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路事件中蔣的“鐵骨”

　　目錄：

　　一、中東路事件中蔣的“鐵骨”

　　（一）前言與解釋

　　（二）大背景原因

　　（三）蔣的“錚錚鐵骨”

　　（三）又一次“活該”

　　（四）中俄相爭，日本蠢蠢欲動

　　（五）蔣介石阻撓張與蘇議和

　　（六）蔣不僅頑固，而且出爾反爾

　　二、同江戰役：蔣終釀成了大禍，累人累已

　　三、顧維鈞的回憶：蔣的一石4鳥之計

　　一、中東路事件中蔣的“鐵骨”

　　關於“中東路事件”這件事，首先得客觀承認，兩個關鍵人物蔣介石與張學良的動機是好的，是南京國民政府與東北當局想收回主權的一次主動嘗試，因為南京政府制訂的“革命外交”本身就包含了“恢復關稅自主權、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鐵路利權、內河航行權、沿海貿易權等”共5部分。雖然我在前篇章中揭露過革命外交的“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難看”。但事物都有一分為二，錯誤的方法不能否認良苦的動機。

　　然而這不是本文的重點，本文的研究重點是蔣介石在此次事件中的態度，就像（下）集01中所揭露那樣，蔣對列強的態度一貫是抱着“和平”的態度和做法的，連丹麥、比利時、荷蘭這些當年“搭8國聯軍便車”的彈丸小國，他都能和和氣氣地坐下來談，被耍了也不生氣，可是在中東路事件中，他卻表現異常積極、大膽、堅定，連被斷交甚至引發大戰也在所不顧，這是很耐人尋味的事。

　　試想想一年前的濟南，他統領10萬大軍，被區區6000日軍當着面殺掉1000國人、俘虜1000國軍，但卻相當淡定自若，雖說親日反蘇是他鐵的原則，但畢竟蘇俄也不是好惹的，因此如此判若兩人的蔣，肯定是有蹊蹺的，對不？元芳。

　　（一）前言與解釋

　　關於事件中的張學良，史學界已經有公論，一是東北軍內的士官派親日派的支持；二是張學良自己在事後宣稱的“白俄”，即蘇聯十月革命後仍然活躍在中俄邊境的沙俄殘餘勢力的挑撥離間；三就是蔣介石的慫恿；四就是近年根據孫科《中蘇關係》中指證的“宵小”——原中東鐵路中方理事長呂榮寰，呂想趕走蘇聯理事長以更好的肥私云云。

　　本文不分析前兩種與第四種，為什麼呢？

　　並不是作者有選擇性，而是我相信但凡有點正常辯證思維的人都能理解，作為冒着生命危險衝破日本恐嚇和阻撓歸順到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旗下的張學良，在與一個軍事強國開戰的時候最重視的當然應該是蔣介石中央的意見，何況蔣確實是最支持開戰的人。

　　其次就是要說明，“中東路事件”的肇因是1929年5月27日張學良以“蘇俄意圖使東（三）省赤化”為名而派人查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並扣壓了蘇聯公使引起的，同時，張也以武力收回了鐵路的管理權（注意，是要奪回管理權，而不是廢除中俄合作）。因此肇事方乃中方無疑。但一開始時張學良公開聲明（見下文）也是欲在外交範圍內解決的，所以為篇幅計，本文也不再贅述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前的事了。

　　【補充說明】

　　1929年7月7日，張學良在會見記者時說：“對俄事，凡條約（1924年《奉俄條約》）範圍內已允我之權利，當強硬主張”。（張學良年譜》(上)，第373頁）

　　（二）大背景原因

　　1929年6月，蔣介石、閻錫山、張學良在北平西山進行秘密會議，商議反馮玉祥，這既是蔣介石的軍事編遣會議（裁減兵力）引發的衝突，也是蔣介石在清黨後反共的必然結果。眾所周知，馮玉祥擁兵40萬，又有蘇聯背景，即使和蔣介石曾結成金蘭，但分道揚鑣是遲早的事，就在5月份雙方還發生了軍事衝突，蔣就是趁着反共大勢順利成章地挑唆本來也是反共的張學良去反蘇的。

