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生于1955年12月28日，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参与八九民运，后被捕入狱。2008年，刘晓波因起草《零八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25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确诊为肝癌晚期而获准保外就医。
三次入狱 影响六四
2009年前刘晓波曾三次入狱，分别是因1989年参与八九民运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入秦城监狱单人牢房20个月，在1995年因坚持平反“六四”被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安置在一个大院中，在1996年恢复自由后又参与政治活动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处以劳动教养三年。
有关刘晓波的这一系列司法和行政行为，一直存在争议。舆论认为，对刘晓波的处罚从一开始就是不适当，甚至是错误的。特别是在2009年，他因起草《零八宪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11年，明显过重。而限制刘晓波妻子刘霞人身自由等做法，更有滥用国家公权之嫌。
刘晓波的一生，是当下中国政治环境中，作为一名异见者不得不直面的困难和悲剧（图源：Reuters）
这些经历体现了刘晓波在过去多年里对一种理想化了的国家存在形态的追求，也反衬出在中国政治历史和制度环境下作为一名异见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困难和悲剧。
刘晓波在改革开放狂飙突进的年代里，被冲上历史的潮头，有着很多偶然的因素。当时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做好迎接八九民运的准备，但他却展现出了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情怀的知识分子的担当。
这种担当体现在民运发生后遭受挫折时勇于返回中国，在天安门清场后拒绝出国避难，刘晓波的好友、《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郝建，在北京接受《香港01》专访时透露，刘晓波2008年被捕后，官方一直力劝他和太太刘霞流亡到海外，但二人直至今年初都断言拒绝。“他们虽然非常厌恶和憎恨这个集权政治体制，但对这个土地、祖国的情感很深。……”刘晓波身边的朋友也不会劝其出国，“他们留在中国，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宪政的事业更有帮助，是重要的灯塔。”
“六四事件”后，刘晓波继续呼吁和推动他所坚持的自由和民主，同时也对那场运动进行客观和理性的反思，甚至不乏比较严厉的批判。刘晓波在事后的反思，是中国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之后不应或缺的一些东西，对整个改革开放时代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和评价视角。
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知识分子，刘晓波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至于他在人生的后半部分被历史所裹挟，在去世之后可能会被外界“工具化”以针对中共，或许既有刘晓波的不由自主之处，也不是他所能够承担得起的。
希望刘晓波是最后一个
长期以来，在海外的舆论中，刘晓波被塑造成一个独自同庞大的中共政治机器对抗的“英雄”形象。尽管有夸大之嫌，但是之所以出现这种人物观感，不能讲责任一股脑的推向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在处理刘晓波的问题上，中共官僚系统呈现出的僵化、固执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可以说，从一开始，相比其他民运人士，刘晓波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民主派。但即使如此，刘晓波仍然“因言获罪”，从2009年羁押至今。对于任何一个讲求“依法治国”的现代化国家而言，希冀一个国家更加民主的“言论”，都不应该是评判一个人“犯罪与否”的证据。
其次，刘晓波之妻刘霞，十余年来无怨无悔地支持丈夫。她是在刘晓波劳改时嫁予他，而丈夫坐牢时，她便不断寄送阅读书籍给身陷囹圄的刘晓波。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刘霞却一直被中国政府软禁，并与外界隔绝。在未涉嫌任何一条法律的时候，中国政府如此蛮横的对待一个弱女子，仅仅因为她是刘晓波的妻子，仅以此论，何谈依法治国。
刘晓波坐文字狱，刘霞遭非法软禁，两件事本质不公不义，然而铸成大错后相关部门更是火上加油，特别时至近日刘晓波性命垂危消息一出，先暴露政法系统安排失当，后显示文宣系统对外沟通失效，导致流言四起，国家形象受创更深。
更重要的是，中共如何对待刘晓波，背后是外界观察中共政权如何面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多维新闻此前在《社论：必须重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表示，知识分子不仅是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者，他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承载着对于时代和国家的责任。中共建政之后，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度的过程中，开始将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放到了需要被“改造”、“利用”的立场上从而酿成反右的悲剧，在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造成一道至今难以弥合的历史裂痕。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压更是达到极致，严重挫伤了中共在知识分子中的信誉。
尽管邓小平某种程度弥合了这种创伤，但今天中共和知识分子之间仍然存在裂痕。基于知识结构和思想认识的差异，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观点甚至是偏激的表达十分正常，但是不少官僚过度反应，不把知识分子当成“自己人”看，时刻提防，甚至污名化为“敌对势力”，难言现代化。
希望刘晓波是最后一个被如此对待的知识分子，希望中国政府能以更宽容的态度面对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