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缘由：从11届三中全会到胡赵之争的结束(zt)

前言：1989年的六四是一场震惊中外的大事，80后的人已经不知道六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后的更加年轻的下一代更是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关心，因此经历过的人有责任把事情的本来面目告诉下一代人。从根本上说，六四不是什么“民主运动”，而是广大中国老百姓对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官倒、贪污腐败和赵氏“价格闯关”让老百姓买单的反弹，这种反弹被赵紫阳的小班子所利用，成了赵紫阳与邓小平斗争的工具，最后被邓小平强力镇压。因此，六四是以贪官利益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为后面江胡时期的全面贪腐奠定了基础。在六四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许多地方政府也采用这种强力压制的手法，处理地方上的一些事务和纠纷。因此，厘清六四的来龙去脉，梳理改开初期的政治、经济情况，就成了让后人了解六四的必要途径。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探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华国锋一派被逐渐排挤出中央领导层，邓小平开始实际掌握中央的领导权，虽然当时陈云（陈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长期高于邓小平，是邓小平称王的一个潜在障碍）、叶剑英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邓小平显然是掌握了最重要的权利。他所提拔的胡耀邦、赵紫阳两员大将，分别执掌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实际日常权利，开始推行他自己的一套。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1983-1985年间邓小平的“军队经商”、“党政机关经商”的“开放政策”的出台，全国出现“一切向钱看”的官倒狂欢。其中邓小平的子女、王震的儿子们、赵紫阳的子女都是这场狂欢的积极参加者，在荣毅仁、王光英等人的参与下，成立中信、华润、光大、保利等公不公、私不私的各种“公司”，倒卖批文、走私彩电、钢材和其他各种紧俏物资、出售体育和各种彩票„。只要是能赚钱，就都是好猫。而其他人和各部门也一起效仿，一时间全党经商、全军经商、全国经商的风暴席卷全国„。一般老百姓眼见改开被这些利益集团所挟持，好处全部落入这些人的口袋，当然不满。曾经对改革开放抱着很大希望的老百姓，开始感到不安，开始对邓的改开产生怀疑，对官倒们的怨言也日益增多。改革开放初期那种“万众一心”的情况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胡赵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一直以来，海外一些人制造的“胡赵一家都是改革派”的假象，使很多人误认为当时只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其实这是虚假的描述，不符合事实真相。为邓小平复出曾立下汗马功劳的胡耀邦虽然资格比赵紫阳老很多，但是由于个人性格张扬，缺乏基层实际工作经验，频频出现政策的失误和形象上的不严肃，甚至于信口开河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

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NHK大厅里挥舞着双臂的滑稽表演，激动地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使不少观众都怀疑胡耀邦是不是疯了。再有胡耀邦对海南（当时还属于广东省）的雷宇说：“要钱没有，要政策有”，暗示海南岛自己突破国家政策的约束，放手大干。

于是雷宇才敢于罔顾国家法律，走私汽车和汽车制品，用雷宇的话说叫做“草船借箭”，“把中央的政策变成钱”。其实就是违反国家法律，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自己发财。于是，晋江假药、海南汽车走私，一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投机取巧、钻改革的空子，蜂拥经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出现了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录像，引诱妇女卖淫等丑恶事件，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群众十分痛恨。

面对这些情况，中共元老陈云开始想借中纪委之手进行管制，几次批示要重手镇压。无奈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王震等人的百般阻挠下，终于无功而返，贪腐之风如同燎原之火，迅速吞噬整个中国。这些当然和邓小平的纵容和鼓励有关，但是胡耀邦作为当时的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年来，习近平开始对广东的一些改开初期的提法（例如红绿灯论，打擦边球论）发出异议，而那些说法当时都是在胡赵期间开始流行、在江猪虎瘟时期达到高峰的。

和胡耀邦的“胡乱邦”不同，赵紫阳则是一个有野心、有城府、靠自己的政治嗅觉和政治手段，从一个地主家庭出身、抗战时期的冀鲁豫九地委副书记的三八式，经历历次政治运动不但不倒，反而步步高升的狡黠的政治家。他不甘心自己久居胡耀邦之后的地位，甚至对胡耀邦的做法十分看不起，随时准备找机会取而代之。

1984年5月26日，赵紫阳背着胡耀邦给邓小平专门写过一封信，同时抄送陈云。此信事实上打响了推倒胡耀邦的第一枪，也是打向胡耀邦背后的最为致命的一枪。赵紫阳此信的内容长达3500多字，在信中赵紫阳就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调整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明确指出：“中央主要领导人（指胡耀邦）思想落伍、态度顽固，不能保证和贯彻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建议您（指邓小平）和陈云同志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解决这一复杂的问题。”很明显，赵紫阳要求邓小平、陈云拿下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胡耀邦。