　　（三）蔣的“錚錚鐵骨”

　　張學良行動完後，蘇聯作出了強硬反擊，一是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交了嚴厲的抗議措詞；二是扣押了蘇境內的華僑以及在東北邊境增加軍力以武力威懾。而蔣對張學良的挑唆早就開始了——6月26日，吉林省外交交涉員鍾毓攜查獲蘇聯駐哈領事館重要文件和東北當局解決中東路問題辦法來到南京，向外交部長王正廷請示下一步處理方法，會商後鍾電復張學良：“已晤王部長，原擬辦法與部意見並不衝突，會商結果，應分執行與交涉兩事。哈當局照原呈辦法，不必與蘇交涉，而按節強制執行。如不服從，撤換局長亦在所不惜。至全案解決簽字應等中央命令。中央將綜核全局，把東路改組及蒙古、新疆問題等一併製成大綱，向蘇交涉。而與東路有關之事，凡屬執行範圍者，酌量情形妥為辦理即可”。（《張學良年譜》(上)，第371頁）

　　王代表的無疑就是蔣介石意見，此後蔣一直保持了這種強硬的態度，在東北軍被蘇聯打得落花流水，並有可能侵占哈爾濱的情況下他仍然堅決不准張學良與蘇聯議和。

　　【7月6日-10日】

　　蔣將張學良召到北平，親授處理機宜，他說到：“對俄事，凡條約範圍內已允我之權利，當強硬主張”，（張學良年譜》(上)，第373頁）。又：“收回中東路權，以防止蘇俄赤化東省。”他並強調，中蘇事實上已經斷交，故不必怕與蘇聯絕交，且以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亦不必擔心中蘇開戰。縱使萬一中蘇開戰，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萬，撥幾百萬元軍費不成問題。”（《張學良傳》，第60頁）

　　如此豪氣，如此鐵骨錚錚，在蔣一生中僅此一次！

　　【7月13日】

　　蘇聯照會南京政府，提出了3個建議：

　　1、立即召集會議處理與中東路有關的一切問題；

　　2、中國方面應立即取消對中東路的一切斷然命令；

　　3、立即釋放一切被拘捕之蘇聯人員，停止一切針對蘇聯人民和蘇聯機關的行動。（1929年7月17日《大公報》）

　　可見，此時的蘇聯還是想通過外交談判解決問題的。但同時，蘇聯給出了中方3日答覆期限，並聲稱：“如不能得到滿意之答覆，將採取其它方式保護蘇聯之合法權利”。

　　【7月14日】《蔣介石日記》

　　“外傳所謂最後通牒，限三日答覆者，今觀其辭句強辯而含恫嚇，余不願與之直接交涉，以非正式答之，力辟其為不正行動與不顧事實耳。”

　　【7月17日】

　　由於南京國民政府與張學良當局均對蘇聯的建議不理不睬，故蘇聯於當天宣布與南京國民政府斷交，召回所有在華的蘇方人員並停止中蘇間的鐵路運輸，同時聲稱：“蘇方將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兩協定中所規定之一切權利”。即1924年由張作霖與沙俄簽訂的《奉俄中東鐵路協定》，也就是必須保留中蘇共管的契約。（1929年7月19日《大公報》第3版）

　　【7月18日】

　　“詳察牒文末句，有蘇俄政府聲明保留一九二四年中俄所訂協定之權利一語，是其意在保守，或不敢用兵，即用兵，余必以全力赴之。而我內政或因此反易解決也”。（《蔣介石日記》之《困勉記》卷12）

　　賡即又電令張學良：“中東路事件赤俄迄無覺悟。銑日向我通告，召還駐在我國之使領人員及中東路俄員，斷絕中俄鐵路交通，並請我國召還在俄使領。赤色帝國主義者充分表現其蠻橫之態度，本無足異。且中俄絕交已非一日，蘇俄至今宣告等於滑稽。況據其國內形勢及國際關係觀察，亦未必遽敢向我宣戰。中央對於此事早經決定方針，務須保我主權，決不受其脅迫。惟中俄接壤綿亙萬里，狡謀侵占不可不防。國際情形複雜，尤須着重應付，免致造成協以謀我之局。尊處準備有素，當不至稍有疏虞”。（《蔣介石致張司令長官電》(1929年7月18日)，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5冊，第19頁。）

