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失敗的真相

1. 西路軍的起因是張國燾朱德授意，徐向前陳昌浩違抗毛澤東命令偷渡黃河，破壞了彭德懷的作戰計劃。

2. 西路軍失敗的主因是張國燾朱德授意， 徐向前陳昌浩擅自把北進改為西進， 背後原因依然是另立中央。

西路軍失敗的真相。

3.不但戰略方向上多次拒絕中央東返建議，徐向前消極避敵的逃路主義，企圖快速西進脫離敵軍的追擊。 連陳昌浩都不同意，繞過騎兵強敵的想法愚蠢至極。 徐向前多次拒絕甚至破壞毛澤東挽救西路軍的努力乃事自尋死路。

過往文章對徐向前不但過於寬容幫其掩蓋西路軍失敗的責任， 並且對朱德的行為絕口不提。當時環境下為了團結四方面軍將士而不提徐向前的責任可以理解， 但是朱德的行為無法解釋為其僅僅是遷就張國燾。

西路軍失敗的真相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二十八）

曹征路

關於紅軍西路軍慘敗這段歷史，本來是清晰的，因為中共高層眾多的當事人都還健在，所以在黨史軍史的敘述中並不存在多少爭議。

且為了團結和保護當年西路軍的幹部，儘量在黨史敘述中將西路軍的失敗歸結為張國燾路線的影響，對高級幹部自身的問題少提或不提。

這種善意的做法近年來被利用，在網絡媒體上西路軍失敗竟然說成是“毛澤東的陰謀”。

在西路軍紀念活動中往往用悲情代替真實的歷史，含沙射影地抹黑毛澤東。

要了解西路軍，首先要了解四方面軍的歷史。這支由鄂豫皖根據地帶出來的紅軍部隊經過張國燾的改造，與一方面軍的政治素質有着明顯差異。

首先是體現在黨的領導觀念上，在毛澤東那裡，工農武裝割據是作為共產黨在弱勢條件下生存發展的帶有中國特點的指導思想，武裝鬥爭、群眾工作和根據地建設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所以在軍隊建設上，強調黨的領導，強調政治思想工作，重視根據地，重視人民群眾，把軍隊看作是黨完成歷史使命的工具。

通過古田會議，這一指導思想逐漸貫徹到全軍，形成了新型的人民軍隊的基本特點。反映到具體的戰役戰術選擇上，則是注重發揮紅軍熟悉根據地、人民群眾支持的優勢，主張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擊破敵人。

而四方面軍卻沒有這個過程，故而也沒有這個覺悟，儘管也有黨的組織也有政工幹部，也會說洋名詞新概念。

早在六大以前，張國燾對工農武裝割據就是明確反對的，認為它實是幻想，“由農民游擊戰爭包圍大城市之割據觀念，其成功的可能性微小”。

1931年他回國後雖然理論上不反對武裝割據了，進入鄂豫皖根據地後卻又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在指導思想上不重視根據地政權建設，也不打算長期經營根據地。

在黨的組織建設上，利用肅反機會搞任人唯親和愚民政策，把對黨的忠誠變成對他個人忠誠，殺害的排以上幹部就達2500多人，凡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幹部都要懷疑和審查。

在這樣的氣氛中，部隊必然軍閥主義盛行，等級觀念森嚴，絕對服從和“不怕死”成為唯一衡量標準。反映到具體的戰役戰術選擇上，必然流寇主義盛行，走一地吃一地，打仗要到外圍打，敵軍一來就“跑反”，根本無法建立穩固的根據地。

除了張國燾本人作風霸道喜怒無常外，其幾個主要軍級領導幹部也都養成了囂張跋扈的性格特點，這從一些小細節中可以看出來：

一個是紅九軍軍長何畏，在“毛爾蓋會議”期間當面辱罵張聞天，甚至拔槍威脅毛澤東、周恩來；

第二個是四方面軍副參謀長、西路軍參謀長李特，當中央紅軍決定單獨北上的時候，第一個帶人追趕的就是李特，不但用皮鞭抽打跟中央走的四方面軍幹部，還在與毛澤東談話時有拔槍動作，幸虧同樣身材高大的李德從後面死死抱住他；

