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魯：“這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2014年北京老三屆的文革道歉與反思

葉維麗

陳小魯去世，八中同學會邀寫紀念文字，我在回信中說，會寫，“為小魯，也為我們曾經共同做過的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這件事由2014年初的兩次會議組成，事關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一）“拱卒”

2013年“8月18號”------一個對我們這代人有特殊含義的日子------北京八中老三屆校友網上登出幾張1966年夏八中學生在校園裡批鬥和強迫老師“勞改”的照片，引起眾多校友“震驚和不堪回首”。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會長陳小魯在第一時間給同學會秘書長發郵件，表示他當年“作為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建議校友會安排與老師們開一次會，“鄭重道歉”，並問秘書長：“不知道校友們是否授權我做這樣一個道歉？”回信中陳小魯還寫道：“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為文革翻案的思潮……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否則談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強和中國夢！”一連兩個驚嘆號。

2013年10月7號上午，八位八中老教師和同學會十幾名校友代表聚會一堂。陳小魯在發言中援引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和第八十九條，強調了對文革的兩點批判：違憲和侵犯人權。會上，八中同學在陳小魯帶領下向老師鞠躬道歉，小魯說：“感謝在座的老師給了我們一個道歉的機會”。

在座的老師們接受了道歉，場面感人。

消息一經傳出，媒體紛紛上門，陳小魯“一概接着”。一時間，“陳小魯道歉”成為新聞熱點，引發了公眾對“文革”的批判反思和爭論，小魯站在了“風口浪尖”上，毀譽不一，正面反響為主。

陳小魯後來告訴女附中同學，道歉事在校友會網站商議過程中，被媒體挖掘出來，弄得他們很被動，只得大大縮減參會人數；並說，在“有關部門打了招呼不要報道的情況下”，會後仍有大量媒體登門來訪；還說，“我的道歉不是個人行為，而是代表八中校友”，但因為“紅二代身份”和“老爺子的名頭”，他本人受到媒體格外關注，“以老子的職務界定個人重要性是中國的悲哀，但是無可奈何的現實”。

對於這個現實，女附中同學早有領教，並在後來持續領教。

1966年8月5號，在北京師大女附中校園發生了文革中北京市第一起學生暴力事件（“八五事件”），導致卞仲耘校長慘死。八中老三屆同學會在其網站上稱該事件為“中學生在校園中暴戾行為的典型和縮影”，“文革史中無論如何也抹不掉的一個污點”。

我對“八五事件”做過一些調查和寫過文章，並逐漸與四位女附中同學形成一個“五人團隊”，共同調查和思考“八五事件”；同時，有五百餘名女附中師生集資為卞校長塑像，過程歷時數年，2011年5月12號在學校舉行銅像落成儀式。女附中師生做的事並不為社會廣知。

我一直關注文革道歉消息，特別是與我們這代人有關的。如果記得不錯，2010年秋，原北京外國語學校一些學生站出來向當年他們傷害過的老師道歉，媒體有報道，但社會反響不大。

我不認識陳小魯，曾在一套書中看過他的“口述自傳”，他誠懇的態度，反思的精神，80年代後半期參與政改的經歷，都給我深刻印象。“口述”里有一句話——當然不是他說的，但他數次重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我開始留意八中道歉事，也讀到陳小魯的媒體訪談。比起前幾年外國語學校學生的道歉，這一次八中引發的社會反響要大很多。女附中和八中相距不遠，就算沒有陳小魯，八中老三屆學生的活動也讓女附中人關注，更何況這一次它與文革道歉有關。

我冒出了個想法，2013年11月下旬某晚發電郵向包括宋彬彬在內的幾位女附中同學試探：咱們能否“和八中的人座談交流一下”，也請其他一些老三屆人參加，“談談女附中的事，和我們在做事過程中的感受體會”；幾天後我又寫：“世人對文革的記憶越淡漠，越扭曲，越荒唐，就越有一種沉重的責任感”，“快50年了，我們能不能超越小小的女附中，作為文革那代人說些什麼？”第一封電郵里我沒提陳小魯，當時也沒想一定要請他。

