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昨夜風（二）

禮平、王斌

《晚霞消失的時候》與紅衛兵往事（續）

關於北京四中

王斌：聽說四中幹部子弟很多，在京城赫赫有名。四中真如江湖上所傳說的是一個幹部子弟學校麼？

禮平：不是。北京有幾所幹部子弟學校，象十一、八一、育英、育才，還有一零一，等等，都是戰爭年代從根據地遷進城的。人民大學原來也是幹部子弟學校，叫陝北公學。

一零一學校的名字是郭沫若起的，意思是希望學生們都能考一百零一分。但四中不是。四中的前身是清朝的京師第四學堂。第一學堂就是北大，都是戊戌變法時創立的。這個學校甚至可以說是幹部子弟學校的對立物。北京的幹部子弟學校在文革前就全都撤銷了，劃歸地方。但它們的學生成份要數年後才能逐漸改變過來。我初中上的是八一學校。這個學校屬北京軍區，學生基本上都是部隊幹部的子女。但它沒有高中。否則我也不會上四中，我肯定還會在八一繼續上下去。

王斌：關於八一學校是有種種傳聞，我那時雖年齡尚小，而且不在京城，但我在南方上的那所小學就是一個幹部子弟學校，學生們平時愛比較誰誰的父母官大，並以此為傲，你們那所學校是這樣的嗎？

禮平：是這樣。1955年評銜以後的一長段時間里，整個學校的孩子們嘰嘰喳喳成天就是說這件事，我們簡直可以說是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比爸爸”運動。那時我們的洋相挺多的。

王斌：唔，基本一樣，只是我們之間差了一個年齡段而已。

禮平：一個德行。但我不和人家比爸爸，我和他們“比媽媽”。

王斌：這倒新鮮！

禮平：哪裡，是因為我爸爸的官不夠大啊！最初我們也搞不大懂那些復雜的軍銜序列，但後來便頭頭是道，如數家珍了。

記得有一次我和一個同學拌嘴，那個同學說：“我爸爸是少將，你爸爸不是！”我就說：“我媽媽是大尉，你媽媽不是！”他就矮了。

過了些日子，他大概弄清楚了怎麼回事，又對我說：“大尉是個小官。”我立刻說：“那你媽媽也不是！”他就又矮了。那時我伶牙利齒，嘴挺厲害的。

那可不是一個招人喜歡的性格。但那時的我們，幹部子弟中的一個相當大的部分，卻的的確確就是這樣一些婆婆媽媽的無聊兒童。

王斌：那時你多大？

禮平：1955年評銜時我才八歲。這些把戲我們折騰了好久，幾乎一直到上了初中，才知道這沒什麼意思。主要是八一學校的孩子中發生了一些出乖露醜的事。因為爸爸媽媽們評了銜，穿上了漂亮的制服，我們這些將校子弟對於地方幹部的子弟便生出了一種集體性的優越感，結果很快鬧出了一些事件。其中還有一個“天大”的笑話。

王斌：是什麼笑話？

禮平：我們把毛主席給比下去了。

那時我們這些混小子整天聚在一起，互相攀比：你爸爸是個什麼將？這就很讓一些爸爸不是將軍的孩子們噤若寒蟬。這種風氣很快形成了一種歧視。這種歧視後來整個社會也都感受到了，特別是在文革期間，人們對幹部子弟的反感主要就是這樣產生的。這實在是一種很壞的風氣。

有一天有一個同學就問李敏，你爸爸究竟是幹什麼的，也來上我們八一學校？

李敏只好說她的爸爸是國家主席。那個同學就露出很鄙夷的神情說：國家主席是毛主席，你爸爸是個屁！這使李敏很受傷。後來因為這一類的事情太多了，到了不像話的地步，學校和部隊加強了教育，我們才有所收斂。但有些孩子的這個毛病終生都沒有改過來。這就是一些很沒出息的人了。

說到這里我又想說說我們的幹部制度了。那個時期，我們的高級將領們真的是挺顧全大局，挺服從組織的。這些將軍們長期征戰，沒機會結婚。他們建立家庭的高潮是在抗戰時期，大多是在農村根據地找的對象，很多就是婦救會的幹部。

