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君按：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先生的诗词不让前人，而在那时的七夕，民国那些熟人们又在做些什么呢？

郁达夫

民国九年（1920）

年前入学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郁达夫在暑假回国与孙荃完婚，这个时期的郁达夫可谓是风华正茂，加上为人坦荡行事，作诗也颇欢快，多壮语。

假期快结束时正是七夕，邀同学多人小饮，王一之有诗送行，郁达夫依韵和之：

漫问汪伦意浅深，

一杯难得与同斟。

况当烟月扬州夜，

来话秋风异域心。

欲把长戈挥落日，

敢违远志恋清砧。

男儿要勒燕然石，

忍使临歧泪满襟。

男儿志向跃然纸上。第二年，郁达夫便参与发起创造社，并出版白话文史上重要作品集《沉沦》。

注：有人笺释这首诗作于日本，民国君以为当在国内，原因不赘。

徐志摩

民国十五年（1926）

徐志摩的名字在重新被大陆的人们所熟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浪漫的化身，那著名的《爱眉小札》不知道被多少年轻人当做爱情的范文学习诵读，而诗人在这个时期也与郁达夫相仿佛，参与发起新月社，接编《晨报副镌》并任北大教授，出版新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志摩的诗》。

然后就是在1926年的七夕（8月14日），在北海董事会与陆小曼举行了订婚典礼，梁实秋曾记录其事：

北海有两个好去处……另一个是北海董事会，方塘里一泓清水，有亭榭、有厅堂，因对外不开放，幽静宜人。那一天可并不静，衣香钗影，士女如云，好像有百八十人的样子。在我这一辈中，我也许是最年纪小的一个（不，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那便是叶公超，当时大家都唤他为‘小叶’）。在这一集会中我见到许多人，这杨今甫、丁西林。任叔水、陈衡哲、陈西滢、唐有壬、邓以蛰，等等。我忝陪末座，却喝了不少酒。听人窃窃私议，有人说志摩、小曼真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也有人在讥讽，说小曼是有夫之妇，不该撇了她丈夫王赓（受庆，西点毕业生），再试与有妇之夫的徐志摩结合。我的看法很简单，结婚离婚都仅是当事男女双方之事，与第三者何干？

吴宓

民国十七年（1928）

曾被打为“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吴宓先生，在很多方面都有着让人敬佩的品质与作为。而在其的感情生活上，居然也有着不让徐志摩先生的缠绵悱恻。那个在诗中专门写过的“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的吴毛之恋的伊始，却也与七夕脱不开干系。

吴宓的好友朱君毅，是毛彦文的表哥，两人曾订亲。毛彦文还因为朱君毅帮吴宓“考察”过吴宓当时的未婚妻陈心一。朱回国后却移情别恋，于民国十七年的七夕（8月21日）与他人完婚，而前来参加婚礼的吴宓本意是了解二人的情况以作小说的资料，却在这一天的陪伴中对毛大增好感，从而引发了多年的追求。

李健吾

民国二十四年（1935）

曾在吴宓先生堂上听过课的李健吾算得上是现代文坛上真正的多面手，小说、散文、戏剧、翻译都获得了在该领域的极高成就，最让人称道的文学批评更是被推为三十年代成就最高的文艺批评家（司马长风语），而其中的一篇与名作交相辉映的批评文章正写于那年的七夕。

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无独有偶，与上面郁达夫、徐志摩相仿佛，1935年的李健吾完成了专著《福楼拜评传》、被聘为暨南大学教授，这一年的七夕（8月7日）写了一篇对沈从文《边城》的批评文章，诸君，那时候的《边城》可不是五十年后被文化界重新发现的《边城》，那时候的文化界对这部作品既有非难也有非议，正是李健吾以其超卓的判断、细致的分析将其定位于“艺术的杰作”，直到如今都很难有评论超越他的眼光与判断！

蒋中正

民国二十六年（1937）

民国二十六（1937）绝对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让人刻骨铭心的一个符号。在那一年日寇发动了了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
，蒋中正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其时乎!