第三個是紅三十軍軍長余天雲，動輒打罵幹部戰士、腐化浪費，被撤職到紅軍大學學習期間還帶一個機槍排擺譜，以至於大鬧紅校。

劉伯承從其身上看到流氓無產者習氣在紅四方面軍幹部身上特別嚴重，他感到發生在余天雲身上的問題絕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張國燾任人唯親和搞愚民政策的惡果，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余天雲的思想行動表現在哪裡，我們怎樣去繼續開展反對他的鬥爭》，引起了四方面軍幹部的強烈反響。

在上述領導幹部思想作風的影響下，帶出來的部隊自然少不了農民意識和流寇思想。當時四方面軍上下都流傳着瞧不起一方面軍的言論，有些情緒還相當激烈。

比如認為一方面軍老打敗仗、逃跑主義。證據就是土城戰役中被郭勛祺的川軍打敗，而這支川軍前不久還是四方面軍的手下敗將。這些說法顯然不是普通戰士能夠得到的信息，所以他們南下作戰也有跟中央較勁賭氣的因素。

在經歷了1935年11月百丈關失敗和1936年6月6號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以後，四方面軍重新選擇北上。然而張國燾和四方面軍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內心欲望並未消失，擁兵自重的想法一有機會就冒出頭來。

張國燾的內心是不願意到陝北與中央會合的，這期間他就警告過陳昌浩，“會合後不但我的總政委當不成了，你的方面軍政委也當不成。”

1936年9月14日，中央和中革軍委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作出具體部署，要求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部隊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隊西進，爭取兩個月後奪取寧夏。而寧夏戰役作戰命令一下，張國燾就打起小算盤，尋找一個另闢根據地的機會。所以四方面軍渡河不僅是為了對付胡宗南，而且是要在河西找一個安身之地。

在上述大背景下，再來看西路軍的行動就合乎邏輯了。

當中央在陝甘立足未穩時，蔣介石急調260個團的兵力，企圖一舉將這支疲憊之師消滅。在紅軍會師的靜寧、會寧地區，蔣介石就集中5個軍。紅軍主力向海原轉移時，敵人分四路追擊。紅軍為了打破圍剿，本來中革軍委於10月10日命令中只批准了紅三十軍一個軍西渡黃河，結果四方面軍卻安排紅九軍、紅五軍全部過河。造成了對中央“先打南敵”的部署釜底抽薪，將三個軍調離戰場，致使聚殲胡宗南先頭部隊的戰役計劃流產。

布置實施寧夏戰役計劃。其意圖是集中三個方面軍主力向北發展，在西蘭大道以北，黃河以東，同心以南，環縣以西消滅尾追之敵，鞏固和擴大根據地。

作為寧夏戰役計劃之第一步，中央決定首先實施海（原）打（拉池）戰役，由四方面軍的兩個軍正面阻擊尾追之敵王均部，一方面軍從其側後進攻，將其消滅在打拉池一帶。當時敵人追擊很緊，紅軍退到海原和同心城之間準備布置伏擊追擊之敵，張國燾表面答應，實際上他又令紅四軍東撤，使伏擊計劃又被破壞。中革軍委為了維護統一，不得不追認這個既成事實。

10月11日，中央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並不是對寧夏戰役計劃的改變，十月計劃的核心要義仍然是“首先擊破南敵”。當時鑑於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中央對他也沒有辦法”，中央又不得不於10月28日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直接指揮河東三個方面軍。這樣就形成了兩個指揮系統，營造了特殊語境下電報表達方式。

10月 28日16時至20時四個小時內，紅軍總部連發了四封作戰部署完全互相牴觸的電報，署名都是“朱張”。這其中，有兩封電報堅持中央關於先集中兵力“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隊”的部署，另外兩封電報則對中央部署完全相反的釜底抽薪。

就連與張國燾同在紅軍總部的朱德，也時常不得不“遷就了他（張國燾）的意見”，即使是針鋒相對的時候，也是小心翼翼地維護來之不易的三軍團結和統一指揮，把握電文用語的分寸。 （存疑， 朱德是遷就還是真心支持）

