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昨夜风（二）

礼平、王斌

《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续）

关于北京四中

王斌：听说四中干部子弟很多，在京城赫赫有名。四中真如江湖上所传说的是一个干部子弟学校么？

礼平：不是。北京有几所干部子弟学校，象十一、八一、育英、育才，还有一零一，等等，都是战争年代从根据地迁进城的。人民大学原来也是干部子弟学校，叫陕北公学。

一零一学校的名字是郭沫若起的，意思是希望学生们都能考一百零一分。但四中不是。四中的前身是清朝的京师第四学堂。第一学堂就是北大，都是戊戌变法时创立的。这个学校甚至可以说是干部子弟学校的对立物。北京的干部子弟学校在文革前就全都撤销了，划归地方。但它们的学生成份要数年后才能逐渐改变过来。我初中上的是八一学校。这个学校属北京军区，学生基本上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但它没有高中。否则我也不会上四中，我肯定还会在八一继续上下去。

王斌：关于八一学校是有种种传闻，我那时虽年龄尚小，而且不在京城，但我在南方上的那所小学就是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学生们平时爱比较谁谁的父母官大，并以此为傲，你们那所学校是这样的吗？

礼平：是这样。1955年评衔以后的一长段时间里，整个学校的孩子们叽叽喳喳成天就是说这件事，我们简直可以说是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比爸爸”运动。那时我们的洋相挺多的。

王斌：唔，基本一样，只是我们之间差了一个年龄段而已。

礼平：一个德行。但我不和人家比爸爸，我和他们“比妈妈”。

王斌：这倒新鲜！

礼平：哪里，是因为我爸爸的官不够大啊！最初我们也搞不大懂那些复杂的军衔序列，但后来便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拌嘴，那个同学说：“我爸爸是少将，你爸爸不是！”我就说：“我妈妈是大尉，你妈妈不是！”他就矮了。

过了些日子，他大概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又对我说：“大尉是个小官。”我立刻说：“那你妈妈也不是！”他就又矮了。那时我伶牙利齿，嘴挺厉害的。

那可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性格。但那时的我们，干部子弟中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却的的确确就是这样一些婆婆妈妈的无聊儿童。

王斌：那时你多大？

礼平：1955年评衔时我才八岁。这些把戏我们折腾了好久，几乎一直到上了初中，才知道这没什么意思。主要是八一学校的孩子中发生了一些出乖露丑的事。因为爸爸妈妈们评了衔，穿上了漂亮的制服，我们这些将校子弟对于地方干部的子弟便生出了一种集体性的优越感，结果很快闹出了一些事件。其中还有一个“天大”的笑话。

王斌：是什么笑话？

礼平：我们把毛主席给比下去了。

那时我们这些混小子整天聚在一起，互相攀比：你爸爸是个什么将？这就很让一些爸爸不是将军的孩子们噤若寒蝉。这种风气很快形成了一种歧视。这种歧视后来整个社会也都感受到了，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人们对干部子弟的反感主要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实在是一种很坏的风气。

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就问李敏，你爸爸究竟是干什么的，也来上我们八一学校？

李敏只好说她的爸爸是国家主席。那个同学就露出很鄙夷的神情说：国家主席是毛主席，你爸爸是个屁！这使李敏很受伤。后来因为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到了不像话的地步，学校和部队加强了教育，我们才有所收敛。但有些孩子的这个毛病终生都没有改过来。这就是一些很没出息的人了。

说到这里我又想说说我们的干部制度了。那个时期，我们的高级将领们真的是挺顾全大局，挺服从组织的。这些将军们长期征战，没机会结婚。他们建立家庭的高潮是在抗战时期，大多是在农村根据地找的对象，很多就是妇救会的干部。