建國後，這些來自農村的女同志因為資歷淺，文化低，差不多都被精簡，成了家庭婦女，個別人重新工作，也只是些幼兒園長、小買部主任之類的職務。能夠留任的女幹部和女軍官，主要是參加革命的城市女學生，我母親就屬於此類。我小的時候住在軍隊大院，我父親是大校，但因為是雙職工，家裡的生活景況比有些少將還要好一些。有些將軍家裡除了有專車，有警衛員，還有一個單獨的小院子，也就是北京人常說的“獨院”，家裡真的可以說是家徒四壁，挺困難的。對此我可以給你舉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你們福州軍區的老司令員葉飛上將，夠有地位的吧？他是華僑。建國後，他的姐姐在馬來西亞做生意破了產，寫信向他借幾百塊人民幣解急，他都拿不出來。這叫什麼優越？

幹部子弟的優越感，特別是物質生活上的優越感，有很大一部分是虛張聲勢吹出來的。卻造成很大的社會反應。我真替他們感到不值。

王斌：幹部子弟的生活比普通人家還是要好很多的。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人們才會認為他們有特權。

禮平：這當然是事實，但沒到人們以為的那個程度。這麼說吧，至少在我自己的體會中，我們也有很可憐的一面。吹噓和炫耀總是對貧乏與缺欠的掩飾，這是心理學上的通例。幹部子弟也是這樣。弗洛伊德對作家這個職業就曾經做過類似的分析，他說作家的創作動機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起源於自卑感„„《晚霞消失的時候》中就充斥着這種自卑感。我在小說中面對着那麼多高不可攀的人物，我能不自卑麼？其實自卑是一種很偉大的感情，有了自卑感你才有崇敬，才能知道什麼是崇高，然後你才會有真正的自豪。好像有材料說海明威就是很自卑的，他那個革命加鐵漢的形象一多半是裝出來的。

王斌：海明威是這樣的，但我以為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無自卑者，一個作家的內心敏感，一定是來自於他的脆弱和自卑，而作品的誕生是為了擺脫和印證自己強大的必要手段，它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告訴自己，你是有尊嚴的，而自卑便在這種不斷地的創作過程中得以淡隱，但它始終存在，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創作一旦面臨枯竭，強大的一直隱而不顯的自卑會再一次無情地吞沒創作者，海明威的自殺恐與此有關。但自卑能成就偉大，我是同意的。

禮平：所以有時我常覺得北京人很可憐，他們心中太缺乏這種偉大的感情了。你到北京的街上去聽一聽吧，任何一個出租車的司機都可以對國家大事和世界大事評頭論足，好像把世界上所有的頭頭腦腦加起來也比不上他這個開車的。他們什麼也看不上，也就無法享受那種最令人愉快的感覺：滿足感。所以他們很可憐。幹部子弟就比北京人聰明，他們放大自己的那點東西給自己和別人看，我曾經就是這麼干的。但後來我就不了。

王斌：那就說說你的自卑感吧。我們不妨分享一下你的這份偉大的情感。

禮平：那好啊，你也許可以看到南珊最早的來源呢。我上小學的時候住在東城一個大院里，每年暑假我們都要步行去朝陽區的工人體育場游泳，我們的路線是由東單穿過東總布胡同和一系列的小巷，抄近路出東直門，然後再一直走到東郊的體育場。

有一次我們大院的幾個小夥伴穿着破褲衩，光着脊梁，踢拉着破布鞋，還扛着個破輪胎，正踢拉踢拉地沿着一道高牆走，前面一座小側門打開，兩個女孩手拉手走出來，就那麼在我們的前面那麼靜靜的走着，很親熱，很文靜的樣子。我們就都不說話了。剛才還興高采烈的聊着。為什麼呢？自慚形穢唄！人家真的是衣着鮮麗啊。我們就從沒有這樣過，老是破衣拉撒的。那道高牆現在還在，你知道那是哪裡嗎？是中國美術出版社的宿舍。倒不是人家穿得多好，我們穿的多破。那時我們很以穿破衣服自豪。但我們就是從來也沒有這麼“涵養”過。那是一種說不上的感覺，反正就是覺得人家比我們“內里”強。

那時我大概上四五年級，好像還說不上什麼“啟蒙”吧，但卻能感覺得出她們屬於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一眼看上去就比我們的世界有意思多了。