　　緊接着，蔣針峰相對地召回中方在蘇聯的所有人員，蔣是否真的如他自己所說：“不惜一戰”及判斷“俄不過是虛言恫嚇”？我們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他繼續着他一生絕無僅有的“錚錚鐵骨”。

　　【7月19日】

　　蘇聯大軍壓境，形勢一觸即發。

　　蔣介石電張學良：“蘇俄決不敢對我國開戰，故應嚴令邊境軍政人員持以十分鎮靜態度。即使其來挑釁，則我軍應集中於預定之防禦線，暫取守勢，不可在邊境與之對抗。”（蔣介石致張漢卿電》(1929年7月19日)，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5冊，第21頁。）

　　繼續鐵骨………..

　　但一直被蔣打足雞血的張學良此時已不再樂觀，他回復蔣介石：“蘇方現調動軍隊，積極籌備，迫近滿洲里、綏芬河等處，確有以武力壓迫情勢，決非局部之事故，非東省獨立所能應付，應請中央預定方策，詳為指示。事機危迫，不容再遲。否則牽動大局，關係重大”。（《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之《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自瀋陽報告蘇聯政府調動軍隊迫近滿洲里、綏芬河等處請中央預定方策電》第22l頁）

　　【7月20日】

　　對張學良的擔憂，蔣介石公開發表《告各省政府各總指揮師旅團長轉全體將士同志書》：“英政府對駐英俄代表之一再搜查，法政府對駐法俄使之強制撤換，蘇俄皆帖然就範，不敢稍抗，今獨敢以最後通牒加於我者，豈非蔑視我國之無人，乃以次殖民地視我國耶?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中正平日所為垂涕而道於邦人君子之前。尤我全黨同志、全體將士所當憬然反者也。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無忿健；舍一致對俄以外，無出路。諸將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誓貫徹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目的，以完成我國民革命最後之職責。此次事件為我國力爭獨立平等之關鍵，非舉國一致，共同禦侮，更無以自存於世界”。（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5冊，第28～31頁）

　　自比大英帝國，既然如此強大，為何對蕞爾小國又低聲下氣？為何對日本時總是聲稱自己是“弱國”？？要是在濟南慘案中有這種態度和決心一半之程度，何至於我6000名同胞慘遭日寇屠戮？？中東路的主權是我們的沒錯，要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也沒錯，但你蔣總司令不是要“矢志統一全國”要“光我中華”嗎？不管統一不統一，難道濟南不屬於中國？濟南人民不是中國人？？

　　接下來看看蔣的所謂：“非舉國一致，共同禦侮”是什麼個玩意。

　　（三）又一次“活該”

　　【7月21日】

　　“此次中國攫奪中東路，美英等均印象不佳，法國亦然。美國國務卿明確表示，正因為世界輿論不贊成中國的做法，故蘇聯的態度已轉強硬。中國此舉不能不令人懷疑是藉口防止俄人宣傳共產，目的是要占領中東路。該國通訊社的報道亦指出，黨國要人演說多含有先占東路，再及其他，以實行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意。此等舉動及言論殊喪友邦同情，各國雖雅不喜蘇俄政府，但此事則不以中國為然”。（《華盛頓伍朝樞致南京外交部電》，國民政府外交部檔，0624．20／5D50．02—田3，1842）

　　就像我在前面篇章中說到的那樣，蔣在1927年的“南京事件”中對列強與日本卑恭屈膝的惡果就是人家已經認定你就是條狗，一旦你吠起來，就要罵你，甚至要打你。何況這次確實是中方先挑事，雖然爭回主權是正義的，但是作為實力弱的一方，突然就動武既魯莽又顯愚蠢。

　　（四）中俄相爭，日本蠢蠢欲動

　　【7月22日】

　　壓力山大的張學良電詢蔣介石：“蘇俄未必遽敢宣戰，惟某方處心積慮在坐收漁利，百般煽惑，證據昭然，不幸引起戰爭牽涉甚大。值此甫告統一，元氣未充，但以有避免紛爭之術，總以避免為宜。”（《張學良致蔣介石電》，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5冊．第44頁）