當年的“徐陳”，因所處地位和環境，不但讀不到共產國際、中央和軍委、紅軍總部的全部電文，還要面對兩個指揮系統。上級來電出現中央一套，紅軍總部“朱張”另一套，又不能把話說透。朱德與張國燾以“朱張”名義發的電報在戰役部署上有時又互相矛盾，前方“徐陳”客觀上確實也很難看得明白。

10月28日，張國燾在給中央的電報中陳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軍主力須迅速取得寧夏遠營”，“若謂目前重心在擊破南敵，停止敵之追擊，事實上四、三十一兩軍亦難有保證完成任務，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資後，再以主力回擊深入之敵，那就更有把握了”。也就是說28號那天，他就已經決定“西進”了。

11月2日，已經西渡黃河的徐向前、陳昌浩正式電告中央，決定西進獲取“國際援助”。然而此時，共產國際援助中國工農紅軍武器裝備的交貨地點根本不在進軍方向的西面，而是在北面的定遠營。第二天共產國際才改變到新疆交貨，換句話說，“去新疆接受蘇聯武器”是個事後編造的理由，根本不成立。

在11月2日電報之前，中央明確的前進方向是北方的定遠營，而這份電報提出西渡黃河部隊的進軍方向，不是北方，而是指向西方，即通往新疆的涼州（今武威）。

對此，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數十年後也未隱諱：“過河後，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們調查一下，定遠營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綠洲，地方那麼小，這麼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無法解決，那裡四面都是沙漠，往哪裡走啊!所以打定遠營是不行的。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

西路軍總政委陳昌浩後來也坦承：“我們同駐會寧幾天，……表面上是照着寧夏戰役計划去做罷了。究竟怎樣具體去做呢？沒有討論，實際上是不想去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紅四方面軍總部率三個軍西渡黃河的時間是1936年10月24日至28日，直到11月2日電報之時，上級關於接取共產國際援助武器裝備的地點都沒改變，還在北面的定遠營，為什麼還要“照直往西打”？背道而馳的進軍方向，透露了其西進的核心意圖依然是張國燾的基本邏輯——逼中央就範，不同意就當山大王。

幾十年後為了顛覆這個歷史事實，一個叫朱玉的人在整理當年的電報時，故意隱瞞了時間順序，隱瞞了部分電報，才編造出一個中革軍委的陰謀論。

本來中央組織寧夏戰役的另一個意圖是，在戰役過程中，讓彭德懷統一把四方面軍河東部隊進行指揮。但彭德懷辦不到，他指揮不動張國燾，調不動四方面軍。由於紅軍指揮不統一，胡宗南部於10月底至11月初截斷了寧夏通道，隔斷了河東紅軍四方面軍主力與河西部隊的聯繫。這樣，紅軍奪取寧夏的計劃被迫中止執行。

10月30日，中革軍委指示渡河的紅軍部隊暫時控制一條山、五佛寺地區休息待機，準備在擊破南線後繼續北取寧夏。而11月5日，張國燾電令渡河部隊迅速西進，“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被迫承認了“西路軍”，同時將一、二方面軍稱為“南路軍”，將張國燾帶領的兩個軍稱為“北路軍”。承認西路軍也不是承認他們的獨立，而是希望他們統一於中央的政令，不要搞分裂。

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11月12日向軍委發出電報，表示對西進“充滿信心”。中央鑑於西路軍此前於11月9日夜已經開始實施西退的行動，同時也又獲得了共產國際及時從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諾，才終於在11月15日同意西路軍向西退卻。這時紅三十軍的前鋒部隊業已到達永昌境內，西路軍主力已經位於土門、大靖和古浪一帶。

西路軍西進後，中革軍委仍然是心存疑慮的，因而指示西路軍領導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點放在自我奮鬥上，要在永昌、山丹地區建立根據地，集中兵力，通過殲滅戰來消滅敵人，不要向西深入過遠，保留東邊迴旋餘地，河西不利時，可以返回河東。但是西路軍領導人“徐陳”對中央的這些關健性的指示不予回應，也根本不可能落實，且在兵力集中上屢次出現失誤。

當時西路軍領導人積極西進是無可爭辯的。幾十年後張國燾在《我的回憶》說：

“我們推測，斯大林贊成這個西進計劃，因為他覺得避免與蔣衝突，實現聯蔣抗日，應是當前急務。我們也覺得過去黨內爭執的裂痕，還需要時間來彌補。如果我們能實現西進計劃，與陝北同志暫時保持相當距離，無形中就是讓時間來沖淡彼此間的隔閡。因此，我們便積極準備西進計劃的進行。”

