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澤榮：毛承認借回馬殺西路軍

西路軍的毀滅的大致原因有三：

第一：馬家軍為防止中央軍插手河西事務，喪失自己的地盤，傾巢出動騎五師，新二軍全部兵力八個旅，若干直屬部隊計25000人，戰馬13000匹；動員省屬各縣民團85000人，戰馬47000匹。軍力是西路軍的六倍，又以來去如風，攻勢迅猛的騎兵為主，在攻守之勢上造成了西路軍致命的威脅。

第二：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不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處境，採取堅決果斷的自救措施，甚至必要時「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孤軍在外開始，就抱定打通新疆國際路線的宗旨，以取得新式裝備，武裝自己再回頭補過的決心臨機制敵，也能擺脫覆沒的命運。但是陳昌浩跟隨張國燾犯了錯誤，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唯中央電令是聽，絲毫不顧及西路軍實際，他的最後決定權斷送了這支部隊。總指揮徐向前雖然提出過正確的意見，但他性格中有懦弱，拘謹的一面（否則，自己在前方指揮打仗，老婆程訓宣被當作反革命在後方被肅反，他也該老虎發威了），遇到反對，便不能堅持，其命運也就和皖南的葉挺一樣，即不能自救，也不能救人，眼睜睜看着自己心血創建的部隊軍旗墜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央軍委今天要西路軍打通新疆國際路線（1936年11月10日，11月13日，12月18日、12月27日電報），明天要西路軍在永昌、涼州、甘州、民勤建立根據地（1936年11月8日，11月19日，1937年1月5日，7日、8日電報），後天又要部隊東移策應河東（1936年11月24日，12月14日，12月24日、1937年1月16日電報），這種以犧牲一支主力部隊為結果，使其疲於奔命，首鼠兩端，進不得，退不成，在敵軍重圍中越陷越深的自相矛盾的電令，才是西路軍敗亡的真正原因。

難道一個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的統帥部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起碼的判斷能力，強要一支孤軍在外的疲憊之師，完成自身實則無法完成的戰略戰役任務，進而把它送上了毀滅的境地？探討這一點實際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想到祁連雪峰，河西黃土那被掩埋的萬名（無名）忠魂，為了告慰他們，我們還是努力揭示歷史的真相吧！

西路軍實際是政治的犧牲品，儘管它擔負了一定的軍事任務，有力地打擊了敵人，牽制了四馬軍力（原為五馬，但此時馬仲英已被蘇聯扣在土庫曼斯坦裏海岸邊，一年之後便遭處決——徐注），保證了河東我軍在陝甘蘇區站穩腳跟。但它的敗亡，並不因為是軍事。它實際是張國燾分分裂主義路線的最後殉葬品。三過草地的紅四方面軍，會寧回師時還有三萬五千餘人，軍力是一方面軍，二方面軍，陝北紅軍的全部還要多。儘管張國燾取消了偽中央，有限度地承認了錯誤，但他仍然是最有實力的部隊的實際執掌者。稍有機會，松潘戰役前的故技將會仍由他上演，中央和毛澤東本人不能不對此有所警惕。

以四方面軍主力分兵西進，可以掩護側翼，牽制中央軍西方和回馬的軍力，保證中央紅軍的安全，又可以成犄角之勢相互呼應。即令西路軍敗北，也大大削弱了張國燾的實力，並藉此可清算張國燾分裂紅軍的罪行，使由獨立山頭發展起來的各支紅軍部隊皆聽命於中央，防止尾大不掉的現象再次發生。這就是那些自相矛盾的電令的由來。

這樣做是殘酷的，但也是必要的。例如，當毛澤東率領一、三軍團脫離張國燾急速北進時，三十軍（原屬紅四方面軍。李先念為政委——徐注）作為草地行軍右路軍（毛澤東為主帥——徐注）的主力部隊，卻不聽命於中央，仍回紅四方面軍建制，足見張國燾對部隊的控制有力。至於五軍（原屬紅一方面軍——徐注），大概不諳政治的董振堂在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卓木碉會議上，不合時宜地對五軍團長征以來的處境發了些牢騷，為張國燾所利用，由此招致了被劃歸西路軍殉葬的命運。事件後，延安批判張國燾時，紅軍大學四方面軍舊將鬧事事件至少也可以反證這一點。

政治是無情的，有悖常理的，我們不想承認這一點，但我們無法迴避歷史的真實。

如今本人已從檔案文獻中找到了毛澤東有意消滅紅西路軍的確鑿證據，說明王若望文和上面引文的質疑完全成立。毛澤東親口對米高揚承認：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貴州省）召開了與「左」傾分子鬥爭的會議。會議的形勢非常不利，因為張國燾帶六萬人的軍隊進攻我們。我們並沒慌亂，結果消滅了他們三萬多人。那時才知道，張國燾是王明的好友，當在莫斯科要求他就這個問題進行解釋的時候，他避而不答。

