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夜人高華 

2017-01-06 袁凌 新世界東京1

1991年8月21日夜，南京鼓樓區一幢筒子樓宿舍的廚房裡，收音機傳來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政變落幕的消息，挽救舊體制的最後一次努力宣告失敗。與此同時，高華寫下了《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以下簡《紅》）這本書的題目。

在逝世前的回憶中，他在病床上說到，當時自己明確地感到歷史到了一個臨界點，需要克服恐懼和畏難，寫下來。

21年過去，高華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終點。但這本書留了下來。它是戰勝恐懼、虛無和日常生活平庸感的成果。

在遺體告別儀式上，來自北京的學者張鳴喊了一嗓子：“高華，天會亮的！”

這句話在網上引起了一些爭議。在張鳴看來，他當時的感受是真實的。如果說在21年前甚至是更早的青少年時代，高華努力要克服的恐懼，來自“紅太陽”及其餘威下的全民盲視，那麼今天的天色更近似一種“白夜”。在這樣的年代，一個探索者覺察的某種黑暗，更多地是由他個人在內心承擔起來。

在近親眼中，高華是一個常人，一個溫良的親人。他們有些難以理解外界對這個親人的關注。甚至在他寫作《紅》那些年裡，妻子劉韶洪也不知情。

病榻之上，高華曾經自嘲式地告訴張鳴，自己或許不該做黨史研究，接觸到了很多的黑暗。如果做古代史，可能會好些。

在楊奎松看來，這種黑暗感更多是黨史研究者面臨的材料闕如。政治禁區、人事忌諱以及檔案保密，使得研究者如同燃薪照室，只能見到自己目力所及的部分。

這樣的困難，使得做學問的黨史研究者人才寥寥，有後繼無人之感。主流的黨史研究，擺脫不了執政党家史的色彩，實為“黨史政治”。由黨史轉向近代史，成為尚有追求的學者不得已的路數。然而不探究黨史，又何以追溯與理解當代中國的命運？

高華反其道而行，以研究民國史的外人身份闖入，為黨史去政治化。在黑暗之中，死死執住顯露的輪廓一角，舉着手中一盞老式的油燈，試圖穿透那龐大黑暗的全體，直至燃盡了自身。

這是一份守夜人的身後履歷。

沉默的遺言

高華逝去後的家裡，擁擠地堆放着他的書，除了那些有幸安置在書櫃裡的以外，只能占據着臥室和客廳的大部分地面。

這像是少年高華去借書的九中留守處，凌亂的書籍落在庫房的黑暗和塵灰里，高華用一隻蛇皮袋，每次從那裡面帶出一些來，付出的是在那個年代可惜的一個炸油球的代價。

這是一所消失的中學留下的遺言，由於不合時宜的天主教血統，它在史無前例的年代裡被解散了，少年高華透過沉默翻譯了它。由此，他在語錄聲的帷幕後初步獲得了自己的語言，也就是理解這個世界的能力。

跟着高華去留守處借過書的妹妹高慧回憶，他可以通過每天翻看家裡訂閱的《參考消息》的人物排名推測出當時的政治局勢，比如陳伯達以致林彪的失勢。恐怖的紅八月，高華從母親的手中搶下她正要投入火堆的《普希金詩選》。在學校里，十四歲少年高華的作文被貼到牆報上，女同學劉韶洪對於其中出現的巴枯寧、克魯泡特金這樣的人名和理論引述大為佩服，埋下了她多年後克服出身顧慮與高華戀愛成婚的情愫。好友賀軍則和他認真討論毛主席有無可能按葉劍英的話活到一百五十歲的問題，結論是不可能。這使他們避免了一輩子活在紅太陽之下的鬱悶。

也是在這個年代，在大人們剛開始從語錄聲中溜號，為小家庭自製沙發或者五斗櫃的時候，少年高華已經開始從各種材料中注意到延安整風這個隱晦的名詞，並本能地覺出它和紅太陽之間的某種關聯。

