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国共产党人齐聚共产国际麾下，“保卫苏联”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和苏联关系急遽恶化，苏联军队大举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在全国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

（一）血染中东路

         1928年12月29日，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正式通电，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

         然而，东北易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东北地区处于日、俄严重威胁之下的境况。此时，要想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中国对南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中国对旅顺港的各项权益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并不甘心日、俄在华特权的继续。1929年，借着南京国民政府推动“革命外交”之机，张学良继承父志，高举义旗，从取消苏联在北满地区所占有的特殊利益入手，开始了其收回东北主权的宏大计划。

张学良戴孝检阅部队

         1929年年初，东北当局首先强行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出于种种考虑，对此，苏联方面只是口头提出抗议，并要求偿付安置费100多万元了事。4月，东北当局再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苏方再度退让，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个正处长的职位让给了中国人。

         涉世未深的张学良显然低估了苏联方面的力量，他将苏方的忍让和妥协视为退缩和无能，于是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行动。5月27日，张学良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秘密从事共产主义宣传为名，密令东北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抄走大批文件，逮捕了前来领事馆集会的俄方人员80余人。他们都是来自中东铁路沿线各站及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以及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团体和部门的俄方负责人。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滋涅佐夫和驻哈尔滨总领事梅里尼可夫也曾一度被控制。这和他父亲两年前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好一对颟顸父子！

中东路西段的满洲里火车站

         5月31日，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出了措辞严厉的抗议函，要求国民政府“从速释放在领馆内被逮之人，发还被搜之公文及掠去之物件钱财。”同时通知中方：“因中国政府之行为已证实不愿并不知介意公认之国际公法，则苏联政府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

         在国民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张学良就像一头冲进瓷器店的公牛，一不做，二不休。7月10日，他以东北政务委员会等机构的名义，宣称：因苏方违反《奉俄协定》中关于不得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等项规定，中方被迫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次日，东北当局贸然派出军警人员，查封了苏联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机构，派旅居东北的白俄人士接收了机务处、车务处，强令解散了路局苏联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团等。并逮捕驱逐了包括中东铁路管理局苏方正、副局长在内的200余名苏方管理人员。

         7月13日，苏联政府再次照会国民政府，愿意和平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提出三项建议：（一）立即召集会议处理与中东路有关的一切问题；（二）中国方面应立即取消对中东路的一切断然命令；（三）立即释放一切被拘捕之苏联人员，停止一切针对苏联人民和苏联机关的行动。照会同时警告中国方面，苏联政府将在三日内等候中国政府作出答复。如不能得到满意之答复，苏方将不得不采用其他种方法以保护苏联之合法权利。

         7月16日中方回覆称，此次东省搜查哈尔滨俄领馆、及对于中东路之处置，“本系阻止骚乱治安事件之勃发为目的”。因“苏联东路局长及该路重要职员，对于一九二四年中俄协定及中东路暂行管理协定，自始即未能切实执行。数年来，该局长等种种违法越权事实不可胜指，至使中国人员欲按照协定执行职务而不可得。尤甚者，苏联人员辄借该路机关作险诈违犯中俄协定之宣传。因此种种原因，该省对于东路不得不有此处置，是违背中俄协定及东路管理协定其责不在我方，至为明显。”

         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国驻苏代办夏维崧，宣布：（一）召回苏联在华全体外交官、领事及商务代表；（二）召回苏联政府任命之中东路全体职员；（三）停止中苏间全部铁路交通；（四）命令驻苏中国外交官、领事即时离开苏联国境。同时声明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中所规定之一切权利。

北京举行反苏大会的场景

         1929年8月19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发表了《对中东路事件之感想》的演讲，阐述了国民政府对中东路事件的立场：“ 一、俄国侵略中国，不自今日始，其轻视中国人之心理，深值我们警惕猛省！ 二、中东路事件，是她以政治力量与主义方法侵略中国不成而施行的武力恫吓。三、革命政府不为帝国主义者的暴力所屈服。四、大家要团结一致，准备一切，誓必废除不平等条约，驱逐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暴力。”

         南京国民政府原以为，对抗赤色苏联的举动可以得到仇视共产势力的西方国家支持，不料西方各国均对其将解决中外权益纠纷诉诸武力的做法表示异议。这样一来，苏联更加有恃无恐，不仅以大规模拘押在苏华侨以为报复，而且大举兴兵骚扰中国东北边境。而张学良一直对苏联动用武力毫无准备，转而力谋妥协。但是，南京政府坚决反对，接连在各地组织群众性的捍卫国家主权的示威游行，将张学良推到了风口浪尖。蒋介石更公开发表宣言，宣称：“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

         10月12日，苏军大举进攻中国。11月，苏军先后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被击毙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12月22日，中国代表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梅立尼可夫在伯力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中东铁路恢复原状；双方尊重1924年《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的共同管理原则；双方释放被俘人员。中东路事件得以平息。

