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君按：

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達夫先生的詩詞不讓前人，而在那時的七夕，民國那些熟人們又在做些什麼呢？

郁達夫

民國九年（1920）

年前入學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的郁達夫在暑假回國與孫荃完婚，這個時期的郁達夫可謂是風華正茂，加上為人坦蕩行事，作詩也頗歡快，多壯語。

假期快結束時正是七夕，邀同學多人小飲，王一之有詩送行，郁達夫依韻和之：

漫問汪倫意淺深，

一杯難得與同斟。

況當煙月揚州夜，

來話秋風異域心。

欲把長戈揮落日，

敢違遠志戀清砧。

男兒要勒燕然石，

忍使臨歧淚滿襟。

男兒志向躍然紙上。第二年，郁達夫便參與發起創造社，並出版白話文史上重要作品集《沉淪》。

註：有人箋釋這首詩作於日本，民國君以為當在國內，原因不贅。

徐志摩

民國十五年（1926）

徐志摩的名字在重新被大陸的人們所熟知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浪漫的化身，那著名的《愛眉小札》不知道被多少年輕人當做愛情的範文學習誦讀，而詩人在這個時期也與郁達夫相仿佛，參與發起新月社，接編《晨報副鐫》並任北大教授，出版新文學史上繞不過去的《志摩的詩》。

然後就是在1926年的七夕（8月14日），在北海董事會與陸小曼舉行了訂婚典禮，梁實秋曾記錄其事：

北海有兩個好去處……另一個是北海董事會，方塘里一泓清水，有亭榭、有廳堂，因對外不開放，幽靜宜人。那一天可並不靜，衣香釵影，士女如雲，好像有百八十人的樣子。在我這一輩中，我也許是最年紀小的一個（不，有一個比我小兩歲的，那便是葉公超，當時大家都喚他為‘小葉’）。在這一集會中我見到許多人，這楊今甫、丁西林。任叔水、陳衡哲、陳西瀅、唐有壬、鄧以蟄，等等。我忝陪末座，卻喝了不少酒。聽人竊竊私議，有人說志摩、小曼真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也有人在譏諷，說小曼是有夫之婦，不該撇了她丈夫王賡（受慶，西點畢業生），再試與有婦之夫的徐志摩結合。我的看法很簡單，結婚離婚都僅是當事男女雙方之事，與第三者何干？

吳宓

民國十七年（1928）

曾被打為“歷史兼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吳宓先生，在很多方面都有着讓人敬佩的品質與作為。而在其的感情生活上，居然也有着不讓徐志摩先生的纏綿悱惻。那個在詩中專門寫過的“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知聞”的吳毛之戀的伊始，卻也與七夕脫不開干係。

吳宓的好友朱君毅，是毛彥文的表哥，兩人曾訂親。毛彥文還因為朱君毅幫吳宓“考察”過吳宓當時的未婚妻陳心一。朱回國後卻移情別戀，於民國十七年的七夕（8月21日）與他人完婚，而前來參加婚禮的吳宓本意是了解二人的情況以作小說的資料，卻在這一天的陪伴中對毛大增好感，從而引發了多年的追求。

李健吾

民國二十四年（1935）

曾在吳宓先生堂上聽過課的李健吾算得上是現代文壇上真正的多面手，小說、散文、戲劇、翻譯都獲得了在該領域的極高成就，最讓人稱道的文學批評更是被推為三十年代成就最高的文藝批評家（司馬長風語），而其中的一篇與名作交相輝映的批評文章正寫於那年的七夕。

沈從文、巴金、張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無獨有偶，與上面郁達夫、徐志摩相仿佛，1935年的李健吾完成了專著《福樓拜評傳》、被聘為暨南大學教授，這一年的七夕（8月7日）寫了一篇對沈從文《邊城》的批評文章，諸君，那時候的《邊城》可不是五十年後被文化界重新發現的《邊城》，那時候的文化界對這部作品既有非難也有非議，正是李健吾以其超卓的判斷、細緻的分析將其定位於“藝術的傑作”，直到如今都很難有評論超越他的眼光與判斷！

蔣中正

民國二十六年（1937）

民國二十六（1937）絕對是近代中國歷史上讓人刻骨銘心的一個符號。在那一年日寇發動了了全面侵華的“七七事變”
，蔣中正在第二天的日記中記道：

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其時乎!