這裡面或許含有某種血緣基因。高華的父親曾經是南京地下黨的重要成員，從事情報工作。在解放南京過程中，地下黨表現“過於突出”，甚至不合時宜地與南下部隊在國民黨總統府會師，在解放後的“降級、控制、淘汰”普遍政策中，處境更為不利。高華父親長期擔任秘書一類職務，又在58年順理成章地成為補劃右派，即使他在整風中一言未發。在文革中，父親因躲避批鬥出逃，聲討的大字報和通緝令貼到了家門口。親近的好友賀軍收到了學校的警告和家裡的“隔離令”，妹妹高慧則在學校里被人稱為“狗崽子”。高華在六三年考上了南京外國語學校，卻被政審卡住。

“一打三反”的高潮中，全校學生被拉到路邊，目睹行刑車隊經過，接受專政教育。而西哈努克親王訪問南京，高華和別的黑五類子女被集中起來，不准參與歡迎這位中國人民最親密的朋友。沒有資格看到西哈努克的高華，卻有機會看透時代的表象，獲得一種內心視力。

內心視力讓高華懂得物質和精神之間的交換規則，作出的卻是用炸油球或一雙等外品襪子換取借書的選擇。在八年的商店櫃檯生涯後，他沒有安分當一名油水不缺的售貨員，以第一志願報考處於調劑地位的歷史系。數學不好的他只考上了專科，隱伏多年的能量卻在久違的校園中爆發。在大學同學郭必強的回憶中，他總能成為占座的高手，和熄燈討論的中心人物。兩年後的南京大學專升本中，他成為僅有的四名中選者之一，當年在倉庫中依稀迴響的歷史遺言，終於日漸變得清晰。

逝去的潮水

當高華寫下紅太陽這個題目之時，八十年代的潮水剛剛從中國這塊灘頭上退去。後來者很難領會那個時代，一個白糖、螺紋鋼、茶葉蛋和四化、文學尋根、思想新啟蒙分頭並進的時代，一幅時代床單下裹着兩條同樣健壯亢奮的大腿，今天我們聽來已感隔膜：“物質文明、精神文明”。

因此我們或許難以理解，高華在26歲的“高齡”堅持要求入青年團。高華當時相識的學長蕭功秦，到今天仍舊保留着騎摩托車長驅千里的習慣，讓人很難和他的“新權威主義”高論聯繫起來。以後滴酒不沾的高華，在86年以前卻是不辭大醉的豪客。在他的結婚酒席上，好友賀軍為了拼酒，事先誤服蘇打，導致酒宴翻江倒海，在一片狼藉中收場。和別的搭上大學末班車的大齡青年們一樣，這一代人的青春像是永遠不會結束。

本科期間，高華和郭必強一起參加了一位天津同學張羅的《文革史》寫作小組，一群初生牛犢分頭攢出了書稿，直到碰見迎頭斷喝，才知道在這個時代裡學術仍舊有禁區。

讀研之後，高華和顏世安參加了哲學系師生的圈子，參與翻譯《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的一本《擺脫困境》，這套書追隨的是此前著名的《走向未來》叢書的軌跡，卻生不逢時，只留下了那個時代的餘韻。這本90年出版的灰色書籍的封面上，仍然可以查到譯者高華的名字。

一代人延長了的青春，和顧准想象中的“神武景氣”一起逝去了，戛然而止。那個夏天，高華流下了人生少有的淚水。黑髮開始侵入灰白，十年前在大學課堂上聽到老師講解《報任安書》時沸涌的血液，這時已經沉靜回流。

過往的圈子消落，好友雲散。好友賀軍出國，和高華一起專升本的同學張華下海。年過而立的高華，在筒子樓宿舍的冷板凳上安頓下來，開始獨自面對黨史的坑道入口。

害蟲與紅太陽

在八九年北京的一次會議上，蕭功秦和高華碰巧分到一間屋，從此訂交。高華告訴過去的學長，他正在轉向研究中共黨史。“黨史比國民黨史有趣，國民黨很沉悶。”他打趣說。

二十年後，高華的這句話讓張鳴想到自己當年哼着小調下井。張鳴曾經在山西的煤礦上做過數年礦工，每次進入黑暗的巷道，心裡都明白自己未必能再回到地面。故作輕鬆的小曲，能帶來些許安慰。

90年代開頭，幾個朋友開始聽到高華要寫一部延安整風專著的設想。這本書不打算申請課題，像司馬遷的《史記》一樣，是一本私人著述。

高華一直沒有告訴妻子劉韶洪，自己這次的爬格子和過去有什麼不一樣。但郭必強有一次去高家，高華十來歲的兒子高欣興奮地告訴他，“爸爸在寫一本偉大的書。”

