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緣由：從11屆三中全會到胡趙之爭的結束(zt)

前言：1989年的六四是一場震驚中外的大事，80後的人已經不知道六四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以後的更加年輕的下一代更是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關心，因此經歷過的人有責任把事情的本來面目告訴下一代人。從根本上說，六四不是什麼“民主運動”，而是廣大中國老百姓對改革開放以來產生的官倒、貪污腐敗和趙氏“價格闖關”讓老百姓買單的反彈，這種反彈被趙紫陽的小班子所利用，成了趙紫陽與鄧小平鬥爭的工具，最後被鄧小平強力鎮壓。因此，六四是以貪官利益集團的勝利而結束，為後面江胡時期的全面貪腐奠定了基礎。在六四以後的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許多地方政府也採用這種強力壓制的手法，處理地方上的一些事務和糾紛。因此，釐清六四的來龍去脈，梳理改開初期的政治、經濟情況，就成了讓後人了解六四的必要途徑。本文試圖在這方面做一些探討。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特別是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後，華國鋒一派被逐漸排擠出中央領導層，鄧小平開始實際掌握中央的領導權，雖然當時陳雲（陳在黨內的地位和威信長期高於鄧小平，是鄧小平稱王的一個潛在障礙）、葉劍英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是鄧小平顯然是掌握了最重要的權利。他所提拔的胡耀邦、趙紫陽兩員大將，分別執掌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實際日常權利，開始推行他自己的一套。

隨着時間的推移和被勝利沖昏了頭腦，1983-1985年間鄧小平的“軍隊經商”、“黨政機關經商”的“開放政策”的出台，全國出現“一切向錢看”的官倒狂歡。其中鄧小平的子女、王震的兒子們、趙紫陽的子女都是這場狂歡的積極參加者，在榮毅仁、王光英等人的參與下，成立中信、華潤、光大、保利等公不公、私不私的各種“公司”，倒賣批文、走私彩電、鋼材和其他各種緊俏物資、出售體育和各種彩票„。只要是能賺錢，就都是好貓。而其他人和各部門也一起效仿，一時間全黨經商、全軍經商、全國經商的風暴席捲全國„。一般老百姓眼見改開被這些利益集團所挾持，好處全部落入這些人的口袋，當然不滿。曾經對改革開放抱着很大希望的老百姓，開始感到不安，開始對鄧的改開產生懷疑，對官倒們的怨言也日益增多。改革開放初期那種“萬眾一心”的情況不復存在。

與此同時，胡趙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一直以來，海外一些人製造的“胡趙一家都是改革派”的假象，使很多人誤認為當時只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鬥爭”，其實這是虛假的描述，不符合事實真相。為鄧小平復出曾立下汗馬功勞的胡耀邦雖然資格比趙紫陽老很多，但是由於個人性格張揚，缺乏基層實際工作經驗，頻頻出現政策的失誤和形象上的不嚴肅，甚至於信口開河造成嚴重後果的情況。

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NHK大廳里揮舞着雙臂的滑稽表演，激動地邀請3000日本青年訪華，使不少觀眾都懷疑胡耀邦是不是瘋了。再有胡耀邦對海南（當時還屬於廣東省）的雷宇說：“要錢沒有，要政策有”，暗示海南島自己突破國家政策的約束，放手大干。

於是雷宇才敢於罔顧國家法律，走私汽車和汽車製品，用雷宇的話說叫做“草船借箭”，“把中央的政策變成錢”。其實就是違反國家法律，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自己發財。於是，晉江假藥、海南汽車走私，一些黨政軍機關、黨政軍幹部和幹部子女投機取巧、鑽改革的空子，蜂擁經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同一些違法分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出現了倒買倒賣，行賄受賄，走私販私，弄虛作假，敲詐勒索，逃避關稅，製造和銷售假藥、假酒，謀財害命，以至販賣、放映淫穢錄像，引誘婦女賣淫等丑惡事件，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形象，群眾十分痛恨。