建国后，这些来自农村的女同志因为资历浅，文化低，差不多都被精简，成了家庭妇女，个别人重新工作，也只是些幼儿园长、小买部主任之类的职务。能够留任的女干部和女军官，主要是参加革命的城市女学生，我母亲就属于此类。我小的时候住在军队大院，我父亲是大校，但因为是双职工，家里的生活景况比有些少将还要好一些。有些将军家里除了有专车，有警卫员，还有一个单独的小院子，也就是北京人常说的“独院”，家里真的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挺困难的。对此我可以给你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你们福州军区的老司令员叶飞上将，够有地位的吧？他是华侨。建国后，他的姐姐在马来西亚做生意破了产，写信向他借几百块人民币解急，他都拿不出来。这叫什么优越？

干部子弟的优越感，特别是物质生活上的优越感，有很大一部分是虚张声势吹出来的。却造成很大的社会反应。我真替他们感到不值。

王斌：干部子弟的生活比普通人家还是要好很多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人们才会认为他们有特权。

礼平：这当然是事实，但没到人们以为的那个程度。这么说吧，至少在我自己的体会中，我们也有很可怜的一面。吹嘘和炫耀总是对贫乏与缺欠的掩饰，这是心理学上的通例。干部子弟也是这样。弗洛伊德对作家这个职业就曾经做过类似的分析，他说作家的创作动机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起源于自卑感„„《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就充斥着这种自卑感。我在小说中面对着那么多高不可攀的人物，我能不自卑么？其实自卑是一种很伟大的感情，有了自卑感你才有崇敬，才能知道什么是崇高，然后你才会有真正的自豪。好像有材料说海明威就是很自卑的，他那个革命加铁汉的形象一多半是装出来的。

王斌：海明威是这样的，但我以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无自卑者，一个作家的内心敏感，一定是来自于他的脆弱和自卑，而作品的诞生是为了摆脱和印证自己强大的必要手段，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告诉自己，你是有尊严的，而自卑便在这种不断地的创作过程中得以淡隐，但它始终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创作一旦面临枯竭，强大的一直隐而不显的自卑会再一次无情地吞没创作者，海明威的自杀恐与此有关。但自卑能成就伟大，我是同意的。

礼平：所以有时我常觉得北京人很可怜，他们心中太缺乏这种伟大的感情了。你到北京的街上去听一听吧，任何一个出租车的司机都可以对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评头论足，好像把世界上所有的头头脑脑加起来也比不上他这个开车的。他们什么也看不上，也就无法享受那种最令人愉快的感觉：满足感。所以他们很可怜。干部子弟就比北京人聪明，他们放大自己的那点东西给自己和别人看，我曾经就是这么干的。但后来我就不了。

王斌：那就说说你的自卑感吧。我们不妨分享一下你的这份伟大的情感。

礼平：那好啊，你也许可以看到南珊最早的来源呢。我上小学的时候住在东城一个大院里，每年暑假我们都要步行去朝阳区的工人体育场游泳，我们的路线是由东单穿过东总布胡同和一系列的小巷，抄近路出东直门，然后再一直走到东郊的体育场。

有一次我们大院的几个小伙伴穿着破裤衩，光着脊梁，踢拉着破布鞋，还扛着个破轮胎，正踢拉踢拉地沿着一道高墙走，前面一座小侧门打开，两个女孩手拉手走出来，就那么在我们的前面那么静静的走着，很亲热，很文静的样子。我们就都不说话了。刚才还兴高采烈的聊着。为什么呢？自惭形秽呗！人家真的是衣着鲜丽啊。我们就从没有这样过，老是破衣拉撒的。那道高墙现在还在，你知道那是哪里吗？是中国美术出版社的宿舍。倒不是人家穿得多好，我们穿的多破。那时我们很以穿破衣服自豪。但我们就是从来也没有这么“涵养”过。那是一种说不上的感觉，反正就是觉得人家比我们“内里”强。

那时我大概上四五年级，好像还说不上什么“启蒙”吧，但却能感觉得出她们属于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一眼看上去就比我们的世界有意思多了。

