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目前所知的，因為反對“文革”而被公開槍殺的第一人。

他刻苦好學，才思敏捷，憂國憂民。他渴望走出去、看世界。他嚮往自由的彼岸。然而，追尋的航船，傾覆在紅色的波濤里，慷慨赴死，他說：“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

劉文輝，這個名字，有幾人知曉？三十載人生路，他用鮮血，寫下了青春理想、無畏勇氣。憑弔英烈，獻上哀思。

兩代“反革命”

劉文輝出生於1937年，家境良好。父親劉宗漢是民國早期的金融界知識精英，先後在友華銀行、花旗銀行、國內的浙江實業和興業銀行擔任高級職員。抗戰後，劉宗漢曾出任聯合國“對華善後救濟總署”官員，做過專員。母親胡定珍岀身名門，她的祖父是清朝書畫大家胡公壽。劉文輝有一個叔叔劉大同，在民國時曾是亞洲遠東社著名的記者。

劉文輝小時在教會學校學習，加之父親和叔叔長期在外資機構工作，常與外國人打交道，這使得劉文輝接觸到基督教的普世價值觀以及一些西方現代思想。

國民政府撤離上海後，劉宗漢留下做留守工作。當時，中共央華東局工業部長汪道涵和副部長程望了解到，劉宗漢不當漢奸、不去台灣，還曾押送救濟物資去解放區，因此很器重他，讓他負責總務，後來又安排他到船舶工業局工作。

可是，好景不長。在五十年代初，一連串的政治運動開始了：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有人查出，劉宗漢在國民政府上海救濟總署當過科長並且一度任專員。這個“歷史污點”，讓劉宗漢苦不堪言，他被翻來覆去地審查。最後，他索性主動退職回家，在街道里弄擔任掃盲班的義務教員。沒想到，又有人揭發他“在國民黨里當過專員”，1956年，在肅反運動中，劉宗漢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後由法院正式判決定罪，處以“就地監督勞動，管制改造”，成了在街道里弄的被“管”人員。

父親劉宗漢失業後，母親變賣家產維持生計。眼看家境困難，年方16歲的劉文輝綴學，進入滬東造船廠當工人，扛起家庭的重擔。他勤奮聰穎，深得師傅們以及蘇聯專家的好評。劉文輝在工作之餘，考進了總工會的中專夜校，曾經在復旦大學的職工夜大、上海外國語學院的夜大進修。

1956年7月，劉文輝加入共青團，不久後擔任車間團支部書記。1957年，在整風運動中，劉文輝響應中共號召，幫助黨整風。他有話就說，在座談會上向廠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提出意見，批評黨委書記“生活作風腐敗”，還貼出了大字報。此外，有關父親劉宗漢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一案，劉文輝曾在徐匯區法院刑事庭上為父親辯護，抗議判決不公，和法官頂撞起來。

反右時期，劉文輝之前的行為構成“罪狀”：攻擊黨的領導，公然藐視社會主義法律。雖然當時規定，工人農民不劃右，但是領導為了完成右派指標，愣是把不滿二十歲的劉文輝打成右派。

1961年，劉文輝“右派”摘帽後，出人意料的，他主動要求到舟山群島嵊泗列島的造船基地工作。在島上，他博覽群書，自製了一台收音機，收聽境外電台。劉文輝和另外幾位青年打算偷渡出境，然後尋求政治避難。他苦練游泳，還學習航海技術。可是，在四清運動中，他們被人出賣，劉文輝獨自一人攬下責任。

1965年底，當地法院判決“劉文輝系一世仇分子，思想本質極端反動。組織叛國集團，妄圖投靠美帝，背叛祖國。戴上反革命帽子。判處管制三年，交群眾監督勞動。”1966年3月，劉文輝被開除公職，被押回上海老家日暉四村。每天，“歷史反革命”劉宗漢和“現行反革命”兒子一起，打掃街道衛生，清理廁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

反“文革”萬言書

劉文輝閱讀廣泛，善於思考。他對各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觀點都有所了解，對胡適等人的民主思想也有涉獵並甚為推崇。在現實生活中，劉文輝親歷政治運動給父親、自己和周圍的人所帶來的衝擊，他深刻反思，大膽質疑。他曾經寫過一張大字報，讓弟弟文忠在夜間張貼到上海交大的校園裡。他在大字報中說：“我們要提倡堅持獨立思考，反對思想專制，反對精神奴隸。”

文革開始後，劉文輝寫過兩本小冊子《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產論》和《通觀五七年來的各項運動》，後來在被捕時被公安人員搜走，下落不明。另外，劉文輝收藏的上千本書，包括父親和叔叔留給他的，都被抄走和燒掉。“紅衛兵”燒書時，把劉文輝捆綁起來毆打。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9月28日，劉文輝歷經四個晝夜，寫成了洋洋萬言的《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劉文輝指出：“文化大革命強姦民意，瘋狂迫害民眾，是全民大迫害。”“當權者人人自裝，登天安門城樓掀起瘋狂的紅衛兵運動，宣揚窮兵黷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報刊廣播，操縱全國輿論，對內專政暴行，鎮壓知識分子，焚書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猶過人之處，人人唯唯諾諾不敢言，陷社會暗無天日，使神州大地百業俱毀，遍地飢餓赤身，窮山荒鄉，白丁文盲。工人不幹活，農民不種田，學生不讀書，教書者牛棚勞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號。武鬥傷民，殘酷迫害，抄家捕人，慘無人道……”他呼籲“民主主義者在抗暴鬥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

