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一別天涯遠——小魯周年祭(上)

2018年2月28日，陳小魯與夫人粟惠寧帶着孫子孫女在三亞過完春節，準備第二天返京——3月2日是兒子陳正國的40歲生日。沒想到一場無可挽回的悲劇突然襲來，親朋好友誰也沒想到。大面積的心肌梗死奪去了他的生命。

“小魯走了一周年了，我們想把他的骨灰運到上海，與爸爸媽媽安葬在一起。他走前走後發生了不少事，好在一切塵埃落定。我們在心理上也對他有個交代，讓他終獲安寧。”大哥陳昊蘇平靜的說。“一別天涯遠，至情思念深。”在弟弟走後的一年裡，他將思念寄托在了詩詞裡。

“紅孩子”

1946年7月30日，時為山東野戰軍司令員的陳毅迎來了第三個兒子，他為這個小生命取名為“小魯”——取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之句。“我出生在蘇北，二弟（丹淮）出生在淮南，三弟出生在山東，爸爸媽媽一直想要個女孩兒。而妹妹最晚才來，所以取名姍姍”。陳昊蘇回憶。兄弟三人名字裡包含的蘇、皖、魯三個地點，是陳毅當年的主要戰鬥場所，這或許也是他對自己戎馬生涯的一種紀念吧。

1947年，國共內戰烽煙四起，當時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共產黨部隊控制的山東地區。中共內部決定把一批家屬沿海路轉移到當時蘇聯紅軍控制下的大連。“我們渡海時必須躲過國民黨軍艦的巡邏，上船後，所有人員都躺在床板上，不能走動，也不能講話。可是一歲的小魯還不懂事，那天晚上精神又特別好，不想睡覺。所以特許他可以在船艙內任意行動。那天晚上，我們都躺在昏暗的船艙里，只有小魯跌跌撞撞地穿行在叔叔阿姨中間，他抱抱這個，親親那個，人們臉上都綻放出無聲的微笑”這是陳昊蘇人生最早的一段記憶，當然，陳小魯已完全不記得。

上海解放後，陳毅出任新中國第一任上海市市長。4歲的小魯跟着全家一起搬到了上海，住在興國路的一座小樓。陳小魯回憶說，那時候父親很忙，顧不上管他，頑皮的他早上經常不起床，有時會睡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有一天，父親不知道因為什麼發脾氣，吃中飯時又聽說我還沒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衝上樓，說：“養這孩子有什麼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樓下扔。到時不僅把秘書們都嚇壞了，也真就把我睡懶覺的毛病治好了。後來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現在都保持着這個習慣。

1955年，陳毅一家搬到北京。那時的陳小魯對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背景還懵懂不知，只知道“父親叫陳毅”，但“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因為“父母從不跟我們講什麼職務級別這些事兒”。直到後來，他從報紙上看到父親是外交部部長、副總理。才意識到父親是個“大幹部”。雖然身邊的同學不乏像他一樣出自“大幹部”家庭，但那時的陳小魯更願意到小胡同兒里串悠，和普通家庭的孩子們一起玩。這樣的性格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

陳小魯在2009年接受本刊採訪時，曾詳細地回憶父親陳毅。在他少年時的記憶里，忙碌的父親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情，“他經常跟我們說，幹部子弟不要有優越感，‘一將功成萬骨枯’，不要看我現在的地位，都是多少先烈們打出來。別說我了，跟你們更沒多少關係”。陳毅要求孩子們從小養成勤儉樸素的生活作風，幾個孩子的衣服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魯歲數雖小，可是個子長的快，衣服輪到他穿時，往往不僅破舊，而且很不合身。有一次，小魯用手摸着蓋不住腿肚子的褲子對陳毅的秘書說：“叔叔，我就穿這麼短的衣服過年嗎？”

失序的時代

北京四中是幹部子弟扎堆兒的學校，也許家庭出身的關係，很多學生都對“政治”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學校也出了很多日後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叱咤一時的風雲人物，但那時的小魯並不屬於這其中的一員。學校組織的辯論，當時的他還“只有聽的份兒”。這幫子幹部子弟，在政治上啟蒙了我”，陳小魯說就是在這個時候，他感覺自己突然開了竅，開始關心政治。