王斌：你們擁有的物質的東西多一些，她們擁有的文化的東西多一些。

禮平：好像也不能這樣講。文化的東西就不是物質麼？文化和物質是不能分的。比方說鋼琴，是文化的東西呢？還是物質的東西？我看首先是物質的東西。

王斌：這就涉及到關於物質這一概念的界定問題。

禮平：我為什麼要說到鋼琴？這個東西曾經是中國人的夢，早年我們看外國電影，哪一部里沒有鋼琴？哪一架鋼琴不讓人心曠神怡？

所以中國人剛剛有了一點錢，首先買的就是這個。那叫一個趨之若鶩！

但我們的將軍們家裡就沒有這個。一是買不起，根本就買不起。二是玩不動，沒那個情致。可是那時全中國都沒有鋼琴麼？才不是呢，北京就多着呢。

這就又要講起我小時候的一個奇遇了。與鋼琴和藝術有關。

我上小學時，我們家住在東堂子胡同的甲一號。有一次有一封信被錯投到了西堂子胡同的甲一號。這里是中國音協的宿舍。住的是誰呢？

喬羽和劉熾。他們就是“一條大河”和“讓我們盪起雙槳”的作者，全國著名的音樂家。劉熾小時候在西安流浪，是個民間小吹鼓手。我母親去延安時與他同路，算是他參加革命後結識的第一個大姐。他到延安後師從冼星海，成了著名的少年音樂家，《西行漫記》就有一章講的是他。那時他們還經常來往，但離開延安後就失去了聯系。這封錯信使劉熾興奮不已，憑着它找到了我們，於是我就有了第一次接觸“另一個世界”中的人的機會。

我第一次去劉熾家就驚訝得嘴巴都合不攏了。那簡直就是一個神話般的地方。小院裡種着花，那時的北京可不是所有的院子裡都種花的。客廳里是油亮的紅地板，那時的北京也不是所有的客廳里都有紅地板。屋角就是一架鋼琴。劉熾的夫人柳春是很有名的舞蹈家，他們家的鋼琴響起來的時候，那個情景絕對是只有外國電影中才會出現的。劉熾還有一座帶鏡子的大玻璃櫃，裡面擺滿他們從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地帶回來的紀念品和小玩意兒，還有一個茶几，大玻璃面下放着一個精緻的木盒子，裡面裝着一副牙雕的國際象棋。

你看我至今說起來還是這樣的津津樂道。可是我們這些將校之家有什麼呢？我們的房子是千篇一律的營房，家具是千篇一律的營具。這些東西無所不在地體現着父輩們的級別，但除此而外，我們的生活中沒有任何可以體現和表達我們的個性和情性的東西。這就沒有可比性了。

劉熾當時有兩個女孩兒，一個叫燕燕，一個叫云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還有一個兒子叫欣欣，穿着帶背帶的西裝短褲，更是洋氣極了。所以我弟弟第一次去就和他打了一架，除了淘氣，孩子的嫉妒與排斥也是很單純和很直接的吧。我不知道別的幹部子弟怎麼樣，反正至少在我的心中，對藝術和藝術化的生活的嚮往，就是從這時產生的。那最初時絕對就是一種自卑感，這種在美好事物面前產生的自慚形穢的感覺很可能影響了我的一生。

而在幹部子弟中，不管別人的爸爸官有多大，我也是絕對不可能產生這麼深刻的自卑感的。

王斌：我們真的聊得有些遠了。現在可以講講你的四中了。

禮平：這就要講到八一學校和四中的區別了。

這似乎也沒有可比性，四中多牛啊！號稱天下第一中。

八一學校現在只是一個三流中學。但老實講，就教學方面講，四中的資源並不比八一強多少，也不比其他的學校強多少。四中的老師也一直都在告訴我們，四中無論在教師配備上還是在教學設置上都並無特別之處，它其實就是被高質量的生源捧起來的。

八一學校是一個子弟學校，它有規定的生源，它必須完成對這些學生的教育，完全沒有選擇性，這就決定了它的教學質量只可能是一般化的。我在八一學校時算是一個優等生，但考進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教學真的是太特別了。考到這里的學生一個個全都聰明得小妖精似的，老師講課根本就不用費勁，所以課本中的內容往往講得很簡略，高興了想到哪兒說到哪兒，我哪裡見過這個？

於是第一個學期就跟不上了。第一學期我是團支書，班長是曲明光。第二學期曲明光離任，我調為班長，王來強作了團支書，就是因為曲明光的成績不行了。其實這時我的成績更不行，但田傭老師似乎很看重我那個愛整事的勁頭，暫時還捨不得罷免我，但我相信，到了高二，就是他不罷免我，我也得自己請辭了。我的成績一落千丈，根本就顧不過來班上的工作了。這時發生了文化革命。所以我的真正學歷其實就是高一。