面對這些情況，中共元老陳雲開始想借中紀委之手進行管制，幾次批示要重手鎮壓。無奈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王震等人的百般阻撓下，終於無功而返，貪腐之風如同燎原之火，迅速吞噬整個中國。這些當然和鄧小平的縱容和鼓勵有關，但是胡耀邦作為當時的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近年來，習近平開始對廣東的一些改開初期的提法（例如紅綠燈論，打擦邊球論）發出異議，而那些說法當時都是在胡趙期間開始流行、在江豬虎瘟時期達到高峰的。

和胡耀邦的“胡亂邦”不同，趙紫陽則是一個有野心、有城府、靠自己的政治嗅覺和政治手段，從一個地主家庭出身、抗戰時期的冀魯豫九地委副書記的三八式，經歷歷次政治運動不但不倒，反而步步高升的狡黠的政治家。他不甘心自己久居胡耀邦之後的地位，甚至對胡耀邦的做法十分看不起，隨時准備找機會取而代之。

1984年5月26日，趙紫陽背着胡耀邦給鄧小平專門寫過一封信，同時抄送陳雲。此信事實上打響了推倒胡耀邦的第一槍，也是打向胡耀邦背後的最為致命的一槍。趙紫陽此信的內容長達3500多字，在信中趙紫陽就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班子調整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明確指出：“中央主要領導人（指胡耀邦）思想落伍、態度頑固，不能保證和貫徹小平同志的偉大戰略„„建議您（指鄧小平）和陳雲同志身體允許的情況下解決這一復雜的問題。”很明顯，趙紫陽要求鄧小平、陳雲拿下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胡耀邦。

這種當面笑眯眯、背後捅刀子的卑鄙伎倆，把趙紫陽這個狡黠的政客的面目暴露的再清楚不過。儘管六四以後趙紫陽和他的小班子成員事後千方百計地想淡化這封信，但是趙在倒胡、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面對電視鏡頭趾高氣揚、洋洋得意的驕橫形象，把他們的漂白撕得粉碎。

不僅如此，把胡耀邦打翻在地之後，趙紫陽還要再“踏上一隻腳”。1987年１月１０日－１５日，中共連續六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生活會，在會上趙紫陽第一個講話，他提出胡耀邦的兩點罪狀：一是破壞集體領導體制，隨意干涉國務院經濟工作；二是反對自由化不力。這時候，在場的陳雲建議薄一波宣讀趙紫陽給鄧小平和他的那封來信。直到此時，大大咧咧的胡耀邦才知道，趙紫陽早在3年前就在背後捅了自己一刀。身為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茫然四顧，不知所措。

1987年1月28日，趙紫陽在中共中央打招呼會上做了如下的講話：“黨中央早在一九八四年就覺察胡耀邦不行，想要去掉他，但是，考慮到十二大召開不久，過早解決這個問題對於穩定大局有影響，所以預備在十三大解決，顯得更加自然些，這次學生鬧事，胡耀邦看到自己造成的惡果，痛哭流涕的提出辭職，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認為現在這種情況下再讓胡耀邦解決這些問題已經不適當了，於是，就必須提早的讓他下來。”（全文引自《情況反映》8701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同志向在京有關部委負責人打招呼講話傳達要點通知》）宣告胡耀邦的政治聲明結束。趙紫陽此後先是代理總書記兼任國務院總理，成為中國當時名副其實的實權人物，後來在87年10月的中共13大上正式成為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是胡耀邦下台的最大獲利者。

胡耀邦的秘書吳江在《十年的路》中寫道：“胡耀邦突然辭職下台，趙紫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趙紫陽既上書責怪胡耀邦過多干預國務院事務於前（這就是‘破壞集體領導原則’罪名的由來），又指責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於後。這就是把兩個嚴重的罪名加在胡耀邦頭上。然而，趙紫陽未深思‘唇亡齒寒，胡倒趙孤’的道理，在當時那種形勢下他竟忘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寓言和確有的歷史教訓。因此，事實是，趙紫陽要求“解決胡耀邦的問題”，恰恰為別人‘解決趙紫陽的問題’創造了條件。”