王斌：你们拥有的物质的东西多一些，她们拥有的文化的东西多一些。

礼平：好像也不能这样讲。文化的东西就不是物质么？文化和物质是不能分的。比方说钢琴，是文化的东西呢？还是物质的东西？我看首先是物质的东西。

王斌：这就涉及到关于物质这一概念的界定问题。

礼平：我为什么要说到钢琴？这个东西曾经是中国人的梦，早年我们看外国电影，哪一部里没有钢琴？哪一架钢琴不让人心旷神怡？

所以中国人刚刚有了一点钱，首先买的就是这个。那叫一个趋之若鹜！

但我们的将军们家里就没有这个。一是买不起，根本就买不起。二是玩不动，没那个情致。可是那时全中国都没有钢琴么？才不是呢，北京就多着呢。

这就又要讲起我小时候的一个奇遇了。与钢琴和艺术有关。

我上小学时，我们家住在东堂子胡同的甲一号。有一次有一封信被错投到了西堂子胡同的甲一号。这里是中国音协的宿舍。住的是谁呢？

乔羽和刘炽。他们就是“一条大河”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作者，全国著名的音乐家。刘炽小时候在西安流浪，是个民间小吹鼓手。我母亲去延安时与他同路，算是他参加革命后结识的第一个大姐。他到延安后师从冼星海，成了著名的少年音乐家，《西行漫记》就有一章讲的是他。那时他们还经常来往，但离开延安后就失去了联系。这封错信使刘炽兴奋不已，凭着它找到了我们，于是我就有了第一次接触“另一个世界”中的人的机会。

我第一次去刘炽家就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了。那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般的地方。小院里种着花，那时的北京可不是所有的院子里都种花的。客厅里是油亮的红地板，那时的北京也不是所有的客厅里都有红地板。屋角就是一架钢琴。刘炽的夫人柳春是很有名的舞蹈家，他们家的钢琴响起来的时候，那个情景绝对是只有外国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刘炽还有一座带镜子的大玻璃柜，里面摆满他们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纪念品和小玩意儿，还有一个茶几，大玻璃面下放着一个精致的木盒子，里面装着一副牙雕的国际象棋。

你看我至今说起来还是这样的津津乐道。可是我们这些将校之家有什么呢？我们的房子是千篇一律的营房，家具是千篇一律的营具。这些东西无所不在地体现着父辈们的级别，但除此而外，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可以体现和表达我们的个性和情性的东西。这就没有可比性了。

刘炽当时有两个女孩儿，一个叫燕燕，一个叫云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还有一个儿子叫欣欣，穿着带背带的西装短裤，更是洋气极了。所以我弟弟第一次去就和他打了一架，除了淘气，孩子的嫉妒与排斥也是很单纯和很直接的吧。我不知道别的干部子弟怎么样，反正至少在我的心中，对艺术和艺术化的生活的向往，就是从这时产生的。那最初时绝对就是一种自卑感，这种在美好事物面前产生的自惭形秽的感觉很可能影响了我的一生。

而在干部子弟中，不管别人的爸爸官有多大，我也是绝对不可能产生这么深刻的自卑感的。

王斌：我们真的聊得有些远了。现在可以讲讲你的四中了。

礼平：这就要讲到八一学校和四中的区别了。

这似乎也没有可比性，四中多牛啊！号称天下第一中。

八一学校现在只是一个三流中学。但老实讲，就教学方面讲，四中的资源并不比八一强多少，也不比其他的学校强多少。四中的老师也一直都在告诉我们，四中无论在教师配备上还是在教学设置上都并无特别之处，它其实就是被高质量的生源捧起来的。

八一学校是一个子弟学校，它有规定的生源，它必须完成对这些学生的教育，完全没有选择性，这就决定了它的教学质量只可能是一般化的。我在八一学校时算是一个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教学真的是太特别了。考到这里的学生一个个全都聪明得小妖精似的，老师讲课根本就不用费劲，所以课本中的内容往往讲得很简略，高兴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哪里见过这个？

