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姚文元

摘自中華網

姚文元是六七十年代紅得發紫的筆桿子,號稱“無產階級理論家”、“金棍子”。在“文革”浩劫高潮時期,有人還封姚文元為當時中國兩大棍子之一,即所謂南姚(文元)北戚(本禹)。言猶在耳,北戚隨即落馬,南姚北上,“文革”期間,他一直主管“宣傳口”,並躋身四人幫,與江青等組成了一個遺臭萬年的反革命幫派。
這個在“文化大革命”中飛黃騰達的人物,於1976年從雲端里栽了下來,說起姚文元被捕之後的情況,須將鏡頭首先對準1976年10月6日那一天……
（一）
1976年10月6日下午3點鐘,機要秘書郭木文將一份中共中央辦公廳《緊急通知》送到了姚文元的辦公桌上,通知寫道:
根據華國鋒同志的建議,茲定於10月6日晚8時在懷仁堂二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
主要議程:
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
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
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志列席會議。
中共中央辦公廳汪東興(簽字)
1976年10月6日
姚文元看到通知後有些猶豫,覺得此事有些出格:一是自己不是政治局常委,過去除曾以毛澤東秘書身份列席過這樣的會議之外,從來都沒有像這樣正式通知他去參加過。在毛澤東主席逝世後不久就通知他去列席這樣的會議,有點兒太突然了;另一個出格是開會的地點,過去開這樣的會議,大都在紫光閣、頤年堂、勤政殿這幾個警衛森嚴的地方,而這次僅有四個人參加的常委會,卻選在這麼大的一個懷仁堂,其中究竟有何原因?
為了穩妥,他決定先找一下張春橋,將情況弄清楚。他來到了張春橋在北京的釣魚臺9號樓的住處,知道張同樣也接到了一份會議通知。
姚文元懷疑這次會議是一場“鴻門宴”。張春橋卻笑他太多慮了,並當場指點他說:“你為何不能參加呢,現在你不是常委,可10年前你是什麼,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現在已經在政治局幹了這麼多年,事物從來都是發展的嘛!”
回到寬街家中的姚文元匆忙吃過晚飯,看看手錶,差不多到了開會的時間了,他立起身,命秘書調車,自己則穿上外衣,拿起公文包,急忙走出家門,由於走得太急,連帽子也忘記戴了。當妻子金英拿着帽子趕出去時,汽車已經開出了院子。
汽車駛入中南海西門,開到懷仁堂大門口。
夜幕中,古老的懷仁堂顯得更加莊嚴肅穆。這座始建於1888年的儀鸞殿,經歷過1900年八國聯軍的浩劫,做過1949年6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會址;而在1967年2月,在那所謂的二月逆流中,葉劍英、徐向前等老帥斥罵江青、張春橋之流,也是在這裡。今夜,懷仁堂的大名,將又一次載入中國史冊……
姚文元是繼張春橋、王洪文之後最後一個來開會的。當他跨進懷仁堂院子時,他的秘書和警衛員被工作人員“請”到了別的房間去休息,他則一個人沿着走廊走向懷仁堂。剛走到走廊中段,有兩個警衛走過來對他說:請姚文元同志先到東廊大休息室去休息。對此,姚文元並沒有多想,因為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今天開的常委會,他只是列席,讓他先到東廊大休息室去休息,沒有什麼奇怪的。他便隨着兩個警衛員走進了東廊大休息室。
一進大休息室,見中央警衛局副局長、8341部隊政委武健華帶着幾個警衛在那裡。對此,姚文元也沒有在意。他對武健華點了點頭,剛要走向一個沙發坐下休息,卻被叫住了。對方開口說道:姚文元,你聽着,我代華總理向你宣讀一份中央決定。姚文元一聽這個話,沒有坐下,而是愣在了那裡。他張着嘴,驚訝地望着。武健華向他宣讀了中央關於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後,姚文元沒有反抗,也沒有爭辯,他好像很鎮定、從容,只說了兩個字:“走吧。”就隨着幾名衛士出了門。他被預先準備好的轎車帶到了中南海一處地下室,關在單獨的一個房間裡。

