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確保皇帝對槍的絕對領導，槍老些、弱些都不重要，關鍵是必須絕對服從——這樣的頂層設計，其假想敵不在國境之外、而在臥榻之側。南宋偏安於杭州，除了北伐的各方麵條件的確不成熟之外，關鍵就是這個頂層設計在起作用。

這個在“國際”關係上只能韜光養晦的政權，卻在經濟層面的改革開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成為當時世界上最有實力的海洋大國及最為富裕的國家。但是，這種蓬勃積累的財富，並沒有轉化為一個國家、民族的“肌肉”，而僅僅是肥膘。

在民間看來，岳飛大概就是那種不大會“講政治”、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的“技術官僚”的絕佳樣板。

從民間各種版本的岳飛演義來看，他似乎都不那麼精通於官場的逢迎之道。而之所以能從一介屌絲，奮鬥到位居三公之高位，完全是時勢造英雄而已。

這類解讀框架中的岳飛，其悲劇就在於不講政治。因為不講政治，動不動就要迎還二帝，卻並不考慮最高統帥宋高宗到時還能不能繼續當家作主；因為不講政治，居然不在乎領導核心“金牌”的權威性，十一道金牌居然仍不班師，非要等老大發出催命的第十二道；因為不講政治，他居然不和善於領會領導意圖的秦檜搞好團結……

這類解讀框架下，中國特色的政治的確很黑很複雜，絕非屌絲們的有限閱歷所能應對。屌絲們便根據自己的標尺，調整了心目中英雄的尺度，把“自我”投射到了角色身上，以抒發、寬慰自己在現實政治中的無力及無奈。

因此，英雄、尤其悲劇英雄，便都被簡單地歸納為一個公式：“好人”不會算計——或者是不擅算計、不屑算計——所以，總是被“壞人”算計，悲劇原來都是這麼生產出來的。這樣的悲劇英雄，其在“講政治”方面的能力，幾乎如同一個可愛的弱智。

南宋劉松年《中興四將圖》中的岳飛

顯然，能在官場上取得與戰場上同樣輝煌的岳飛，其政治智商絕無可能如此低下。岳飛以一介平民子弟的純屌絲身份，投身中國特色的政治生態圈，並能在10年左右的時間裡，“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豈能缺乏“講政治”的基本功呢？

那麼，他為什麼在身居高位、手握雄兵之後，敢於在意見不合時，衝着皇帝撂挑子？甚至，會如此不怕觸犯大忌，涉入最高權力接班人的敏感問題？這是岳飛“講政治”能力的缺陷，還是其充分、甚至過度自信的表現？

岳飛觸及宋高宗最敏感處的，是他多次涉入最高權力接班人的設立。如，“(紹興七年二月庚子)起復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以親兵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人無知者。及對，風動紙搖，飛聲戰不能句。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參謀官薛弼繼進，上語之故，且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從多種不同的史料看，類似的奏對，似乎還不止一次。

儘管岳飛的後人對此予以否認，但他們也承認，岳飛的確上過《乞定儲嗣奏略》。在子孫們看來，岳飛此舉實在是為了江山社稷而不避嫌疑，“視國事猶其家，常以國步多艱，主上(宋高宗)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聖統未續，對家人私泣，聞者或相於竊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儲之議。援古今，陳厲害，雖犯權臣之忌而不顧，天下聞而壯之。”(《鄂國金佗粹編續編校注》)

但是，無論岳家後人如何解讀，在中國傳統中，一個位極人臣的將領涉入接班人問題，的確是“犯權臣之忌”，自古及今，觸及這一高壓線的，幾乎都難以善終。

岳飛在身後所收穫的比例極低的“差評”中，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倘或在絕不質疑岳飛動機的前提下，對於岳飛此舉的最合理解釋，或許是：他太自信了，既高估了最高領導的胸懷，也高估了自己在最高領導心中的分量。