于是第一个学期就跟不上了。第一学期我是团支书，班长是曲明光。第二学期曲明光离任，我调为班长，王来强作了团支书，就是因为曲明光的成绩不行了。其实这时我的成绩更不行，但田佣老师似乎很看重我那个爱整事的劲头，暂时还舍不得罢免我，但我相信，到了高二，就是他不罢免我，我也得自己请辞了。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根本就顾不过来班上的工作了。这时发生了文化革命。所以我的真正学历其实就是高一。

那时，班上的同学真的是给了我不小的压力。当时班上成绩最好的都不是班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最拔尖的似乎是李大成和季如迅，李大成不爱说话，平时不哼不哈，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每到测验和考试必定是满分。季如迅则是一个大活宝，整天嘻嘻哈哈，尽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再有就是朱之鑫了，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发改委副主任。这个人做事极有章法，是一个风格很洗练的人。他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后来校友聚会时我还和他提起过，他也是早就忘得一干二净的了。

那是一次化学试验，我们配制一种叫乐果的农药，这是一件很细心的活儿，要用滴定管滴得非常均匀才能完全溶解，稍有差错就会形成沉淀，最后好像全班只有三四个人做了出来。当时老师举起朱之鑫的试管对大家说：“多漂亮，香槟酒一般！”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香槟酒的颜色。那时谁见过香槟酒啊？电影上有，但那时的电影大多没有颜色。我自信是一个很会动手的人，但那天我的试管中却是一片浓雾，这真让我丧气透了。另外班上还有一些知识型的同学也是我在八一学校从没见过的。

有个曹一凡最有意思，他嘴里永远都就讲出一些知识含量极高的笑话，在我的眼中，那个家伙简直就是一个狡猾的教授，他的有些笑话，答案得到大学的课本里去找。文革中，他就告诉过我一个对联，叫做“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是“又圆又滑”。那是他从大学的大字报上看来的。而所有这些情况都使我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就没法比。我还怎么当班干部呢？这纯粹是一个天分问题，而不是一个努力问题。我知道我完全不能超过他们。但也就是在这里，我看出了四中的毛病，一个大毛病。

王斌：是什么呢？

礼平：就是竞争。应试教育的本义就是竞争，优胜劣汰，天经地义，但我在八一学校时可不是这么干的。

那时在共产党的干部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感到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是如此的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谁“接班”呢？这就是在60年代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那个“接班人”问题。

现在的孩子们不是还在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么？这个歌就是那时唱起来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好让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可以“接班”，八一学校就想了一个办法，组织同学互相帮助，让优秀生带动落后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像在战场上抢救负伤的战友一样抢救学习落后的同学”。

我记得这个口号好像是团工委的文燕老师提出来的。文燕老师原来也是一个女军人，好像是个文化干事，所以她提出的口号也这样富有战斗性。结果这个口号将同学们的学习热潮一下子就掀动起来了。那年八一中学几乎全数考上了高中，并且大比例地考进了重点高中，就是这个运动的成果。但很多同学在考进重点高中后也都感觉到了不适应和巨大的压力，我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但这个办法显然是很有效的。

我在八一时的帮助对象叫吴笑平，是个空军的子弟，这个家伙对飞机设计迷恋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他的几何题做得乱七八糟，飞机图纸却画得纤毫不差。其实他那时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数学能力，但就是心猿意马，心不在焉，我便用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来对待他，见到他画图纸就抢过来撕得粉碎，那也是很军事化的。最后他勉强考上了高中。

但你知道这个吴呆子后来考上了什么大学吗？是清华大学。所以那时我已经在动心思了。班上除了我，还有一些人的学习也跟不上，我就准备在卸任班长后和他们组织一个学习小组之类的东西，一起干，说不定还能和朱之鑫和李大成他们那些高材生们一较高下。

这差不多也就是共产党当年组织贫雇农成立互助组和合作社之类的那个路数，我就想用到学习上来。我至今都相信，要不是发生了文化革命，我在当时的四中真的说不定会搞出些什么名堂来。我的那个路数，应该说在各个方面都会是很对老师，学校和同学们的心思的，对教学和教改也都很有利。但文革一来，一切事情就都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起来了。