7月17日，蒋中正发表了著名的《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郑重提出了：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后，在这一年的七夕（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撤销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同日， 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力陆海空军大元帅， 对日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在战略部署上，以一部兵力于华北各要点重叠配备，多线设防，逐次抵抗；集中兵力于华 东，力保淞沪要地，掩护南京；

第二天，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正式爆发！

陈寅恪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如果要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寻找安慰的话，西南联大在艰苦环境下的成就至今让人夺目。而在前往西南联大的路上，颠沛流离的过程加上几次失书的遭遇让陈寅恪先生心痛神伤，尝有“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之句。

而陈妻唐篔因劳顿心脏病发，体力不能支持，陈寅恪一个人到达蒙自时又染上恶性疟疾，心底不免生出无限的感慨和凄凉，七夕（8月2日）那天做诗曰：

银汉横窗照客愁，

凉宵无睡思悠悠。

人间从古伤离别，

真信人间不自由。

远在香港的唐篔也是万分焦急和思念，为了纾解丈夫，和诗中写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便是星星若能看清楚天下兴亡离乱的情景，也该知道你我的心思，人生要想自由自在是多难啊。

胡适

民国二十八年（1939）

不仅仅是陈寅恪先生感慨不自由，我们的朋友胡适先生也觉得不那么自由。相较于左翼文人在婚姻上的“特立独行”，这位真正浸润欧美思潮极力赞美“恋爱自由”的美男子在这方面却最终没有踏出那一步。

那位与胡适也曾论及婚嫁的女子就是曹诚英（字佩声），资料上说她是我国农学界的第一位女教授，即使胡适未能与江冬秀离婚，两人之间的交往仍然不断，尤其是曹诚英，为情所累一生所苦，甚至去峨眉山出家！在她民国二十八年的七夕（8月21日）寄给正任驻美大使为抗战奔走的胡适的词中写道：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嵋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后到民国三十八年胡适离开大陆前最后见过一面。再往后，曹淑英一生积蓄为家乡修桥铺路，最后一个人孤苦去世，真是让人唏嘘！

周作人

民国二十九年（1940）

见惯大人物的不自由，你还在为自己加班不能陪情人过节烦恼吗？如果你穿越到七十多年前的北平，见到我们苦雨斋主人时，又是否觉得这个节日不过也罢呢？

这一年的春天周作人已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这一年的冬天他会正式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所以是半点看不到浪漫的可能，于是这一年的秋天他写了一篇短文《七夕》，大意是不相信牛郎织女的故事，至少是觉得不那么美好，不足以成为情人庆祝的理由，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杭堇浦著《订讹类编》卷五“天文讹”中，有“七夕牛女相会不足信”一条，引《学林新编》所论，历举《淮南子》、《荆楚岁时记》、周处《风土记》各说，皆怪诞不足信，子美诗曰，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亦不取世俗说也。杭氏加案云：

案，《齐谐记》亦载渡河事，《艺苑雌黄》辨其无此事，亦引杜诗正之。杜公瞻注晋傅玄《拟天问》，亦谓此出流俗小说，寻之经史，未有典据。又《岁时记》引纬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在营室，此说更属无稽。

查陈元靓《岁时广记》，七夕一项至占三卷，《学林》、《艺苑雌黄》、《拟天问》注各条均在，略阅所征引杂书，似七夕之祭以唐宋时为最盛，以后则行事渐微而以传说为主矣。吾乡无七夕之称，只云七月七，是日妇女取木槿叶揉汁洗发，儿童汲井水置露天，次日投针水面，映日视其影以为占卜，曰丢巧针。市上卖巧果，为寻常茶食之一，《越谚》卷中云：

七夕油炠粉果，样巧味脆，即乞巧遗意。

此种传说，如以理智批判，多有说诳分子，学者凭唯理主义加以辨正，古今中外常有之，惟若以诗论，则亦自有其佳趣。谭仲修《复堂日记补录》，同治二年七月下云：

初七日晚内子陈瓜果以祀天孙，千古有此一种传闻旧说，亦复佳耳。

此意甚好，其实不信牛女相会实有其事，原与堇浦诸公一样，但他不过于认真，即是能把诗与真分别得清，故知七夕传说之趣味，若或牵涉现实而又能祸世，即同一类型的故事如河伯娶妇，谭君亦必不能忍耐矣。

好吧，既然引出这篇考证来，民国君的文章也不好继续做下去了。只不过，就算上古人觉得七夕并不是美好爱情的象征，仍然不妨碍七夕渐渐有了吉祥婚姻和乞巧的寓意，俗以时为大嘛。诸君，请支持民国君开始的原创标识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