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共產主義思潮風起雲湧，各國共產黨人齊聚共產國際麾下，“保衛蘇聯”成為世界各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神聖義務。1929年，“中東路事件”爆發後，國民政府和蘇聯關係急遽惡化，蘇聯軍隊大舉入侵中國東北地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響應共產國際的號召，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全國發動了一系列武裝暴動。

（一）血染中東路

         1928年12月29日，東北保安總司令張學良正式通電，從即日起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變旗幟，將原北京政府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改為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擁護國民政府的政治行動。

         然而，東北易幟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東北地區處於日、俄嚴重威脅之下的境況。此時，要想從日本人手中收回中國對南滿鐵路及其沿線地區、中國對旅順港的各項權益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年輕氣盛的張學良並不甘心日、俄在華特權的繼續。1929年，借着南京國民政府推動“革命外交”之機，張學良繼承父志，高舉義旗，從取消蘇聯在北滿地區所占有的特殊利益入手，開始了其收回東北主權的宏大計劃。

張學良戴孝檢閱部隊

         1929年年初，東北當局首先強行收回了中東鐵路電權。出於種種考慮，對此，蘇聯方面只是口頭提出抗議，並要求償付安置費100多萬元了事。4月，東北當局再就中東鐵路權益問題向蘇聯方面提出交涉，蘇方再度退讓，將該鐵路原由俄國人擔任的商務、機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6個正處長的職位讓給了中國人。

         涉世未深的張學良顯然低估了蘇聯方面的力量，他將蘇方的忍讓和妥協視為退縮和無能，於是開始了更大規模的行動。5月27日，張學良以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秘密從事共產主義宣傳為名，密令東北特別行政區長官張景惠搜查蘇聯駐哈領事館，抄走大批文件，逮捕了前來領事館集會的俄方人員80餘人。他們都是來自中東鐵路沿線各站及三十六棚地區各工廠職工聯合會，以及蘇聯商船局、遠東煤油局、遠東國家貿易局等團體和部門的俄方負責人。蘇聯駐瀋陽總領事庫滋涅佐夫和駐哈爾濱總領事梅里尼可夫也曾一度被控制。這和他父親兩年前搜查蘇聯駐華大使館真有“異曲同工之妙”，好一對顢頇父子！

中東路西段的滿洲里火車站

         5月31日，蘇聯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發出了措辭嚴厲的抗議函，要求國民政府“從速釋放在領館內被逮之人，發還被搜之公文及掠去之物件錢財。”同時通知中方：“因中國政府之行為已證實不願並不知介意公認之國際公法，則蘇聯政府從今起對於駐莫中國代表處及其駐蘇聯領土上之各領館，亦不問國際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認其享有國際公法所賦之治外法權。”

         在國民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張學良就像一頭衝進瓷器店的公牛，一不做，二不休。7月10日，他以東北政務委員會等機構的名義，宣稱：因蘇方違反《奉俄協定》中關於不得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等項規定，中方被迫收回中東鐵路管理權。次日，東北當局貿然派出軍警人員，查封了蘇聯商船貿易公司、國家貿易公司等機構，派旅居東北的白俄人士接收了機務處、車務處，強令解散了路局蘇聯職工會、青年團、婦女部、童子團等。並逮捕驅逐了包括中東鐵路管理局蘇方正、副局長在內的200餘名蘇方管理人員。

         7月13日，蘇聯政府再次照會國民政府，願意和平談判解決中東路問題，並提出三項建議：（一）立即召集會議處理與中東路有關的一切問題；（二）中國方面應立即取消對中東路的一切斷然命令；（三）立即釋放一切被拘捕之蘇聯人員，停止一切針對蘇聯人民和蘇聯機關的行動。照會同時警告中國方面，蘇聯政府將在三日內等候中國政府作出答覆。如不能得到滿意之答覆，蘇方將不得不採用其他種方法以保護蘇聯之合法權利。

         7月16日中方回覆稱，此次東省搜查哈爾濱俄領館、及對於中東路之處置，“本系阻止騷亂治安事件之勃發為目的”。因“蘇聯東路局長及該路重要職員，對於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及中東路暫行管理協定，自始即未能切實執行。數年來，該局長等種種違法越權事實不可勝指，至使中國人員欲按照協定執行職務而不可得。尤甚者，蘇聯人員輒借該路機關作險詐違犯中俄協定之宣傳。因此種種原因，該省對於東路不得不有此處置，是違背中俄協定及東路管理協定其責不在我方，至為明顯。”