那時，班上的同學真的是給了我不小的壓力。當時班上成績最好的都不是班幹部，在我的印象中，最拔尖的似乎是李大成和季如迅，李大成不愛說話，平時不哼不哈，不顯山不露水的，但每到測驗和考試必定是滿分。季如迅則是一個大活寶，整天嘻嘻哈哈，盡說些讓人摸不着頭腦的話，成績也總是名列前茅。再有就是朱之鑫了，就是現在的國務院發改委副主任。這個人做事極有章法，是一個風格很洗練的人。他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後來校友聚會時我還和他提起過，他也是早就忘得一干二淨的了。

那是一次化學試驗，我們配製一種叫樂果的農藥，這是一件很細心的活兒，要用滴定管滴得非常均勻才能完全溶解，稍有差錯就會形成沉澱，最後好像全班只有三四個人做了出來。當時老師舉起朱之鑫的試管對大家說：“多漂亮，香檳酒一般！”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香檳酒的顏色。那時誰見過香檳酒啊？電影上有，但那時的電影大多沒有顏色。我自信是一個很會動手的人，但那天我的試管中卻是一片濃霧，這真讓我喪氣透了。另外班上還有一些知識型的同學也是我在八一學校從沒見過的。

有個曹一凡最有意思，他嘴裡永遠都就講出一些知識含量極高的笑話，在我的眼中，那個傢伙簡直就是一個狡猾的教授，他的有些笑話，答案得到大學的課本里去找。文革中，他就告訴過我一個對聯，叫做“曲率半徑處處相等，磨擦係數點點為零”，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是“又圓又滑”。那是他從大學的大字報上看來的。而所有這些情況都使我得出一個結論，這就是我在這里和人家根本就沒法比。我還怎麼當班幹部呢？這純粹是一個天分問題，而不是一個努力問題。我知道我完全不能超過他們。但也就是在這里，我看出了四中的毛病，一個大毛病。

王斌：是什麼呢？

禮平：就是競爭。應試教育的本義就是競爭，優勝劣汰，天經地義，但我在八一學校時可不是這麼干的。

那時在共產黨的幹部中已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危機感，感到他們的子女在學習上是如此的不及“資產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子弟們。那麼將來誰“接班”呢？這就是在60年代成為重大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那個“接班人”問題。

現在的孩子們不是還在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麼？這個歌就是那時唱起來的。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好讓我們這些幹部子弟將來可以“接班”，八一學校就想了一個辦法，組織同學互相幫助，讓優秀生帶動落後生，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像在戰場上搶救負傷的戰友一樣搶救學習落後的同學”。

我記得這個口號好像是團工委的文燕老師提出來的。文燕老師原來也是一個女軍人，好像是個文化幹事，所以她提出的口號也這樣富有戰斗性。結果這個口號將同學們的學習熱潮一下子就掀動起來了。那年八一中學幾乎全數考上了高中，並且大比例地考進了重點高中，就是這個運動的成果。但很多同學在考進重點高中後也都感覺到了不適應和巨大的壓力，我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但這個辦法顯然是很有效的。

我在八一時的幫助對象叫吳笑平，是個空軍的子弟，這個傢伙對飛機設計迷戀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他的幾何題做得亂七八糟，飛機圖紙卻畫得纖毫不差。其實他那時已經具備了相當高的數學能力，但就是心猿意馬，心不在焉，我便用一種近乎粗暴的方式來對待他，見到他畫圖紙就搶過來撕得粉碎，那也是很軍事化的。最後他勉強考上了高中。

但你知道這個吳呆子後來考上了什麼大學嗎？是清華大學。所以那時我已經在動心思了。班上除了我，還有一些人的學習也跟不上，我就准備在卸任班長後和他們組織一個學習小組之類的東西，一起干，說不定還能和朱之鑫和李大成他們那些高材生們一較高下。

這差不多也就是共產黨當年組織貧雇農成立互助組和合作社之類的那個路數，我就想用到學習上來。我至今都相信，要不是發生了文化革命，我在當時的四中真的說不定會搞出些什麼名堂來。我的那個路數，應該說在各個方面都會是很對老師，學校和同學們的心思的，對教學和教改也都很有利。但文革一來，一切事情就都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起來了。

