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理來說，毛與中共對於協助自己“打天下”、甚至是與毛並肩作戰的十大元帥應該是信任有加。然而，如同當年斯大林清洗蘇軍高級將領一樣，十大元帥除羅榮桓早逝外，大多遭到迫害，有些甚至慘死。

劉伯承雙目失明

 被中共視為“著名軍事家”的劉伯承,其軍事生涯從1915年護國討袁戰爭一直到62年的對印戰爭,長達50餘年。因為戰爭，他失去了右眼。他是十大元帥中最先被打倒的。

中共建政後，劉伯承受命在南京創辦中共第一所軍事院校。在其埋頭打造軍事院校時，卻捲入了中共掀起的“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中。

1958年，毛和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在軍隊掀起了對“軍事教條主義”的批判，矛頭直指劉伯承。當年5月，時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的劉伯承被叫到北京。連續兩天未睡的劉伯承，在眼壓很高的情況下，劉伯承忍着劇烈頭痛，被別人攙扶上台，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查。因“檢討深刻”，以及鄧小平和周恩來的力保，才沒有被打成“反黨分子”，但被迫辭去軍事學院院長之職。

有分析指，劉伯承之所以最先被打倒，與其和毛較差的關係有關。如他曾公開批評毛引以為傲的“游擊主義”，他曾留學蘇聯，而毛對留蘇派極為痛恨和反感。毛在1949年前對劉伯承的冷淡，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熟知中國歷史，深知飛鳥盡良弓藏的道理的劉伯承，在中共取得政權後，即馬上交出兵權，去南京籌辦軍校，毛澤東欣然默許。可嘆的是，以為這樣就能脫離政治上的旋渦的劉伯承，因為在在課堂上常常給學員講蘇軍的條令和戰術，只講二戰中蘇軍的十大打擊，不講毛的游擊戰，而被一些人在毛的耳邊吹風 “蔣介石也是靠辦軍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

正好國防部長彭德懷與劉伯承素有不合，毛就借彭德懷之手整治劉。而據說劉伯承當年沒有參加授勳儀式，也是因為深知毛對其不滿，只是礙於劉的戰功和威望，迫不得已授予其元帥。劉伯承推病不去，是為了避免尷尬。

被批判後，劉伯承唯一的左眼得了青光眼，視力逐漸減退。1959年9月，劉伯承被任命為中央軍委戰略小組組長。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經常頭痛，眼壓增高。1964年7月，劉伯承在東北視察部隊時眼疾發作，診斷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乘專車返回北京，住進北京醫院，從此左眼只能分辨出衣服的顏色。

文革爆發後，中央軍委戰略小組被撤銷，劉伯承沒有了工作。1972年劉伯承徹底失明，只能長期住在醫院中。1973年因誤用藥物，病情加劇，喪失思維能力，1975年喪失生活自理能力，1986年離世。

有意思的是劉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被稱作“老教條”，文革後期時已年過八旬，說話和走路都很困難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還被破天荒的選為政治局委員壯場子，真是莫大的諷刺。

“兩把菜刀起家”的賀龍慘死

 自稱“兩把菜刀起家”的賀龍，1927年參與指揮了南昌暴動，並加入中共，此後為中共奪取政權立下了不小的功勞。1949年後曾擔任國家體委主任、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可以說，賀龍對毛澤東是忠心耿耿。如當年毛在延安與江青的婚姻，除康生支持外，就只有賀龍支持。賀龍當時說：“堂堂一個大主席，討個女人有什麼了不起，誰再議論我槍斃了他！”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中共眼中的功臣，毛眼中最忠實的屬下，卻在毛髮動的文革中被打倒，並最終慘死。

 原來文革前，賀龍與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等關係過於親密，引起了毛的猜忌。此外，毛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要賀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也遭到了他的拒絕。毛髮動文革的目地就是打倒劉少奇等“黨內當權派”，與他們親近的賀龍自然也脫不了干係。

此外毛還得知賀龍隨身帶有佩槍，故心生疑慮。有人曾向毛密報，賀龍有一支精緻進口的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也帶在身邊。毛是以在與賀龍見面時心有忌憚，但據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暉的回憶錄記載，這把小手槍早已被銹蝕，無法使用了。