倘或連這點“技術”層面上的失誤，也不能歸咎於英雄的名下，那就只有最後一種解讀：徹底的“高、大、全”。岳飛固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金翅大鵬鳥”(《說岳傳》裡的岳飛前世)，甚至也不缺權謀和花招，但是他的權謀和花招、包括給皇帝使點小性子，都是為了獲取更大的權力；而他之所以需要這個權力，是為了能更好地實現光復的抱負。他講的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大政治”，而非官場爭鬥、勾心鬥角的“小政治”。

權為誰所用，正是中國特色的分別忠臣與奸臣的關鍵；而無論忠臣與奸臣，首先都必須是“權臣”，倘或連權力的資源都無法掌控，則無論是想做英雄還是奸雄，都只能是痴人說夢而已。

有忠臣，就要有奸臣。

在中國歷史的奸臣排行榜中，無論從影響力還是知名度，秦檜都當在三甲之列。儘管歷史研究在一直不合時宜地表明，廣大人民群眾所耳熟能詳的秦檜各種事跡中，除了主和畏戰是鐵板釘釘之外，其餘罪行都應了傳說中的他那句名言——“莫須有”。

但是，這並不重要。

中國的造神運動，向來是要有造魔運動相匹配的。妖魔化秦檜，雖然與神化岳飛同步，卻並非為了給岳飛做陪襯——岳飛還沒有那麼大的面子。妖魔化秦檜，首先是為了讓宋高宗能從歷史差評中解脫出來。需要把岳飛抬上神壇的，正是這位皇帝的後人，而為了避免先祖在新神像前的尷尬，需要一個魔鬼來承載所有的罪孽。死去多年的秦檜，是一個相當合適的祭品。

作為新神生前的持不同政見者（沒有證據發現秦檜和岳飛有私人恩怨），作為一個曾經有過被俘經歷的潛在變節者，作為一個執掌朝柄幾十年的前國家領導人，把他放上祭壇，其分量就能最有效地將人民群眾敬拜新神後所產生的憤怒，從造神者自身引開，而直指“莫須有”的奸臣。

在中國歷史的奸臣榜中，秦檜是個異數——居然得到了善終，而且在死後很長時間，甚至在岳飛已經被平反之後，依然享有官方的極高評價。

秦檜被選中作為祭品，是在南宋另一個着名“奸臣”韓侂胄當政時期。彼時，岳飛已經慘死半個多世紀，秦檜也已經病逝四十多年，金國發生內亂，乘機北伐便被自然地提到了議事日程上。為了進行北伐動員，韓侂胄說服皇帝，一方面將岳飛加封為王進行神化——此前宋孝宗僅僅給岳飛平反，諡號武穆，沒進行進一步的包裝；另一方面開始清算並妖魔化秦檜——此前秦檜一直都未被當作迫害岳飛的兇手。

韓侂胄對秦檜進行了政治上的鞭屍：剝奪一切諡號，改稱為“謬丑”。對秦檜的嚴厲指控，成為傳頌一時的名篇：“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續資治通鑑》宋紀卷一百五十七)，把國家積弱的所有原因，一股腦兒都推到了這個不再能自我辯解的死人身上。秦檜究竟是否叛國、是否賣國、是否陷害忠良，是主犯、還是從犯，並不重要。

韓侂胄，乃至當時那個政權，以及此後的整個民族，實在太需要秦檜這樣的反面典型了：把應該千百萬人共同承擔的責任，讓這個倒霉蛋扛了。國家為什麼積弱？民族為什麼衰亡？這個民族為什麼總是會走到最危險的時候？原因很簡單，因為有奸臣，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因此而在苦難和血海中舒口氣：我沒有責任！

顯然，這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放下包袱輕裝前進，無疑是有極大好處的。秦檜生前的忠奸善惡證據並不重要，他只是一個符號，一個全民心理治療的工具，髒了他一人，漂白千萬人，多好呀！只要把秦檜之類的萬惡魔鬼拉出來，衝着他的跪像吐口唾沫，罵句漢奸，就可以忘了自己也曾經在岳飛的廟前，在寫着“還我河山”的匾額前，乖乖地跪在八旗兵的馬前剃髮。

