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報批判說，看！這就是周忠慶所謂的能的轉變和能量守恆定律，句句離不開糧食，可見他對黨的糧食政策多麼不滿，多麼痛恨！還妄圖挑撥青年學生和黨的血肉關係。試問周老師，難道不給我們一個饃，我們就不去擔柴了嘛？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青年，已經具備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精神，還怕苦、怕累、怕飢、怕餓嗎？

如果說前面的大字報態度還比較溫和的話，下面揭發的內容就充滿了火藥味。

周忠慶在講浮力一章時說，“戰爭是人類的災難，但客觀上，在矛與盾的對抗中，戰爭也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製造出了第一艘潛艇，使敵對國的船隻在海上莫名其妙地被炸沉了，當科學家搞清楚是潛水艇搞的鬼，就發明了深水炸彈來對付潛艇，促進了科技的進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潛水艇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代之而起的是雙方空戰力量的增強，什麼殲擊機、轟炸機、運輸機以及各類艦艇和航空母艦紛紛登台亮相。特別是美國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於1945年8月6日和9日，在廣島、長崎分別投下了原子彈，殺死了二十多萬日本人，廣島、長崎的建築幾乎摧毀殆盡，迫使日本帝國主義不得不在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得以儘快結束。科學技術就是在矛和盾的鬥爭中得到了進步和發展。”從周忠慶的這一番話里，至少有三個觀點值得我們思考：

第一，以蘇聯為首的和平陣營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絕不希望戰爭，而周忠慶卻為戰爭大唱讚歌，說它可以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

第二，抗戰時期，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了抗日游擊戰爭，沉重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使他們的亡我之心不能得逞。蘇聯老大哥出兵我國東北，消滅了日本的百萬關東軍，幫助我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周忠慶卻把戰爭勝利的原因歸結為美帝國主義使用了原子彈，滅我們的威風，長敵人的志氣。

第三，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原子彈也是紙老虎”，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數是人而不是物，更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周忠慶被美帝國主義和它的原子彈嚇破了膽，為我們的頭號敵人吶喊助威。並且，公然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唱反調，這是居何用心？

從以上三點，不難看出周忠慶到底是什麼人？他的階級立場究竟站在了哪一邊？

袁老師和曾老師在全校老師會議上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深刻檢查，周老師卻在幾次全校老師會議上受到嚴厲批判，還邀請“教育改革大批判小組”的成員參加。

周老師是城固城關鎮人，中等個頭，長得敦敦實實，滿面紅光，走起路來健步如飛，很有氣質和精神。幾番折騰下來，加之營養不良，很快變成了一個小老頭。以後雖然還教我們的物理課，從此再也不敢旁徵博引口若懸河，課本上有什麼就說什麼，照本宣科，昔日的學者風采蕩然無存。

自然，作檢查受批判的老師不少，大約有一二十個。幸好，檢查批判的範圍控制在老師的圈子裡，沒有擴大到全體學生中去。

從字面上看，“教育改革”應該是改進教育教學方法，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運動，屬於學術研究方面的範疇。也許是在上級指示里，有端正教育思想和批判教學中三脫離表現的緣故，所以，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青年學子，很自然的把學術問題演化成了思想問題、政治問題。而且“左”得出奇，“左”得可怕。抓住一點、不計其餘、肆意放大、上綱上線。不整倒整死對方，自己就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就不配做時代的青年。

叫人難以理解的是，這些未來的老師，為什麼對自己的老師這樣無情無義，連一點兒師生情誼都不要？甚至，連起碼的人性都不要？不久的將來你也會是老師，你的學生這樣對你，你該咋想？這給我又敲響了一次警鐘：就是成了老師，學生也是惹不起的。

學生整老師以及使用的手段，諸如斷章取義、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無情打擊、甚至賣友求榮、落井下石等等，似乎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其實不然，早已有之，而且這些手法已經應用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過是使用這些手段的全面爆發而已。

世人常常同情非洲人的飢餓貧窮，但飢餓貧窮的非洲人不受政治上思想上的批判鬥爭。我們不但要忍飢挨餓，還要忍受殘酷無情的政治思想鬥爭，兩相對比，他們比我們強多了。

1959年9月，眼看國慶十周年快到了，學校要求人人向國慶十周年獻禮。小組會上個個抓耳撓腮想不出辦法，我們小組的梁益明提出做一塊肥皂。大家正在百無聊賴時，只要有人能想出點子，當然求之不得，立即贊成。於是由他牽頭馬上動手：從廚房裡的油籠里挖出一些油腳子，又從化學實驗室里要來純鹼，攪合在一起，剛能成型時，把它做成肥皂一樣大小的長方體，梁益明還用小刀在上面精雕細刻出“獻禮牌肥皂”五個工工整整的仿宋字。

