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46)

譚合成

卷五

第四十六章 黨叫幹啥就幹啥

幾經周折，終於辦好了採訪苑禮甫和鄭有志的手續。我們坐在零陵地區三監獄的接待室里，眼睛盯着窗外的高牆和牆上的電網，腦子裡充滿着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材料和叫人肝腸寸斷的血淚控訴，我們不敢據此去想象他們的尊容，在道縣這一段時間的採訪經驗告訴我們，用沉澱了十九年的想象力去想象那個瘋狂時代的事物，十有八、九者錯。

深深的走廊里傳來了沉重的腳步聲。人來了。我突然莫名其妙地緊張起來，仿佛一個巨大的不可思議的陰影正在逼近。

首先會見的是鄭有志，他在獄警小林的監護下，接受我們的採訪。

鄭有志身材高大魁梧，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隱隱透出當年“前線總指揮長”的餘威。他文化水平不高，是個粗人，也不善辭令，所說情況，與我們看到的材料基本無異。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感覺此人比較實在，沒有任何根據，只是憑多年的記者生涯，閱人多矣的直覺罷了。

他說：“我50年當兵，58年轉業回道縣，任郵電局指導員。原來準備提拔我當郵局局長，後來領導看我工作有魄力，積極肯干，就派我去防空襲重點月岩區擔任武裝部長。區內有個千家峒，是防敵特空降的重點區域……我在那裡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點成績，得到縣、地區和省里的表揚。65年和67年先後出席了湖南省軍區和廣州軍區學毛著先代會（全稱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代表大會）。67年8月1日，縣裡還獎勵一台大拖拉機給我們區。你們肯定看過我的檔案了。從那上面，可以看出，我從來沒有受過任何處分。我總是黨叫幹啥就幹啥，不是沒有個人考慮，反正要求自己鬥私批修。你想，沒有共產黨毛主席，像我這樣的大老粗能當上幹部嗎？我每天學的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聽到的都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變天要復辟，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這個管槍的，怎麼能放得下心？67年8月8日，縣裡少數派槍了武裝部的槍，又聽說四類分子要變天，反攻倒算，造紅色政權的反，我就自覺地站到‘紅聯’這一邊。縣武裝部、老領導也都是支持‘紅聯’的嘛……

“8月16日，我在營江，周仁表來說我們區破獲了兩個反革命組織，都發展了上千人，行動計劃是‘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貧下中農全殺光，中農殺一半’等等。我一聽感到問題嚴重了，就同意回去開個幹部會。在會上我傳播了這些敵情，後來聽說都是假的，可當時不知道呀，沒想到後來殺了那麼多人。真的，我當時一點都沒想到！我憑良心講，當時我對殺人是不主張的。8月19日，區秘書曾慶宣打電話來，報告我一個好消息，說清塘廖家一下子幹掉了6個四類分子。我聽了心裡暗暗感到吃驚，說這樣殺要不得，要他趕快制止。這個事，你們可以找曾慶宣調查。第二天，當時縣武裝部部長崔保樹來營江，我向他匯報，說我們區殺了6個人怎麼辦？他說：‘現在不是殺人的問題，主要是槍桿子的問題，槍桿子解決了，一切都好辦了。農村裡的事暫且不要去管它。’21號，軍分區趙副司令員、魯參謀、47軍梁代表來營江，我又向他們匯報了殺人的問題。趙副司令問全縣殺了多少？賀霞告訴他，大約殺了一百多。趙副司令說：究竟殺了多少人，統個數字報上來。我又提出：‘這麼殺都行的？’趙副司令說：‘江青同志講了的，這就叫文攻武衛。殺了還不是殺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保衛貧下中農的問題。’

“你問這些情況確不確實，我這個人是從來不亂講的，有實講實，沒講的不會說講了，講了的也不會說沒講。23號，我與賀霞又商量派人去請熊炳恩出面開會制止殺人。24號，賀霞告訴我熊炳恩說他沒有辦法，槍也搶了，人也打死了，自己的人身安全還沒有保障，怎麼開會？其實，當時究竟殺了多少人，我也不清楚，我看到道江鎮居民，三個五個一夥，到方向好大隊的水井打水，就問他們為什麼到這裡來擔井水，他們說河裡浮滿了死屍，河水吃不得了。我才曉得問題嚴重了。後來，我們商量開個會制止，原定區、社來個領導，‘紅聯’來個負責人，25號報到，26號開會，開三天。賀霞與黃濤他們一商量，改成開政法幹部會。