         张学良意在提振士气的举动非但没有给自己赢得主动，反而为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祸根。用张学良自己晚年的话来说，他所以会去挑战苏联，是因为“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要想把东北的地位提高”。

（二）“武装保卫苏联”

         中东路事件，给了急于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千载难逢的机缘。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随即于6月26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7月15日，中共中央就中东路事件给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指出，中东路事件绝不是蒋介石或张学良某一军阀的单独行动，而是在帝国主义策动下的共同行动。所谓收回中东路是“代表国民收回主权”、“维护民族利益”的说法，完全是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是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罪行的掩饰。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在哈尔滨的工作要特别布置”，并指派刘少奇到哈尔滨“布置并指导为中东路事件的反抗示威”。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中东路事件的立场。对于这样一个事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件，却有着南辕北辙、霄壤之别的观点，实在匪夷所思。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所有的党派纷争都微不足道。大敌当前，理应戮力同心，抗敌御侮。

         7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提出“为保卫苏联而前进”的口号，要求中国共产党站在苏联一边。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中央，遂紧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号召全国的劳苦群众，在“国际反赤色日”——8月1日举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宣言认为：“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的失败，也就是苏联的失败！”

         7月31日，《红旗》第33期发表文章，号召广大群众“准备以铁血来保卫苏联”，动员人们“到街上去”，以“表示我们驱逐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与拥护苏联的决心”。

         政治上千丝万缕的利益瓜葛远非清晰的数理逻辑可以表达。“苏联的胜利”只是自身利益的增长，并不自然而然地导致中国人民的福祉。恰恰相反，“苏联的胜利”是以中国人民的血泪和汗水奠基的。至少，在中东路事件上是这样的。

         1929年10月26日，此时苏联已经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且占领了东北大片领土，共产国际又借发出反对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信的时机，不仅“从十个方面分析中国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危机之中”，并且向中共做出了五条指示，命令中共里应外合，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以保卫苏联。这五条指示是：

         一、必须竭力利用现已开始的军阀混战，以便进一步发展独立的革命运动。必须最大限度地通过出版物、传单、群众性的口头宣传和呼吁书来揭露国民党各个集团的反革命作用。党应当推翻统治各地区的一切军阀集团的政权（南方的南京集团、张发奎集团等，北方的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奉系集团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口号，以及推翻资产阶级地主联盟政权的口号，应当成为党进行群众宣传的主要的现实的口号。

         二、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

         三、党应当特别关注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

         四、党应当更加关注、开展和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反帝运动。蓬勃开展的反帝运动将给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革命影响，使之活跃起来。由于满州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州地区，在毛泽东、贺龙活动的地区……要把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工农军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

         另外，指示信还要求中共“应当全力兴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对于苏联红军大举入境的行动，中共中央则明确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国民党武装夺取中东铁路并“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苏联不得不先发制人的结果。“只有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

         同年11月26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在江苏省党代会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俄’，即將是全国的武装暴动”。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第60号通告，提出为武装保卫苏联，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等等。8日，第60号通告发表，标题即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斯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央显然对局势缺乏清醒的认识。或者可以这么说，他们根本就无需自己的判断。因为，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足以赴汤蹈火、舍生忘死的进军令。这种盲目的顺从和毫无原则的唯苏联马首是瞻，不仅直接戕害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培养了党内的个人崇拜。

         其实，苏俄公然命令中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既非自中东路始，亦非只针对中共一党而已。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强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如此赤裸裸的唯我独尊的做法，暴露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脆弱。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应“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犯”。”斯大林更是肆无忌惮地宣称：“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他还说：“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

         “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这是什么样荒诞不经的论调！难道为了博得一个“革命者”的美誉，我们就可以置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于不顾？或许，这是一种无奈的仰人鼻息，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委曲求全。这种做法，站在自身的角度似乎无可厚非，但放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却值得检点。

         然而，当侵华战争已经因斯大林重新夺取了它在中国的特权而停止以后，苏俄不仅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不能有丝毫改变，甚至更进一步命令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继续扩大武装暴动。

         1930年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发表了《无产阶级在远东的胜利》一文，该文指出：“把中东铁路冲突的顺利解决看成是结尾，看成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一冲突不是戏的结尾，更像是一场戏的序幕……”

         为了使中东路战争成为中共继续扩大武装暴动、以取悦苏联的序幕而非尾声，3月20日，马基亚尔又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它说：“中国革命正在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1931年9月22日《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发表。决议称：“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的历史的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

         如果说中东路事件之前，“武装保卫苏联”还有些自私的理由，可以理解。那么在中东路事件之后，苏联政府假共产国际之名依然如此狂妄地叫嚣，实在是无法无天，其妄图把中国沦为附庸的野心昭然若揭！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旗帜下，“武装保卫苏联”的行动还在持续着：