　　張學良說的“某方”無疑是東北的大豺狼——日本。對此擔憂與危機，蔣完全無視：“中東路問題不惟中國力避戰端，俄亦無此能力。頃得德電，俄官報載，蘇聯人民不特不主戰，且極力反對戰事。中東鐵路地位本無保持之可能，雲其交通總長宣言，除非中國侵入俄境，決不輸送一兵等語。據此可知蘇俄之態度矣”。（《蔣介石對張學良電報的批示》，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5冊，第44頁）

　　蔣竟然認為除非中國入侵蘇聯，否則蘇聯決不會出兵！

　　這已經不是神馬判斷！純粹是扯淡！簡直是天荒夜談！

　　同日，與蘇接洽的中方外交官蔣作賓電告蔣：“蘇俄正求直接談判而不可得”——顯然，蘇聯並不是怕中國，而是擔心日本漁翁得利。蔣對此則：“國人惟好猜測而慌張，至於鎮靜與秘密乃外交與軍事之要素者，則絕無也”。（《蔣介石日記》之《困勉記》卷12）

　　（五）蔣介石阻撓張與蘇議和

　　【7月26日】

　　此間，原本就反對強硬收回中東鐵路的東北軍老將、吉林省主席張作相說服張學良與蘇聯接洽，並擬定恢復至1924年《奉俄協定》的大概解決辦法，聯名電詢蔣介石請示可否。對此，蔣說到：“蘇俄離間我中央與地方之感情，張作相不察，競提條件，恢復甦俄之權利，而張學良既恐蘇俄開釁，又畏日本乘機議和，惟恐不及，毫不知權衡輕重利害，以致搖動中央方針。嗚呼”！（《蔣介石日記》之《困勉記》卷12）

　　此時，蘇軍早就和東北軍打起來了，只不過沒有發生大規模戰役而已。雖然蘇軍每次都是飛機大炮炸完打完就撤退，但東北軍卻從來都不堪一擊。

　　（六）蔣不僅頑固，而且出爾反爾

　　關於蔣的“鐵骨錚錚”就描述到7月底為止。總而言之，蔣的阻撓與他睜眼說瞎話的：“蘇聯不過是虛言恫嚇”的主張最終迫使張學良放棄了與蘇議和，錯過了回復戰前狀態的最佳時機。在蔣的頑固堅持下，張學良與蘇聯只能繼續打打停停，雖然此間蔣也曾經有過多次的外交談判，如讓德國幫忙調停的嘗試，但他不僅毫不讓步，而且還“變本加厲”——1929年8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駐日公使汪榮寶電告蔣介石，謂：“日本幣原外相和法國駐日大使對解決中東路問題的提議，二人均明確提出，1924年中蘇間的協定兩國政府均未宣告無效，因此蘇方提出由其另派正副局長實屬依照協定辦理，中方不應拒絕。”（《汪榮寶致南京外交部電》，國民政府外交部檔·中東路事件，0620．20／505002—03，1926、1932）

　　對此，蔣介石指示外交部回應日方：“自中俄協定成立，政府始終極願遵行，惟以俄方一再延宕，遂至一切問題迄今毫無解決。該協定早已名存實亡”。（《外交部致汪榮寶電》，國民政府外交部檔·中東路事件，0620·20/505002——03，1924——1926。）

　　這等於要直接廢除1924年的《奉俄協定》。就是不講理了，再怎麼維護主權也罷，自事件以來，國民政府本來就一直只是宣稱俄方不遵守《奉俄協定》，所以中方要收回中方主管鐵路的權利而已，從未要求過要廢除合作的權利。蔣介石喪失理智的頑固讓他的支持者都看不下去：

　　【閻錫山】

　　“我國當民力疲敝之餘，而又有第三者日思乘機漁利，對交涉上似不宜以勇往直前之態度處之”。（《閻錫山致何成浚電》(1929年8月21日)，閻檔·中東路事件案，2185。）