王斌：好像我們又扯遠了。我最初問的是什麼來着？對了，是四中是一個幹部子弟學校麼？你已經說不是了。那這個學校的特色究竟是什麼呢？它又是怎麼影響你的？

禮平：不是它影響了我，是我很可能會影響它。四中的教育對我沒什麼影響。是那裡的同學影響了我。對了，你關心的是四中的構成。四中是有很多的幹部子弟，但嚴格的說，這里主要是集中了幹部子弟中的一些精英。而另一方面，它也集中其他人中的一些精英，這就是曾經被我們認為是“異己”的一些人，一些他們的子弟，也就是朱之鑫他們那些人。朱之鑫是一個多麼優秀的人，現在是國家的高級領導人了，但那時卻不被我們認為是“自己人”，黨還要求我們把他們比下去。可見那時我們的思想是多麼的扭曲。對朱之鑫他們的這種歧視那時的確是曾經存在過的。

王斌：是啊，現在回過頭來看過去的事情，有很多都是很荒誕的。

禮平：也很狹隘。但我想那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還是說四中吧。

這個學校的學生成份真的也是很復雜的。那時不是講出身嗎？文革中，我們曾經很認真的統計過同學們的出身。這就又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情況。你說出身不好不光彩吧？但同學們都爭着往壞里報。這幾乎是一個普遍現象。比如高幹子弟吧，就不能報“高幹”，要報“革干”。這叫謙虛嗎？謙爹媽的虛？好像也不是。但就要這麼報。沒人自報“高幹”。

但“知識分子”就要報“高級知識分子”，簡稱“高知”。為什麼？因為“高級知識分子”比普通知識分子要“壞”一些。

所以象陳凱歌他們就要報“高知”，要是只報“知識分子”，就有隱瞞之嫌了。

其他如“職員”被稱為“高級職員”和“高職”也是一樣。當時四中號稱有五“高”，即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高級職員和高級資本家的子弟多。還有一個就是高級民主人士的子弟多。而這些人的出身就是五花八門了。

“民主人士”當時的地位很特別，很多人都受到了沖擊，處於地位未定之中，他們的孩子也就往“壞”里報，於是種種舊名堂就浮現出來了。當時四中有一個出身統計表，不知道是誰搞的，同學們真的是“踴躍登記”，裡面什麼名目都有，有幾個是“軍閥”，好像是什麼起義將領的孩子填的。

但有一個“奴隸主”就大出我們的意外了。這個人簡直就象是從原始社會走來的一樣。後來才知道是阿沛阿旺晉美的孩子填的，他才上初中。阿沛阿旺晉美是人大常委會副主席，但曾經是西藏的領主，他就這麼填上了。所以按理說，四中真的應該是一個“階級鬥爭”很激烈的地方。

但情況又恰恰不是這樣。文革中，四中的同學基本上分成了兩派，和別的學校往往分成三派不同。當時北京的中學生普遍分成三派，叫做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

老兵派就是老紅衛兵，也就是我們這些人，以幹部子弟為主，尤其是以高乾子弟為主，是所謂“首創紅衛兵”。四四派以所謂出身好的學生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幹部的子弟。

四三派則幾乎是清一色的所謂出身不太好的學生為主，尤其是以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弟為主。但他們絕不是所謂的“黑五類”，這在剛才已經說了。黑五類的子弟這時是“不可接觸者”，無論哪一派都不想沾他們，不然就會被對立的派別抓住把柄。但我們學校幾乎完全沒有四四派，四中就是四三派和我們這些“老兵派”在那裡爭鬥。

但四中奇怪也就是在這里，高乾子弟也有參加四三派的。我們學校有一個高乾子弟叫高中，不是初中高中的那個高中，就是姓高名中，他是我們學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派性鬥爭，也有你爭我奪、勢不兩立這些東西，但就是沒有你死我活，沒有構陷迫害，更沒有往死里整人的。所以四中的理性特色是全面性的，最初由紅衛兵中的理性集團表現出來，也就是孔丹、秦曉他們，後來則被我們的對立面接了過去，也就是“新公社”的高中和蔣效禹他們。這就絕不是偶然的了。

王斌：就是奧組委的主席蔣效禹嗎？他當年也是你們學校的紅衛兵頭頭？

禮平：我想應該是的，至少是他們的核心成員之一。但我也不能肯定。

我們班有一個同學叫徐金波，也是幹部子弟，但報出身時他好像是報的很不好，結果被排斥出了紅衛兵，他就參加到公社派里去了。軍宣隊進校時，曾經讓他和蔣效禹一起調查過我反對中央文革的問題。我罵江青和陳伯達差不多就是公開的，學校里誰都知道，但他們查了一圈回來，什麼也沒查出來。還不是留了一手？把我這個對立面給保護起來了？文革結束後，各地都留下了一些“派性”鬥爭的創傷，我們那一代人之間的有些人將芥蒂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但四中的派性心結，文革還沒有結束就結束了。我們應該是從離開四中的那一刻就釋然的。這里又可以講出一大堆人來。