姚文元當時為什麼表現得很鎮定?因為對於這一天的到來,他似乎有些預感。就在到懷仁堂之前,在家裡吃晚飯時,他對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你們不要悲痛。”他女兒聽後,嚇壞了。他見女兒驚呆了,急忙解釋說:人總是要死的,我也不例外。總之,姚文元對自己政治生命的結束,一定是有過考慮的。
（二）
姚文元被捕以後,先是關在中南海一處地下室里。過了一段時間,根據中央決定,四人幫和同時被抓的毛澤東侄子、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毛遠新全部被移交給公安部轄下的秦城監獄。自然,他也就被移押到離北京西北郊大約70公里左右的秦城監獄。
姚文元剛剛被捕時,按中央的規定,他是不能與外界接觸的。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姚文元除了能見到看守、審訊人員外,見不到任何人,他不免感到孤獨,睡眠也不好。後來,中央批准他家屬來探望了,金英便多次來獄中看望姚文元。
姚文元與金英是經過長期戀愛後結婚的,二人感情很好。金英到監獄看到姚文元後,痛哭流涕,姚文元也唏噓不已,二人相互拉着手對視,良久無語。姚文元打聽了3個女兒的學習情況,打聽了自己母親的身體情況,最後又關照金英自己多保重身體,金英給他帶來了一些衣物、生活日用品和書籍。金英多次探望姚文元後,他的情緒穩定多了,他在秦城監獄裡過着相對穩定的生活,睡覺也安穩多了。
四人幫在秦城監獄裡,生活待遇是很好的。據曾經擔任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辦公室副主任兼審訊組組長的汪文風(後任中紀委委員)向記者介紹:按當時中央有關部門規定,給四人幫的生活待遇是很高的。中辦規定,給姚文元等人定的伙食標準是每月30元人民幣,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是相當高的了,約為當時中央機關幹部在機關食堂所需伙食費的兩倍。每餐供給的是二葷一素一湯;每星期發給二斤水果(蘋果,或梨,或桃,或橘子),喝兩次奶粉沖的牛奶,吃一頓餃子;餐餐都供應大米飯和白面饅頭,任其挑選,管飽。為了保證姚文元吃好,秦城監獄的幹部、中央負責審訊他們的幹部,經常從隔離房外的觀望孔觀察其吃飯。姚文元吃飯還是很講究的。他很注意衛生,飯量也不小。這使監管人員很放心。
關押姚文元的秦城監獄,位於北京市昌平區小湯山附近,建於1958年,是中國最著名的監獄。
姚文元在秦城監獄裡住的監房相對來說算是很寬敞的。房間內部生活設施一應俱全。監獄方面還給他預備了一個電視間,他可以在規定的時間內看電視。他剛入獄時,45歲,按規定,他是應該參加一些勞動的。但由於四人幫這一批人情況特殊,加上與姚文元同時入獄的張春橋、江青等都身體不太好,因此,秦城監獄方面沒有給姚文元他們規定硬性的勞動任務。每天,他可以在規定的時間裡散步,活動活動身體。由於吃得好,睡得香,加上活動量不大,姚文元在獄中反而比剛進來時胖了許多,氣色也很好。
姚文元穿過的衣物,大件的,統一交給洗衣房洗,小件的,由他自己動手洗。除了監獄方面供給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外,他妻子還給他帶來一些生活用品,因此,他在這些方面,沒有發過愁。
（三）
姚文元歷來有寫日記的習慣。這個習慣從他在上海市盧灣區團委、盧灣區委宣傳部當幹事時就形成了,此後一直堅持不斷。被捕以後,他的日記被查獲,這對查清這個昔日“輿論總管”的罪行,是非常有利的。姚文元自己也清楚,當他的日記被審訊人員掌握之後,許多問題是推脫不掉的,他也滑不過去了。因此,姚文元被捕以後,很願意交待自己的問題。這一點,他與死頂硬抗的張春橋不同。
姚文元交待問題,是很細的。他交待問題時,幾乎把他與張春橋的各次接觸,全都談了出來。但他有一個特點,就是把許多問題都往張春橋身上推。誰都知道,張春橋是姚文元的“恩師”。
解放後,姚文元擔任上海市盧灣區團委宣傳部宣傳幹事,住在機關集體宿舍里。無巧不成書。區團委的集體宿舍在上海香山路2號,而張春橋的家在香山路9號,相距不過幾十米!