         17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照會中國駐蘇代辦夏維崧，宣布：（一）召回蘇聯在華全體外交官、領事及商務代表；（二）召回蘇聯政府任命之中東路全體職員；（三）停止中蘇間全部鐵路交通；（四）命令駐蘇中國外交官、領事即時離開蘇聯國境。同時聲明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兩協定中所規定之一切權利。

北京舉行反蘇大會的場景

         1929年8月19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發表了《對中東路事件之感想》的演講，闡述了國民政府對中東路事件的立場：“ 一、俄國侵略中國，不自今日始，其輕視中國人之心理，深值我們警惕猛省！ 二、中東路事件，是她以政治力量與主義方法侵略中國不成而施行的武力恫嚇。三、革命政府不為帝國主義者的暴力所屈服。四、大家要團結一致，準備一切，誓必廢除不平等條約，驅逐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暴力。”

         南京國民政府原以為，對抗赤色蘇聯的舉動可以得到仇視共產勢力的西方國家支持，不料西方各國均對其將解決中外權益糾紛訴諸武力的做法表示異議。這樣一來，蘇聯更加有恃無恐，不僅以大規模拘押在蘇華僑以為報復，而且大舉興兵騷擾中國東北邊境。而張學良一直對蘇聯動用武力毫無準備，轉而力謀妥協。但是，南京政府堅決反對，接連在各地組織群眾性的捍衛國家主權的示威遊行，將張學良推到了風口浪尖。蔣介石更公開發表宣言，宣稱：“吾人對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蘇俄侵略之真相。”“如蘇俄竟敢公然破壞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為世界和平計，為民族利益計，當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犧牲一切，貫徹政府擁護國權之主張也。”

         10月12日，蘇軍大舉進攻中國。11月，蘇軍先後攻占扎賚諾爾、滿洲里、海拉爾。中國軍人死傷及被俘人員9000餘名（傷亡2000名，被俘7000餘名）。據蘇方統計，蘇軍被擊斃143人，失蹤4人，受傷665人。12月22日，中國代表蔡運升與蘇聯代表梅立尼可夫在伯力簽訂了《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中東鐵路恢復原狀；雙方尊重1924年《中俄協定》和《奉俄協定》的共同管理原則；雙方釋放被俘人員。中東路事件得以平息。

         張學良意在提振士氣的舉動非但沒有給自己贏得主動，反而為日後的“九一八事變”埋下了禍根。用張學良自己晚年的話來說，他所以會去挑戰蘇聯，是因為“那時，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要想把東北的地位提高”。

（二）“武裝保衛蘇聯”

         中東路事件，給了急於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千載難逢的機緣。中東路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隨即於6月26日發表《“八一”日的口號》，提出“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革命勝利”、“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等口號。

         7月15日，中共中央就中東路事件給滿洲省委發出指示信。指出，中東路事件絕不是蔣介石或張學良某一軍閥的單獨行動，而是在帝國主義策動下的共同行動。所謂收回中東路是“代表國民收回主權”、“維護民族利益”的說法，完全是國民黨的欺騙宣傳，是出賣民族利益於帝國主義罪行的掩飾。中共中央指示滿洲省委“在哈爾濱的工作要特別布置”，並指派劉少奇到哈爾濱“布置並指導為中東路事件的反抗示威”。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對中東路事件的立場。對於這樣一個事關中國國家利益的事件，卻有着南轅北轍、霄壤之別的觀點，實在匪夷所思。在國家和民族利益面前，所有的黨派紛爭都微不足道。大敵當前，理應戮力同心，抗敵禦侮。

         7月1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表《關於中東路事件的呼籲》，提出“為保衛蘇聯而前進”的口號，要求中國共產黨站在蘇聯一邊。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共中央，遂緊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號召全國的勞苦群眾，在“國際反赤色日”——8月1日舉行示威，抗議帝國主義及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對蘇聯的進攻。宣言認為：“蘇聯的勝利，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蘇聯的失敗，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的失敗，也就是蘇聯的失敗！”

         7月31日，《紅旗》第33期發表文章，號召廣大群眾“準備以鐵血來保衛蘇聯”，動員人們“到街上去”，以“表示我們驅逐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與擁護蘇聯的決心”。

         政治上千絲萬縷的利益瓜葛遠非清晰的數理邏輯可以表達。“蘇聯的勝利”只是自身利益的增長，並不自然而然地導致中國人民的福祉。恰恰相反，“蘇聯的勝利”是以中國人民的血淚和汗水奠基的。至少，在中東路事件上是這樣的。

