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岳飛何時知道自己身處險境的

在王俊告密信送往臨安、鎮江之時，岳家軍內的官員王處仁得知此事，告訴了蔣世雄。而蔣世雄則去京城通知給了岳飛。
智浹從京城到鄂州，用了13、4天，蔣世雄進京大約也是這個時間。也就是說，岳飛在9就已經知道了王俊的密告，也就是知道自己將遇不測。這時離被捕至少有半個月，不過這段時間應該已經被監視起來，親信孫革、於鵬等也早被遣離，在家裡什麼也做不了了。

鄧廣銘認為岳飛對案件不知，實在是連大理寺的判決都沒有仔細看。

六， 王貴

岳飛離職後，王貴是權都統制，代理總管，為岳家軍的第一把手。那麼王貴在岳飛一案起了什麼作用？

王貴是否也收到過岳飛的來信？王曾瑜說万俟卨所定的罪名包括“岳飛和岳雲分別寫“諮目”給王貴和張憲，策動他們謀反”，不知道他看得是判決書哪段?

王貴收到信在判決書上隻字未提。如果真象有人所稱王貴燒了信，這本身就是過錯，不會不提到的。

岳飛被免職前，王貴已經被張俊召見，前往鎮江。由於這信的敏感性，需送交本人，萬一失落就是大禍臨頭，岳飛寫信時不能不考慮。王貴收到信的可能性很小

王貴首次得知此事，應該是與王俊9月7日見面時提到的。前軍的副將告其主官謀反，而且有其他將領隨王俊作證，王貴是壓不下去的。於公是不能壓，於私是不敢壓。但他為了慎重，讓王俊回去寫個書面的告狀，第二天狀紙一來，隨即送往朝廷。

隨着案件進展，作證的還有姚政、傅選和龐榮三個統制，後來還為幾段證詞，特意招董先去臨安作證，但沒有任何記錄說明王貴曾經做過證，這段時間王貴應一直在鄂州主持軍務。

王曾瑜說又說“秦檜和張俊費盡心機，也不過在鄂州全軍二三百名武將中，收買了四名敗類。”這有些概念不清。鄂州軍武將多，但統制不過22人，罪狀牽涉的多來自岳飛與高級將領的私下對話，下面的將領根本沒資格介入高層的議事與決策。

七，岳飛招供沒有

一個筆記說岳飛一直不招，後來被獄卒的話驚醒，招供求死。
實際岳飛最後招沒招供，沒有任何可信的記錄。
但有一點，王處仁和蔣世雄的被抓，是誰把他們給供出來的？
其他人都是一串傳着的。
從王俊的供狀能找到張憲和何澤一，張憲能供出何澤一和智浹，智浹能供出孫革、於鵬和岳雲。
孫革、於鵬已經在被朝廷下令離開京城，蔣世雄來通信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在岳飛身旁。蔣世雄又不可能把這樣的事隨便向別人透露。那麼能把蔣世雄和王處仁供出來的，不是岳飛就是岳雲。

若真如那些專家所稱岳雲早早被捕，那麼就只能是岳飛了。所以預帶了事先立場寫文章，往往不知不覺中就被自己打臉。

八，岳飛一案的審理時間

從岳飛被捕到死亡，整個案件用了兩個半月時間，而從王俊密報到朝中，過程總共三個多月。這個時間並非偶然。
從臨安到鄂州大營，朝廷急報需要大約10天時間。
普通快馬兼程，如智浹送書，從8月9日到22日，用了13天。
一般騎馬以單程20天算，加上單程急報10天，京城到武昌來回大約需一個月的時間。
王俊的告首信到了京城，朝廷會馬上調王俊等入京,包括押解澤一。這是一個來回。
王俊等在大理寺的進一步供詞牽涉到更多的案情，朝廷又要去董先到大理寺作證，這又是一個來回。
兩個來回加上中間審訊的時間，正是三個月左右。三個月也足夠拘捕審訊早已離開京城的孫革、於鵬等人。12月底案情已經審理清楚，可以向皇帝匯報了。

V 岳飛之罪分析

判決書中嶽飛之罪：

岳飛——為因探報得金人侵犯淮南，前後一十五次受親札指揮，令策應措置戰事，而坐觀勝負，逗留不進。及因董先、張憲問張俊兵馬怎生的？言道：“都敗了回去也。”便指斥乘輿，及向張憲、董先道：“張家、韓家人馬，你只將一萬人蹉踏了！”及因罷兵權後，又令孫革寫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又令“看訖焚之”，及令張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大兵前來侵犯上流”。自是之後，張憲商議，待反背而據守襄陽，及把截江岸兩頭，盡擄官私舟船。又累次令孫革奏報不實，及制勘虛妄等罪。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臨軍征討，稽期三日者，斬。'及‘指斥乘輿，情理相切要害者，斬'系重罪。其岳飛，合依斬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

看詳：岳飛坐擁重兵，於兩軍未解之間，十五次被受御筆，並遣中使督兵，逗留不進；及於此時輒對張憲、董先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又說與張憲，董先，要蹉踏張俊、韓世忠人馬；及移書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致張憲意待謀反，據守襄陽等處作過。委是情理深重。——《敕》：“罪人情重法輕，奏裁。”