7月17日，蔣中正發表了著名的《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鄭重提出了：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而後，在這一年的七夕（8月12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決定，撤銷國防會議及國防委員會，成立國防最高會議。同日， 國防最高會議及黨政聯席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以蔣介石力陸海空軍大元帥， 對日採取“持久消耗”的戰略方針。在戰略部署上，以一部兵力於華北各要點重疊配備，多線設防，逐次抵抗；集中兵力於華 東，力保淞滬要地，掩護南京；

第二天，歷時3個月之久的“淞滬抗戰”正式爆發！

陳寅恪

民國二十七年（1938）

如果要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尋找安慰的話，西南聯大在艱苦環境下的成就至今讓人奪目。而在前往西南聯大的路上，顛沛流離的過程加上幾次失書的遭遇讓陳寅恪先生心痛神傷，嘗有“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之句。

而陳妻唐篔因勞頓心臟病發，體力不能支持，陳寅恪一個人到達蒙自時又染上惡性瘧疾，心底不免生出無限的感慨和淒涼，七夕（8月2日）那天做詩曰：

銀漢橫窗照客愁，

涼宵無睡思悠悠。

人間從古傷離別，

真信人間不自由。

遠在香港的唐篔也是萬分焦急和思念，為了紓解丈夫，和詩中寫道“秋星若解興亡意，應解人間不自由”，便是星星若能看清楚天下興亡離亂的情景，也該知道你我的心思，人生要想自由自在是多難啊。

胡適

民國二十八年（1939）

不僅僅是陳寅恪先生感慨不自由，我們的朋友胡適先生也覺得不那麼自由。相較於左翼文人在婚姻上的“特立獨行”，這位真正浸潤歐美思潮極力讚美“戀愛自由”的美男子在這方面卻最終沒有踏出那一步。

那位與胡適也曾論及婚嫁的女子就是曹誠英（字佩聲），資料上說她是我國農學界的第一位女教授，即使胡適未能與江冬秀離婚，兩人之間的交往仍然不斷，尤其是曹誠英，為情所累一生所苦，甚至去峨眉山出家！在她民國二十八年的七夕（8月21日）寄給正任駐美大使為抗戰奔走的胡適的詞中寫道：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為我殷勤傳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沒半點生存活計。

忘名忘利，棄家棄職，來到峨嵋佛地。慈悲菩薩有心留，卻又被恩情牽繫。

此後到民國三十八年胡適離開大陸前最後見過一面。再往後，曹淑英一生積蓄為家鄉修橋鋪路，最後一個人孤苦去世，真是讓人唏噓！

周作人

民國二十九年（1940）

見慣大人物的不自由，你還在為自己加班不能陪情人過節煩惱嗎？如果你穿越到七十多年前的北平，見到我們苦雨齋主人時，又是否覺得這個節日不過也罷呢？

這一年的春天周作人已擔任偽北大圖書館館長，這一年的冬天他會正式出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所以是半點看不到浪漫的可能，於是這一年的秋天他寫了一篇短文《七夕》，大意是不相信牛郎織女的故事，至少是覺得不那麼美好，不足以成為情人慶祝的理由，文章不長，照錄如下：

杭堇浦著《訂訛類編》卷五“天文訛”中，有“七夕牛女相會不足信”一條，引《學林新編》所論，歷舉《淮南子》、《荊楚歲時記》、周處《風土記》各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詩曰，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亦不取世俗說也。杭氏加案云：

案，《齊諧記》亦載渡河事，《藝苑雌黃》辨其無此事，亦引杜詩正之。杜公瞻注晉傅玄《擬天問》，亦謂此出流俗小說，尋之經史，未有典據。又《歲時記》引緯書雲，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此說更屬無稽。

查陳元靚《歲時廣記》，七夕一項至占三卷，《學林》、《藝苑雌黃》、《擬天問》注各條均在，略閱所徵引雜書，似七夕之祭以唐宋時為最盛，以後則行事漸微而以傳說為主矣。吾鄉無七夕之稱，只雲七月七，是日婦女取木槿葉揉汁洗髮，兒童汲井水置露天，次日投針水面，映日視其影以為占卜，曰丟巧針。市上賣巧果，為尋常茶食之一，《越諺》卷中云：

七夕油炠粉果，樣巧味脆，即乞巧遺意。

此種傳說，如以理智批判，多有說誑分子，學者憑唯理主義加以辨正，古今中外常有之，惟若以詩論，則亦自有其佳趣。譚仲修《復堂日記補錄》，同治二年七月下云：

初七日晚內子陳瓜果以祀天孫，千古有此一種傳聞舊說，亦復佳耳。

此意甚好，其實不信牛女相會實有其事，原與堇浦諸公一樣，但他不過於認真，即是能把詩與真分別得清，故知七夕傳說之趣味，若或牽涉現實而又能禍世，即同一類型的故事如河伯娶婦，譚君亦必不能忍耐矣。

好吧，既然引出這篇考證來，民國君的文章也不好繼續做下去了。只不過，就算上古人覺得七夕並不是美好愛情的象徵，仍然不妨礙七夕漸漸有了吉祥婚姻和乞巧的寓意，俗以時為大嘛。諸君，請支持民國君開始的原創標識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