 “到29號，會上，有人提出罪大惡極的，貧下中農堅決要殺的怎麼辦？我打電話請示武裝部政委劉世斌，劉政委答覆說：‘我也沒得辦法……’

“判我的刑，我沒怨言，就是殺我的頭，也沒怨言。後果太嚴重了嘛！我現在想起來都心驚膽戰。但是判決書上說我在全縣部署殺人，我想不通。我當時所講的話，都不過是把他們講的重複一遍而已。再說當時，我請示這個，請示那個，沒一個人說殺不得人，沒一個人出面制止。都說要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四類分子可以殺一、兩個……我一個區武裝部長怎麼負得起那麼大的責任呢？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了，又關了，現在又說我是故意殺人罪，又要坐牢……我認為道縣殺人的事，我有責任，但絕對不是主要責任。”

接下來的是苑禮甫。他為無辜被殺的569條人命坐坐牢，照理應當是無怨而有悔。然而結果卻使我們失望。他與鄭有志形成強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好像很恭順的樣子，但說出來的話句句蘊含玄機。他是1961年從衡陽師專畢業後，從學校調干，作為後備幹部培養的政治學徒。1967年時任道縣祥霖鋪區區委秘書兼副區長，1984年由道縣紀委副書記調任東安縣鄉鎮企業局任局長。入獄後在教師隊教書。