其他的小組或個人不是在小瓶里裝一些小顆粒，就是裝點兒粉劑，從班長那兒領來統一印製的標籤，填上品名、用途、製作者姓名或單位。

到了十月一日這一天早上，各班的獻禮台布置的花花綠綠，做好的禮品擺放得整整齊齊。吃過飯全體出動，抬上禮品，由鑼鼓開道，我們一路高呼慶祝國慶十周年的口號，熱熱鬧鬧在全城遊行一周。

當然，誰都明白，這些所謂的禮品是聾子的耳朵樣子貨，一點兒實用價值也沒有，遊行一完也就隨手扔掉。偏偏我們的“獻禮牌肥皂”被教導處的李重光老師看中了，李老師是一方小有名氣的書法家，出版過字帖，我們都很敬重他。

過了兩天，我們正在上午自習，李老師來了，找到了梁益明：“梁益明，你怎麼糊弄我？好壞我也是你們的老師嗎！你看，你看！”李老師氣呼呼地，把頭上的帽子一抹，露出光光的頭皮，“能用就是能用，不能用就是不能用，你咋不說一聲？害得我用過後粘在頭皮頭髮上，咋洗也洗不掉，只好剃成光葫蘆。”全班同學早把注意力轉了過來，見平時高聳着頭髮的李老師，腦袋變得油光閃亮。待李老師戴上帽子憤憤然離開教室後，大家狂笑不止。梁益明尷尬地辯解說：“是他要用，又不是我讓他用的。”以後，每當憶及這一幕，心裡就不由自主地笑上一回。

說假話，做假事，已經變成了中國人的習慣，而且連綿不斷。幾十年過去了，改革開放也三十多年了，看看各個社會層面弄虛作假坑蒙拐騙的現象，經濟界層出不窮的假冒偽劣商品，這股惡習之根深蒂固至今無法根除，簡直成了久治不愈的頑疾。

慶祝國慶十周年的好處是，這一天學校里給吃了一頓肉，大家很高興，因為我們已經好久“不知肉味”。只是沒想到，這竟然是城固師範三年生活里的最後一頓帶肉的飯菜。

沾過了這頓葷醒沒幾天，學校布置大家“評糧”。“評糧”就是把每個人每頓吃的糧食分五兩、四兩半、四兩三個檔次。方法是自己先報出屬於那一等，然後由同學議定。除了大個子每天能吃到原來的一斤糧外，其他的都得降低標準，我是屬於最低檔的，一天兩頓共吃八兩糧。這分明是國家降低了供糧標準，但人人心知肚明，嘴裡卻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怨言。至於吃菜，如同“刪繁就簡三秋樹”，一碗湯裡面飄上幾片菜葉放上一點鹽就是了，昔日的四菜一湯已是昨日黃花，黃鶴一去不復返矣。

在飢餓中，迎來了1960年的春節。然而更大的飢餓正在等着我們。

這一年的春節更加死氣沉沉，沒有一家到城裡來表示喜慶的雜耍隊伍。只有大街上的喇叭，要麼播送我們戰勝了特大自然災害，取得了糧食大豐收，工業生產總值超過了歷史最好水平，趕上或超過了某某某個國家。要麼播放熱情洋溢的歌曲“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富強了。

……

生活越來越困難，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越來越加強。討論會上的“有人說，……，你是怎麼認識的？”變成了“憶苦思甜”——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學校在大禮堂里舉辦了憶苦思甜展覽，不但有實物還有圖片，通過對比端正學生的認識，提高思想覺悟。

最著名的是同年級的盧福德（洋縣人），展覽會上專門開闢了一個專版，美術老師為他畫了一張神形兼備的水彩畫像，題目是“用米湯餵大的孩子”。可惜他“狗”得出奇，不但狗坐轎不識人抬，還狗肉上不了席面。學校和各個班級都請他做憶苦思甜報告，說啥也不出面，令學校十分失望。

繼“低標準，瓜菜代”的政策提出之後，政治課堂上丁惠棠老師在講：“黨和政府很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最近提出了‘民以食為天，吃飯第一’的思想，我們要堅決貫徹執行。”此話一出，立刻引起班裡團支部委員劉隆華的質疑：“丁老師，我有疑問，能不能提出來商討？”

“當然可以，你說吧。”

“我們黨歷來提出的是‘突出政治，思想領先’，吃飯成了第一，政治思想工作不就成了第二了嗎？所以我認為這個提法不妥。”

“首先我要肯定的是，這個同學肯動腦筋善於思考，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大事。但是，這不是我隨意講出來的，我是根據資料上的提法說的，絕不是空穴來風自我杜撰。”

“能不能問一下丁老師，這話是誰說的？”

“資料上沒說，我不能妄加猜測。”

“如果是毛主席說的，我們堅決擁護，如果不是，值得懷疑。”