受父親姚蓬子影響,姚文元從小就做着作家夢。咫尺之內,一箭之遙,住着堂堂的《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姚文元便去拜訪。張春橋一聽說是姚蓬子之子,也就打他的主意。因為當年張春橋也混跡於上海四馬路(現為福州路),對於姚蓬子的劣跡一清二楚。他知道姚文元有“辮子”可捏在他的手心裡,況且姚文元也“左”得可愛,這樣的人,任憑本事再大,也翻不出他的手掌。於是,張、姚之間很早就有來往。

1955年,反胡風運動開展之後,由於作家書屋出過胡風的書,姚蓬子與胡風有過許多來往,5月底,被公安部六局作為“胡風分子”和“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分子”逮捕,押往北京審查。
姚文元呢,因寫了《論胡風文藝思想》一書,雖尚未交給出版社,但也受到牽連,陷入困境。在危急之際,張春橋幫助了姚文元。姚文元仗着自己“精熟”胡風思想,來了個“反戈一擊”,批起胡風來了。張春橋以《解放日報》為之撐腰,從1955年5月7日起,短短10天之內,連發姚文元4篇批判胡風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風英雄”。這可以說是張姚第一回合作。
張姚的第二回合作,是在1957年夏天。當張春橋從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那裡得悉要“反擊右派”的消息,立即轉告姚文元。姚文元急急地趕寫了《錄以備考》一文,發表於1957年6月10日《文匯報》。
當時天天在注意着《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的毛澤東,看到姚文元的《錄以備考》,非常讚賞,囑令《人民日報》於6月14日在頭版轉載,還配發社論《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
於是,《錄以備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年紀比張春橋小14歲,由張春橋扶植起來的“新秀”姚文元,反而比他更早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原來,1957年2月6日,《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條和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毛澤東在此前的1956年讀過姚雪垠的文章,還稱讚說:“姚雪垠很會寫文章。”此後,毛澤東的秘書們便經常把新發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給他看。這時,《文匯報》上突然冒出了一篇與姚雪垠“討論”的文章,自然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便問身邊工作人員,姚文元是誰?經工作人員了解並把姚文元的簡況報告給毛澤東後,他對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1957年2月16日,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談到了青年作家王蒙、青年文藝理論家李希凡,也談到了青年文藝評論家姚文元。毛澤東在談到這三個人時,對姚文元的評價最高。毛澤東是從要防止片面性談起的,他說:“我們的危險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無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擊不能鍛煉出真正好的文學藝術,只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香花是從和毒草作鬥爭中出來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過來就是肥料,只准長糧食不准長野草是不對的,香花與毒草齊放,落霞與孤鶩齊飛。斯大林教條主義不是兩點論,而且是一點論,我們的同志看事物應該是兩點論,同時一點裡面又有兩點;我們連隊指導員,講話時總是講兩點:優點和缺點。最近姚蓬子的兒子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二月六日《文匯報》,題目是《教條與原則》)。我看是不錯的。過去我們提倡一家獨鳴,那是歷史條件決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國民黨20年一家獨鳴的理論……”毛澤東表揚姚文元的話,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柯慶施親自找姚文元談話。姚文元也被確定為出席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海文藝界代表團成員之一,並於1957年3月到北京,3月10日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更使姚文元高興的是,毛澤東在3月10日接見上海文化界代表團時,當着眾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提到姚文元,表揚了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擺到當時在全國已經很有名氣的作家和文藝理論家王蒙、李希凡之上,這使姚文元心花怒放。
