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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知青命運的一封信

　　隨着“文革”的結束和知青的返城，原本背靠蒼天、面對黃土，整日在田間勞作的知青，紛紛進入了城市的機關、企事業單位……但現實生活卻把意欲回歸原位的知青，推到了一個新的尷尬境地。因為沒有工齡，他們的工資級別、福利待遇都得從零開始，更不要說沾不上邊的分配住房這類好事。

　　特別是那些下鄉插隊十多年、已經成了家的知青，儘管拖兒帶女，但因為沒有技術，干的活大多是最差的工種。再加上沒有工齡，因而到手的工資也往往是最低的。因為他們是新的上班族，工齡只能從零算起，自然也就無法享受由工齡而帶來的、除工資以外的其他一切待遇。

　　知青響應政府號召上山下鄉難道有錯？知青在農村勞動的經歷就這樣被輕易否定？知青在廣闊天地戰天鬥地難道不算革命工作？在現實生活中屢遭碰壁的知青百思不得其解，許多人都從心底里或口頭上發出一種抗爭不公的吶喊。但除了不滿和牢騷外，誰也沒有將這種發在心底的吶喊，真正付諸於任何有效的行動。

　　然而，在毛主席的家鄉湖南省湘潭縣，壓不住埋在心頭之火的知青們，想到了敢作敢為的肖芸。因為膽大心細的肖芸，“文革”中竟給中央領導寫過一封反“血統論”的信。他們找到肖芸：“再冒一次險，代表我們寫一封要求把我們下放的農齡改為工齡的信，這樣我們就能分到房子，漲上工資。”

　　一開始，肖芸有點猶豫。心想：弄不好，自己會被打成“反革命”坐牢，女兒怎麼辦？丈夫怎麼辦？可轉念一想：我們這些知青也太冤了……儘管她嘴上沒答應，可在腦中已開始構思如何下筆了。

　　知青們都說：“肖芸，寫好信後，我們都簽上名。如果闖了禍，你坐了牢，你的孩子由我們大夥照看。

”

　　1982年國慶節的傍晚，肖芸幾易其稿，終於寫好了這封后來被譽為“知青福音書”的信。她在信中是這樣寫的：

各位領導：

　　我們都是從1964—68年下鄉、1978—79年回城的知識青年。奔赴廣闊新天地的熱烈場面歷歷在目，青春熱血在胸膛里升騰的情景記憶猶新。在農村，我們日復日，年復年，泥水裡滾，汗水裡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長農齡達十五年）。在黨的政策召喚下，我們流着熱淚回到“娘家”。

　　作為社會歷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鄉”成為了過去，並即將被遺忘。但作為我們這些親歷者對自己的不尋常歷史卻是銘心刻骨的，因為我們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獻給了她。我們並不是什麼犧牲品，也不是碌碌無為的庸人，猶如將軍回首戎馬生涯一樣，我們常常回味那不尋常的“蹉跎歲月”。在國家機構幾乎癱瘓，生產停頓的動亂時期，我們八千萬知青在農村、在邊疆，自食其力（不與城裡同胞爭飯吃，爭衣穿），身居茅棚（不與城裡同胞爭房住），荷鋤掮擔（不與城裡同胞爭飯碗）。糧棉油里，我們曾經灑下了多少汗水？這對當時國家經濟狀況的平衡、社會秩序的穩定應當是有積極作用的。若不如此，國家又會是何模樣？這些看不見的、因而不被人重視的貢獻，不應當隨着歷史的推移而被抹煞。

　　令人費解的是，在城裡，復員軍人的軍齡算工齡，家屬、閒散勞力轉正前的合同期、臨時期算工齡，而作為有組織、有號召、有計劃的上山下鄉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下鄉知識青年的“農齡”卻被一筆勾銷了，這點我們無法理解，也不能忍受……

　　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最後回城的我們這些知青幾乎都是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幹在農村的老實人。中國有句俗語：“不使老實人吃虧。”我們希望，國家在調整低工資，制定工資改革制度的時候，能考慮到我們的客觀情況和實際困難，能在國家財政經濟允許的情況下，適當提高我們的經濟地位，使我們能和全國人民一道富起來，不至於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鄉吃大虧”論無立足之地。我們真誠地希望，我們微弱的呼聲能喚回國家領導傳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執筆人：株洲市湘江機器廠南華幼兒園　肖芸