多虧秦檜，為大家找到了自己身上本不具備的偉大和高尚，進而有了莫名的“道德自信”。

神化岳飛、妖魔化秦檜的韓侂胄，當然沒想到自己也會死於非命——1204年，他被皇帝誘殺，首級送往金國，作為求和的砝碼。此時，距離岳飛被殺62年，秦檜病逝49年，韓侂胄開展“崇岳貶秦”運動僅僅3年。

韓侂胄更沒有想到，自己死後也會名列奸臣行列——儘管他是一位堅定的抗戰派，儘管他是岳飛“神形象”的首席策劃師。

韓侂胄，北宋名臣韓琦的曾孫，根正苗紅的高幹後裔；他老爹則和那個陽痿的高宗皇帝是連襟，所以韓侂胄也算是個轉彎抹角的外戚。他的最高職位是“平章軍國事”，位列丞相之上，將尚書、門下、中書三省官印都收入囊中，權勢超過秦檜，成為趙宋皇朝數一數二的權臣。

大權在手，韓侂胄在帝國的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兩筆。

一是打倒“道學”。

韓侂胄政治上崛起，靠的是與趙汝愚一起擁立寧宗。到了該進行政治分紅的時候，趙汝愚接連升為樞密使、宰相，但韓侂胄卻連個節度使也撈不到。趙汝愚還用大話擠兌韓侂胄：我是宗室，你是外戚，這都是應當做的工作，怎麼能向組織伸手呢？(“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在朱熹的配合下，開始大規模推行“道學”這一頗具大宋特色的精神文明——遺憾的是，作為最高領導的寧宗皇帝對這些並不感興趣。

韓侂胄能忍，漸漸控制了台諫等部門，利用與皇帝日益密切的關係，向趙汝愚、連帶着趙的小兄弟朱熹等發起攻擊，最終贏得了這場內鬥的勝利。他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宣布道學是偽學，徹底批倒批臭，在思想戰線和組織戰線上，都發起了壓倒性的總攻，史稱“慶元黨禁”。

韓侂胄圍剿道學，除了權力鬥爭的需要以及可能的對偽君子的反感之外，也是出於外交和軍事鬥爭的需要。不求實幹、空談心性的道學，已經成為大宋特色柔弱外交的思想支撐，韓 胄要在外交和軍事上對北方亮劍，不能不從解放思想上入手。

結果是，公私兩方面，韓侂胄都徹底得罪了道學；而不幸的是，道學後來又掌控了中國學術和輿論的話語權，這對韓侂胄的歷史形象塑造極為致命。

二是北伐金國。

為了北伐動員，他“崇岳貶秦”。雖然岳飛和秦檜，在韓侂胄的政治操盤中，無非都是道具，但這卻奠定了日後岳、秦二人的基本歷史定位。只是韓侂胄似乎並沒能把握好翻案的尺度。假如韓侂胄僅僅神化岳飛、而不清算秦檜，只栽花、不種刺，皆大歡喜。但他非要把刀砍向那棵參天的檜樹——秦家幾代經營，早已在體制內盤根錯節，這個檜樹上猢猻不少，清算秦檜，實際上觸動了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樹敵不少。

而且，韓侂胄“崇岳貶秦”的工具性動機太強，與是否贊同其北伐方略相掛鈎，如此一來，讓那些出於種種原因不主張北伐、或不主張立即北伐的人，心驚膽寒，逼得他們為自保而加入反韓同盟。

韓侂胄高調北伐(史稱“開禧北伐”)，如果奏凱還朝，證明自己的偉光正，則反側自消。遺憾的是，他雖有岳飛的雄心、豪氣，卻無岳飛的才幹。戰端一開，連戰連敗，金國惱怒南宋趁己之危，在南宋被迫求和時，提出要交出韓侂胄作為和平代價之一。