“而四方面軍的同志，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與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磨擦。可是，後來的事實發展，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這是四方面軍的失敗，也是我的失敗。”

11月18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決定集中優勢兵力，在山城堡地區將敵之第78師誘入包圍圈，19日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到山城堡部署作戰，激戰至22日上午,全殲國民黨軍第78師一個多旅。與此同時，紅28軍在紅井子附近擊潰第 1師第1旅，第1軍其他各部倉皇西撤。山城堡戰役，迫使國民黨軍停止了進攻，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在政治上孤立蔣介石，在軍事上打擊蔣介石，迫使其接受“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然而此時的西路軍已經孤懸在外，漸入困境。

有個叫夏宇立的人提出一個“西路軍渡河後奉命滯留不進二十天，貽誤迅速西進的良好戰機”的觀點，意思是如果不是耽誤這20天，西進是有可能成功的，所以責任在中央。事實上11月2日電報之前，中央從來沒有要求渡河部隊西進。11月3日共產國際指定的物資援助接運地點被移到哈密後，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也並未同意，相反發了一份措辭嚴厲的電報給共產國際書記處執委會：

“從哈密輸送物資的辦法對於我們主力紅軍已沒有用處了，這個改變已經太遲了。已經過河的紅軍有大約21 000人，我們可以命令他們向哈密方向前進，但要通過5 000餘里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們能用汽車將物資送到安西，否則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1 500里荒無人煙的沙漠。”

這樣，共產國際才將物資援助接運地點東移到了安西。面對共產國際對交貨地點的突然改變以及“徐陳”已率部西進的既成事實，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直至11月11日，才正式為紅四方面軍渡河部隊授名“西路軍”。此時，距紅四方面軍主力開始西渡黃河的10月24日，正好20天。所以事實俱在，倒打一耙是沒有用的。

在西路軍西進既成事實之後，中央於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0日三次電示河西部隊安排東返退路，此時“徐陳”不但置之不理，反而發電“主張主力速來”。西安事變後，國內形勢發生很大變化，黨中央根據東北軍關於西路軍可在蘭州得到糧彈補充的承諾，再度動議西路軍東返，但“徐陳”回電卻開出了中央當時難以滿足的條件：西進無問題，東進則需東北軍和新疆方面同時各出六個團的兵力前往策應。

由此，西路軍三次放棄了東返機會，踏上了不歸之途。

1937年12月，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圖為與會人員合影。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

西路軍的失敗是段沉痛的歷史，但不能因其沉痛歪曲歷史。

1936年中國最大的主題是什麼？是抗日。當時共產黨的大局是什麼？是在陝甘寧站住腳，依靠人民群眾實現抗日救國，找回自己的現代性目標，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如果四方面軍能顧全這個大局，與黨中央同心同德，是完全可以避免這段沉痛歷史的。至於張國燾，此時已經完全膨脹到將個人利益置於全黨之上，完全拋棄了自己的初衷，最終成為叛徒，所以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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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路軍失敗嚴肅的考證雙石中校做的最完善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1）：西渡黃河究竟為了什麼》 （張國燾怪毛澤東也不是完全沒道理， 張的偷渡計劃執行了一半）

為了防止小人狡辯， 再把彭老總自述貼一頁

再補一段張國燾自己的回憶錄， 紅四軍西渡黃河的時候根本沒有接受中央指揮的跡象。

“這些情況擺在我們面前，陳昌浩便撤銷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提議，認為應照原定計劃，迅速從靖遠渡河西進。他這樣很快的接受會眾的意見，使得大家都頗為高興。但多數幹部不滿陳昌浩這個衝動的主張，指責他獨斷的進攻岷縣，使第九軍蒙受創傷，是違背原有軍事計劃的行動；接着又按兵不進，要求舉行會議，延誤了渡河的時機。這件事破壞了高級幹部間的和諧，也種下了西路軍失敗的根苗。（有中央指揮嗎？）