王斌：好像我们又扯远了。我最初问的是什么来着？对了，是四中是一个干部子弟学校么？你已经说不是了。那这个学校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呢？它又是怎么影响你的？

礼平：不是它影响了我，是我很可能会影响它。四中的教育对我没什么影响。是那里的同学影响了我。对了，你关心的是四中的构成。四中是有很多的干部子弟，但严格的说，这里主要是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一些精英。而另一方面，它也集中其他人中的一些精英，这就是曾经被我们认为是“异己”的一些人，一些他们的子弟，也就是朱之鑫他们那些人。朱之鑫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现在是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了，但那时却不被我们认为是“自己人”，党还要求我们把他们比下去。可见那时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的扭曲。对朱之鑫他们的这种歧视那时的确是曾经存在过的。

王斌：是啊，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的事情，有很多都是很荒诞的。

礼平：也很狭隘。但我想那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还是说四中吧。

这个学校的学生成份真的也是很复杂的。那时不是讲出身吗？文革中，我们曾经很认真的统计过同学们的出身。这就又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你说出身不好不光彩吧？但同学们都争着往坏里报。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高干子弟吧，就不能报“高干”，要报“革干”。这叫谦虚吗？谦爹妈的虚？好像也不是。但就要这么报。没人自报“高干”。

但“知识分子”就要报“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为什么？因为“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知识分子要“坏”一些。

所以象陈凯歌他们就要报“高知”，要是只报“知识分子”，就有隐瞒之嫌了。

其他如“职员”被称为“高级职员”和“高职”也是一样。当时四中号称有五“高”，即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和高级资本家的子弟多。还有一个就是高级民主人士的子弟多。而这些人的出身就是五花八门了。

“民主人士”当时的地位很特别，很多人都受到了冲击，处于地位未定之中，他们的孩子也就往“坏”里报，于是种种旧名堂就浮现出来了。当时四中有一个出身统计表，不知道是谁搞的，同学们真的是“踊跃登记”，里面什么名目都有，有几个是“军阀”，好像是什么起义将领的孩子填的。

但有一个“奴隶主”就大出我们的意外了。这个人简直就象是从原始社会走来的一样。后来才知道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孩子填的，他才上初中。阿沛阿旺晋美是人大常委会副主席，但曾经是西藏的领主，他就这么填上了。所以按理说，四中真的应该是一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

但情况又恰恰不是这样。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和别的学校往往分成三派不同。当时北京的中学生普遍分成三派，叫做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

老兵派就是老红卫兵，也就是我们这些人，以干部子弟为主，尤其是以高干子弟为主，是所谓“首创红卫兵”。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

四三派则几乎是清一色的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但他们绝不是所谓的“黑五类”，这在刚才已经说了。黑五类的子弟这时是“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的派别抓住把柄。但我们学校几乎完全没有四四派，四中就是四三派和我们这些“老兵派”在那里争斗。

但四中奇怪也就是在这里，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我们学校有一个高干子弟叫高中，不是初中高中的那个高中，就是姓高名中，他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派性斗争，也有你争我夺、势不两立这些东西，但就是没有你死我活，没有构陷迫害，更没有往死里整人的。所以四中的理性特色是全面性的，最初由红卫兵中的理性集团表现出来，也就是孔丹、秦晓他们，后来则被我们的对立面接了过去，也就是“新公社”的高中和蒋效禹他们。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王斌：就是奥组委的主席蒋效禹吗？他当年也是你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

礼平：我想应该是的，至少是他们的核心成员之一。但我也不能肯定。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徐金波，也是干部子弟，但报出身时他好像是报的很不好，结果被排斥出了红卫兵，他就参加到公社派里去了。军宣队进校时，曾经让他和蒋效禹一起调查过我反对中央文革的问题。我骂江青和陈伯达差不多就是公开的，学校里谁都知道，但他们查了一圈回来，什么也没查出来。还不是留了一手？把我这个对立面给保护起来了？文革结束后，各地都留下了一些“派性”斗争的创伤，我们那一代人之间的有些人将芥蒂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但四中的派性心结，文革还没有结束就结束了。我们应该是从离开四中的那一刻就释然的。这里又可以讲出一大堆人来。