那封電郵發出後，第二天一早醒來（我人在波士頓），就看到宋彬彬轉來的陳小魯回信：願意參加。此時女附中同學內部尚未充分通氣，開會的想法在第一時間捅給了陳小魯，他馬上表態支持，“球”就滾動起來了，一發而不可收拾。大家紛紛為開會出謀獻策，熱氣騰騰。一位四中同學寫了兩大篇紙，從座談會“主旨”的高度談了看法。這位朋友多年來以各種方式給予我們極大的支持和幫助，已經成為“好兄弟”。提議開會時我心裡沒底兒，話雖出口，還在猶豫。是陳小魯毫不含糊的支持讓我們立刻進入狀態，沒有瞻前顧後，這讓那位四中老友很滿意，用他的話說，“受到感染”，另外一位長期支持我們的四中朋友也加入了“備會”行列。我們對要不要請媒體很糾結，小魯提了具體細緻的看法和建議。後來我們請的三位媒體人中的一位，就是他推薦的。

這裡要提一句宋彬彬。女附中的情況比較特殊和複雜，不僅因為卞校長是文革暴力最早受難者之一，還因為“宋要武”這個文革符號已經“深入人心”。雖然大家希望座談會能夠“超越女附中”、提供一個同代人反思文革的難得機會，但不管怎樣，女附中的事繞不過“八五”，也繞不過“宋要武”。宋彬彬同意在座談會上發言，並認真準備發言稿。她能夠“跳出小我”頂着極大壓力往前走，離不開大家的鼓勵和支持，陳小魯功莫大焉。

“老三屆同代人座談會”於2014年1月4號召開，《記憶》做了完整準確的報道（第106期，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四）。主持人——她是負責卞校長塑像的召集人之一——以“直面歷史，搶救記憶，拒絕遺忘”十二字作開場白，它也是會議的主題。此時雖然已經有人讚美文革，但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還不是文革捲土重來，而是嚴重“失憶”，因此要強調“拒絕遺忘”。包括女附中和八中同學在內，共有十五名同代人出席。會場氣氛嚴肅坦誠，陳小魯的發言再次強調文革的根本問題是違憲，並說八中校友要“爭取如實還原八中文革歷史，以告誡後人”。其他人也做了懇切認真的發言，有位朋友說我們要用“拱卒”精神推動文革研究。會議開了整整一天，仍言猶未盡，延長了一個多小時，散會時天色已暗。

今天努力去回想，陳小魯在會上沒有任何驚人之語和特殊表現，發完言他就靜靜地聽別人講。都是同代人，彼此沒有陌生感，倒有親切感，特別是為了反思文革的共同目標走到一起來的。休息期間我和陳小魯略做寒暄，沒多交談。散會後人們還聊個不休，我沒注意陳小魯是什麼時候離開的。

宋彬彬在回家路上接到陳小魯“洋洋灑灑”談感想的電話，他顯然受到會議氛圍的感染和激勵。第二天彬彬給大家轉來小魯一封很長的電郵，裡面說“女附中是研究文革的好典型”，“值得八中學習”——同樣的意思，小魯在會議發言中已有表達；他還特別對宋彬彬說，“要克服心魔，不怕曝光，不要指望人人都會支持你，肯定會招來罵聲，但要相信社會的良知和公正。如果彬彬站出來，不僅對女附中文革研究有意義，對全國文革研究也是一大推進！這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會議籌備過程中有個情況：雖然大家對參會人數把得很緊，怕人多影響“氣場”，雖然最後決定請媒體參加，但他們不得發言提問，可是當一位朋友提出請幾個博士研究生來，並允許他們在會上提問題時，大家都同意了——我們希望年輕人能夠了解文革，接着我們做下去。結果是，跟某著名大學現代史研究生一說，沒人肯來，蓋因做文革研究，一不能發表成果，二對找工作無益。與會的老三屆人均已年過六旬，仍以拱卒精神自勵，但後繼人在哪裡？

（二）“再不開就來不及了！”

會後陳小魯給宋彬彬的電郵中建議：卞校長忌日那天，大家每人獻上一朵鮮花，宣讀祭文，為卞校長掃墓；小魯還建議，“對女附中文革進行整體性研究”，把時間段拉長到1968/69年老三屆離校時。開過會後，大家都在思索下一步該做什麼，有人提議做道歉網站，有人提議深入思考“17年教育”問題，等等，總之，思緒被激活了，“球”在繼續滾動，“推手”越來越多，光是女附中同學就增加了好幾位。八中校友不愧為我們的好兄弟，在他們的校友會網站上及時報道了1月4號的會，還鄭重其事地加了“編者按”，其中說：“唯有正視這段歷史，深刻反思文革對國家和人民造成的災難，中華民族才可能真正復興，國家才能實現長治久安。”

