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浩劫》(7)

第二章 從批判“走資派”到揪“叛徒”(1)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早晨，人們讀到當天《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人們還以為還是老一套，要橫掃的是“地、富、反、壞、右”。等到當晚八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將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抨擊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的大字報全文播發，第二天《人民日報》又“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重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心時事的大學生們就都明白了：那“牛鬼蛇神”不再僅僅是“地、富、反、壞、右”，黨的高級幹部、尤其是大學的黨委書記們也在那個“一切”之中。北京大學黨委癱瘓自不必說，全市乃至全國的大學都立即沸騰起來。運動來勢兇猛，各省、市委為了應付中央，也為了保護自己，紛紛丟車保帥，拋出一些幹部，說他們是“走資派”，作為批判的靶子。因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當其衝，各大學的校長或黨委書記便成了運動的頭一批鬥爭對象。

    八、九月間，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在調查該校前黨委書記高仰雲（時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的問題時，發現三十年代中他曾坐過國民黨的牢，於是他們着手追查高的歷史。因聽說高在牢裡生病時，前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黨委書記楊獻珍曾餵過他飯。而楊是一九**年被毛澤東點名批判下台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便去北京，找到了楊獻珍。經過“七審楊獻珍”，他們從他那裡得到了他們曾填寫“自首書”、刊登“反共啟事”出獄的情況，並說出一同出獄的人名：薄一波（一九六六年時的職務是國務院副總理，下同）、劉瀾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胡錫奎（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安子文（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楚離（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劉錫五（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廖魯言（農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周仲英（國家經委副主任）、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趙林（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王其梅（西藏工委書記）、侯振亞（福建省委書記）等，全是劉少奇系統的幹部。這對打倒劉少奇無疑提供了一個重量級的炸彈。儘管楊獻珍再三對他們說，他們當時是假自首，是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那麼做的，中共中央早已作過結論，紅衛兵卻不理會那一套。壞蛋抓得越多越光榮，他們根本不相信毛澤東會同意共產黨員向敵人假投降。所以薄一波等人一定是叛徒無疑。十一月初，他們發出《告全國人民書》，到處宣傳他們揪出了一個大叛徒集團。在給周恩來的信里，他們寫道：“這是個龐大的叛徒集團。他們多屬高幹，職位很高，權力很大，涉及面很廣，根子很硬，危害甚大，建議黨中央立即成立專案組。我們要協助黨中央把這個叛徒集團剷除淨盡！”

    紅衛兵絕未料到，他們出動幾千人次、奔波一百多萬公里而終於調查清楚的“叛徒集團”，對周恩來根本不是新聞。收到南開大學紅衛兵的報告，他並沒有予以重視。當時，幾乎所有的高級幹部都是紅衛兵“炮打”的對象，他沒有時間一一向他們解釋。

    要是前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不死，事情就會簡單得多。因為這個案子是他一手操辦的。一九三六年春，他作為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向新上任的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提出一個問題：日本可能占領北京，而北京的監獄（北平軍人反省院）中關押着一批黨的骨幹，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若日本人占領平、津，他們可能會被殺害。而當時的國民黨當局宣布，在押的共產黨祗要寫一份自首書，表示放棄共產主義，出獄後不再從事中共的活動，便可釋放。柯建議，讓他們按國民黨的要求，辦個手續出獄。為了營救這批同志，劉少奇同意向中央請示，並通過秘密管道通知獄中黨支部。柯慶施通知北平市委負責人李葆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和徐冰（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由也在北平陸軍監獄被關押過、並擔任獄中黨支部書記、因病被保釋的孔祥禎（第一輕工業部黨組書記兼第一副部長）寫信，讓他們“用自首方式和登報啟事的辦法”出獄。

    信件經魏文伯（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等遞給北平軍人反省院同情共黨的看守班長牛寶正，轉交被關押的共產黨員的支部書記薄一波。起先，薄等懷疑那是國民黨設的圈套，沒有執行。他們又擔心寫“自首書”出去後，會被指為叛徒，遂提出三項要求：自首出獄的責任要由黨負責。自首出獄後不受歧視。自首出獄後要按正式黨員分配工作。劉少奇接到獄中同志的要求，立即給當時在延安的中央負責人寫了一封信。當時中共沒有主席，自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後擔任總書記的張聞天收到劉少奇的信後，召集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人開會研究，決定讓那批幹部出獄。據張聞天在文革中寫的交待材料所說，劉少奇“還附帶寄來了獄中幹部提出有三個條件的請求書，要我簽字，好使獄中幹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樣做的。我……覆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見，並也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退回去了。”

    確認已獲中共中央批准後，除個別人認為那是向敵人投降、拒不執行之外，六十一個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共產黨員集體辦理了自首出獄手續，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至九月二日的《華北日報》刊登的由楊獻珍起草的“反共啟事”是他們與國民黨監獄當局幾度談判、妥協修改的結果，取消了原來“啟事”中“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字句。全文如下：