1963年，陳小魯進入北京八中上高中。“在此之前，小魯因為肝炎休學了兩年。現在看來，這兩年挺關鍵的，因為他比周圍的同學大了兩歲，相對成熟一些，到了八中之後就成了活躍分子。”陳昊蘇說。轉眼到了1966年，陳小魯上了高三，這群年輕學生選擇投入到“革命”當中。各個學校選舉了“革委會”主任，陳小魯獲得1100多票，差20票就全票。

絕大多數人開始並沒有意識到這僅僅是持續10年的動盪的開始。陳小魯記得，有一次在家吃飯的時候，陳毅先是感慨，“文化革命來勢洶洶啊！”然後問小魯，“你們學校怎麼樣了？”

陳小魯告訴父親學校停課了。陳毅叮囑說：“這個鬥爭很複雜，你們要把握住自己。”又語重心長地說了句：“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問，不要介入進去。你學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說。”陳小魯悟出父親的這番話有點“劃清界限”的味道。“後來我所有的行為，跟父親都沒有關係。我從來沒向他報告過，他也從來沒有問過我這些事情。”

1966年8月，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西糾”）宣告成立。陳小魯後來因為“西糾”而一下子聲名大振。“實際上，小魯並沒有加入紅衛兵。”陳昊蘇說，“他覺得紅衛兵並不是什麼嚴格的組織，隨便什麼人袖標一帶，就加入組織了。”那時候，陳小魯在社會上也招致了不少謠言。妹妹姍姍還記得，在家裡經常接到外地打來的電話，求證“陳小虎”是不是陳毅的兒子。

陳小魯其實還是個孩子。“他穿一身舊衣褲，腳踏懶漢鞋，有時還穿自稱用井岡山的布帶做的草鞋，騎輛破自行車，一笑就露出兩顆虎牙。”陳小魯的摯友何迪回憶。1967年8月的一個周末，小魯來找他，告之王力“八七”講話後外交部的內部鬥爭又發生了一些變化。父親陳毅已做了最壞的打算。為了避免互相牽連，陳毅與張茜告訴小魯先切斷與家裡的聯繫。張茜給了他100塊錢，讓他周末就不要回家了。“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侯門深似海，高處不勝寒。”何迪感慨。

1968年4月，西單商場出現爆炸事件，“炸中南海”的傳言瀰漫於北京城，各種傳言塑造出了一個打砸搶、無惡不作的“陳小虎”，陳小魯身處風口浪尖。妹妹姍姍記得，4月14日晚飯後，她和哥哥小魯準備返校。這時家裡突然接到總理周恩來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總理要見小魯。陳毅夫婦非常緊張，在家裡焦急地等兒子見總理回來。過了一會兒，小魯回家，告知家人，周恩來把陳小魯叫到西花廳的家裡，安排他到瀋陽的一個部隊農場去勞動鍛煉。總理說，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去了之後，不要給家裡寫信，不對外聯繫、不回家探親，也不拍照片。表現好了，還是有前途的。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德中來接小魯。“告別的時候，媽媽忍不住流了眼淚”，氣氛很壓抑。陳毅強忍心頭的情感說：“我18歲離開家去法國勤工儉學，你母親16歲離家參加新四軍。現在你都20歲出頭了，也應該有這樣的決心，出來闖出一片天地。你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永遠不回這個家。”

楊德中的兒子，後來也成為陳小魯39軍戰友的楊海岩回憶：“當時，周恩來指示我父親把小魯送到農場藏起來，還非常具體地指示不要把小魯放在有北京知青的農場裡，要放到部隊農場，先不要穿軍裝。我父親在京西賓館見到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把總理指示報告了陳司令。陳司令當場拍板：沒問題。”就這樣，陳小魯被送到了39軍的盤錦農場。

陳小魯到部隊後壓力很大。他是編制外的，沒有口糧和津貼，開始連軍裝都不發。此後兩年多，陳小魯只能從報紙上看到父親的零星消息。

1971年的五一節，陳毅有了上天安門觀禮的機會，此時的他已患腸癌。在天安門城樓上，他遇到陳錫聯，牽掛兒子的陳毅主動提及：“我兒子在你那裡當兵，三年沒有給家裡寫過信啊！”陳錫聯當即表示回去立即安排小魯探親。