1月8號中午女附中同學和兩位四中朋友在一起總結了4號的會，之後包括我在內四人去看望女附中J老師。誰都沒想到的是，一個原本的禮節性拜訪變成了“策劃會”，導致“女附中老三屆師生見面會”在僅僅三天後召開。這一次是老師推動我們，像旋風一般，現場辦公，現場拍板。當我們表示希望什麼時候也開個像八中那樣的會，師生在一起共同直面文革、向包括卞校長在內的所有受到摧殘傷害的老師道歉時，J老師說，“要開趕緊開，再不開就來不及了！”我們一下子明白，老師們等這一天已經很久了。“老三屆師生見面會”的名字是在場的W老師起的，避開“道歉”兩字，讓現任校領導聽起來不那麼刺耳。“老三屆”幾個字的含義也許年輕領導不懂，可我們懂，這就是講文革呀！

老師的積極主動雷厲風行令我們興奮和激動，文革初期當過女附中學生負責人的同學脫口而出：真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主持1月4號會議的同學說，這一次咱們開會，在“直面歷史搶救記憶拒絕遺忘”後面再加上“寬容和解”吧，大家連連稱好。這十六個字成了“女附中老三屆師生見面會”的主旨。

陳小魯不在北京，聽說要開會很為我們高興，在電郵中說，“老師願意參加，說明公開、正式、隆重道歉的必要性……。祝你們成功！”小魯還特別叮囑，“一定要向老師表示集體感謝而不是道歉”，因為“文革並不是人人有錯，所以不能人人道歉”。我想他的意思是：他陳小魯該道歉，其他在文革中負有各種責任的人也該道歉，沒有責任的普通同學則不該道歉，但是，對“老師表示集體感謝不可缺！”聽小魯講話，語調平和，在文字裡帶嘆號，一定是他下筆時懷着強烈的情緒。

四中的那位老友送來祝願：“希望女附中12號的道歉能繼八中之後，將國人對文革的反思推向新高”。這一次我們不打算閉門了，朋友紛紛幫助我們聯繫各方媒體，這裡可以提幾家：《炎黃春秋》，《共識網》，《南方周末》。

1月12號的會在女附中校園安放卞校長銅像的會議室召開，會後有很多報道，包括《記憶》增刊（第108期，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五），一位女附中校友寫的博文，報刊文章等等，不贅述，這裡只提讓我格外難忘的幾幅“畫面”和幾個發言：參會老師中有位正在病中，停止打點滴遠道而來，寒風中被人攙扶着蹣跚走向會場；會議主持人一上來就說，文革過去快50年了，我們都老了，再不開就等不及了；文革中女附中學生正副負責人為沒有保護好老師道歉，哽咽不止；“八五事件”中另一位主要受害者、終生須穿“鋼背心”的胡志濤校長的女兒，以兩個身份講話：先說母親生前對打人學生多次表達過寬容，然後口氣一轉，幾乎是嚴厲地質問那些“八五”施暴者：你們在夜深人靜時，是否曾捫心自問？一位不善言談的數學老師說，他四十幾歲的女兒不知文革，二十幾歲的外孫不知文革，“不應該啊！”會開到最後，兩位老學生主動站起來，一位講了自己目睹“八五”打人現場時的想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矯枉必須過正”；另一位說，當年她曾帶頭批鬥班主任，這次會後要登門向老師道歉。

第二天我在電郵中寫下感想：“會場充滿‘正能量’，是我們這個戾氣無處不在的社會久違的。我們能不能做一回‘不可悔改的理想主義者’，‘知其不可而為之’？有意識地提倡在‘正視，求實，反思’基礎上的社會和解。這次曼德拉死了才知道，其實南非並沒有達到種族和解，它只是一個理想目標，但有這個目標和沒這個目標大不一樣。老師們的寬容精神讓我們感到他們在繼續教育我們”。