         在中央苏区，战士每天早晨出操都要高呼“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1932年11月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刊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宣言》。宣言称：“准备和组织着自己的力量，随时同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并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的朋友——苏联。”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的一段记载，真实地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于“武装保卫苏联”这类口号的反感：“有一次我所在的小组，晚上到三角地小菜场附近去写‘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标语。当时下雨路滑，同组的孔德沚（茅盾的夫人）不小心滑倒，弄得满身泥水。我们把她送回家去的时候，她发牢骚说：‘连自己也保卫不住，还说什么保卫苏联’。”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也顺理成章地服膺于苏联。民族利益和政党利益的冲突，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遗憾的是，在理智和情感的抉择中，无数的共产党人以沸腾的鲜血点燃了澎湃的激情，用鲜活的生命祭奠了对苏联的忠诚。

（三）末路独秀

陈独秀

         一枝独秀压群芳，满腔热血为真理。在一片狂热的追捧中，只有一个人在冷眼沉思，并且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晚年的漂泊捍卫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

         针对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宣传方法上的缺点，7月28日，陈独秀以“撒翁”的笔名给中央写了第一封信，认为中东路事件“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的导火线”，“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陈独秀进一步分析中东路事件的继续发展有两种可能的趋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对中东路的争夺迟早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战争中直接受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他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黎民百姓的体恤、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令人唏嘘。既然革命的目标是为了造福大众，那么革命就不应当通过牺牲普通百姓的幸福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或许，这种悲天悯人的革命者在中国注定是没有出路的。陈独秀潦倒惨淡的晚景为他特立独行的思想做了最好的注脚。

         陈独秀认为中央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越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割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一个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 他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在当时的苏联，虽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政治上已势若水火，但在关乎苏联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的态度竟是惊人的一致。托洛茨基甚至号召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革命的胜利”，保卫苏联。作为中国“托派”的老大，陈独秀并不买托洛茨基的帐。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但共产党人首先应是爱国者。一个可以置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是有愧于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称号的。

         8月7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37期公开了陈独秀的这封信，同时刊发《中央答复撒翁的信》。在信中，中央一方面继续坚持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的原有方针，另一方面批评陈独秀的意见是“离开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实际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指责陈独秀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的口号”，批评陈独秀“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把与陈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策略的分歧说成是“极大的原则上不同”。

         仅仅一个星期后，8月5日，陈独秀又致信中央常委，将“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成了12条意见和建议，对盲动主义路线进行了分析和批评。陈独秀在信中说：“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地在不正确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他认为盲动主义必然产生命令主义，必然抹煞党内的民主作风，“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如此下去，党内正常的民主作风必然受到破坏。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针对陈独秀的倾向，8月22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8月28日，中央派人与陈独秀谈话，批评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但他却不为所动。

         雷霆万钧任霹雳，岿然苍松傲云天。在真理和正义面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幻的，惟有真理的光辉和正义的力量永恒。

         9月，陈独秀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成立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0月6日，中共中央致函陈独秀，对他在上海党的基层组织中的反对派活动提出严重警告，并告诉他：“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批评反对派的文章。”对中央已经失去信心的陈独秀对此并不理会，甚至放言中央让他写批评反对派的文章，是“发狂闹笑话”。他表示将继续“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1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向陈独秀发出书面忠告，希望他不要把他写给中央的信，“在同志中间宣传”，并申明“必须马上解散”反对派。凡是参加者，“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仍然固执其“取消主义思想，不执行党和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

         10月21日，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开除出党，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陈独秀并不为之所动：“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还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正式宣布“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行动起来，“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中国共产党清除托陈反对派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陈独秀答共产国际的信

         “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由于陈独秀的特殊身份，共产国际于1930年2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要它转告陈独秀，给他一次去莫斯科“申诉”的机会，但陈独秀拒绝了。是啊，谁都知道，在这样的境况下，申诉是徒劳的。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于1929年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反驳中央开除他出党的决议案。他批评坚持“立三路线”的中央，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路线，“甘心做史大林的留声机器”，其结果必然是“断送党，断送革命”。他公开号召党内同志，“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清醒者可能不一定是少数，但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却永远是最少数。陈独秀以一个学者的智慧，一个革命者的胆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所应当坚持的正确道路。然而，他理智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狂热的聒噪中。在后来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又有谁还愿意提起那个当时就不恤生死、据理力争的陈独秀？

         历史上义薄云天的壮举都是由弱小的个体以生命构架；人世间太多的感动都是由普通人以超乎寻常的行为书写。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不畏重压，百折不挠，以磊落坦荡的襟怀、高风亮节的气度，在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那个时候，孱弱的中国共产党连自身的发展都步履维艰，自顾不暇，遑论“武装保卫苏联”。更何况，“武装保卫苏联”只不过是苏联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强加于各国共产党的负担，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和大国沙文主义。虽然苏联被“保卫”了，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却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这得不偿失的惨剧，令人深思。

         在政治的权衡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