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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傳統十論》: 中國的國家本位和儒表法里
送交者: 思蘆 2022年02月11日11:15:0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讀書札記:秦暉《傳統十論》

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秦暉的《傳統十論》結集了十篇文章,重點討論儒、法、西(學)之爭。儒家代表宗族小共同體本位,法家代表大共同體本位,而西學代表個人本位。秦暉說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以儒家為表,以法家為里。兩千年的社會結構都是大共同體(國家、皇權)本位。有不少論點引人思考,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傳統十論.jpg

中國兩千年(除魏晉部分時期外)的文化與制度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性質,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實。表面上承認多元共同體權威(皇權、族權、父權、紳權等)而實際上獨尊一元化的大共同體;講的是性善論,信的是性惡論;口頭的倫理中心主義實際的權力中心主義;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實質上是儒的吏化。在社會組織上,則是表面上崇尚大家族而實際效果類似“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實際的法家傳統一直存在,由漢到清的統治精神仍然是大共同體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體本位、更不是個人本位的。一直存在着法家制度文化與儒家典籍之間的明顯緊張。在這種矛盾下,人們說的是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這種狀況的第一個後果是造成傳統國人的人格分裂或雙重人格。有權者自己真正相信的是“法、術、勢”,而要別人相信仁義道德。

現代化是以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為表徵的個性化過程。近代自由主義的一個根本理念,是專制的本質在於對個人權利的剝奪或對個性自由的壓迫,任何專制歸根結底都是共同體對個人的專制。傳統社會的大共同體反現代化機制,不僅抑制個性,而且抑制小共同體,不僅壓抑着市場導向的個人進取精神,而且壓抑了市場導向的集體進取精神。

五四時代人們對皇權專制的批判不亞於對宗族桎梏。然而這種批判只是把傳統專制當做皇帝的家天下來反,而缺乏對大共同體扼殺公民個人權利(也扼殺小共同體權利)的批判。似乎只要不是一姓之國而是人民之國,就有理由侵犯乃至剝奪公民個人自由。似乎皇帝專制是惡,而人民專制卻是善。換言之,五四式的民主理念固然是既針對父權專制也針對皇權專制,但五四式的自由理念卻只針對家族的整體主義,不針對“民族”、“國家”、“人民”的整體主義。對家族可以講自由,對民族卻不能講自由,不能為家族利益而嫁人,但卻應當為“人民利益”而嫁人,反對代表家族利益的家長包辦婚姻但卻接受代表“人民”利益的“組織上”包辦婚姻,是當時並不罕見的現象。

歷史上但凡小共同體(宗族,村社,采邑等)發達的社會,共同體內部矛盾極少能擴展成社會爆炸,在小共同體活躍的近代歐洲,農民與他們的領主發生的衝突如果在小共同體內不能調解,也只會出現要求國家權力出面調解的現象而不是推翻國家權力(王權)的現象。像英國的Wat Tyler之變、法國的Jacques之變這些“農民起義”實際上都不過是向國王進行武裝請願而已。

傳統文化的主體結構與其說是“儒道互補”,不如說是尊儒表象下的法、道互補更確切。其特徵是:以追求專制權力為中心,在強權之下唱高調,說假話。強權不及之處,則痞風大盛,道德失范,幾成叢林狀態。

科舉制是“儒表法里”的一大制度創新。雖然考試的內容有明顯儒家色彩,其實這一制度本身應當說是法家傳統的體現。科場的嚴密防範以人性惡為前提,八股程式與其說是道德考試不如說是智力測驗。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不是天下賢良!)入吾彀中”,更說明這一制度的目的,在於大一統國家通過“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一以度量斷之”的法家原則把能人(而非賢人)壟斷於掌握之中。儒家貴族政治被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場角逐,無疑是極權國家權威對宗法權威、和法術勢占優勢的結果。近年來以科舉制類比現代文官制度之風甚盛,其實貴族政治傳統欠缺下的科舉制在大共同體本位下是偽現代性的。

正是由於在對宗法禮教發動激進抨擊的同時並未對儒表法里的傳統作認真的清理,個性解放的新文化在反對宗族主義的旗號下走向了國家主義——後來在文革中發動的“批儒崇法”、反孔揚秦(始皇)運動實際上是把這一傾向推到了極端。

“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以申韓之術待下,以老莊之道待上,以申韓之權求治,以莊周之滑處亂。在上者指鹿為馬,在下者難得糊塗。強者對弱者“無為”可以理解為寬容,弱者對強者“無為”就淪於苟且。權力對權利“無為”意味着自由,而權利對權力“無為”則意味着奴役。 民本派儒家的價值本質上是“從道不從君”,以道德抗衡強權,這與現代憲政民主以權利抗衡權力的本質確有不同。民本派儒家社會本質上是以小共同體自治抗衡大共同體本位,這與現代自由民主以個人本位抗衡共同體本位也確有區別。從道不從君雖然可以支持反抗昏君暴君,但以道德排斥權利可能導致道德專政。張揚小共同體固然會給社會帶來某種多元性,但依然以身份而不是以契約為基礎的傳統小共同體過分擴張,雖然可能瓦解君權,卻未必能培植民權。

公民與王權的聯盟既有可能使公民利用王權戰勝領主而走向現代化,但也有可能使王權利用公民戰勝領主,而出現傳統中央集權專制帝國。如16世紀的西班牙就是如此。在那裡王權的勝利和領主的沒落並沒有在采邑制的廢墟上生成公民社會的基礎結構,因而公民也就不可能在此後依託這種結構戰勝王權。結果,查理五世與腓力二世的集權帝國雖然一度稱雄於世,卻演變為一個極端保守的老大帝國,並使西班牙長期成為歐洲病夫與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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