“我說過了，資料上沒說，我不能妄加猜測。”

事後，這個提法漸漸多了起來，連校黨委書記陳世榮也在全體師生的報告會上講過，具有高度無產階級覺悟的劉XX才沒有再提出質疑。

劉XX的質疑很有道理，很有見地。若不是偉大領袖提出來的，起碼有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思想傾向，是應該徹底批判的東西；若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當然是絕對正確的。

到了現在才逐漸清楚，這話的確是毛主席說的。

當聽了警衛員的調查報告（下邊口糧奇缺生活十分困難）後，“毛主席靠在沙發上，長長吸了一口煙，第一次這樣講道：‘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民以食為天，吃飯第一。”

同一句話，是毛主席說的，那就是最高指示。如果是別人說的，那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

“話看誰說，事看誰做。”“事看誰辦，法看誰犯。”老百姓的這些口頭禪，反映了沒有法治的國家的實情。

因人定量，吃糧分三等的辦法用了不到四個月，情況又發生了變化，糧站不再供應白米細麵，改為一律供應谷粉。所謂谷粉，就是稻穀不脫皮，連穀殼一起打碎磨成粉。這樣一來，只能每頓熬谷粉粥喝，沒法再分四兩，四兩半和五兩了。

為適應新的變化，有點錢的學生花一元多錢買一個大搪瓷碗，沒錢的花一毛多錢買一個大土碗。如果碗小了，舀飯的炊事員看你的碗裝不下，勺子一斜，那你的虧算是吃大了，饑荒無情，誰也舍不起幾口救命粥。開飯了，把碗夾在腋下到飯場裡去排隊。舀在碗裡的谷粉粥，上面還飄浮着許多穀茬子。有菜了粥裡面煮幾片菜葉，沒有了就是一碗純而又純的谷粉粥。

喝着喝着，把城裡的糧庫喝空了，學校組織我們到南山裡的元壩運糧。從半夜三點多出發一直到傍晚，才能把運回來的糧食交到糧庫。

一次，就在離五郎關進去不遠的地方，返回來時，有五六個中（一）的女同學在靠山邊的路旁歇氣，我們幾個也在不遠處休息。這幾個女同學歇了一會兒起身趕路，剛走了沒幾步，突然，就在她們歇氣的地方山崩了，山石和泥土嘩啦啦沖了下來，把那塊地方全部埋了起來。幾塊較大的石頭（或許是土塊）衝過路面飛入對面的河灘。幸虧早走一步躲避及時，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好險呀！我們嚇得驚叫不已，這幾個女同學更是渾身打顫，連路也不會走了，所運的糧食只好讓大家分擔。

顯然，供糧的標準又降低了。

這樣的狀況，一直沒能得到改善，谷粉粥陪我們畢了業，送我們離開了可愛的城固師範。

我們每月的糧食定量標準到底是多少？成了政治機密。學校不說，誰又敢問？問了，就有質疑、不滿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嫌疑。如果每人每月的定量標準為26斤，每百斤稻穀出米率按七十斤計算，那麼，我們每月只能吃到18.2斤糧食，如果達不到26斤，那就吃得更少。

無情的飢餓折磨着每一個人，同學們利用吃過午飯晚飯的空餘時間，帶一把小刀到周圍田野里去捥野菜吃，一天同學曹宗海找來幾根紅苕蒂，漢中人叫苕鼻筋，用水洗了，宿舍里的四五個人每人分到一根，大家戲謔是辦宴會。這東西嚼起來太筋道結實，和吃皮帶差不多，草根大的一個，沒有五六分鐘的咀嚼是沒法下嚥的。

街道上的人，個個臉呈菜色，骨瘦如柴，雙眼深陷，兩頰塌了進去。靠在街邊牆角的一位婦女，懷裡抱着一歲多的孩子，身旁還靠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孩子失去了活潑好動的天性，眨動着的眼皮，說明他還是個活物，婦女無神、無奈的眼神，似乎在注視着前方，又似乎什麼也沒看。

城固大街上出現了搶東西吃的現象。有人買了一個饃，在街道旁邊走邊吃，猛不防從後面躥出一個人來，搶了手裡的饃，撒腿就跑。

幾家公私合營的食堂關了門，縣城裡的飯店越來越少。一個星期天，我和兩個同學到座落在鐘鼓樓西南角的國營食堂里去充飢，走進食堂，服務員剛把一碗熱氣騰騰的麵條給顧客端到面前，突然從他身後伸出一隻手來，迅疾把碗裡的麵條抓起來塞進了嘴裡，聞訊趕出來的廚師，掄起手裡的鐵勺就打，搶飯者哪顧得了頭疼背痛和手指的灼痛，只顧把手上臉上沾着的麵條往嘴裡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