關於解決黨內爭端問題，多數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陝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後再談黨內問題。（西路軍失敗真不是張國燾一個人的責任， 多數一定有徐向前，朱德參與沒有）對於這一點，我聲明我主動的去陝北，足以表示內部團結的誠意，一俟西進計劃順利實現，我決這樣做。我也說到共產國際已知道我們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們的西進計劃，兩個中央對立的形勢也已解決了，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並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暫時掛在中央名下， 但是到了西北可獨立行事， 還能得到莫斯科支持， 好算盤，張國燾沒有隱瞞， 那些黑毛澤東的人太沒良心了），
由於陳昌浩這一主張所召開的通宵會議，許多事經過研討和解釋，結果相當圓滿，我們在全軍中展開宣傳，指出我軍的西進計劃正確而又合時宜。在政治意義上說來，我們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區，可以保障未來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的後路，並接通與蘇聯的關係。在軍事意義說來，可以分散蔣的兵力，河西走廊、陝北和西安三點，將使蔣在甘肅的軍隊處於多面受敵的境地。我們現在所應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訓練對付騎兵的戰術，以及與回教人民建立友善關係等工作。
於是，我們的軍事行動展開了，駐在岷縣附近的軍隊新會寧集結，原駐會寧的軍隊，則進占了靖遠縣城，控制了這一帶的黃河沿岸。當時彭德懷為了策應我們，已率部進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一帶地區。徐海東的第十五軍則進到打拉池地區，打拉池與會寧相隔不過兩天的路程，彼此信使往返，大家都為之興奮萬分。（西路軍興高采烈過黃河， 張國燾不提彭德懷制定的聯合作戰計劃，實際上欺騙了彭德懷和毛澤東）
靖遠雖是渡河的好地方，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們不能迅速渡河（這一帶黃河上的渡船是牛皮做的划子）。駐在蘭州隸張學良麾下的于學忠部沒有跟我們接觸，黃河的西岸也無敵防守，可是河中沒有牛皮划子，靖遠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們乃在會寧城內拆卸一些建築物的木料，用人力運到靖遠造船。
蔣介石偵知我軍在靖遠渡河的行動，一面派飛機轟炸渡口，一面嚴令各軍迅速向會寧靖遠前進，企圖乘我軍半渡時截擊。我軍渡河工具極少，又要慎防敵機的轟炸，因而每晚只能度過千人左右。當時左路軍的人數約為三萬五千人，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渡過去的只有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和徐向前陳昌浩的總指揮部等共約兩萬多人。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人、紅軍學校大部學生以及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在會寧通靖遠的大道上，節節抵抗敵軍的追擊。（在這裡我開始懷疑朱德的動機， 是不是與張國燾一起去西北另立中央， 天不從人願把渡口丟了， 毛澤東似乎也發電勸阻張國燾不要渡河）
敵軍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擊的行動愈來愈積極。我軍在會寧靖遠大道上的掩護陣地，悉為敵軍所攻下。敵軍的另一部並進占了靖遠城，控制了渡口，我們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移到這條大道的東北面，以打拉池徐海東部駐地為後方，這樣我們的西進計劃，便沒有能夠全部實現。徐向前與陳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單位，在河西開始了單獨行動。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築物內，我和朱德等會見了徐海東，這位四年不見的老戰友，仍是一位天真可愛的小伙子，他一看見我，歡喜得擁抱着我，猶如見着他的母親一樣，他和朱德雖系初次見面，但也表現得異常親切，像是多年的老友。我和朱德都高興萬分，我當時激動得不知說甚麼好，只是拉着他的手笑個不停。頃刻之間，徐海東軍部的同志們，官長士兵們，都圍攏着我們，紛紛爭問別況，儼然是一個大家庭歡樂團圓的場面。
我們與徐海東討論當前的軍事情況，告訴他靖遠的渡口已為敵軍攻占，第四第三十一兩軍急須從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區度過黃河，請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帶考察地形敵情和渡河工具等，並向靖遠會寧方面警戒，嚴防敵軍的進擊。我們總司令部準備在打拉池駐紮一個時期，處理這一渡河的軍事行動。（還想渡河， 只不過無能而丟了渡口， 絕口不提彭德懷的另一份伏擊作戰計劃， 依然是欺騙手段， 徐海東的行為也變的不可捉摸， 張國燾明確說是他倆私人套近乎， 沒有中央啥事）
徐海東部偵查的結果，認為繼續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為敵占領，敵機沿河搜索，河中沒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敵軍胡宗南的一部正由蘭州循甘新大道，開往武威，馬步芳的騎兵也正由西寧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斷我軍西進的道路。此外我們南面的的敵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線進逼，企圖殲滅我在河東的部隊。
徐向前陳昌浩來電希望我們能繼續渡河。於是他們一面以第九軍掩護總司令部總指揮部各直屬機構向古浪挺進，另一面則由徐陳兩人率領第三十軍及第五軍團，北向占領景泰、一條山一帶沿河陣地，俾能掩護我們在石佛寺附近渡河。
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電告徐陳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們率已渡河的部隊，單獨行動。我們指出在敵軍壓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況下，時間上已不允許第四第三十一兩軍安然渡過黃河，如果他們仍徘徊河邊，勢將進退失據，應即率全部，迅速行動，占領古浪武威一帶地區，集中力量，（徐向前不甘心自己單獨走， 張國燾沒勇氣渡河， 決定把徐向前扔了）