　　【何成浚】

　　“東路收回自管，在勢恐不可能。即俄能，相信日本以種種關係決不任我獨有。且俄對我確無必戰決心，為今計，似宜外示堅強，內則速由外交方面秘密進行，以求得一相當解決為妥”。（《何成浚致蔣介石電》(1929年8月21日)，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5冊，第95頁）

　　連蔣的親信都表示反對，且對日本關東軍的蠢蠢欲動深感憂慮，作為最了解日本的蔣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呢？因此，自以為對蔣公是“真愛”的筆者表示已經看不懂他了……此時的張學良真是叫苦迭天：“中日韓俄之共產，分布東北各省，一旦有機會可乘，勢必到處爆發，不易遏止，此防不勝防者二”。（張學良年譜》(上)，第386頁）。又請示蔣：“中央速決辦法，從速進行，以期早日解決，而免第三者漁利”。（《張學良致蔣介石電》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5冊，第85頁）。

可見，日本此時若擾亂東北或侵略東北某方面主權，顯然不在蔣的考慮之內。

　　二、同江戰役：蔣終釀成了大禍，累人累已

　　7月12日，徹底放棄談判的蘇聯最終發動了同江戰役，出動飛機25架、軍艦10艘、機關炮車40餘輛，後又增派騎兵約800餘名、步兵3000餘，向同江東北守軍發動大規模進攻。東北海軍江防艦隊頑強抵抗後幾近全軍覆沒，江平、江安、江泰、利捷、東乙等5艦被擊沉，利綏艦受重傷逃回富錦。同時團以下軍官17人被打死，士兵傷亡約700餘。不久後，蘇軍再次出兵占領半個富錦，隨後又攻陷海拉爾，至11月底張學良在忍無可忍下宣布接受停戰，最終被迫屈辱地與蘇聯簽定了《伯力協定》，四個月以來，東北軍總共傷亡2000餘人，被俘7000餘人，黑瞎子島從此被蘇聯強行占據，直到75年後才收回，而且只有一半。

　　至於《伯力協定》蔣公可是自死都沒有承認過，你說，他怎麼對蘇聯就這麼牛X轟轟呢？而對日本則“決取不抵抗主義”又“為和平計”呢？

　　還有，整個事件中，說好的“10萬大軍”和“幾百萬（不成問題）軍費”以及“舉國與戰”哪去了呢？

　　三、顧維鈞的回憶：蔣挑起事件實為一石4鳥之計

　　“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帥誘入圈套，因為少帥妄自尊大，又無充分外交經驗，吳鐵城，張群，甚至李石曾（筆者註：3個都是蔣的人）可能設法使他陷入對俄的困境，使之必須倚賴南京，這樣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第151頁）

　　顯然，結合開頭的“倒馮運動”，唆使張學良發起“中東路事件”仍然是蔣反共大業的一部分，一為打擊有“赤色”背景的馮玉祥；二為控制東北；三為借他人之手打擊蘇聯——沒錯，是新生的蘇聯。眾生周知，蘇聯（蘇俄）自從建國開始就受到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排斥和挑戰，特別是日本對它比以前的沙俄還更加敵視。基於第三點，因此，第四則是：向列強表“忠心”。

　　所以可以這麼說，若說蔣在“濟南慘案”中的屈忍除了對日本示好外還有那麼一點“謀略”的話。那麼，他發起“中東路事件”則無疑是赤裸裸地對西方列強與日本的一次真正的投名狀。

　　這次投名狀最慘痛的代價就是極大地刺激了一個惡魔的欲望——石原菀爾，“九一八事變”的最關鍵人物，美國人稱他為滿洲國真正的締造者（《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美，約翰·亨特.博伊），“中東路事件”中如烏合之眾的東北軍、以及南京與東北的貌合神離，使在旁觀察的他認定東北唾手可得——“我不用拔劍，只用竹刀就可以嚇退張學良”。唉……慢着！！！那位可能會說：“投向西方與日本縱然不對，但與蘇聯爭主權、反蘇也是沒錯的啊，因為畢竟蘇聯也是‘列強’啊”！

　　別急，對於東北與西方和日本，當時的蘇聯還真算不上“列強”，雙方間有根本性質的不同，請看下回分解——《20~30年代的東北：姓紅還是姓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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