         1929年10月26日，此時蘇聯已經對我國東北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且占領了東北大片領土，共產國際又借發出反對中國國民黨改組派的信的時機，不僅“從十個方面分析中國已經陷入全民族的危機之中”，並且向中共做出了五條指示，命令中共裡應外合，發動更大規模的武裝叛亂，以保衛蘇聯。這五條指示是：

         一、必須竭力利用現已開始的軍閥混戰，以便進一步發展獨立的革命運動。必須最大限度地通過出版物、傳單、群眾性的口頭宣傳和呼籲書來揭露國民黨各個集團的反革命作用。黨應當推翻統治各地區的一切軍閥集團的政權（南方的南京集團、張發奎集團等，北方的閻錫山集團、馮玉祥集團、奉系集團等）。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的口號，以及推翻資產階級地主聯盟政權的口號，應當成為党進行群眾宣傳的主要的現實的口號。

         二、因改組派對帝國主義者的奴顏婢膝的態度，他們在中東鐵路衝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詆毀中傷蘇聯，所以要加緊同改組派的鬥爭。

         三、黨應當特別關注工人的罷工鬥爭。必須在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的情況下，採取準備總同盟政治大罷工的方針，設法使革命的工會運動脫離地下狀態。

         四、黨應當更加關注、開展和領導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反帝運動。蓬勃開展的反帝運動將給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以巨大的革命影響，使之活躍起來。由於滿州的衝突，必須在保衛蘇聯的公開口號下組織一個運動，揭露國民黨包括“改組派”在內的各派系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強和擴大游擊戰爭，特別是在滿州地區，在毛澤東、賀龍活動的地區……要把廣東、福建、湖南和湖北工農軍隊的分散行動協調起來。

         另外，指示信還要求中共“應當全力興起和激化階級衝突，領導群眾暴動，隨着衝突的進一步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鬥爭引向越來越高的發展階段”。

         對於蘇聯紅軍大舉入境的行動，中共中央則明確認為，這是因為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馬上就要爆發，國民黨武裝奪取中東鐵路並“組織白俄軍隊，攻入蘇聯邊境”，蘇聯不得不先發制人的結果。“只有取消主義的陳獨秀”，“才認為蘇聯與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經減輕了甚至沒有了進攻蘇聯的危險”。黨必須“更要加緊發動群眾鬥爭走上武裝鬥爭，會合工農一切武裝鬥爭的實際行動，來執行武裝擁護蘇聯與反軍閥戰爭的任務，而走向全國範圍的總暴動”。

         同年11月26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在江蘇省黨代會上發表講話，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俄’，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12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第60號通告，提出為武裝保衛蘇聯，要在城市舉行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農民運動要向城市發展和紅軍攻占大城市等等。8日，第60號通告發表，標題即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斯時，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中央顯然對局勢缺乏清醒的認識。或者可以這麼說，他們根本就無需自己的判斷。因為，共產國際的一切指示，就是中國共產黨人足以赴湯蹈火、捨生忘死的進軍令。這種盲目的順從和毫無原則的唯蘇聯馬首是瞻，不僅直接戕害了中國共產黨，而且培養了黨內的個人崇拜。

         其實，蘇俄公然命令中國共產黨保衛蘇聯，既非自中東路始，亦非只針對中共一黨而已。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的演說中，強調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基地”，誰“絕對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誰就是國際主義者”。如此赤裸裸的唯我獨尊的做法，暴露了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脆弱。

         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明確把“保衛蘇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任務。因此，各國無產階級應“有義務促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並用一切方法保衛蘇聯不受資本列強的侵犯”。”斯大林更是肆無忌憚地宣稱：“有一個問題可以作為各種各樣的集團、派別和政黨之間的分水嶺，可以檢驗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這個問題就是保衛蘇聯問題，即無條件地、絕對地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問題。”他還說：“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

         “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這是什麼樣荒誕不經的論調！難道為了博得一個“革命者”的美譽，我們就可以置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於不顧？或許，這是一種無奈的仰人鼻息，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委曲求全。這種做法，站在自身的角度似乎無可厚非，但放到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視角，卻值得檢點。

         然而，當侵華戰爭已經因斯大林重新奪取了它在中國的特權而停止以後，蘇俄不僅要求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不能有絲毫改變，甚至更進一步命令中共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繼續擴大武裝暴動。

         1930年初，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馬基亞爾發表了《無產階級在遠東的勝利》一文，該文指出：“把中東鐵路衝突的順利解決看成是結尾，看成是終場，那將是極大的錯誤。這一衝突不是戲的結尾，更像是一場戲的序幕……”