會上說要給班主任道歉的年近70歲的學生很快就上門拜訪年逾九旬的老師，老人非常高興。

一位沒參會的同學稱讚會上道歉的兩位當年學生負責人：“有勇氣這樣面對歷史的大考”。

另一位女附中學生寫來一封長長的電郵，詳細回顧了八五那天她目睹的批鬥現場，然後寫道，“我們那一代學生從未接受過憲法，人權，民主和自由為何物的教育，習慣於上面說什麼就是什麼。對那麼多人被打倒，挨整，即使有點疑問，也不敢說出來，甚至自己都不敢多思多想……我們一定要讓未經過文革的年輕一代了解文革，決不能讓文革的大悲劇在中國重演”。

鼓勵支持我們的，不但有女附中同學，還有許多別的朋友。一位在重慶的文革資深研究者由衷地高興：“這是新年裡的第一個值得重視的好消息。就是應該這樣。”

四中那位老友發來祝賀：“你們的辛苦付出終於開花結果，為女附中的朋友浮一大白！”在緊接着的一封電郵中又說，希望藉此時機，促進北京其他中學的道歉與反思。他想到的第一所學校是女三中，校長沙坪是繼卞校長之後死得極慘的另一位北京中學校長。正在這個時候，一位女三中教師的兩個女兒主動與我們聯繫，她們的母親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姐姐建議和我們共同建立一個“慰籍網站”，讓新入學的孩子知道自己學校曾經的歷史，也可以在網上為死難者獻花。與此同時，女附中師生在商議可否將8月5號定為“校恥日”，等等。“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很多事情似乎都能做了，也早就該做了！

陳小魯回到北京馬上給宋彬彬打電話，彬彬說，“我很感動！”小魯建議彬彬接受媒體採訪。

其實那天會議一結束，就有媒體人坐着不走，拉住我們採訪，幾個女附中同學你一言我一語說明情況。結果第二天見報時，標題里突出的是“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我1月16號返回美國，發現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美國媒體也對道歉會做了報道，主角也是宋彬彬。

二十幾位女附中老師不見了，三十幾位女附中學生也不見了，一場嚴肅、認真、感人至深、意義重要的會議，就這樣被帶點消費味道地介紹給世人。看來無論中外，人們都愛聽“故事”，主角是不能換的。

當然也有嚴肅的媒體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央視某欄目的兩位朋友，他們帶着錄像機，以個人名義參會。希望有朝一日人們能夠看到會議的全程錄像，就會明白為什麼這兩位見多識廣的資深媒體人，一個一進會場就感到一種令她“震撼”的“氣場”，會議過程中“從頭哭到尾”；另一個在鏡頭裡捕捉到一位女老師面頰上的淚珠，而當聽到一位當過兵的男老師曾專程來給卞校長銅像敬禮時，這個四十幾歲的漢子就“再也扛不住”了，一面錄像一面落淚。

會後這兩位朋友繼續採訪與會女附中師生，深入收集材料，並希望他們所在欄目能夠支持他們做的事。未獲同意。

會後若干天國內外媒體紛至沓來，有的做了很仔細的案頭準備，雖然有些問題提得幼稚，明顯對文革無知，但年輕人願意知道就好，在京的同學們認真地接待了好幾家。

（三）“我覺得當靶子也是貢獻”

這些媒體是頂着壓力來的。很快我們就聽說，上面有精神，“不讓報道”。想起小魯說過，八中開道歉會後，有關部門打了招呼不要報道。同時，宋彬彬再次成了一些人“拍磚”的對象。宋彬彬不是陳小魯，難以繼續接受媒體採訪，但她表示，“我從沒說過退出戰鬥，也沒退縮搖擺。”

針對宋彬彬再次被人抓住不放，重慶的朋友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作為西南地區文革研究者，他提起1968年的一件武鬥血案，因為某人出身不好，就把責任栽到他頭上，後來證明他是無辜的，卻長期無法翻身。這位朋友寫道，“×××是因為出身太‘黑’，宋彬彬則是因為太‘紅’，都成了同樣的政治意識形態需要的替罪羊”。

小魯也寫了一封長信：“我覺得當靶子也是貢獻，不論是支持的批判的，總是看了我的博文吧，總是在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吧？總比一天到晚風花雪月好吧？當然這可能有點阿Q精神。可是你想想，那麼多八九十歲的老師和同學參加你們的會難道不是最值得的嗎？他們對你們的理解和支持難道不是最珍貴的嗎？凡事要從不同角度想想，才能保持內心的強大”，“我們道歉不是為了博得喝彩，是為了直面歷史，拒絕遺忘，寬容和解，你們提的多好呀！中國人缺乏的正是這種精神，你們的道歉會載入歷史……。千萬不要沮喪。氣可鼓，不可泄，鳳凰涅磐，要經受火的考驗！”