这种当面笑眯眯、背后捅刀子的卑鄙伎俩，把赵紫阳这个狡黠的政客的面目暴露的再清楚不过。尽管六四以后赵紫阳和他的小班子成员事后千方百计地想淡化这封信，但是赵在倒胡、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面对电视镜头趾高气扬、洋洋得意的骄横形象，把他们的漂白撕得粉碎。

不仅如此，把胡耀邦打翻在地之后，赵紫阳还要再“踏上一只脚”。1987年１月１０日－１５日，中共连续六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生活会，在会上赵紫阳第一个讲话，他提出胡耀邦的两点罪状：一是破坏集体领导体制，随意干涉国务院经济工作；二是反对自由化不力。这时候，在场的陈云建议薄一波宣读赵紫阳给邓小平和他的那封来信。直到此时，大大咧咧的胡耀邦才知道，赵紫阳早在3年前就在背后捅了自己一刀。身为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茫然四顾，不知所措。

1987年1月28日，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上做了如下的讲话：“党中央早在一九八四年就觉察胡耀邦不行，想要去掉他，但是，考虑到十二大召开不久，过早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稳定大局有影响，所以预备在十三大解决，显得更加自然些，这次学生闹事，胡耀邦看到自己造成的恶果，痛哭流涕的提出辞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再让胡耀邦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不适当了，于是，就必须提早的让他下来。”（全文引自《情况反映》8701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同志向在京有关部委负责人打招呼讲话传达要点通知》）宣告胡耀邦的政治声明结束。赵紫阳此后先是代理总书记兼任国务院总理，成为中国当时名副其实的实权人物，后来在87年10月的中共13大上正式成为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是胡耀邦下台的最大获利者。

胡耀邦的秘书吴江在《十年的路》中写道：“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赵紫阳既上书责怪胡耀邦过多干预国务院事务于前（这就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罪名的由来），又指责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于后。这就是把两个严重的罪名加在胡耀邦头上。然而，赵紫阳未深思‘唇亡齿寒，胡倒赵孤’的道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竟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和确有的历史教训。因此，事实是，赵紫阳要求“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恰恰为别人‘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创造了条件。”

据赵紫阳事后自己的说法：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1984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赵紫阳还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这就是说赵紫阳自己承认：确实给邓、陈写过信，背着胡耀邦讲了胡耀邦的坏话，而且还用词十分尖刻，处处击中胡耀邦的致命之处，使邓小平失去了对胡的信任。

对此，赵紫阳的小班子很自然地非常忌讳，企图以【我党的体制问题】来掩盖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问题上的不光彩的表现，狡辩说信里没有点名胡耀邦。其实，赵紫阳的做法跟体制真的没有什么干系，赵紫阳的那封信想达到什么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赵家班的狡辩只不过是想替赵紫阳掩盖、漂白而已。

在这件事上，任仲夷倒是说了公道话。他说：“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乎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有一条缝，下就会有一条沟。

如果说任仲夷对赵的评价还很客气的话，那么邓力群对胡和赵的评价就更加一针见血。邓力群在自述中说：“胡耀邦和赵紫阳来比较，确实是根本不同的„„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把事情说清楚了，他也就烟消云散了。尽管后来又有反复，但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而赵紫阳却搞阴谋，他整了你，你还不知道他在整你。„„”

邓的这番话画龙点睛地把胡和赵的政治品质表述的清清楚楚，也更加能够解释为什么赵紫阳在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都始终是一个“积极分子”。无论是赵紫阳积极参与的“反地方主义”、“反瞒产私分”、“价格闯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都是朝着当时领导人的最敏感的痒痒肉去瘙痒。赵紫阳从根子上说，是一个老奸巨猾、精于算计的政客，他总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言行的唯一标准的，无论是在毛时代还是邓时代，他都是一个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搞阴谋的人。只是在1989年他利令智昏，打错了算盘，才输的丢了自己的裤子。把他美化成【改革派】、【开明派】、【良心人物】、【坚持政治道义】„。等等，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胡赵之争以赵紫阳的胜利而告终，赵紫阳和他的小班子在十三大以后弹冠相庆，甚至在中央机构之外，另外成立专门对赵负责，听赵指挥的“影子内阁”，准备推进他们自己的“改革计划”，把“要吃粮，找紫阳”再推进一步，让赵家人成为真正的未来中国掌权人，让赵氏王朝正式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