         為了使中東路戰爭成為中共繼續擴大武裝暴動、以取悅蘇聯的序幕而非尾聲，3月20日，馬基亞爾又寫了《中國的危機與革命運動》一文，並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的社論發表。它說：“中國革命正在準備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專政的蘇維埃政府。”

         1931年9月22日《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發表。決議稱：“現在全國無產階級及勞苦群眾身上放着偉大的歷史的任務：這一任務便是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

         如果說中東路事件之前，“武裝保衛蘇聯”還有些自私的理由，可以理解。那麼在中東路事件之後，蘇聯政府假共產國際之名依然如此狂妄地叫囂，實在是無法無天，其妄圖把中國淪為附庸的野心昭然若揭！

         然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旗幟下，“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還在持續着：

         在中央蘇區，戰士每天早晨出操都要高呼“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1932年11月7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刊載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紀念宣言》。宣言稱：“準備和組織着自己的力量，隨時同帝國主義軍隊直接作戰；並領導全國工農勞苦群眾和紅軍武裝保衛中國革命的朋友——蘇聯。”

         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的一段記載，真實地反映了普通民眾對於“武裝保衛蘇聯”這類口號的反感：“有一次我所在的小組，晚上到三角地小菜場附近去寫‘武裝保衛蘇聯’之類的標語。當時下雨路滑，同組的孔德沚（茅盾的夫人）不小心滑倒，弄得滿身泥水。我們把她送回家去的時候，她發牢騷說：‘連自己也保衛不住，還說什麼保衛蘇聯’。”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也順理成章地服膺於蘇聯。民族利益和政黨利益的衝突，考驗着中國共產黨人的智慧。遺憾的是，在理智和情感的抉擇中，無數的共產黨人以沸騰的鮮血點燃了澎湃的激情，用鮮活的生命祭奠了對蘇聯的忠誠。

（三）末路獨秀

陳獨秀

         一枝獨秀壓群芳，滿腔熱血為真理。在一片狂熱的追捧中，只有一個人在冷眼沉思，並且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晚年的漂泊捍衛了一個共產黨人的信仰！

         針對中央在中東路事件宣傳方法上的缺點，7月28日，陳獨秀以“撒翁”的筆名給中央寫了第一封信，認為中東路事件“不是簡單的中俄兩國間的糾紛，而是國際糾紛問題的導火線”，“除了恢復中東路原有狀態即中俄共管形式，國際糾紛是要繼續發展的”。陳獨秀進一步分析中東路事件的繼續發展有兩種可能的趨勢，一是蘇俄始終取強硬政策，帝國主義者必然在援助中國名義之下，共同向蘇聯進攻；一是蘇俄若取退讓政策，帝國主義者之間必然因對中東路的爭奪遲早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但無論是哪一種，都要在中國做戰場，戰爭中直接受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

         他的分析可謂鞭辟入裡，一針見血。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對黎民百姓的體恤、對勞苦大眾的同情令人唏噓。既然革命的目標是為了造福大眾，那麼革命就不應當通過犧牲普通百姓的幸福來達到自身的目的。或許，這種悲天憫人的革命者在中國註定是沒有出路的。陳獨秀潦倒慘澹的晚景為他特立獨行的思想做了最好的註腳。

         陳獨秀認為中央的宣傳“太說教式了，太超越群眾了，也太單調了。對於中東路收回這一具體問題，沒有正確的解釋，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發點，拿‘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做動員群眾的中心口號，而未曾詳細指出，在未推翻帝國主義宰割以前，中國真能自己收回中東路是怎樣一個幻想，必然釀成中國民族實際的莫大災難”。 他認為不能光喊“擁護蘇聯”的口號，這種口號“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

         在當時的蘇聯，雖然托洛茨基與斯大林在政治上已勢若水火，但在關乎蘇聯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們的態度竟是驚人的一致。托洛茨基甚至號召中國托派“要完全犧牲自己來保護十月革命的勝利”，保衛蘇聯。作為中國“托派”的老大，陳獨秀並不買托洛茨基的帳。共產黨人是共產主義者，但共產黨人首先應是愛國者。一個可以置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利益於不顧的人，是有愧於中國共產黨人這一稱號的。

         8月7日，中央機關刊物《紅旗》第37期公開了陳獨秀的這封信，同時刊發《中央答覆撒翁的信》。在信中，中央一方面繼續堅持關於中東路事件宣傳的原有方針，另一方面批評陳獨秀的意見是“離開階級的觀點，走入了社會民主黨，實際就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觀點”，指責陳獨秀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左派在野黨的口號”，批評陳獨秀“跟着群眾的落後意識跑”，把與陳獨秀關於中東路事件宣傳策略的分歧說成是“極大的原則上不同”。