皇帝和一大幫政敵們為了“和平大局”，一不做二不休，把韓侂胄給誘殺了，史稱“玉津園之變”——當然，皇帝在這一事件中又是無責的，承擔責任的是楊皇后及另一權臣史彌遠。

韓侂胄死後，金國又要求南宋奉獻其首級，有大臣反對：“韓首固不可惜，而國體為可惜。” “今日敵要韓首，固不足惜。明日敵要吾輩首，亦不足惜耶？”但是，大多數大臣居然贊成：“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奸凶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辱國。”

結果，韓侂胄的棺木被打開，割下首級，送往金國，時人感慨說：“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宗冤讎共戴天。”韓侂胄的腦袋，換來了宋金之間的“嘉定和議”。當然，被韓侂胄打倒的秦檜，又被恢復王爵、諡號。

韓侂胄與岳飛，相似之處是兩人皆謂“鷹派”，受制於敵國壓力，而死於自己人之手。區別在於，岳飛是“明正典刑”，儘管罪名是“莫須有”，但那好歹也是個走過場的司法審判。而韓侂胄，被殺時並未解除官職，一點司法程序都沒走，等於是被皇帝、同僚及敵國聯手謀殺的。這位最鐵杆的“岳粉”、在遭遇了比岳飛更悲慘的命運後，最後還被打入了奸臣的史冊中。

韓侂胄的死，為道學排除了最大的發展障礙，因為，他的鮮血嚇醒了那些可能與韓侂胄同樣壯懷激烈的人：在大宋特色的體制內，空談救命，實幹找死！最明智的做法，無疑是一邊大講天人感應，一邊玩摩小腳金蓮，全國人民更是投身經濟建設，埋頭掙錢，把首都杭州建設成了世界第一繁華的都市，在全民縱慾中為蒙古帝國的接管積累着豐富的GDP。

如果岳飛是“高、大、全”的，最後卻落了個風波亭慘死，那作為最高領導人的宋高宗趙構，豈非昏君？這的確就是各種民間版本對這位中興皇帝的主流定位。

其實未必。

且不說在宋高宗趙構眼中，岳飛未必就如民間解讀那般忠君愛國，即便他也不懷疑岳飛的忠誠，殺岳飛的動機依然是相當充足的：一方面可以讓一直試圖拿徽欽二帝做文章的金國死了要挾之心；另一方面則整頓整頓擁兵的將領們，要一切行動聽指揮，即便出於高尚的目的，也不得抗命。

其中的關鍵在於：宋高宗借用了岳飛的腦袋，用鐵腕錶明，在這個國家，究竟是皇帝指揮槍，還是槍指揮皇帝。這個原則問題，關繫到生死存亡，與這個心腹之患相比，外敵的入侵無非是疥癬之疾。

這並非宋高宗杯弓蛇影，此前所發生的“苗劉兵變”，已經展示了槍桿子失控的可怕後果。而用最有威望的岳飛的腦袋為自己立威，“殺猴儆雞”，應該效果更為明顯吧？至於岳飛，宋高宗或許認為，既然他如此忠君愛國，那麼把腦袋借給朕當一回道具，大概也應該不會有怨言吧？

當然，補償還是要有的，不過可以擱置一下，留給下一代解決。這個道具，在下一代皇帝手上還可再用一次：通過給岳飛平反昭雪，以及鎮壓那些奉命辦案的人，既讓皇家可以擺脫誅殺忠臣的責任，也可以繼續用那些奸臣的腦袋立威，同時更可以低成本吸納一批與岳飛式壯懷激烈的忠臣，為自己效命。

後人無從得知宋高宗在殺岳飛這件事上究竟有哪些“頂層設計”，考諸此後的歷史，可以肯定的是，在南宋的150多年歷史中，的確再也沒有軍人干政的事件。這背後，不能說風波亭的冤獄沒有相當的震撼力——連岳飛這樣的大忠臣、大能臣都敢殺、都捨得殺，其他將領們誰還願意“被道具”呢？