1969年，文革搞了四年後，我們畢業離校，像我這樣“出身”好的就參了軍。我們老紅衛兵派中有不少人的父母被打倒了，所以像孔丹、秦曉、趙勝利、王向榮他們這些人就只有去插隊。那時他有了一個名義，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地位比出身不好的子女還不如。而新公社他們那一派，差不多都是出身不好的，去插隊的人就更多。但也有一些人過了政審關，也參了軍。這樣我們兩派同學就頗為尷尬地走到一起來了。但我們的人要多得多。當時我們連隊分配了六個四中的兵，楊小英是高三的，也四中紅衛兵的頭，曾代表糾察隊組參加過中日青年聯歡活動，算是個“大人物”。

我和丘子江是幹部子弟，並且是軍隊幹部子弟，是老紅衛兵派中的“鐵杆兒”。杜元良和黃健是“無黨派人士”，但也絕對的側向於我們。只有一個李劍沛是新公社的。他在連隊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但李劍沛這個人很好，挺有水平的。這個人還很儒雅，風度翩翩的。後來他被一個基地司令的女兒看上了，死活要嫁給他，連隊里為他很是熱鬧了一陣，這就是題外話了。我們都是高一的，按理說，應該是楊小英最有威信，但楊小英很欣賞李劍沛，李劍沛就成了我們那些北京兵的中心。

楊小英和李劍沛後來都是第一批提升班長的，並且都是連隊的“幹部苗子”，他們之間肯定有一種競爭關係，但兩個人關係一直很好，相互之間的合作和幫助很多，從無芥蒂。後來李劍沛第一個進入提干序列，因家裡有一個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外關係給復員了。楊小英，我和丘子江先後提了起來。以李劍沛的能力，要是留在部隊，一定能當上將軍，我們都很為他惋惜。在我們之間，文革兩派期間形成的那些溝溝坎坎就真的是一下子煙消雲散了的。後來我調到政治部宣傳處干報道組，那個報道組更是幾乎一大半成員都是四中的，這就又成為一個有“派性”背景的集體。

當時王金中、謝剛、靳大鷹、沈寶昌和我都是四中的老紅衛兵，這個報道組便被我們戲稱為“四中報道組”和“四中老紅衛兵報道組”。還有劉樹楓和陳為民兩個不是四中的，但也都是高乾子弟，所以又被夏廷獻戲稱為“四中高乾子弟報道組”。我們處得非常愉快。文化人集中在一起，都有個“文人相輕”的問題，但是在那個報道組在內，我們卻絕對沒有這回事，大家都在努力做各自的工作，從沒有挖牆角，講壞話這種事發生。

那真是一個君子樂園。在那一堆人裡面，我算是水平最差的。我這個人就寫不了新聞這個東西，呆了一年多一篇稿子也沒發表，我就呆不住了，要回連隊。但大家都勸我繼續混下去，好歹先把幹部提了再說。當時在報道組的提干名單上，我好像和靳大鷹排在一起，我們之間就有一個竟爭關係，但他也力勸我“別傻”，其實我走了對他應該是很有利的，因為我比他年紀大，很可能會被排在他的面前。但我還是堅決走了。“混”的滋味在我們看來很難受的。我們這麼抱團兒，這時候祖蔭順又來了，又是只有他一個是新公社的。但和李劍沛的情況一樣，大家仍然是同學和朋友，好得那叫一個沆瀣一氣。

最後差不多一直過了快四十年了，有一次戰友聚會，祖蔭順終於忍不住了，問我：你這個傢伙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你被抓起來的時候，我看押過你，你怎麼從來不和我提這件事？我就矢口否認，裝傻，瞪着眼說哪有這回事？其實我記得這事，但他根本就沒整過我，這叫我怎麼說呢？我覺得和所有的人一樣，說不定他也還在那兒內疚着呢，但這純粹就是扯蛋，他根本就不該內疚。看押我是你的政治任務，你敢不干？這就是我們的處理方式。文革中，我們的派性鬥爭主要就是互不理睬，冷面相對，如此而已，但從未發生過正面的，激烈的衝突。所以文革一結束，便大家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