這個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
1. 淮西之戰與15道詔令
首先是“為因探報得金人侵犯淮南，前後一十五次受親札指揮，令策應措置戰事，而坐觀勝負，逗留不進。”
後面還進一步說明：“岳飛坐擁重兵，於兩軍未解之間，十五次被受御筆，並遣中使督兵，逗留不進”
這說的紹興11年淮西戰爭，高宗下令岳飛增援淮西的事。前面說過，岳飛之死與紹興10年戰事沒多大關係，而與紹興11年淮西戰事則關聯甚密。
此次戰役，岳飛接到朝廷15道催促增援的詔令，但岳家軍到戰區外的舒州後，向朝廷匯報無糧，而逗留不進。高宗後來派中使督促，又發詔令岳飛去廬州，岳家軍才向廬州進軍，但終因宋軍在濠州大敗，也撤回舒州。

張憲罪名其中部分“並依隨岳飛虛申‘無糧，進兵不得’”，也是指的此事。
孫革罪行中也有“並節次依隨岳飛申奏朝廷，不實。”，則範圍更廣，也應包括此事。

岳珂後來編造了撤軍12金牌，比着葫蘆畫瓢，創意實際上是從這15道詔書裡來的。所謂不同之處是15道詔書跨度從紹興11年1月到3月，而所謂的12道金牌則是一天之內送達。不客氣的說，宋當時的軍情快遞系統是無法做到一天傳遞12封急信的。即使趙構昏了頭一天發出12金牌，它們也不可能一天到達。紹興11年高宗的15道詔書今天仍能看到，10年的12道金牌則不見史冊，而紹興10年岳飛撤軍前後的詔書卻又都保存着，更何況在岳飛撤軍後的詔書中，高宗仍要求岳飛不要撤軍，牽制金軍，為楊沂中、韓世忠部提供掩護。

紹興11年淮西戰役時，王次翁時任參知政事，他的兒子王伯庠撰《王次翁敘紀》說：“紹興辛酉，虜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上以親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
這段有幾處錯誤，但“上始有誅飛意”這句 -- 高宗趙構開始有殺岳飛之心 -- 應該是有的。

南宋初穩定之後，宋軍有三次軍事重大挫折：陝西富平之敗，淮西軍變，和紹興11年3月的濠梁之禍。紹興11年3月9日，宋軍兩大主力楊沂中的殿前軍和張俊部慘敗，損失數萬。戰報到京城後不久，3月下旬朝廷就招三大將入京，直接原因就是這次敗仗，根本原因則是高宗發現自己已經無法調動岳飛部，朝廷發了15道軍令，並派欽察到岳飛軍中，而岳飛部到了舒州後就假稱前方無糧，消極等待。

之後岳飛被免職，原因之一也是這15道軍令之事。
從“依飛何重”到“待飛何酷”，淮西戰役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淮西戰敗後，任何宋軍北伐的夢想都為之破滅。紹興11年8月金兵再次進兵兩淮時，宋軍只能撤回江南避戰。這也是張俊把韓世忠部撤回鎮江的原因，張俊也在鎮江設立樞密行府，推薦劉子羽為鎮江知府，用劉子羽兩淮清野的策略，進行長江下游一線的防禦。（宋史中有時也是張浚、張俊分不清楚，劉子羽傳談到此事說是張浚，實際上應為張俊）。

但若沒有其它事，岳飛應當能夠善終。高宗雖然因此事要懲治岳飛，但在罷職時，也說了“記功掩過”，““保功臣之終”。

2. 指斥乘輿 – 罵皇帝

及因董先、張憲問張俊兵馬怎生的？言道：“都敗了回去也。”便指斥乘輿，及向張憲、董先道：“張家、韓家人馬，你只將一萬人蹉踏了！”

這段也是說的淮西戰役的事，濠州大敗後，張俊等倉皇撤軍，而這時岳飛仍遠離戰場，所以才需要打探各路兵馬動向。知道張家軍、韓家軍失敗撤退後，岳飛先說了句“國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這句話也就是罪狀中的“指斥乘輿”。另外，審訊中曾有罪名說岳飛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為節度使，但大理寺從鄂州軍中把董先招來作證，而董先說岳飛並沒有和太祖相比，所以這條並沒有出現在最終的罪狀里。

不過董先雖然說沒有與宋太祖相比之事，“官家又不修德”這句話，董先應該是證實了的。而此罪屬於“大不敬”，從唐到宋律法，都有“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狀紙後面的補充說明也有“及於此時輒對張憲、董先指斥乘輿，情理切害”。

3. 罷職後給張憲寫信
及因罷兵權後，又令孫革寫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又令“看訖焚之”，及令張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大兵前來侵犯上流”。自是之後，張憲商議，待反背而據守襄陽，及把截江岸兩頭，盡擄官私舟船。

這條也就是王俊告首狀進一步審訊出的內容，也是此案的關鍵。因為其它罪狀，或者是因此而在大理寺審訊中被挖出來（指斥乘輿等），或者原本已經不再構成致命威脅（淮西逗留）。

4. 奏章失實
又累次令孫革奏報不實，及制勘虛妄等罪

這條應該也包括了淮西戰役的假奏報，並非主罪。此條也說明岳飛的奏章大多出於孫革之手，給張憲的信由孫革主筆也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