從此，徐陳所率的西路軍便與我們分道揚鑣了。他們遵照我們的電令，由景泰沿長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門子，直趨威武，我們則在敵軍壓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漸向東移動，靠近陝北蘇區。（這一段可以看出張國燾的人品， 徐陳與我分道揚鑣--明顯的推卸責任， 而接下來又說遵照我們的命令。。，再看看有沒有把中央與彭德懷的兩個聯合作戰計劃放在眼裡？）
我們在打拉池停留了約兩個星期，主要工作是牽制敵人軍力的游擊活動。我在軍事倥傯之餘，常與徐海東等老戰友話舊，據徐海東告訴我，他現在的第十五軍屬下只有三個團，卻號稱三個師，每團人數約為五百餘人，總共不到兩千人，槍枝則有一千三百左右，全軍戰士之中來自鄂豫皖者為數已少，多數系在陝甘補充的，不過軍事幹部仍多，系鄂豫皖區的老戰友，政治幹部則大半由一方面軍調來充任。他覺得他所率領的隊伍，現在只有虛張聲勢，負擔避實就虛的游擊任務，如果要打硬仗，那只能算作一團人。（徐海東的行為值得推敲， 劉志丹應該是被徐海東關押的）

紅二十七軍到達陝北游擊區之後，推行鄂豫皖區的經驗，紅軍和蘇區都有可觀的發展，聲勢為之大振。戴繼英②聶鴻鈞③目擊陝北游擊隊內部複雜情形，急圖建立堅強基礎，便大張旗鼓整肅起來。陝北許多同志被當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殺，有的被拘禁，有的經審訊以後釋放。徐海東覺得戴聶二人做得過火了，太盲動了，沒有充分估計到陝北的落後情況。整肅的結果，使陝北同志感覺不安，以為鄂豫皖來的老紅軍是壓迫本地人的。
徐海東對於毛澤東等一到陝北，便能糾正戴繼英聶鴻鈞的錯誤表示敬佩。他說到毛主席等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帶着北上先遣隊到達陝北，已是疲勞不堪，但一般同志素來對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聽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肅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糾正了戴聶的錯誤，將被拘禁的高崗等釋放了出來，而且極力號召同志們無論是由江西來的，由鄂豫皖來的，或者是陝北本地的，都應團結一致。這樣做的結果，陝北的氣象，為之一新。（犬儒文人污衊毛澤東搶劉志丹的地盤，甚至殺害劉志丹狗眼看人低，連張國燾都不同意， 扯徐海東的部分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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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等知道我們從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後，來電告訴我們敵軍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豫旺縣前進，企圖抄襲同心城的後路，主張我軍撤離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連灣集結，以便在豫旺以東地區消滅進犯的敵軍。他們並派周恩來馳至洪德城迎接我們，並與我們共商作戰，我們復電錶示贊成這樣辦，並即率全軍向洪德城移動。（這是第一次提到毛澤東， 他也承認毛澤東給他的僅僅是情報外加建議， 沒有命令）

