石，那是美國的權力，但不管美國做什麼，蔣介石註定是要失敗的。由於赫的支持，蔣更加頑固地拒絕共產黨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關於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拒絕實行國內民主改革。此後，赫又給蔣出謀劃策，向周恩來提出“新建議”。其實質，由蔣委派一美國軍官作總司令，來整編中共軍隊。周當即予以拒絕，並指斥這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露骨表現。總之，赫爾利使華6個月(1945年2月回國述職)，完全充當了“扶蔣反共”政策的後台老板。對此，中共黨的七大嚴正告誡美國政府：“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因而損害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的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7月，毛澤東在《赫爾利政策的危險》中，又尖銳地指出：“這個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性，就在於它助長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增大了中國內戰的危機。假如赫爾利政策繼續下去，美國政府便將陷在中國反動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裡拔不出腳來，把他自己放在已經覺醒和正在繼續覺醒的幾萬萬中國人民的敵對方面。在目前，防礙抗日戰爭，在將來，防礙世界和平。”

毛澤東中共中央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黨的七大是在德、意法西斯面臨徹底覆滅和中國抗日戰爭接近勝利的前夜舉行的。大會的中心任務是：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為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作準備。七大的召開，是經過充分準備的。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時期，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撰寫的大量論文和中共中央發布的許多文件，已經對黨的歷史經驗從各個方面進行過總結。從1942年開始的全黨整風運動，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並在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分清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加強了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所有這一切，都為召開七大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準備。七大是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後中國共產黨舉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有利於徹底破除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把馬列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有利於根據中國國情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致開幕詞和閉幕詞，並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口頭政治報告、關於討論政治問題的結論和選舉問題的講話。黨的其他領導人也作了報告和講話。這些報告和講話從各個方面論述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的基本精神，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並對各條戰線的任務和政策提出了具體意見。毛澤東尖銳地指出，中國面臨着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大決戰，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竭盡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反對黑暗的前途。“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鬥，並給以適當的指導，我們就能夠勝利”，這就是七大的任務;我們黨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為了建立新中國，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就是立即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大會決定：毛澤東思想是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和經驗主義的偏向。大會充滿民主團結和勝利的氣氛。毛澤東在大會的報告和講話中，對犯錯誤的同志採取一分為二的態度，既看到他們犯錯誤的一面，又充分地看到他們對黨對革命作出貢獻的一面。大會在熱烈的團結、勝利的氣氛中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中央委員會，這是一個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領導集體。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後民主革命事情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它總結了中國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綱領、路線、政策和策略，克服了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這次大會，是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黨的史冊。它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礎。

抗日戰爭的勝利

在黨的七大前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繼續向勝利的方向發展。1945年上半年，蘇美英盟軍在歐洲取得徹底戰勝德、意法西斯的偉大勝利。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領導人羅斯福、邱吉爾和斯大林舉行雅爾塔會議。三國首腦背着中國簽署關於對日作戰的秘密協定，規定在三項條件下，蘇聯於歐洲戰爭結束後兩、三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這三項條件是：1，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2，日本於1904年所奪取的俄國權益須予恢復(實質都是原沙俄和日帝侵占中國之領土和主權)，即庫頁島南部和臨近一切島嶼交換給蘇聯，大連商港國際化，蘇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蘇中合辦公司共同經營(經諒解，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而中國保持在滿州的全部主權);千島群島須交於蘇聯。此協定是會議結束4個月後，由美國正式將協定的內容告訴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固然是對中國抗戰的援助，但雅爾塔協定關於中國問題的條款，無論就其內容還是簽署的方式來看，都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

當時，在中國戰場上，蔣介石長期坐在峨眉山上觀虎鬥(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自戰略相持階段以來長期抗擊着60%左右的日軍和95%以上的偽軍)，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分布在西南、西北地區，遠離抗日前線，更未作充分的反攻準備。與此相反，從1945年5月開始，八路軍、新四軍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削弱日偽，發展我軍，縮小敵占區，擴大解放區”的指導方針，對日、偽軍發動了大規模的夏季攻勢。我軍經過夏季攻勢，對敵占點線的包圍越來越緊，打通了許多解放區的聯繫，逐步取得作戰中的主動地位，開始實現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為轉入全面反攻創造了重要條件。