毛澤東兩次誇獎姚文元,使他對毛澤東感恩莫名,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背景——父親姚蓬子是中國共產黨的叛徒,在那個講成分的年代,像他這樣的人,是很難受到重用的,而自己竟然受到毛澤東的兩次表揚,他從心裡感激毛澤東。同時,他也洋洋自得起來,有了騰雲駕霧之感,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了,喝了多少墨水了。從北京回到上海後,他儼然以馬克思主義青年作家、文藝評論家、理論家自居,對任何事的發言,唱的調子都很高,連巴金、施蟄存這樣的老人也看不上眼了。他在那個時候雖然只是《萌芽》雜誌編輯部的詩歌編輯,但因已經是柯慶施、張春橋的紅人,他的主要工作是奉柯慶施、張春橋之命,寫“重頭”文章,在上海主要報刊上發表。當時的上海市委大樓,姚文元經常進進出出,如履平地。姚文元當年的同事們回憶道:“姚文元1957年的時候,得意極了,每天都夾着皮包去市委,一般的領導是不能過問他的事情的,平時,他見人也不說話,頭昂着,眼睛總是看着天,沒有幾個人他能夠看得上的。”
這也難怪,一個受到毛澤東兩次誇獎的人,哪能與那些凡夫俗子相同呢!總要有一點派頭吧。
從此,姚文元對張春橋言聽計從,成為張的得力打手——猶如當年的狄克成了崔萬秋的打手。張春橋要寫什麼批判文章,往往由他動口,姚文元動筆。點子,張春橋出;文章,姚文元寫。

1958年7月1日,當《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創刊,經張春橋提議,柯慶施點名,姚文元調入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論刊物,擔任編輯部的文教組組長。姚文元更加起勁地揮舞棍子,批馮雪峰,攻丁玲,轟巴金,斥艾青……一時間威震中國文壇。張春橋呢,樂得讓姚文元衝鋒陷陣,出頭露面,他充當幕後導演。正因為這樣,姚文元的文章連篇累牘,而張春橋只有那兩冊雜文集而已。
《解放》半月刊停刊後,張春橋安排姚文元到《解放日報》擔任編委兼文藝部主任。但是,他又關照《解放日報》領導人,不要讓姚文元陷於編務,文藝部可由副主任李家健具體負責,姚文元要“超脫”,以便能抽出時間多寫點文章。
這樣,姚文元不斷地在《解放日報》、《文匯報》上發表文章。他的文章被看成“有來頭”的文章——來自柯慶施,來自張春橋。用張春橋的話來說:“在報紙上,姚文元出面,比我們方便。”
（四）
姚文元在獄中,還是很關心國家時事政治的。每天的報紙,他都仔細地看。他特別愛看頭版頭條報道國家重大事件的消息。晚上,他最愛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他幾乎每天都看,從不間斷。
80年代初,隨着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國的國民經濟開始好轉,國家決定取消一些副食品的供應制度,如取消肉票、蛋票,等等。對此,姚文元看不慣了。他從報紙上和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得知這些消息後,關心起國家經濟和群眾生活來了。每天他都表現出憂心如焚的樣子,他決定把自己的想法向上反映。怎麼反映呢?他思前想後,決定不寫信,也不專門講,而是等到提審他時,向審訊人員講他的意見,請他們向上轉達。
80年代初的一天,中央專案組的人又一次提審姚文元。提審人員問完一切該問的問題後,對姚文元說:你還有什麼要說的沒有?在往常,姚文元總是回答:沒有了。審訊就結束了,他就可以回去休息了。這次他卻說:有幾句話要說。他清了清嗓子,定了定神,慢條斯理地說:我聽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糧多了,肉多了,雞鴨魚蛋豐富了,一律敞開供應了。這樣不妥。請你們代我向黨中央領導同志轉達,這樣可不行啊!可不能出現1958年以後和“文革”後期那種情況啊!
對姚文元的這番話,提審人員心裡感到好笑。但按規定,對他們這類犯人的任何意見,都是要逐級向上反映的。所以,提審人員告訴姚文元,對他的這些話,保證向上級轉達。姚文元“嗯,嗯”了幾聲,表示沒有說的了,就回去休息了。
但使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國家隨着生產的發展,產品數量迅速增加,不但敞開供應了肉蛋等物品,後來連糧票也取消了。這是令思想上一貫極“左”的姚文元所始料不及的。
（五）
1980年,中央決定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案犯進行重新審查,姚文元自然也是重新審查的對象之一。
在重新審查姚文元一案時,他顯得與審訊人員很配合。他頭腦清楚,記憶力很強,對過去提審他時所交待的情節、事件乃至他當時交待的用語,都記得十分清楚。因此,重新審查他時,他所交待的,與他以前交待的,沒有什麼出入。姚文元的案子,也就很順利地移交給檢察院了。
11月20日下午3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次在北京正義路7號公安部禮堂正式開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10名被告人第一次被傳到法庭上,接受對他們的公開審判。