幾天之後小魯又來了一封電郵，建議我們認真梳理文革前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看它“如何排斥憲法和法律教育，公民權利和義務”，“實際上到今天為止，仍然忽視這一點，我想你們對此可以寫文章。”

那位四中老友也反覆講“要對17年教育好好反思”。最近女附中同學出了一套百年校慶叢書，裡面包括大量與“17年教育”有關的資料，在一定意義上，女附中人就是在做這件事。

風向變化很快，進入二月份，來自社會（主要是網絡）的負面反應已占上風，用一位朋友話說，“你們（女附中團隊）挨了一頓銅頭皮帶”。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什麼是“銅頭皮帶”。成為靶子的，不光是宋彬彬，而是“女附中團隊”。

老師對我們的支持一如既往。快人快語的J老師讓人捎話：“咱們辦了會，是勝利。別人拍磚要挺住。愛誰誰！心裡無愧。”

一位朋友引莎士比亞劇中台詞：命該我們遇到這樣的時代，讓我們迎頭以對。

除了攻訐和責難，網絡上也有嚴肅認真的質疑，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和答覆的問題。這段時間我想得很多。因為社會占主流的反響和12號會議現場反差太大，我一時難以接受，同時意識到，這次洶湧而來網絡輿論告訴我們，“八五事件”已經成為一件“公共歷史事件”，我們做的事也成為“公共事務”，比八中更引人注目和更具爭議性，用陳小魯在2月初給我們的一份郵件中的話：“越來越覺得女附中文革案例太典型了，48年了仍在爭論發酵”。

大環境對我們不利，我多少有些悲壯感，在給重慶那位朋友的信里說，“在國家不‘接着’的情況下，不承擔最高層責任的情況下，公眾的情緒需要出口”，“我們做了，踩了地雷，有點被炸得血肉模糊、面目皆非”，又說，“但不管怎樣，這件事幫助激活了中國人的文革記憶。”

我想寫一篇回應社會質疑的文章，也算履行我們的“公共責任”。就在這時，小魯和那位四中老友幾乎同時說，你們該寫。小魯為此一連寫了兩封電郵，建議我們“不要囿於八五事件的事實認定和具體責任”，而要“對八五事件的研究拓展開來，從一天到48年，從歷史到現實，從感情到理性，從事實到理論，從局部到全局，從道歉到研究，從表象到內涵”。四中老友說，他是我們的“後援”。在我們身後站着的所有朋友中，小魯和四中老友是對我們最有助益和最堅定的支持者。

我寫文章時，心裡想着他倆的囑託。

在北京的女附中同學與老師保持密切聯繫，策劃出書（《遠去的女附中》）；並幫助《南方周末》一位嚴肅認真的年輕記者寫有關女附中文革的文章。在她們的幫助下，這位記者寫出了高質量的文章；同時，一位文革初期挨整的同學在網上一篇篇地寫她的“文革紀事”，有大量讀者。

我的文章在《記憶》分兩期發表（第112期、113期），題目是《活在今天的歷史---48年後看女附中“八五事件”》，回應了社會上提出的質疑和熱點問題，因為是學歷史的，也對“當代人做當代史”等問題寫了想法。

我當時想得最多的、直到今天還在想的，是在歷史轉型過程中如何處理歷史積怨。我們開會的初衷是希望達到“寬容和解”，但結果似乎事與願違。當時有學者說，中國社會還不具備寬容和解的條件。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我說，“中國社會這個‘型’在往哪轉，沒人知道，也許現在還不是尋求‘轉型正義’的時候”。

但我們不悔。12號會後當晚，我的一位“忘年交”小友來電話，說你們做得好，“這是你們這代人的責任”。我知道，小魯和那麼多朋友支持我們，正是因為“這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也許，當中國社會具備“寬容和解”條件的那一天，人們可以來看看“我們”的故事，裡面或許包含着一些值得借鑑的經驗和教訓。故事的主角有八中人，有女附中人，和許多其他朋友，陳小魯在我們中間，我們曾經共同做過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謹以此文祭奠陳小魯，並向所有的“我們”致以戰友的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