1969年，文革搞了四年后，我们毕业离校，像我这样“出身”好的就参了军。我们老红卫兵派中有不少人的父母被打倒了，所以像孔丹、秦晓、赵胜利、王向荣他们这些人就只有去插队。那时他有了一个名义，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地位比出身不好的子女还不如。而新公社他们那一派，差不多都是出身不好的，去插队的人就更多。但也有一些人过了政审关，也参了军。这样我们两派同学就颇为尴尬地走到一起来了。但我们的人要多得多。当时我们连队分配了六个四中的兵，杨小英是高三的，也四中红卫兵的头，曾代表纠察队组参加过中日青年联欢活动，算是个“大人物”。

我和丘子江是干部子弟，并且是军队干部子弟，是老红卫兵派中的“铁杆儿”。杜元良和黄健是“无党派人士”，但也绝对的侧向于我们。只有一个李剑沛是新公社的。他在连队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但李剑沛这个人很好，挺有水平的。这个人还很儒雅，风度翩翩的。后来他被一个基地司令的女儿看上了，死活要嫁给他，连队里为他很是热闹了一阵，这就是题外话了。我们都是高一的，按理说，应该是杨小英最有威信，但杨小英很欣赏李剑沛，李剑沛就成了我们那些北京兵的中心。

杨小英和李剑沛后来都是第一批提升班长的，并且都是连队的“干部苗子”，他们之间肯定有一种竞争关系，但两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相互之间的合作和帮助很多，从无芥蒂。后来李剑沛第一个进入提干序列，因家里有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外关系给复员了。杨小英，我和丘子江先后提了起来。以李剑沛的能力，要是留在部队，一定能当上将军，我们都很为他惋惜。在我们之间，文革两派期间形成的那些沟沟坎坎就真的是一下子烟消云散了的。后来我调到政治部宣传处干报道组，那个报道组更是几乎一大半成员都是四中的，这就又成为一个有“派性”背景的集体。

当时王金中、谢刚、靳大鹰、沈宝昌和我都是四中的老红卫兵，这个报道组便被我们戏称为“四中报道组”和“四中老红卫兵报道组”。还有刘树枫和陈为民两个不是四中的，但也都是高干子弟，所以又被夏廷献戏称为“四中高干子弟报道组”。我们处得非常愉快。文化人集中在一起，都有个“文人相轻”的问题，但是在那个报道组在内，我们却绝对没有这回事，大家都在努力做各自的工作，从没有挖墙角，讲坏话这种事发生。

那真是一个君子乐园。在那一堆人里面，我算是水平最差的。我这个人就写不了新闻这个东西，呆了一年多一篇稿子也没发表，我就呆不住了，要回连队。但大家都劝我继续混下去，好歹先把干部提了再说。当时在报道组的提干名单上，我好像和靳大鹰排在一起，我们之间就有一个竟争关系，但他也力劝我“别傻”，其实我走了对他应该是很有利的，因为我比他年纪大，很可能会被排在他的面前。但我还是坚决走了。“混”的滋味在我们看来很难受的。我们这么抱团儿，这时候祖荫顺又来了，又是只有他一个是新公社的。但和李剑沛的情况一样，大家仍然是同学和朋友，好得那叫一个沆瀣一气。

最后差不多一直过了快四十年了，有一次战友聚会，祖荫顺终于忍不住了，问我：你这个家伙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你被抓起来的时候，我看押过你，你怎么从来不和我提这件事？我就矢口否认，装傻，瞪着眼说哪有这回事？其实我记得这事，但他根本就没整过我，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和所有的人一样，说不定他也还在那儿内疚着呢，但这纯粹就是扯蛋，他根本就不该内疚。看押我是你的政治任务，你敢不干？这就是我们的处理方式。文革中，我们的派性斗争主要就是互不理睬，冷面相对，如此而已，但从未发生过正面的，激烈的冲突。所以文革一结束，便大家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