    徐子文反共啟事

    子文前因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遊不慎,言行不檢致被拘禁於北平軍人反省院反省自新.當茲國難時期,凡屬中華青年均須確定方針為祖國利益奮鬥.余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後絕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他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

    末尾署名者為徐子文等。徐子文是安子文的假名。在“反共啟事”中，他們全都用了假名。

    簽署自首書、刊登啟事是換取釋放的一種交易，反正獲得自由後國民黨再也抓不着他們了。那六十一人出獄後，還是出生入死地為共產黨工作，其中十人在抗日戰爭和隨後的國共內戰中犧牲。真正脫黨投敵者僅有兩名，一被中共處決，一被管制。

    當時，在“白區”即國民黨統治區的共產黨幹部大多贊同劉少奇的“假自首”政策。如黎玉一九三六年到山東任省委書記後便提出：“抗日游擊戰爭的發動，需要大批幹部，要營救監獄中幹部出獄。”“獄中人可以發表宣言，擁護韓主席（引者註：國民黨政府山東省主席韓復渠），在韓主席領導下抗日，擁護國民黨政府，擁護蔣介石。”“報上發表反共宣言是陳詞濫調，登不登報沒啥關係。”於是，幾十名重要的共產黨幹部走出了山東“自省院”。

    全國各地都有共產黨員用“自首”、刊登“悔過啟事”的方法走出監獄或反省院。以從山西太原和江蘇蘇州獲釋的為例，除死去的如王若飛（一九四六年由重慶飛延安途中失事遇難）等，大多在建國後成為高級幹部，如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喬明甫、國家經委副主任郭洪濤、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龔子榮、全國物價委員會副主任劉岱峰、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薛向晨、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王卓如、國務院二辦主任徐邁進、國務院六辦主任李浩然、國務院副秘書長楊放之、國家計委副主任宋劭文、山西省委書記兼副省長鄭林、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閻秀峰、建工部部長劉裕民、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化工部副部長梁膺庸、上海市副市長宋日昌、江蘇省副省長管文蔚等。

    薄一波等出獄後，柯慶施曾對他們說：“你們出來時還拿架子，三請諸葛亮才出來。”柯是政治局中除林彪外最受毛澤東倚重的成員，若不是他突然於一九六五年春病死，一定會成為毛搞文化革命的主要助手。而他雖會死心塌地地幫毛搬倒劉少奇，卻不會在這件事情上大作文章，“劉少奇叛徒集團”也就不成立。可能毛澤東也就不會想到最後用“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來扣死劉少奇，文化革命的歷史也就要重寫了。

    差不多在南開大學紅衛兵追查“叛徒”的同時，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學紅衛兵在追查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的問題時也發現，在《華北日報》刊登“反共啟事”的“劉華甫”就是劉瀾濤。整個省城馬上炸了鍋。紅衛兵來勢洶洶，劉瀾濤無所適從，以西北局的名義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向周恩來緊急請示。對天津紅衛兵的報告未予重視的周恩來，接到西北局的報告後，才覺得不表態不行了。他於二十四日擬寫了中共中央給西北局的批覆：“請向南開大學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

    中共高層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一說之荒謬知之甚詳。一九三六年，張聞天在延安主持會議討論劉少奇的報告時，毛澤東是持贊成意見的。在文革中被關押時，薄一波就出獄經過寫過一篇自述：“兩位紅衛兵要我寫出草嵐子監獄（即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的情況和我一九三六年出獄的經過。我考慮過了，認為有必要把這段歷史寫清楚，公諸大眾。”他知道紅衛兵後面是中央專案組，他寫的材料將會送交中央，因此詳細寫了約一萬五千字。他承認“登《啟事》是事實”，接着將被捕經過和在監獄裡與敵人鬥爭、最後辦手續出獄的情況一一寫清。最後寫道：“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到延安學習，……毛主席找我談話時，我將這一段監獄生活和出獄經過向毛主席作了簡要匯報。……當我匯報我們是執行中央代表劉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登了《啟事》之後出獄的，主席說：‘這件事我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後來，主席讓我把這次出獄的人開個名單，我寫好後送給了主席。主席在這個名單上寫下了：‘北方出獄幹部，一九四五年一月薄一波寫出，存。’”一九八○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查出此批文，證實了薄一波所言。一九四三年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匯報時，任也對薄說此事“中央完全知道，是劉少奇和北方局建議，中央作了討論後讓你們出來的。”一九四五年毛澤東聽取周仲英匯報後，再次說：“這件事我知道。”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還將那批出獄幹部的名單列出，交給總書記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備案。可見這事在黨內早有結論。

    在擬就中共中央給西北局的批覆信後，周恩來趕緊將他的批覆件送毛澤東審批。他相信毛會同意他的意見，便同時給毛寫了封信，說“經與陶鑄、康生兩同志商量，因這一集體自首案牽連人甚多，而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一收到周恩來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文件，毛馬上簽字批覆“照辦”。其實，兩個月前的九月十六日，康生曾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獄時在報上登的“反共啟事”的影印件給毛看，並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那時，毛對康生的說法不以為然，沒理睬他。可見，當時毛澤東沒有在這個問題上作文章的打算。