究竟是什麼東西讓這個文質彬彬白面書生似的人物變成了一個殺人魔王呢？

他說：“我因1967年8月道縣殺人事件而判刑的。刑期13年，是脫產幹部中的冠軍。捕後，思想很複雜的，從大局看，想得通，這麼大的事件需要有人來負責；從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法律看，想不通。我們是馬列主義的黨，講究的是實事求是，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道縣殺四類分子不是偶然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很多因素組成的。不是哪一個人一聲喊就能殺起來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57年以後，黨的路線越來越左，農村階級鬥爭觀念越來越強，農民對階級敵人越來越恨，這是思想根源。62年道縣的戰備教育影響很深，蔣介石叫嚷反攻大陸那陣子，道縣先後開了三次會，當時的縣委書記石秀華對區、社書記講話時就說過，凡是有風吹草動，就要把四類分子通通殺光，要蔣介石走上大陸找不到一個帶路的。當時空飄的反動傳單也很多，對群眾的階級教育抓得很緊，唱歌也唱的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群眾對階級敵人恨得很。再就是文革初期，道縣出現大亂，8·8搶槍，各級領導，還有公檢法都癱瘓了。第三個原因就是，少數階級敵人破壞，這裡有反革命組織，那裡有反革命組織，這裡地富反攻倒算，那裡地富造謠破壞，你現在講都是假案，可當時哪個曉得？全縣7起大案，破案4起，抓了人，殺了人(全部冤家錯案)。在寧左勿右、越左越好的思想影響下，以為真的階級敵人要變天了。全縣亂得很，群眾怕得很，從開始殺人到結束，也沒看到上頭誰出來講一句殺人是錯誤的。只講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只講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還有一點，當時47軍發了個《社情電報》，下面又錯誤理解，講階級鬥爭嚴重，講貧下農自衛，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說到我自己，我是一個很普通的農村幹部，我不可能超越時代，肯定在這個殺人事件中，要有一些表現。但是，判決書與事實出入太大，顛倒是非。責任沒有分清，用法不當。蔣光德打電話來，要我補火，要我抓緊些，抓平衡些，他只判5年，我在會上傳達了他的指示，卻判了13年，要我負主要責任，不合理。蔣光德說是向我匯報工作，這完全不合事實，我作為一個副區長，當時還是掛起來的領導幹部，哪有那樣大的權力？(苑禮甫為什麼有那樣大的權力？道縣處遺工作組曾以此為專題組織人員做過專門調查。看來，苑禮甫在用這個問題問我們之前，早已問過專案組的同志。實際上，這裡有一個潛問題，其它地區都是以人武幹部為核心的抓促領導小組掌實權，祥霖鋪為什麼會例外呢？處遺工作組調查的結論是：1967年“一月奪權”後 ，祥霖鋪區委區政府的幾個負責同志受到較大衝擊，基本上“靠邊站”了，或“掛起來”了。3月，縣“紅戰士”（“紅聯”的前身）派人找到該區岑江渡公社秘書莫榮星和審章塘公社秘書楊景榮等人，說“紅戰士”組織成分最純，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得到了縣委革命領導幹部和解放軍支左部隊（縣人武部）的支持，希望他們參加“紅戰士”。3月中旬，苑禮甫出面召集召集莫、楊等人，成立了“紅戰士”祥霖鋪區司令部，莫榮星任司令、楊景榮任副司令，新車公社武裝部長范良春任政委，岑江渡公社公社武裝部長張花榮人組織部長，苑禮甫任顧問。當時，區武裝部長陳國保因病在家休養，他的工作由范春良代理，該區其他三個公社的武裝部長，朱瑞南（下蔣公社）剛剛調去，人地生疏；魏永好（祥霖鋪公社）和楊家旺（審章塘公社）都是該區“紅戰士”司令部成員。這樣祥霖鋪區黨、政機關的實際權力就掌握在以苑禮甫為顧問的區“紅戰士”司令部的手上。由此也可得知，苑禮甫為什麼在祥霖鋪會有那樣大的權力。)你說我對蔣光德的話有所發揮，是的，也許我多說了幾句，但是當時那個情況，我想你也會有所了解的，全國上下人人都在講大的，多說幾句少說幾句有什麼區別？再說當時整個民族都神經不正常了，怎麼能要求我一個人保持清醒呢？當時的情況是只要有人指示了就有人執行。我當時還打電話向縣裡請示了，縣裡叫我莫管。再說，我並沒有布置怎樣殺人，殺多少，相反我還宣布了堅決不准亂殺，誰亂殺誰負責任。現在來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結束了對鄭、苑二人的採訪後，從那扇沉重的大鐵門裡走出來，走上繁華似錦的街市。不知為什麼，我的心裡氣鼓鼓的。特別是對苑禮甫印象壞極了。講了那麼多歷史背景、客觀因素，就是不從個人主觀上找原因，更談不上所謂的良心懺悔。569條人命，13年徒刑，他還有膽喊冤！真的叫人不敢不佩服他。

我對張明紅說：“你信不信，把鄭有志換到苑禮甫那個位置上，他絕對想不出‘大掃除’這號損招。”

張明紅一笑道：“那是當然！鄭有志這種人，上頭喊殺，他絕不手軟，上頭喊停，他馬上收手。不像苑禮甫，還要有所發揮，有所發展，有所創造。”

“中國的事情壞就壞在這號人身上！讀了幾句書，背得幾句語錄，就以為真理在手，正義在胸，就要扮演人民的指路人。其實屁都不懂，淺薄得很。你說他屁都不懂，官場學、登籠術，他又無師自通，明明是想用人血染紅頂子，他還講得冠冤堂皇。什麼敵情啦，什麼大案啦，什麼反動組織啦，什麼反動綱領啦，全是他們無中生有，捏造出來的；什麼階級鬥爭新動向啦，什麼群眾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啦，全是他們這號人煽動的。幾十年來，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被作為垃圾拋棄，糟粕改頭換面蠱惑人心，這號人物正好風雲際會、沉渣泛起，搞得作田的人沒飯吃，做工的人沒衣穿，他們還不罷手，大話、假話、套話，一套一套，真話一句沒有……”

“好了，好了。”張明紅見我說得義憤填膺，打斷我的話說：“‘牢騷太盛防腸斷。’你這樣容易激動，遲早要出問題的。”