1945年8月6日、9日，美國先後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彈，兩地共死傷數十萬居民。美國的原子彈，震動了日本朝野，對日本有一定威懾作用，但極度地損傷了日本人民的利益。8月8日，蘇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東北。

中國解放區軍民進入對日全面反攻。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號召“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10日，中共中央發出全面反攻的指示;10日24時至11日18時，朱德總司令分布關於受降和對日展開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毛澤東、中共中央和延安總部的命令下達後，各解放區立即組織反攻大軍，向日、偽發出通牒，陸續發起猛烈的全面反攻。此外，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還從各解放區抽調大批部隊和幹部向東北進軍。侵華日軍在中國解放區軍民的全面反攻下，在蘇聯軍隊的打擊下，迅速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公眾宣布無條件投降。

抗戰8年，國民黨從華北、華中退到西南、西北，喪失國土279萬平方公里。但長期在敵後堅持抗戰的解放區軍民(抗擊着大部日軍和絕大多數偽軍)舉行全面反攻、收復失地、逼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時，蔣介石為搶奪和獨霸抗戰勝利果實，於8月11日，竟然命令解放區人民軍隊“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日、偽“擅自行動”，而且命令日、偽軍“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軍隊受降。

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理所當然地拒絕了蔣介石的錯誤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在對日見實行全面反攻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從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共解放縣以上城市150座，但由於日、偽軍和國民黨軍隊的阻撓，人民軍隊未能解放被自己包圍的中心城市和一部分交通要道。

9月2日，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公開簽字投降，日軍128萬人向中國投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勝利結束。

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證明：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發動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中國戰場是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戰場。中國人民以長期的抗戰牽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大部陸軍和大量空軍，既鉗制日軍使其不能北攻蘇聯，又大大減輕了日軍對太平洋戰場美、英盟軍的壓力，支援了同盟國在太平洋戰場的作戰，在戰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

——中國的抗日戰爭提供了一個軍力、經濟力都不如敵人的弱國戰勝帝國主義強國武裝侵略的經驗，為被壓迫民族爭獨立、求解放的鬥爭創立了一個光輝的範例。

抗日戰爭的歷史還進一步證明：

——中國之所以能夠進行這場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抗戰並取得勝利，是由於近百年間的帝國主義壓迫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造成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而集中地代表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力量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中國共產黨自從誕生以來，經歷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正反兩個方面的實踐經驗，找到了自己的最好領袖毛澤東同志;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也找到了自己的最好統帥毛澤東同志。正是毛澤東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創造性地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提出了一整套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戰略策略，不但在解放區得到了貫徹實施，而且在全國亦發生了重大影響。毛澤東根據中日戰爭的特點，明確提出實行全面抗戰的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確定了向敵後發展，建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展游擊戰爭的戰略任務，開闢了廣大的敵後戰場。敵後戰場的人民軍隊在8年中對敵作戰12。5萬餘次，消滅日軍52。7萬餘人，偽軍118萬餘人，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積聚和發展了人民抗日力量，逐步改變敵我力量對比。敵後戰場的開闢和發展，吸引了大量的日本兵力(自戰略相持階段以後即抗擊着 60%以上的日軍、95%以上的偽軍)減輕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壓力，成為促使國民黨抗戰到底的一個重要因素，也為贏得整個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是驚天動地的偉業，是中華民族的創舉。它是中國人民百餘年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鬥爭中規模空前並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在整個中國革命歷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抗日戰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抗日戰爭的勝利極大的推進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結論：無可辯駁的鐵的事實證明，毛澤東是當之無愧地領導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最高統帥;而蔣介石則是一個名義上的“最高統帥”，其實質則是壞統帥、極不稱職的統帥。任何“褒蔣貶共”“褒蔣損毛”的企圖都是徒勞的。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史中的崇高地位和形象，同他在整個中國革命史上一樣，與日月同輝。

2005年10月3日於銅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