我自從一九三一年踏進鄂豫皖區之後，老在偏僻地區打游擊，與世隔離，已達五年半之久，時代的推演，簡直使我成為一個孤陋寡聞的鄉下人了。周恩來從偏僻的保安，通過西安這個小窗口，吸取了外來的陽光，他所知道的雖仍很少，所告訴我們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們覺得世界是真的變了，而他又確已得風氣之先，我須急起學習，趕緊拍去滿身游擊的征塵，換上知識分子的道袍，以適應城市生活。
當時，西路軍的敗象已經顯露出來，我們在同心城時即接到徐陳電告，謂我第九軍在古浪為馬步芳騎兵所襲擊，損失慘重，傷亡在一千以上，他們說明這次失敗的原因是指揮的將領們不諳對騎兵作戰的戰術，第九軍的主力布置在古浪縣兩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禦工事做得不夠堅強，防守的兵力也單薄。敵騎因為衝進古浪縣內的街道上，大肆蹂躪，損失最慘重的是西路軍總指揮部各直屬機構，參謀諜報人員死傷甚多，偵查電台和其他通訊器材，散失殆盡，這簡直是使西路軍喪失了作戰不可或缺的聽覺視覺、以及一部份的神經系統。
我們到達河連灣時，西路軍告急的電報接踵而來，其主要內容是馬步芳的騎兵得着古浪勝利的鼓勵，到處展開對我軍的襲擊，使我軍防不勝防，騎兵行動的迅速，又抵消了我軍的游擊專長。胡宗南部楊騰蛟旅已先我占據武威這個軍事要地，阻梗我們向西發展的道路，西南軍正擬由小路繞過武威，占領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張掖、酒泉等地。徐陳等所冀望於我們的是經常供給他們情報（因他們的偵查電台已喪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給予其他軍事上的協助。
西路軍的處境，使我們大感憂慮，我和朱德周恩來曾再三商討，想不出應援的辦法。馬步芳是效忠於蔣介石的，我們不能通過張學良去影響他。在軍事上，我們自顧不暇，無法策應，我們只有暫時停留在河連灣，將我們的通訊電台，臨時改為偵查電台，供給西路軍一些必要的情報，並令電保安軍委會偵查電台，儘可能將情報供給西路軍。
我們本身的軍事情況也很緊張，當我軍由同心城經豫旺縣向山城堡撤退時，胡宗南第一軍的主力即銜尾追擊我軍，正向山城堡壓迫，我方的對策是實行堅壁清野，使敵軍因糧食缺乏不能在這裡久留。我們估計敵軍有占領山城堡、河連灣、洪德城、環縣、曲子鎮以至通慶陽這條線的企圖，那裡是陝北蘇區產糧食較多的地方，我們自然要在這裡牽制敵軍，不讓他們實現這種企圖，否則就連保安也要受到威脅了。
河連灣一帶在陝北蘇區看來，是較富庶的地方，實際上仍人煙稀少，糧產有限，不易長期供應我們這支大軍。這裡的河水雖已不苦，但仍是黃土高原的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糧食生產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綿羊為主，運輸多賴驢子。同志們大多認為這裡的糧產，還不及西康地區，甚至有人設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軍果真全部自毛兒蓋去到陝北，恐怕早就要餓死人了。
我們在河連灣山城堡一帶與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個月，胡部終因食糧不濟，向豫旺撤退。當胡部撤退時，我軍乘勢襲擊，截掉他們一段尾子，頗有斬獲，俘獲人槍各千餘，河連灣的戰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來將這次勝利的情形電告張學良，這對不久以後西安事變的發生，也許不無影響。
這次戰爭的勝利，周恩來的貢獻最多，他熟習當地情況，實施堅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調度人力獸力來運輸糧食，供應我軍前線，有時要從幾百里路的遠方運糧食來，另一方面他組織游擊隊赤衛軍，到接近敵人地區去活動，將所有的糧食運出，並拉空那裡的人力獸力，使敵人困於給養。敵人主要就是為了這一點，不能不向豫旺退卻，俾能接近公路線，獲取補給。（這個時間西路軍已經基本失敗了， 周恩來與四方面軍的關係也僅僅是過來幫忙， 送糧食送情報當後勤）
當前戰事告一段落後，我和朱德周恩來即舉行會議，檢討局勢。由於我的提議，我和朱德率紅軍學校學生馳往保安，與毛澤東等會商今後工作，前線軍隊（包括我們率領的第四軍及第三十一軍）暫交彭德懷指揮，從此，總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揮部隊了。周恩來則預先赴各縣，料理這次戰爭所未了的事務，然後再返保安。