據趙紫陽事後自己的說法：在“民主生活會”上，大家都批評胡耀邦。他當然也得批評。他講了胡為人寬厚，可以吵架不記仇，好共事。但也有弱點，喜歡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你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你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人再好，也會發生變化。斯大林、毛澤東這麼偉大的人物，也出了問題。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好，就很難說了。早在1984年我給小平寫過一封這樣的信。”趙紫陽還說，在“生活會”上的發言中，我沒有說信的內容。有可能別人理解我當時發言的內容就是信的內容„。這就是說趙紫陽自己承認：確實給鄧、陳寫過信，背着胡耀邦講了胡耀邦的壞話，而且還用詞十分尖刻，處處擊中胡耀邦的致命之處，使鄧小平失去了對胡的信任。

對此，趙紫陽的小班子很自然地非常忌諱，企圖以【我黨的體制問題】來掩蓋趙紫陽在胡耀邦下台問題上的不光彩的表現，狡辯說信里沒有點名胡耀邦。其實，趙紫陽的做法跟體制真的沒有什麼干係，趙紫陽的那封信想達到什麼目的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趙家班的狡辯只不過是想替趙紫陽掩蓋、漂白而已。

在這件事上，任仲夷倒是說了公道話。他說：“吳江說趙紫陽告胡耀邦的狀。趙紫陽說這封信沒有提到胡耀邦。他們兩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這封信即使沒有寫胡耀邦，也說明他們兩人不是很團結的。你寫這麼一封信，講的是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這麼重大的問題，作為總理，你為什麼不同總書記探討？為什麼不以你們兩人的名義向鄧提建議？如果兩個人取得共識後再向鄧建議不是效果更好嗎？為什麼不兩人聯合寫信？兩人聯合寫信不是更有力嗎？據我的經驗，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寫信在胡耀邦那裡連招乎也沒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薄一波講出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當時他吃了一驚。黨政一把手要團結無間。一方就重大問題寫信不讓另一方知道說明“有間”，有一條縫。上有一條縫，下就會有一條溝。

如果說任仲夷對趙的評價還很客氣的話，那麼鄧力群對胡和趙的評價就更加一針見血。鄧力群在自述中說：“胡耀邦和趙紫陽來比較，確實是根本不同的„„胡耀邦不搞陰謀，光明磊落；觀點不同，他就講出來，講出來也是指名道姓。他把事情說清楚了，他也就煙消雲散了。儘管後來又有反覆，但他不積怨，有話講在當面，講清楚了，就沒事了。而趙紫陽卻搞陰謀，他整了你，你還不知道他在整你。„„”

鄧的這番話畫龍點睛地把胡和趙的政治品質表述的清清楚楚，也更加能夠解釋為什麼趙紫陽在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後都始終是一個“積極分子”。無論是趙紫陽積極參與的“反地方主義”、“反瞞產私分”、“價格闖關”、“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都是朝着當時領導人的最敏感的痒痒肉去瘙癢。趙紫陽從根子上說，是一個老奸巨猾、精於算計的政客，他總是以“個人利益最大化”作為自己言行的唯一標準的，無論是在毛時代還是鄧時代，他都是一個為了個人利益不惜搞陰謀的人。只是在1989年他利令智昏，打錯了算盤，才輸的丟了自己的褲子。把他美化成【改革派】、【開明派】、【良心人物】、【堅持政治道義】„。等等，與歷史事實嚴重不符。

胡趙之爭以趙紫陽的勝利而告終，趙紫陽和他的小班子在十三大以後彈冠相慶，甚至在中央機構之外，另外成立專門對趙負責，聽趙指揮的“影子內閣”，准備推進他們自己的“改革計劃”，把“要吃糧，找紫陽”再推進一步，讓趙家人成為真正的未來中國掌權人，讓趙氏王朝正式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