摘自<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主要問題——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紀要（1949 年2月3日）>，《蘇聯解密檔案選·毛澤東著作》（諸夏懷斯社製作的電子版書，2017） 89頁。電子版書則為摘自沈志華編《俄羅斯解密檔案·中蘇關係（1945-1991）》（北京：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5）第一卷409頁。「被毛消滅」實際上是「被毛借用回馬之力消滅」。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蘇聯和俄羅斯陸續解密了大量歷史檔案，其中包含眾多有關毛澤東的檔案資料，對人們進一步了解這位歷史偉人的思想、言論和活動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中國，從那時起，也翻譯、編纂、出版了不少這方面的圖書，但有關毛澤東的檔案資料卻和其它各種檔案混編在一起，查找、閱讀都十分困難。本書就是把散見於各類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匯編」、「叢書」、「數據」」等圖書刊物中的有關毛澤東的檔案及相關材料，單獨編輯成冊的初步嘗試„„註：凡引自《俄羅斯解密檔案·中蘇關係》的檔案數據，篇末出處所標頁碼均為其在該書中的起始頁。

毛氏聲稱紅四方面軍當時擁兵六萬多人，被他消滅了三萬多人，這與官修黨史一向所說數字「八萬多人」、「兩萬多人」不符。本人估計，紅四方面軍南下川西之前，兵員已從八萬多人降為六萬多人，傷亡、逃亡了二萬人——李德曾揭中央蘇區紅軍逃亡比率為25～30%；西路軍僅有二萬多人，被消滅於甘肅河西走廊；另外數千人，作者認為是指新四軍四支隊高敬亭部，高敬亭乃是張國燾心腹。

據一紅四方面軍後人對我親口披露：西路軍西渡黃河前，中共中央已和回馬達成協議：紅軍只是借道入疆，不作駐留；回馬爽快答應，但做防範。不料紅軍進入甘肅之後，中共中央又令他們就地開闢蘇區。占我地盤，回馬當然不肯就範，你既違約我也違約。

機關原來藏在這裡！

本人認為，劉志丹、賈拓夫、習仲勛應是中央聯絡回馬中介，所以後有劉志丹之死，賈拓夫之囚，習仲勛之貶——害怕他們得勢之後泄露天機。處理高崗原是序曲。光是一部《劉志丹傳》鬧不出這麼大動靜來。天可憐見，習近平總書記可能一直都不知道父親被貶真實原因。

陳昌浩、徐向前當時應當果斷決定改道北上，經寧夏西邊入外蒙，當時寧夏轄區毗連外蒙，不似如今斷開。只要他們做出行將北上入蒙聲明進而姿態，接到信後，回馬就會停戰觀看。

本人在此補充三點：

其一，何長工長征初期任軍委縱隊第二梯隊司令員兼政委。遵義會議後任紅一方面軍九軍團政委，曾與軍團長羅炳輝率部在側翼單獨行動，擔負掩護和配合中央紅軍主力的任務。紅九軍團曾受到張國燾拉攏，這是後來何長工不再被毛澤東重用的重要原因。羅炳輝則早逝於1946年。

其二，1990年代初期，本人曾在北京面訪紅西路軍孑遺方子翼少將，此時他方由我口中得知李特（曾任紅四全軍參謀長）、黃超（曾任紅四政治部主任）早被鄧發秘密處決於烏魯木齊。將軍喃喃：「我們有多少好兄弟被害死了啊！」由此判斷，除了李黃之外，一定還有不少死硬忠於張陳二氏的紅四官兵在陝甘、新疆被秘密處決。

其三，據一位曾作河西走廊游的前某大都會圖書館館長說，所到之處的西路軍紀念館講解員，均知西路軍覆滅原因在於毛氏借刀殺人，而且無不義憤填膺。當時他們還不知道上述「毛氏自供」。

2015年、2017年，上述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諸夏懷斯社業已分別出版了載有此一毛氏自供的檔案文獻集。奇怪的是不知為何大陸學者至今仍未有人注意到這則石破天驚史料，致令本人捷足先登。類似懸案如今到了應可一一解開之時。以往全部官修黨史應被視為半成品，甚或僅為數據庫。本文對於毛朱周張這類同室操戈之舉尚不想做道德評判。

末了作者想問：毛澤東曾借回馬之力滅紅四（全功）、曾借反黨小說之名啞陝紅（實現），周恩來曾借車禍之名殺高清（未遂），事實俱在，那麼，周恩來為何要讓黃作梅「替死」（黃作梅，MBE（Raymond Wong Chok-mui，1916年2月13日－1955年4月11日），筆名黃傲霜、黃中流等，原籍福建世居廣州人，1937年開始參與左派活動。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占領香港。1942年2月，黃作梅被任命為中共領導下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國際小組負責人，負責配合英軍服務團的活動，並營救在香港的盟軍人員。由於其配合英軍作戰有功，1947年獲得英國頒發的MBE勳章。1947年2月，黃作梅受命前往倫敦，以新華通訊社記者身份創建新華社倫敦分社。1949年，黃作梅調回香港，同年10月接替喬冠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55年4月11日，在前往印度尼西亞出席萬隆會議的途中，搭乘的專機克什米爾公主號被中華民國情報機構安裝炸彈炸毀，黃作梅身亡。（中共外交部解密文件顯示，4月9日中共已通知了台灣特務要在飛機上放炸彈的情報。））？

香港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