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百年潮》2014年第7期，作者徐梅，原題《馬寅初最後的歲月》。

自1953年起，馬寅初每年都回浙江走訪、調研，有贊有彈，從未停止過逆耳忠言的進諫。他的《新人口論》中關於“控制人口，計劃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對夫婦生兩個孩子。通過人口控制，降低消費，增加積累，擴大生產”的核心構想也是經過3年的實地考察後才提出的。

1955年他在人代會浙江組就人口控製作了發言，“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雖然他們的意見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於善意，故我主動把發言稿收回”。

等待觀點公開的日子裡，他曾對《文匯報》駐京記者說，“最招人生氣的是那麼一種人，他們看風使舵，看着共產黨員反對的多，他也就反對，而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種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產黨要聽他們這些人的話，早晚要上當！”

馬寅初與周恩來私交頗深，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周恩來擔憂他的處境，親自約見他並進行深談，給他做勸導工作。

他在一夜深思之後，把自己的最終決定寫進了《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一文的“附帶聲明”中：“最後我還要對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並道歉意。我在重慶受難的時候，他千方百計來營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參政，也是應他的電召而來。這些都使我感激不盡。如今還牢記在心。但是這次遇到了學術問題，我沒有接受他的真心誠意的勸告，心中萬分不愉快，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希望我這位朋友仍然虛懷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絕檢討視同抗命則幸甚。”

1962年，他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身份到老家嵊縣視察，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指示當地縣委、縣人大：“馬寅初此次出京視察，是為了搜集情況，準備攻擊黨中央、毛主席的炮彈的，你們要事先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一發炮彈也不能讓他搜集去。”浙江省委統戰部也作了指示，“要密切注意馬寅初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作好秘密記錄，於每晚11時用電話向省里匯報。”

余國柱時任嵊縣副縣長，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大家都感到很為難，商量來商量去，由我和統戰部工作人員蔣文儒同志負責全程陪同，我頓時感到擔子沉重。”

馬寅初到浙江後，時任浙江省糧食廳廳長丁友燦“奉命”以同鄉和朋友的身份陪同前往嵊縣，“當晚，為馬老接風，我們幾位副縣長都作陪。席間，馬老悶聲不響，埋頭吃飯。不知是因為長途奔波累了，還是因為馬老感覺到我們心中有鬼，誰也沒有多說一句話。”

馬寅初休息後，余國柱等人趕緊與丁友燦一起商量、研究第二天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布置防範工作。

馬寅初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約見嵊縣城東科技站的技術員楊木水，這位桑蠶養殖輔導員1961年給毛澤東和馬寅初分別投書，提出“恢復農村經濟的頂好辦法是包產到戶，反對辦食堂，反對大鍋飯”。

接待組事先精心組織了人選，準備了一場以“大講農村生產自救大好形勢，批臭‘包產到戶’反動理論”的座談會，通知楊木水參加，但不給他機會發言，並且要讓馬寅初在座談會上“受到一次實實在在的教育”。

沒料到馬寅初把楊木水單獨叫到賓館，“砰”地一聲把接待組關在了門外。

“我和丁廳長、尹秘書面面相覷，一籌莫展。”情急之下，他們叫來一名縣醫院年輕護士，命她以照顧馬寅初身體為由敲門進去，不料剛進去幾分鐘，小護士就被打發出來。

余國柱只得硬着頭皮自己去敲門，賠笑說：“馬先生，是這樣，您的指示很重要，縣委怕有所遺漏，特意派了一位速記秘書來聽候您的調遣。”

馬寅初面露慍色，再次拒絕了接待組變相旁聽的要求。他同楊木水單獨談了3個多小時。10天后，馬寅初因病提前結束調研，余國柱等人帶着忐忑的心情送他離開，經集體研究送了他十斤年糕、五斤榨面、一個豬頭、兩斤板油。

儘管馬寅初後來並沒有拿出什麼“攻擊毛主席的炮彈”，但余國柱等人仍然遭到“階級立場不堅定、匯報材料觀點不鮮明”的批評，楊木水其後被監禁17年，直至1979年4月才出獄。

時年80歲的馬寅初因風寒匆匆離開嵊縣，先到杭州省立浙江醫院就醫，被確診已由重感冒轉為急性肺炎。在杭州治療一個月後，他返回北京，直接住進協和醫院。這場大病使他元氣大傷，愈後雙腿行走不便。3年後，一腿癱瘓，難以行走，90歲時另一條腿也癱瘓了。