“三年後，小魯第一次回家——那時的家也快破碎了。當時他引用唐詩：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我母親抱着他痛哭。父親很欣慰：‘不錯，你經受住了考驗。’”回憶過去，陳昊蘇也是感慨萬千。周恩來總理再次接見了小魯，表揚他遵守諾言，經受住了考驗。

1972年1月6日，陳毅溘然長逝。陳毅去世後，陳小魯寫下悼詩：“五年忍聽千夫啐，一死何須萬人淚。且喜碧血潤中華，磊落生平應無愧。”後來在趙朴初的建議下，改成了“難得萬人淚”。在一些朋友看來，這是他最好的一首詩。

時代的見證

1975年，陳小魯與粟裕的女兒粟惠寧結婚。此時的陳小魯不僅僅迎來他個人生活的一個轉變，實際上很快就看到了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在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培訓之後，1981年，陳小魯被派到英國任副武官，1985年回國；1986年底，他又被調到當時改革的熱門機關——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任社會局局長。陳昊蘇說，他們都有那個時代的烙印，紀律性很強，雖然是兄弟，但他並不知道弟弟在做些什麼。幾年後，政改辦解散。陳小魯盡心盡力的安排好了同事們的善後。

1992年，陳小魯從軍隊轉業，按當時的規定師職幹部轉業要由國務院軍官轉業安置辦公室安排。但陳小魯萌生了自主擇業的想法。因為還沒有先例，軍轉辦起初不敢貿然答應。陳小魯後來說服了國家人事部的領導，不由軍轉辦安排，由他自主擇業。

“這在當時就等於放棄了鐵飯碗，放棄了公費醫療，放棄了福利分房。”陳小魯的朋友張北英說。陳小魯只拿到了不到一萬元的轉業費。“也許會有人說他爸爸是元帥，他家有房子，真實的情況是，陳毅元帥逝世後沒有給陳家子女留有房子，小魯和小惠結婚後一直住在岳父粟裕家。後來在京郊買了一個農民的小產權房，一個民房小院。”實際上，粟裕夫人楚青去世後，陳小魯與粟惠寧幾年前就已搬離了雨兒胡同。

轉業後的陳小魯先是去了海南投身於亞龍灣的開發，但這段經歷並不是很愉快。1993年夏天，當時在社科院美國所工作的何迪辦了停薪留職，與陳小魯一起下海經商，創辦了“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兩人向朋友借了十萬元，就算開了張。“我租了輛面的，小魯則騎他的破舊自行車，從此，小魯真正徹底告別了體制。”

中間女子為洪晃

在中國市場經濟剛剛開始實行的時候，陳小魯與他所在的“標國”做了很多事：幫助引進外資，協助開設了第一家中外合資的保險公司——中宏保險公司；為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做財務顧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廣深鐵路的上市。“標國”作為顧問公司，其間也經歷了各種不為人知的酸甜苦辣。陳小魯後來直言不諱的說：“有人說我們發財了，我們五六個人，幹了兩年，還要解決難度這麼大的事，就掙了60萬人民幣，發什麼財？”

也許是經歷了太多不足為外人道的磕磕絆絆，陳小魯這樣評價自己走過的路——“我不太適應這個社會”。早在1985年小魯寫給別人的一封信里，他就提道：“我的心太軟，不願意拒絕別人。我不適合當領導，我不可能嚴厲的整別人。”為了一份兒不說違心話的自由而選擇離開體制的陳小魯，不久又脫離了商海。陳小魯從1998年開始了自由自在的週遊世界之旅。

“小魯是最佳的旅伴，不僅隨和，不挑剔、不埋怨，總是開開心心的，而且還時發高見，多有點睛之句。”陳小魯和他的朋友們並不是單純的寄情於大自然的山水之美，每到一個國家，他們都帶着強烈的問題意識，觀察、走訪、交流，並隨時隨地的討論。比如在巴爾幹半島，他們討論前南大一統好，還是分裂成六個小國更好；在伊朗，他們討論穆斯林與現代文明的共融性問題„„

小魯是個理想主義者，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在好友何迪看來，陳小魯生於政治世家，也一生被政治糾纏。對於政治有着特殊的敏感。“小魯並不是引經據典型的，他講的話非常樸實，非常深刻，沒有套話，一看就懂，講在點上。”何迪說，每到關鍵時刻，朋友們都希望聽到小魯的分析與見解，他的分析與見解都會在朋友中流傳。

右一為秦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