那一天,姚文元沒有戴帽子。他已經謝了頂的頭,給人的印象十分突出。但他氣色很好,人也顯得很精神,也比入獄前胖多了。他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裝,上衣口袋裡插着他心愛的也是他常用的鋼筆,臉上沒有什麼表情。
對姚文元一案,是經過多次開庭審理的。在此期間,經過了宣讀起訴書、審訊具體問題、法庭辯論等幾個階段。審訊時,姚文元有問必答,但話很短,只是表示承認起訴書上所列事實,但他仍然十分注意措辭,儘量把自己的罪行說得輕一些。例如,當法官問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裡養病的毛主席誣告鄧小平同志。在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張春橋在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樣誣告鄧小平。姚文元你交待,當時說過哪些誣陷鄧小平的話?”姚文元答道:“我說過攻擊鄧小平的話,我現在認識到這些話是錯了。”
仔細分析起來,姚文元的這個回答,是很講究措辭的。他把“誣陷”鄧小平,說成是“攻擊”鄧小平,把“罪行”說成是“錯”了。可見,姚文元在決定他命運的時刻,仍然希望為自己開脫一點罪行。

為了查明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和第二審判庭先後33次開庭,對10名主犯進行了45人次法庭調查,查清了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訴訟法規定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因此,特別法庭在查證證據上做了大量工作,對各種證據873件進行了認真、反覆的審查。在庭審調查中,特別法庭先後向被告人出示和宣讀了檔案、信件、日記、筆記、講話記錄和錄音等經過鑑定、驗證的原始書證和物證共651件次。通知被害人和證人到庭陳述和提供證言共49人,做到了凡是認定的犯罪事實,都有充分、確鑿的證據。這樣,儘管有的被告人矢口否認自己所犯的罪行,有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始終一言不發,有的被告人千方百計為自己開脫罪責,但由於法庭使用了大量的證據,揭露了案情的真相,證實了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有的被告人在證據面前,也不得不承認了自己原來不承認的罪行。當然,通過法庭調查,對原來所指控的被告人的某些罪行,由於證據不足,或證據不能證明構成犯罪,法庭就予以否定。這表明特別法庭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認定被告人的每項罪行,都是很慎重、很嚴肅的。
經過2個多月的審理,1981年1月25日上午9時18分,在公安部禮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終於受到了歷史的公正判決。特別法庭宣布:判處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義的判決》。
（六）
判決後,姚文元繼續在秦城監獄中服刑。他又恢復了往日的生活——讀書、讀報、寫作、吃飯、散步、睡覺……
打破姚文元平靜生活的唯一一件事情是:他在監獄中辦了一件家務事。
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生於1906年。1924年,他在上海四馬路——文化街,當編輯、寫詩,結識了中共上海市委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地下黨員潘漢年(中共隱蔽戰線上的傳奇人物和領導者。建國後曾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常務副市長、市政協副主席等要職)。1927年,由潘漢年作為介紹人,姚蓬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0年3月2日,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時,姚蓬子被舉為執委兼總務部長。後來,他又成為中共特科聯絡員,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
1933年12月,姚蓬子在天津擔任河北省交通員時,被國民黨逮捕,押往南京。他在獄中叛變,成為叛徒,並在1934年5月14日《中央日報》發表《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從此,他在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手下,充當文化特務。後來,又開設作家書屋,兼搞出版,成為一個資本家。
解放後,由於他有一筆家產,算是民族資產階級分子。1956年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姚蓬子曾經將他的這筆家產交付公私合營,他只領取定息。這筆定息的數量是很可觀的。但姚蓬子為了表現進步,從1958年到1966年,他從沒有領過這筆定息(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國家不再發定息——筆者注)。他只靠他在高校里當代課教師,每月領取150多元的工資生活。1969年2月,姚蓬子病故。他去世前說過這樣的話:把自己過去公私合營後應得的定息,全部上交給國家。當時姚蓬子只是口頭上說了上述一句話,也沒有辦任何上交國家的手續,當時也沒有什麼部門來辦這種手續。