最理解宋高宗的，當屬他的後世同行、清代的康熙皇帝。康熙根本就不認為，在宋室南渡之後還有反攻北伐的實力：“備責（宋高宗）不能臥薪嘗膽，以雪父兄母后之仇，則高宗何辭？若論李綱之忠言不聽，岳飛之丹誠不用，設使諫行言聽，則必勝金兵於朱仙，生還二帝於汴京，朕實不信也。”

在康熙看來，宋朝已經“根本不固，人心不一”，能最終維持偏安的局面也算奇蹟。的確，從掌舵人的角度看，宋高宗這位陽痿領袖，堪稱身殘志堅，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下，能將那艘千瘡百孔、幾近沉沒的破船，裱糊裱糊，居然還獲得了一個半世紀的國運，並且在“改開搞”（改革開放搞活）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

這其中，宋高宗堅定不移地奉行“崇文抑武”、防範軍人的基本原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崇文抑武”是大宋皇朝的國策。

通過“黃袍加身”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問道於趙普：“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據說靠着半部論語就能治國的趙普回答說：“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己。”

自“杯酒釋兵權”之後，宋朝就開始大力推行“崇文抑武”國策，文人的地位日益升高、軍人的地位日益降低，文官的權力日益壯大、軍官的權力日益萎縮。真正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燕，驅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遠，獻捷太廟，其榮不可及也。”(《儒林公議》)

趙匡胤曾發誓要求後世子孫永不殺大臣，但這個“大臣”僅僅是指文臣，並不包括武將。終宋一代，的確是中國曆朝對文人最為寬容、對文臣最為重用的。

在如此頂層設計的導向下，整個國家的價值判斷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續編兩朝綱目備要》)。比如，“澶淵之盟”中，為了得到和平，北宋同意“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進貢遼國，這種屈辱外交卻被大宋精英們解讀成了一舉數得的好事：“國家納契丹和好已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遺，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宋會要輯稿》)

也難怪岳飛、韓侂胄等“鷹派”下場會如此之慘——尤其需要留意的是，在官方為岳飛平反並神化之前，民間對岳飛之事的反響也是十分冷漠。

靖康之難，宋室南渡，本是最需要亮劍的時候，而南宋的體制內精英們，在國防局勢稍稍有點穩定後，就開始毫不掩飾地將自己軍隊中的鷹派當作最大的敵人——而非敵對的金國。

在文武之爭的表象背後，其實就是一個關繫到政權最核心價值的頂層設計：必須確保皇帝對槍的絕對領導，槍老些、弱些都不重要，關鍵是必須絕對服從。這樣的頂層設計，其假想敵不在國境之外，而在臥榻之側；其戰略目標不是扞邊，而是維穩，甚至不惜為此犧牲國防能力，“寧不攘外也要安內”：即使割地，即使賠款，即使自稱兒皇帝，這一畝三分地里，皇帝畢竟還是老子做，這就夠了。

南宋偏安於杭州，除了北伐的各方麵條件的確不成熟之外，關鍵就是這個頂層設計在起作用。這個在“國際”關係上只能韜光養晦的政權，卻在經濟層面的改革開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成為當時世界上最有實力的海洋大國及最為富裕的國家。

但是，這種蓬勃積累的財富，並沒有轉化為一個國家、民族的“肌肉”，僅僅是肥膘，更為強烈地誘惑着一批又一批的覬覦者，將“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作為人生的成功標誌。

終南宋一朝，最安全保險的“講政治”，就是“不講政治”——只把發展經濟當作最大政治，以拜金為核心的物質文明，和睜眼說瞎話的“道學”精神文明，出現了雙豐收的局面。王奕所謂“百年內，苟而已，縱然成敗由天理”，“把笙歌、戀定西湖水”，這成為最有人氣的“大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