“偉大”這個詞，大約是他在爸爸的自行車後座上聽到的。高華時常載着兒子去幼兒園和小學，在車輪周而復始的節律中，他把這本書的心理分量，稍稍釋放了一些給少不更事的兒子。

單純使得孩子可以承受“偉大”這樣的詞，而在父親高華的內心，卻還要加上“平庸”的重量。作為南京大學一個普通的講師和副教授，高華按照年限出成果，評職稱，分房子，養兒子。從單身宿舍，過渡到兩家共用廁所的套間。成堆往家裡買書的同時，也要留心其它支出的短缺。日常生活的平庸感總是和恐懼合謀，一起殺死偉大，這在高華熟悉的莎士比亞戲劇里並不少見。

南京的房子冬天沒有暖氣，高華的小房間又朝北。冷板凳變得更冷，卻保留了內心的清醒，使人沒有在材料的黑暗中暈眩。在那些煩雜瑣碎，閃爍躲避，欲言又止的歷史記敘中，他再次聽到了遺言。

遺言來自於王實味身後的野百合花氣味，在幾十年的歷史塵灰後，他成了一個不便深究的空洞名字。在煙霧繚繞的賓館標準間裡，高華對蕭功秦談到王實味和丁玲命運的異同。也可能來自延安和平醫院中那兩具被福爾馬林浸泡的不知名遺體，他們無疑是因國統區的沉淪無趣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還有那些以AB團名義被殺的紅軍指戰員，他們死於自己的同志手中。

和國統區的暗殺行為不同，這些人都是在革命的炫目光輝之下被殺的。他們的命運和冉冉升起的紅太陽形成了表里交織。這使得他們的遺言更加渺不可聞。在陽光下殺人的傳統一直延續到高華的少年時代，他回憶起1970年“一打三反”行刑車隊上被五花大綁的鄰居母親，也想到了父親的倉皇出逃。他想要辨識被紅太陽的光輝抹掉的人形空白，說出那些失蹤了的語言。

在楊奎松看來，高華的父親是革命者，又是知識分子，他天然同情這批人，關切這批人的命運之秘，也能體會他們的心路。

這裡沒有當年父親搞地下工作時的卓絕膽略，以及《風聲》這樣的驚險劇情，一切淹沒在日常生活平凡的外觀下。但像一座陽光下發出細微嗡嗡聲的變電站，只有走近的人才能覺察出其中悚懼。在多年後的一次聚會上，高華的一個提議讓張鳴印象深刻——齊唱《我們是害蟲》。

“我們是害蟲，正義的來福林，把我們消滅乾淨！”唱到這裡，在座幾位非主流學者大約都想起了“要掃除一切害人蟲”的豪言，和少年時代提着石灰桶參與的衛生運動，領會到當年高華或自己“爬格子”時盡力克服的、被體制的石灰消毒的恐懼。

當顏世安最終看到成書時，他告訴劉韶洪，高華要“一舉成名”了。

而當年認為父親在寫一本“偉大”著作的高欣，在書稿完成時已經成年。他對書的第一印象是“真實，真實得可怕”。

張鳴說，《紅》是一本毫不粉飾的書，一本不想給誰留面子的書。用他的窯工經驗來講，這是在爐火純青的窯里燒出來後淬水冷卻的磚，熱情和冷靜同時達到了極致。這一點使《紅》的品性超越了迄今所有的黨史研究著作。它以冷靜的穿透力開闢的實證黨史學方法，讓一批後來者找到了犁溝。

《紅》沒有在大陸找到出生地。這本書到達許多讀者的手中時是破碎的。為了通過邊檢，人們不得不把上下兩編書拆散，分散着夾帶進來，以致引發了一場律師起訴海關的官司。更多的人是依靠複印傳閱。它的挑戰性的名字與考古式精確性的內容一起，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在高華評教授職稱時，它不便於被用作學術成果公示。