從這時起，所有紅軍又開始合二為一了，為了這件事，我曾向紅軍學校的學生發表演說，解答他們的一些疑問。我向他們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情形，西路軍的不幸遭遇以及黨內團結的經過。我說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進黨內團結，並設法供應西路軍的情報，並呼籲一般同志，化除以往有過的歧見，與來自各處的同志精誠合作。黨內問題自可由黨內的會議解決，而紅軍則是一體的，不應由任何界限。 （張國燾沒寫時間， 教權恐怕是西路軍將士流血犧牲屍骨將寒的時候才交出軍權， 再一次存疑朱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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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軍的失敗，對中共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共黨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無法抬頭，同時也暴露了毛澤東氏的鬥爭，有其極為野蠻的成份。
西路軍在古浪遭敵騎襲擊，損失慘重，向西掙扎前進之時，其第五軍團在酒泉為敵軍所消滅，軍長董振堂陣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為敵所控制。再加戰況逆轉，彈藥消耗到了不能與敵正式對壘的程度。在西安事變結束時，西路軍在天寒缺糧和敵軍壓力之下，不得不南移祁連山脈，化整為零，從事游擊活動。後來西路軍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還有一些小股，每股數人和十數人不等，向東渡過黃河，逃到陝北歸隊。如果說一方面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時只剩一副骨架子，那麼西路軍連背脊骨也被敵人打斷了。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於人，從未指責過別人，只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來檢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因此，中共中央並沒有對這一事件，作出結論，一切批評都不免任意為之。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辭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攻，遺害全黨全軍。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他們對批評者答辯：（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面軍是中共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嫁禍於人，轉移目標，將對外轉到對內。甚至有些同志指責毛澤東壟斷軍委會的一切，不供給西路軍所渴望的情報，實在應援不力。還有少數人指責毛氏陰險，幸災樂禍，對四方面軍毫無手足之情。這些指責，在當時雖不敢說有充分證據，可是，是非自在人心。（張國燾自己不敢說，所謂的少數人也只敢說毛澤東沒分享情報， 而不敢說毛澤東指揮他們送死， 因為徐向前陳昌浩只聽張國燾的， 彭德懷的兩次聯合作戰計劃被陰奉陽違，毛澤東確實發過一些建議性電報，基本上被當成廢紙， 徐向前只聽張朱所謂的中央； 這一段最重要的信息， 張國燾西進逃跑的擋箭牌是莫斯科批准， 哪裡有毛澤東派西路軍去西北送死？ ）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劃根本不對，應當認定四方面軍總指揮犯了戰術上的錯誤。（朱德為張國燾開脫，也是為自己開脫）四方面軍只半數渡過了黃河（第四和三十一軍則被隔斷在黃河這一邊）自然減低了西路軍的戰鬥力，但不能說因為只半數渡河就註定了會失敗，第九和第三十兩軍，加上董振堂的第五軍團對付馬步芳部，應當遊刃有餘。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當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的意見。他慨嘆像紅軍這樣一支破破爛爛的隊伍，只要指揮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幾枚子彈，都易招致災禍。他相信如果張國燾同志過了河，決不會有古浪的慘敗。因此，朱德肯定的說：西路軍驟然沒有老練指導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當，不能集中兵力打擊敵人，而且對騎兵作戰技術不夠熟練，這些才是失敗的主因。

（這一段是四方面軍將士的牢騷， 張國燾要向自己臉上貼金，帥鍋的對象是陳昌浩，朱德帥鍋的對象也是徐向前陳昌浩戰術不熟練，另外， 西路軍將士應該是接受張國燾西北另立中央背靠蘇聯的美夢的， 埋怨的對象是張國燾沒有與他們一起渡江； 儘管張國燾恨毛澤東入骨， 但是， 再西路軍失敗的問題上四處摔鍋推卸責任， 但是他也不敢把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推給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