1966年夏，文革爆發後不久，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誣陷賀龍和彭真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這讓毛對賀龍疑慮加深。

同年12月，紅衛兵殺進賀龍家中，揪他的領章帽徽，抄他的文件書籍，揚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門廣場，舉行十萬人批鬥大會。

賀龍情急之下，躲進了中南海周恩來家避難，而這又犯了毛的大忌。一個是握有實權的總理，一個是握有兵權的元帥，兩人若勾結在一起發動兵變，豈有毛的活路？毛遂勒令周恩來勸賀龍離開中南海，周恩來為自保，委婉勸說賀龍前往西山兵營暫避。

1967年1月，曾在賀龍為指揮的紅二軍團當過師長的許光達被誣陷為賀龍“二月兵變”的總參謀長，後含冤而死。9月，在毛的同意下，“賀龍專案組”正式成立，康生任組長，楊成武、葉群為副組長。辦公室設在軍委，抽調了10名軍隊幹部參與調查。

11月8日，康生和葉群主持討論並批准了“關於賀龍專案工作的設想”，指出要把三十年代賀龍“投敵叛變”問題作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並專門布置動員原紅二方面軍的幹部揭發賀龍問題。專案人員對被調查對像大搞逼供、誘供，甚至大打出手。然而，結果依然是沒有查到賀龍“叛變投敵”的任何證據。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的《中央關於對徵詢召開九大代表的意見》的文件中指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德懷)、賀(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王明等絕對不能留在中央委員會，不能當九大代表。此文件發到全軍連隊黨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轉發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關於深挖叛徒工作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指出：“劉、鄧、陶、及其同夥彭、賀、彭、羅、陸、楊、安(子文)、肖(華)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長期隱藏在黨內，竊取了黨政軍領導機關的重要職位，結成了叛徒集團，推行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這是第一次對賀龍點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經毛圈閱後發到全國。

從此以後，賀龍被當作“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頻頻被點名批判。他被排在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德懷之後，要被打倒的第五個人物。

根據大陸出版的顧永忠著的《共和國元帥：賀龍的非常之路》一書，在審查期間，賀龍夫婦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們的被褥、枕頭被收走，使他們在一段時間內只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伙食也越來越差，飯里的沙子是越來越多；大夏天供應的水也是有限的，甚至有40多天停止供水。患有糖尿病的賀龍只能節省用水，並接雨水解渴。

後來，賀龍夫婦又被調換了駐地，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而且，提供的飯菜也是見不到一點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蘿蔔等。對賀龍的糖尿病，也在醫療上進行限制和拖延。賀龍的身體愈來愈虛弱，最後連上廁所也走不動了。

3月下旬賀龍終於病倒了，患了腦缺血失語症，被送進了北京衛戍區某醫院。由於醫護人員的種種刁難，賀龍病還沒有好，就出院了。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毛在會上再次宣布，他對賀龍不保了。賀龍的命運由此被註定，其處境每況愈下。

12月底，賀龍的主治醫生被換成了一個神經科的男護士，他根本不懂得賀龍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壓該如何調養。他只是按照專案組的命令，減少、調換和中斷使用一些重要藥品，使賀龍連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藥也無法保證，且每次服藥都要在他的監視下服用。

1969年1月15日，“賀龍專案組”竟然向“醫生”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儘量用現有的藥物，維持現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對待好人那樣’對待賀龍。”

6月8日早晨，賀龍發病，連續嘔吐了3次，呼吸急促，渾身無力，但拖了13個小時後才被實施搶救，而且不僅沒有輸治糖尿病的特效藥胰島素，反而輸了葡萄糖。9日，賀龍去世。當晚，賀龍的遺體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寶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時不讓親屬到場，火化後，“賀龍專案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個小殯儀館裡，並下令：“不准傳出去，要絕對保密。”

林彪出事後，毛深受打擊，決定挽回軍中老人的心。1973年底，毛在軍委會上承認在對待賀龍的問題上“搞錯了”，並說“我聽了林彪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1974年中央為賀龍“平反”。慘死的賀龍若地下有知，該作何感想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