1966年8月，北京城裡的動靜變得更大了，紅衛兵四處抄家，馬寅初所住的東總布胡同也未能倖免。與其等紅衛兵來查抄損毀，不如自己動手處理。家人收拾好了需要處理掉的書籍、信件，甚至包括馬寅初先生已經寫完、尚未付梓的近百萬字《農書》書稿。孫子馬思澤負責把它們搬到院內的小鍋爐去燒掉。爐膛的火燒了好久。

有兩件物品在進爐膛之前被馬思澤撈了出來：一是1941年重慶大學師生為被囚禁在貴州的馬寅初慶祝60壽辰，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送來的壽聯，“桃李增華坐帳無鶴，琴書作伴支床有龜”；還有一件是新華社當年祝壽時送的一副紅綢對聯，“不屈不淫征氣性，敢言敢怒見精神”。

燒書的時候，馬寅初躺在竹躺椅上，靜靜地看着家人整理，偶爾有拿不準是否需要處理的書會拿去徵求他的意見，他自始至終沒有說什麼話。

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反動透頂”的馬寅初最後並沒有被劃為“右派”。因為總理的關係，他的待遇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和他住在一起，包括秘書、炊事員、司機等等。

孫子馬思澤至今記得家人從收音機里聽到總理去世噩耗的日子，“那是一個禮拜天，早晨我一打開收音機，聽到周總理病故的消息，我都愣了，不相信這是真的。大家沒敢把這一不幸的消息告訴爺爺。1月10日，我家接到參加‘周總理遺體告別儀式’的通知，這回怎麼也瞞不住了。吃晚飯後，父親把報紙給爺爺看。他什麼話也沒說，報紙輕輕地垂落到地上，他就那麼靜靜地坐了很長時間。我們建議他不要勉為其難去參加告別儀式——他患直腸癌後做了手術，大小便不易控制，大家擔心有什麼意外，影響不好。我爺爺非常堅決地說：‘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

告別儀式當天，為了控制大小便，94歲的馬寅初水米未進。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而他已經很少出門，棉服大衣什麼的都壓箱子底兒了，家人幫他找出來，一層一層地穿上，穿得非常厚，最後簡直是塞進輪椅里的。

馬思澤推着祖父在總理遺體前默哀，“他使勁兒地向前探身子，想鞠躬表示哀悼，我在後面幫他推了三下。參加遺體告別的人員都是繞着遺體走一圈，他堅持要走兩圈。他盡了他的最大努力來表達對總理的敬意。”

“四人幫”被打倒後，95歲的馬寅初高興地在孩子們的陪護下加入了長安街上歡慶勝利的遊行隊伍。他乘坐小車夾在滾滾的人流中緩緩前行，放下四面的車窗玻璃，手持一面小旗不停地搖動，與大家一起分享着喜悅的心情。

1977年8月，他看到《人民日報》刊登的十屆三中全會公報，十分欣喜，讓兒子為他代筆，向黨中央寫信道賀，“我高興鄧副主席又恢復了他的一切職務，有葉副主席、鄧副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出來主持工作，我們的國家必定會興旺發達起來”。

1979年夏，在社會各界的呼籲和陳雲的親自敦促下，為馬寅初平反的工作正式啟動。

當年7月25日，時任統戰部副部長李貴受黨中央委託，登門拜訪98歲的馬寅初。新華社記者楊建業在當年的新聞稿里這樣記錄：會見在馬老的臥室進行。馬老坐在單人沙發上，在座的還有他的夫人和兒女。

李貴副部長說：“今天我受黨的委託通知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以後這兩次對您的批判是錯誤的。實踐證明，您的節制生育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組織上正在為您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希望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過晚年，還希望馬老健康長壽。”

馬老興奮愉快地回答說：“我很高興。20多年前中國人口並不多，現在太多了。要儘快發展生產才行啊！”

1979年9月11日，黨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學黨委《關於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9月中旬，北京大學邀請馬寅初擔任名譽校長。

馬寅初欣然接受，委託兒子馬本初代致答辭：“一樣東西平反過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無論是學術問題還是政治問題，都是這樣。這需要有寬闊的胸懷和巨大的力量。中國共產黨能有這樣大的氣魄、這樣大的力量，實事求是地為曾經批判錯了的人平反，公開地改正自己的錯誤，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過的。這說明中國共產黨是大有希望的……”

1979年11月，《新人口論》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不到一年的時間，競加印至23萬冊。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全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帶頭實行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並倡導晚婚晚育。從此，長達30年的嚴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國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結構和生育率發生了巨大變化。

老衲秘史 2018.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