沒想到，明紅一語成讖，不久之後，果然因我呈一時口舌之快，致使我們的採訪工作被迫中斷。

筆者的一位朋友針對苑禮甫，還有蔣文經、梁域這類人寫過一篇專論，特錄出與讀者，也與苑、蔣、梁等人共析。

中國鄉村痞子化秀才的根性：

兼論苑禮甫現象

舉世震驚的道縣大屠殺，實是由來自有。竊以為其根植於我國傳統的痞子文化。追本溯源，早在兩千年前，痞子文化即進入中國文化的源頭。楚漢相爭，農村痞子劉邦勝，舊貴族項羽敗，對整個民族的政治文化、精神氣質打下災難性烙印。其後歷朝歷代，上至宮庭斗爭，下至黑道傾軋，無不滲透了痞子化的實質性影響。中國向來缺乏真正意義的宗教信仰，儒家思想在中華文化中起到某種類宗教的代償作用，經由統治者欽定御用而產生蛻變的旨在調節社會的儒家學說，近代以來，在其他強勢思潮的衝擊下則又禮崩樂壞、日漸式微，實難遏制不擇手段、沒有道德信仰的痞子文化。至於農民起義、農民革命，這種社會的劇烈痙攣，亦不過是痞子化地延續着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其破壞性遠勝於建設性。改朝換代，戰亂頻仍，“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每次戰亂，都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都致使人們流離失所，這也是滋生痞子化的社會土壤。降及近代，整個農村社會在清乾隆中葉即已開始了“鄉紳劣紳化，農民痞子化”的過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筆下《阿Q正傳》中的“未莊”，其實正是這種劣根效應的文學縮影。及至六十年代，遭逢自然生態大破壞和三年大饑饉，由“一大二公”而“一窮二白”。如此屢經折騰、飽受貧困且又遍地文盲的中國農村，遇上特定的社會大氣候，一旦失控，其痞子化之為禍暴烈，亦自是勢所必然。

河清難俟，否（痞）極泰不來。“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如此，與痞子化鑿枘相應的“貧民政治”，自然也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廣闊天地”。二十世紀初，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當此“天時、地利、人和”皆備之際，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第一次接觸馬克思主義，便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見“毛澤東自述”)毛成功地將中國農民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武裝奪取了政權。繼而，便有了橫行中國大陸數十年的極左政治，有了餓殍千萬的三年大饑饉，有了王光美自作聰明的“桃園經驗”，以及由此派生的“一切權力歸貧協”，有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此順勢而發，滅絕人性地製造驚天血案的道縣“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焉能不應運而生！此曠古未聞之大屠殺，殺人理論上、力量上皆處於絕對強勢狀態，抵制殺人的則是處於弱勢狀態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孔孟之道和仁政思想。

而苑禮甫者流，就是與農業中國痞子文化血緣最近、最可靠的學生和基本隊伍。這些人能力有大小，個人品行亦有高下，但核心價值觀絕對一致，他們的所有言行，不論以何種面目出現，全部都深深地打上了從娘胎裡帶來的封建主義(實際上就是集權主義，在中國集權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個不同概念，長期以來都是混淆使用的。)烙印。他們骨子裡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什麼假話都敢說，什麼惡事都敢做。切勿小覷了這幫亦文亦武“政治可靠”的痞子化農村秀才幹部的巨大能量，一個強大的系統如果充溢着這種人其危害性更會百倍放大，道縣大屠殺就是他們一手策動並組織實施的，光是農村中那些目不識丁的阿Q們絕對掀不起這樣的滔天惡浪。這些人對中華文化的糟粕無師自通，又無道德信仰約束，一心投上所好，邀功請賞，並期以撓到癢處，而平步青雲。此種例子，屢見不鮮。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而登堂入室，便是文革前文革中，人們最常見的社會現象。這些人的思想行為亦具雙重性，一方面表現為農民式的非理性理想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奴性異化的盲目發泄和盲目追尋出路。而趨炎附勢的習性，又使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一再陷入功利和荒謬。這些人淺薄浮躁而又嗅覺靈敏，不學無術而又不甘寂寞，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隻言片語，雜以封建主義糟粕，奉為金科玉律，以謀私利，以售其奸。他們深悉“寧左勿右”個中妙處，在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此類人推波助瀾，興風作浪，給國家、給民族帶來無窮的災難！道縣大屠殺不過是其中小小一例。一個再偉大的國家，一個歷史再悠久的民族，也經不起這些人經年累月的啃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