但它傳播到達了那些主流著作不能想象的邊界。一個普遍的傳聞是，楊振寧到南大訪問時，特意對時任校長稱許高華。這多少卸去了高華當時身受的壓力。

“他關心的是根本性問題，想回答我們今天為什麼是這樣。”第一個用“偉大”來稱呼父親著作的高欣說。

歷史的人質

2008年春天，經過上海肝膽醫院的一次檢查，高華被診斷為無癌變症狀。此後，高華與妻子在公園裡拍了幾張照片。

蕭功秦看到這些照片，一直難以忘懷。“這是我看到過的高華最美的照片，他就像鮮花一樣，剛剛經歷了病痛，又見到陽光，有一種綻放的感覺。”

這縷陽光或許是上帝賒借給高華的最後一次寬限。不久，被推翻的癌變再一次確認，高華奔向了生命的加速度過程。

此間，高華經歷了諸多人生變故。2005年，他調任上海華師大的經歷一波三折，在已經赴華師上課的最後時刻被不可抗力中止，有似數年後的賀衛方赴浙大事件。參與引進高華的楊奎松，對此番頓挫遺憾不已。2009年，高華的母親去世，已經患病的他盡心侍候，夜晚在母親病房打地鋪。高華去世前三個月，父親辭世，走完了他伴隨着隱秘和申訴的一生。父母的相繼去世，或許對高華有強烈的心理暗示。

癌變中斷了高華後期着力的文革史研究，他已經完成十餘萬字的當代史林彪卷被迫停筆。

如同礦難事故表明的，人們向黑暗索要礦石的同時，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價。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

一個真正的探路者明白這一點。因此高華在對張鳴自嘲不該接觸太多黑暗材料的同時，沒有抱怨自己的疾病。他只是堅持不讓兒子高欣從事自己的行當，即使他從小在自行車上和書店裡培養了兒子歷史方面的興趣。相比起子承父業，這種選擇更接近中國先驅者面臨的情境真實，如同魯迅或者李慎之。

對身患的癌症，高華認真的態度，像面對一項必須又無法完成的課題。探望的朋友們，沒有人能看見他忍受痛苦的表情，甚至會在病房裡忘掉高華病人的身份。他接受了所有能接受的治療，複印裝訂每次的檢查報告，研究自己病情的預後。他甚至並沒有“與病魔賽跑”的想法，如同一些好友暗中希望於他的那樣，在生前留下一部完整的文革史研究專著。他在病中的看書、帶博士、開會、講座和寫論文，完全和以前一樣認真，不因為癌症做出什麼改變。

在病中，高華出版了《革命年代》。去世前一年多，他寫下了讀龍應台《大江大海》的一萬七千多字的長文，剖析六十年來兩岸國人的心路與命運，追問尚未破解的歷史謎團。沒有人能夠想象，文中穿透歷史的洞察力與浩渺情懷，出自一個晚期肝癌病人。與其稱為論文，不如說是詩歌與奇蹟。

朋友們始終相信，高華身上是可能出現奇蹟的。在去世前三天，蕭功秦告訴高華，要做好完全相反的兩種準備，發生奇蹟或接受命運。高華平靜地點頭。

遺憾的心情，高華只對妻子流露過一次。他說，“發現癌症之前，我對歷史材料的洞察力剛好到了最佳狀態！”一個新來的夜班醫生當面告訴高華，他的病情嚴重，已經報了兩次病危。高華事後對妻子說：“她當我是鐵人！”

即使開始內出血，高華並沒有因為時限不多而放棄。他把止痛膏剪成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來貼，防止頭腦產生依賴性。他提到自己的結局可能是和孫中山一樣的大出血，對此他並不吝惜，但想要最後保住自己清醒的頭腦，以致整潔的儀表。去世前三天，他理了發。在最後的時間裡，他和攝影者胡杰彼此心照不宣，留下那些清臞端莊的鏡頭，生命的白髮失去水分，剩下透明的精神在自燃。

2011年12月26日，歷史終究帶走了它的人質，夜晚留住了守夜人。告別的白被單之下，高華平靜的面容，留給世界最後一個隱喻。病床上擺放着詩人北島最新的詩集《守夜》，這是他最後時光隨常翻閱的讀物。

原載於《Lens》雜誌

月光小於睡眠

河水穿過我們的房間

家具在哪靠岸

不僅是編年史

也包括非法的氣候中公認的一面

使我們接近雨林

哦哭泣的防線

玻璃鎮紙讀出

文字中敘述的傷口

多少黑山擋住了

一九四九年

在無名小調的盡頭

花握緊拳頭叫喊

北島《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