         僅僅一個星期後，8月5日，陳獨秀又致信中央常委，將“我一年來慎重考察的結論”，寫成了12條意見和建議，對盲動主義路線進行了分析和批評。陳獨秀在信中說：“因為我不忍眼見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就這樣長期地在不正確路線之下，破滅消沉下去”，“所以我現在又只得不避忌諱，向你們詳細說明一下”。他認為盲動主義必然產生命令主義，必然抹煞黨內的民主作風，“排除一切意見不同的分子”，“更或者給他戴上一頂帽子，如‘反對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如此下去，黨內正常的民主作風必然受到破壞。陳獨秀分析，革命高潮“不會快要到來”，不要“隨便把他們（群眾）領到街上玩弄”。

         針對陳獨秀的傾向，8月22日，任弼時在江蘇省委聯席會議上說：“如果不覺悟，堅持錯誤，製造派別活動，對其中的領袖分子可以作進一步的解決。”8月28日，中央派人與陳獨秀談話，批評他不應該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共產國際代表甚至以開除黨籍相威脅，但他卻不為所動。

         雷霆萬鈞任霹靂，巋然蒼松傲雲天。在真理和正義面前，所有的東西都是虛幻的，惟有真理的光輝和正義的力量永恆。

         9月，陳獨秀和彭述之、尹寬等人成立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即“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10月6日，中共中央致函陳獨秀，對他在上海黨的基層組織中的反對派活動提出嚴重警告，並告訴他：“中央決定你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限定你一周內作篇批評反對派的文章。”對中央已經失去信心的陳獨秀對此並不理會，甚至放言中央讓他寫批評反對派的文章，是“發狂鬧笑話”。他表示將繼續“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的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他”，“如果因此造成黨的分裂，是應該由你們負責的”。1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向陳獨秀髮出書面忠告，希望他不要把他寫給中央的信，“在同志中間宣傳”，並申明“必須馬上解散”反對派。凡是參加者，“須予以組織上的制裁”，仍然固執其“取消主義思想，不執行黨和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毫不猶豫地開除出黨”。

         10月21日，江蘇省委將彭述之、汪澤凱、馬玉夫、蔡振德四人開除出黨，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陳獨秀並不為之所動：“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還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凱、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正式宣布“開除陳獨秀黨籍”，並號召全黨同志行動起來，“肅清一切反列寧主義的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的取消派的思想與小組織”。中國共產黨清除托陳反對派的鬥爭揭開了序幕。

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

         “有人要求我公開聲明脫離‘赤匪’，我曾以為這是畫蛇添足而拒絕之。我現在對於托派，同樣也不願做此畫蛇添足之事。”由於陳獨秀的特殊身份，共產國際於1930年2月8日，致電中共中央，要它轉告陳獨秀，給他一次去莫斯科“申訴”的機會，但陳獨秀拒絕了。是啊，誰都知道，在這樣的境況下，申訴是徒勞的。

         陳獨秀被開除出黨後，於1929年12月10日發表《告全黨同志書》，反駁中央開除他出黨的決議案。他批評堅持“立三路線”的中央，繼續執行盲動主義的路線，“甘心做史大林的留聲機器”，其結果必然是“斷送黨，斷送革命”。他公開號召黨內同志，“毫不隱諱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領導的國際反對派……旗幟之下，堅決地、不可調和地、不中途妥協地和國際的及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奮鬥到底”。

         在錯綜複雜的形勢面前，清醒者可能不一定是少數，但敢於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的卻永遠是最少數。陳獨秀以一個學者的智慧，一個革命者的膽識，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所應當堅持的正確道路。然而，他理智的聲音很快就被淹沒在狂熱的聒噪中。在後來批判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時候，又有誰還願意提起那個當時就不恤生死、據理力爭的陳獨秀？

         歷史上義薄雲天的壯舉都是由弱小的個體以生命構架；人世間太多的感動都是由普通人以超乎尋常的行為書寫。作為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不畏重壓，百折不撓，以磊落坦蕩的襟懷、高風亮節的氣度，在歷史豐碑上鐫刻了一段不朽的傳奇。

         那個時候，孱弱的中國共產黨連自身的發展都步履維艱，自顧不暇，遑論“武裝保衛蘇聯”。更何況，“武裝保衛蘇聯”只不過是蘇聯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強加於各國共產黨的負擔，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外交和大國沙文主義。雖然蘇聯被“保衛”了，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卻遭受到嚴重的損失，這得不償失的慘劇，令人深思。

         在政治的權衡中，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一言以蔽之，中國的命運只能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