    周恩來剛發出給西安的回電，又收到了吉林省委的急電。因長春的大學生從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處得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里的“羅林詳”就是吉林省委第一書記趙林的化名，於二十五日貼出“趙林是大叛徒”的標語。二十六日，周恩來讓中央辦公廳發電給東北局及吉林省委：“請向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和其他革命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趙林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三十日，周恩來再次發電給東北局及吉林省委，讓他們轉交致吉林毛澤東主義教育大學（即吉林師範大學，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衛兵改名）“紅色造反團”、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王秋紅的復電，重申二十六日的電報內容，並指出“希望你們不要在群眾大會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發傳單、塗寫標語。”他還打電話到瀋陽，指示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不能讓小將們在這個問題上胡亂發難。”並要宋依照他的話回答紅衛兵：“趙林的出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

    此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雖然已被打倒，但他是當年親自辦理薄一波等人出獄手續的人。他見三十年前作了決定的事情又翻了出來，便於十二月七日將當年中共中央如何作決定的經過寫下，分送周恩來、康生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其實，康生對薄一波等出獄的情況也很清楚。當年與薄一波同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共產黨員劉格平（一九六六年時為山西省省長），因堅持不肯填寫“自首書”，直到一九四四年才被釋放。連康生都認為他太固執，曾對于光遠、曾彥修二人說：“劉格平這個人太古板，中央有指示他也不出監獄，多坐了八年牢。”一九四四年康生在延安中央黨校作報告，講到“列寧認為黨的策略要機動靈活”時，曾以此事為例，說明“我黨中央字(94).取了機動靈活的策略，要薄一波等同志接受敵人辦理手續的條件……”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康生作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亦未就薄一波等刊登啟事出獄一事質疑他們的代表資格，更沒阻撓其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共歷史上糾纏此事以達其政治目的者僅高崗一人。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醞讓中央委員名單時，他曾以“自首變節”為由，反對薄一波等進中委，因得不到毛澤東支持而作罷。一九五四年高崗欲取劉少奇而代之，其炮彈之一就是劉當年支持薄一波等刊登《反共啟事》出獄，而且劉本人也曾被捕過，也有叛變嫌疑。但那時毛權衡黨內力量後舍高取劉，高被冠以“反黨集團”首領而囚禁，兩次自殺、身敗名裂。

    如今康生所以要在薄一波等“自首變節”一事作文章，不過是想幫毛的忙，找一條打倒他們的捷徑而已。當時，他看毛澤東不予回應，便沒在此事上繼續糾纏。

    按說，這“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就應當過去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初，毛澤東發現，文化革命的阻力相當大，他能用來清除劉少奇系的幹部的罪名並不多。而那批幹部不除，他們就還會留在中央委員會裡，開起會來都還有一票。這是他不欲見的。他原先覺得，六六年十月間他親自宣布了薄一波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問題就解決了；現在看來，要將薄一波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定罪並不容易。而紅衛兵抓“叛徒”、“自首變節分子”提醒了他：劉少奇的最大資本是“白區工作”。劉少奇系的幹部基本來自國民黨統治區，被捕過的比例相當高。給他們一頂“叛徒”的帽子，問題就全解決了。方便，乾淨。於是他決定利用紅衛兵“揪叛徒”的舉動，將薄一波們置於死地。

    這麼做，毛多少有點心虛。二月三日，毛會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時，替自己解釋道：“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麼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毛的這個“現在一查出來”，自然是哄哄友黨同志的。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去查，事情明擺着，不需要去查。“現在已經查明”是毛澤東發明的一大武器。早在一九五五年宣布胡風是反革命的時候，毛用的就是一句“胡風的這篇簡單的歷史是最近才查明的”。五九年廬山會議時，為了打倒彭德懷，又把這武器拿出來了：“現在已經查明，彭德懷和黃克誠早就同高崗形成了反黨聯盟。”六六年五月，為了給文化革命點火，把鄧拓拿出來開祭，也是這樣宣布的：“鄧拓是一個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

    毛澤東不必擔心有人會追究他說的“查”是什麼，他不為這些操心。只要確保把那批幹部打下去，使他們永不能東山再起就成了。搞文字遊戲，康生是能手。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文件《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送到毛澤東了那裡。對於文件中說的，“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顯然非常滿意。他不在乎文件中“背着毛主席干的”是句謊言，大筆一揮，批准印發全國。那“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中還活着的成員中，有二十二名擔任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職務，十三人為司局級幹部（包括南開大學紅衛兵要揪的該校黨委書記高仰雲）。這些劉少奇麾下的所謂“白區幹部”都被殃及，成了“叛徒”，基本被清除。一九五○年中共進軍西藏時的先遣隊司令員兼政委王其梅、東北大慶油田副總指揮王新波等被殘酷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