結束了“文革”的災難,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的法制建設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按照《繼承法》的規定,姚蓬子生前這筆定息,是可以由妻子周修文、兒子姚文元和女兒姚文華三個人繼承的。姚文元從沒有想到過要繼承這筆遺產的問題,但是他的母親周修文、妹妹姚文華,卻向有關部門提出了繼承這筆遺產的問題。這樣,繼承姚蓬子生前未領定息這筆遺產的問題,自然也提到了姚文元的面前。有關人員到秦城監獄徵求姚文元的意見。姚文元經過仔細考慮後,談了三點意見:
一、“文革”的歷史條件下,父親上交定息是對的。現在母親和妹妹對父親的遺產提出繼承要求,請依照繼承法給予滿足。
二、我個人對父親的遺產沒有想過繼承問題。對於母親,我長期未盡贍養義務。
三、我接受父親遺產中屬於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間,我應繼承的份額由妻子代管,作為家屬去探望的費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學習的費用。
姚文元講了這三點意見後,上海司法部門按繼承法規定,把姚蓬子遺產中歸姚文元繼承的那部分,交給了其妻子金英。這使在監獄裡的姚文元有了一筆不小的收入,這是他所沒有想到的。而姚文元在處理這件家務事時,也算是公平合理。他的母親、妹妹對姚文元的表態很滿意。這不光是因為她們二人都得到了應該得到的遺產,更重要的是聽到姚文元講了他長期未能對母親盡贍養義務的話,心裡很感動。

確實,姚文元從50年代起,一直到1976年被捕止,聽了張春橋的話:要想在政治上有前途,就必須和你父親劃清界限。所以,他那時連回家去看望姚蓬子的時候都極少,對其父親、母親基本不管不理,當然也就談不上盡贍養義務了。姚文元在繼承遺產時說了“長期未盡贍養義務”的話,也算是他還有人情味的表現吧。
（七）
1996年10月5日,姚文元刑滿出獄。當時,他已經65歲了。在家人陪同下,提着行李前去北京火車站購買回上海的火車票。火車抵達上海,他下車看到妻子金英時,含淚長嘆:“唉,這真是十年一夢啊!”
十年一夢,姚文元出獄時,妻女早已不在北京居住了,而是搬回了上海,住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樓二樓。那時,他的大女兒已經出嫁,金英和二女兒、三女兒一起生活,三女兒還在上中學。金英本人也已經調回上海,組織上給她安排了一個工作單位。但是她並不上班,而是長期請病假在家。金英和兩個女兒的生活並不寬裕。自從姚文元繼承了姚蓬子的一部分遺產後,經濟上才算是好了一些。
姚文元出獄後,提出到上海定居。他是想回到他發跡的上海。那裡的氣候,他比較適應,也可以與家人團聚。姚文元的這一要求得到了滿足。
他的人生畫了一個圓圈,又回到了上海。以後又先後在川沙、青浦、浙江省湖州市鳳凰別墅8號隱居,過上了恬淡安靜的生活,並開始了研究中國歷史、中共黨史、畫畫和讀書、寫作的生活。
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兩個願望:能出版回憶錄、重新入黨。2001年9月,中央有關部門曾准許其出版回憶錄,但要送中宣部審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寫回憶錄,經過四稿後擱筆,共42萬字,從1956年寫到1976年10月,他被捕的一刻為止。
姚文元撰寫回憶錄的消息傳出去後,國內有20多家出版社盯着,香港也有幾家左派出版社開出高價。最後,內地有3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500萬元買斷版權。
他的回憶錄完稿後,交有關方面審核,但一直拖着無下文。據知,中央對此有過指示:生活有困難,可提高補助。從此,他每月有4000元人民幣的養老費,還配備了一名警衛兼職工照顧他。
到了2002年初,有關部門就姚文元回憶錄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開沒有解密的黨、政、國家機密;不准公開黨和國家已故領導人的私人問題;不准公開會引起社會爭議,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危害國家聲譽的資料;不准公開無法核實真偽的敏感政治問題;不准公開發行。
姚文元在出版回憶錄被禁後,2002年冬天又向有關部門提出要求,就本人親身經歷,所參與、所見的歷史事實,能以回顧、敘事的形式寫下來。他的這一要求獲准,還為他配備了一名資料助理員。他用了近8個月的時間,寫了5萬多字的《回顧與反思》,並澄清了若乾重要歷史事件的真偽。這其中曝出了若干歷史真相,實際上這是他回憶錄的簡本。
“文化大革命”是令親者痛仇者快的年月,是必須深刻反思的禍國殃民事件。當歲月已經邁過“文革”40周年的祭日之際,姚文元,作為曾是江青反革命集團核心人物之一,已被當今許多年輕人感到陌生時,病重由浙江湖州回上海居住,家屬雇專人照料。是日,看護見姚文元入睡,便外出上街購物,回到家,見姚文元還沉靜地睡着,數小時後見他依然未醒,細察後才發現早已沒有心跳呼吸。他究竟死於何時何分,誰都說不準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