1982.10.7

　　信的落款原本是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後面留下幾頁空白紙供知青們簽名。當肖芸拿出寫好的信請大家簽名時，大家卻全沒了當初求肖芸的勁頭。捧讀這封信，大家雖直夸寫得好，卻沒有一個人願意簽名。肖芸一下傻了眼。但她明白，因為當時人們都深刻領教“文字獄”的厲害，大家都害怕因此惹火燒身。

　　捧着這猶如４枚炸彈的４頁信，肖芸躊躇了。心想：這封信若是被那些緊繃政治鬥爭弦的人知道，上綱上線，定個“反革命罪”是無疑的。想到這，肖芸內心也有些害怕。晚上，她躲進廚房裡準備把這封信付之一炬。

　　當拿起火柴時，肖芸卻又猶豫了。忽然，她意識到，燒能燒掉“罪行”嗎？因為已經有好多人看過這封信，其中好些句子他們都能背下來，只要有人去報告，照樣跑不了。

　　一不做，二不休。於是，肖芸把信的末尾“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的字樣改為“湖南省部分老知青”，然後加上“執筆人：株洲市湘江機器廠南華幼兒園肖芸”。寫到此處，這位剛強的女子心中湧起一股豪氣。

　　臨寄信前，肖芸找到了曾勸她寫報告的知青們，言詞懇切地說：“信是我寫的，簽的是我一個人的名字，信由我寄，責任全在我一個人身上。如果我出事了，懇請你們把我的女兒照顧好，我也不怨誰，坐牢由我一人坐，把牢底坐穿也不後悔！”說話時，這位剛強的女子幾欲落淚。

　　信雖已寫好，但這封信應該寄給誰呢？肖芸想到了從湘江機器廠調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潘運告。潘運告時任《美育》雜誌社編輯部主任，是肖芸當時認識的最大的官。

　　寫好信封，把信投進郵筒後，肖芸馬不停蹄地做了三件事：一是請３天假回了老家，幫父母打了2000斤煤餅；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褲拆了，又添了幾斤毛線，幫6歲的女兒打了幾件毛衣；三是找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你馬上提出離婚，以免株連，然後找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結婚，讓女兒有個完整的家。

　　當做完這一切時，肖芸出奇的平靜。她似乎是交代完了“後事”，瞬間也感到輕鬆了許多。

　　1983年元旦剛過，南華幼兒園園長突然通知肖芸到廠信訪辦去一趟。糟了，肯定是那封信惹了禍。肖芸忐忑不安地來到信訪辦。

　　信訪辦主任問：“你給省里寫過信嗎？”

　　“嗯。”肖芸的回答很心虛。

　　“寫的都是啥內容？”

　　“要求把下放知青的農齡算入工齡中。”

　　信訪辦主任仔細打量了一下肖芸，僵硬的臉漸漸舒展出笑容：“你真有兩下子，省委辦公廳來了電話，讓我們信訪辦轉告你，胡耀邦總書記對知青待遇作了批示，國家有關部門正着手調查解決知青工齡問題，即將行文。

”

　　肖芸聽到這裡，懸着的一顆心落了地。

　　這年春節，肖芸遇到潘運告妻子的妹妹何秋愛，才弄清那封信的行程。潘運告接到信後，認為所提問題重要且具有普遍性，遂轉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有關領導，並建議以本社收集的民情民意之名義提交湖南省委。出版社黨委在此信上附了呈詞，加蓋了鮮紅的印章，然後轉到湖南省委辦公廳。當時，正好湖南省委有一批急件，要派專人坐飛機到北京請胡耀邦總書記批示，於是這封信又加蓋上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青雲直上，成了胡總書記落實政策“六年兩千件”中的一件。

　　1983年6月，中央發布了365號文件。文件明確指出：知青在農村勞動期間的農齡一律計算到工齡中去。這年9月，知青農齡普查在全國展開，八千萬知青的農齡變成了工齡。此舉，不僅改變了知青的命運，更為重要的是，全國八千萬知青在“廣闊天地”摸爬滾打的青春歲月終於有了一個肯定的詮釋。自此，知青們在晉級、評職稱、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農齡變工齡所帶來的便利和好處。

　　以後，那封改變知青命運的信被人們譽為“知青福音書”，自然，人們也不會忘記那位斗膽寫信的老知青—肖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