劉文輝和弟弟劉文忠一起把文章複寫了十四份，每份有十張信紙。劉文輝對弟弟說，自己甘願做當代的譚嗣同、中國的普羅米修士。“古今中外，反專制反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許國，拋頭顱、灑熱血，喚起自難而軟弱的民眾奮起反抗，那末，今天就從我劉文輝開始吧！”

劉文忠在1966年十月一日休假時，利用串聯的機會，去到杭州，通過不同的郵筒，把信投遞給14所國內著名學府，包括北大、清華、復旦等院校。

這一樁“反革命大案”很快偵破了。1966年11月26日，劉文輝和劉文忠二人被逮捕。1967年3月9日，劉文輝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3月10日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1967年3月23日，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公判大會，第一個被押上台的就是劉文輝。當時全上海有二十四萬份公判的宣傳廣告，貼在所有的里弄和街上。在公判以前的兩個小時，劉宗漢被押到“工人新村”批鬥現場，從廣播裡收聽自己的兒子即將被槍決的實況。

研究文革的學者裴毅然在文中提及：“劉家後知：公判大會前，政治犯嘴塞橡皮，頸部綁繩，以防發聲。內部人員告知：文革時期對死囚都採取‘割破聲帶’，你家三哥概莫能外，起碼事先敲落下巴，怕臨死前猖狂一跳—呼喊反動口號。”

這一天，劉文輝走到了生命的終點，年僅30歲。

一角五分錢子彈費

風華正茂的兒子被冷血槍斃，最小的兒子受困獄中，全家都被株連。一場“文革”，令劉宗漢一家，承受了錐心之痛和延伸無盡的苦難。多年後，劉文忠在回憶錄里披露了悲慘的一幕又一幕。

“那是1967年3月23日下午三時許，母親和大姐抱着未滿一周歲的三姐女兒，從外邊回家，看到一大群無知的鄰居，瘋狂地擁向我家門口，越聚越多，不僅有我們村居民，還有鄰村的，數百人把我家團團圍住，水泄不通。我家房後邊花園籬笆被推倒，樹木花草被踐踏履平，我家四室的門窗被砸碎。人群聲嘶力竭叫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劉文輝、劉文忠、劉宗漢！’派出所民警沖在前面，逼着我母親，高叫‘快快交出四角（應為一角五分）槍決劉文輝的子彈費’。”

“我父親劉宗漢早已被裡弄專政隊押著，跪在家門口，頭上戴着高帽子，上寫‘反革命分子劉宗漢’，名字上被紅筆打了大叉叉。父親脖子上掛着一塊厚重大牌子，上寫着‘鎮壓反革命分子劉文輝’，背上被用墨汁寫着‘嚴懲反革命分子劉文忠’，劉家人姓名無一不打着叉叉。父親已被瘋狂的‘革命群眾’打得頭破血流。”

“面對家門口這場驚天動地的劫難，母親緊緊抱着驚嚇得大哭的幼嬰外甥孫女，堅強地擠進人群往家裡走。一些造反派與不懂事的小孩子，一起抓起地上的泥巴與垃圾，向我母親身上扔去。母親急忙用頭、手、肩掩護懷抱的嬰兒。我大姐嚇得跺腳大哭。她的十多歲兒子，想上前去保護遭打的外公外婆，反被一群紅衛兵揪出去打了一頓。另外兩個6歲、10歲的外甥都嚇得躲到床底下大哭。附近群眾都聞聲趕來觀看，人山人海，‘打倒’的口號此起彼伏，驚心動魄。

“派出所民警與造反派頭頭跟進我家中，擲出兩張槍殺劉文輝的判決書。……他們拿到子彈費，擠出人群指使紅衛兵、造反派說‘對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這場暴虐一直持續到天黑……晚飯後，又有不少人向我家4室門窗擲石頭，把幾扇窗子的玻璃都打碎了。”

劉文忠的大姐打開那份《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落着眼淚輕聲地念給母親聽。法院宣稱劉文輝“是一個罪大惡極、拒不悔改、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分子”，為“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判決反革命犯劉文輝死刑，立即執行”。

劉宗漢老人連聲長嘆：“我劉宗漢作了什麼孽，要遭到如此報應啊！我害了輝兒，我株連全家，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劉文忠記敘說，她的母親從不落淚，那一次，嚎啕地痛哭了一夜。

“第二天，有關槍決罪大惡極、死心塌地現行反革命分子劉文輝的公判海報，貼滿上海大街小巷，自然首先貼到了我家住的日暉四村弄堂口，貼到我家12號大門牆上。從這以後幾個月中，整村288戶人家，加上附村許多居民，都像參觀動物園一樣，天天圍着這個出了三個反革命分子的‘殺、關、管’人家，指指點點，議論紛紛。”

劉文忠曾追問父母：“你們沒有保存輝哥的骨灰？”劉宗漢說：“在那種殘酷瘋狂的年頭，哪個有膽量去要骨灰。”他又含淚地說：“也好，這個倔強兒子，遲早會被他們殺害，早走，免受了數不清的折磨。”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