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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產黨興亡追記
送交者: 雜花生樹 2010年09月27日14:45:41 于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我與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產黨興亡追記



周德高筆述、朱學淵撰寫



目次


01、前言


第一章、柬埔寨的歷史和人物

02、柬埔寨民族的歷史、文化、宗教,和領土問題

03、印度支那和柬埔寨的共產主義運動

04、日本與柬埔寨的第一次獨立

05、民族主義者山玉成

06、柬埔寨的第二次獨立

07、日內瓦會議後的局面

08、法國為柬埔寨培養了激進主義者

09、柬埔寨留學生中的幾個重要人物

10、沙絡紹——波爾布特的家世

11、沙絡紹在法國

12、沙洛紹歸國參加斗爭

13、沙洛紹在金邊的活動

14、動蕩的一九五五年

15、沙絡紹與喬奔娜麗的婚姻

16、柬共徹底轉入地下

17、柬共正式建黨

18、杜沙穆失蹤和波爾布特時代的開始

19、農謝其人

20、西哈努克治理柬埔寨的成就

21、西哈努克的專制、反美、親中路線


第二章、我的家世和參加革命

22、我的家世

23、進學校讀書

24、小學畢業謀職

25、參加《棉華日報》工作


第三章、中共與柬共連手制造革命高潮

26、柬文《人民報》

27、中國大使館的“二王”

28、破獲台灣特工謀害劉少奇、西哈努克案

29、柬共建立叢林基地

30、波爾布特去河內和北京

31、臘塔那基里

32、三洛鄉事件

33、大使館叫我通知喬森潘、胡榮、符寧出走

34、西哈努克向右轉

35、紅色高棉絕處逢生


第四章、朗諾政變和柬共取勝

36、康生親自指揮,召我去北京

37、中共指揮我插手金邊政局

38、朗諾和施里瑪達發動政變

39、朗諾、施里瑪達其人

40、中國和越南對柬共的支持

41、進入根據地

42、柬越兩共的矛盾的爆發

43、屠殺“越頭柬身”人

44、“華運”和它的領導成員

45、拜會甦品

46、會見農謝

47、凶惡的農謝

48、柬共的干部

49、西南事件和張東海的惡劣行徑

50、王海和林三回國匯報

51、美國的炸彈

52、柬共統治下的世外桃源

53、柬埔寨農村的痛苦生活

54、殺狗運動

55、桔井事件和密娟的“堅定立場”

56、胡榮被殺

57、越南僑干的離走和牢獄之災

58、劣質軍事家


第五章、柬共的勝利和失敗

59、柬共進城,

60、柬埔寨華僑的悲慘命運

61、全面整肅的啟端

62、第二次被召去北京

63、外交部和中調部

64、甦品被殺

65、揭竿而起

66、鄧小平教訓波爾布特

67、柬共逃出金邊

68、在柬埔寨的奧斯威辛懷舊

69、紅色高棉的囚徒

70、西哈努克在美國謀求政治庇護

71、鄧小平教訓“同志加兄弟”

72、柬共重整旗鼓,又重歸失敗

73、鄧小平決定停止輸出革命

74、波爾布特的新婚

75、連襟的決裂

76、四五○師和四一五師叛變的原由

77、洪森策反成功,英薩利受西哈努克寬赦

78、宋成全家被殺

79、波爾布特的死,才迎來紅色高棉的末日


第六章、脫離中共

80、政治立場不可靠

81、廣州中調部招待所的刁民潑婦

82、去香港“潛伏”

83、在香港打爛仗

84、重逢老伍

85、援救在泰國的同志告于失敗

86、拒絕去柬埔寨

87、幸福的晚年




01、前言


二十世紀,人類經歷了共產革命的洗劫,在這個非理性思潮退潮的時刻,回光返照的沖動竟發生在安定富足的高棉國,它的一群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受中共的教唆,也妄想創造奇跡,改變人類社會形態,他們為了“公平”推行貧困;為“理念”進行殺戮……。在這個曾經是佛土的國度,留下幾百萬顆骷髏,和更多的等待人們去踐踏的地雷。


幾年前,初識從遠方來的莊思明先生,他又引見我認識了周德高先生,老周住在不遠的另一個州的城市,據說才結束了一間餐館的生意。第一次相見,就見那徒有四壁的家,堆滿了報刊雜志“爭鳴”“開放”“動向”……,我立刻意識到這是一位非常政治化,而貧賤不移的人。

老莊來自越南富裕商家,老周出生在柬埔寨窮困鄉村,在我還非常無知的時代,他們就卷入了印度支那革命的激流,都成了無畏勇進的戰士。我搞不清他們之間的關系,只知道他們都曾經為“中調部”工作。不幸的是,他們的忠貞非但沒有得到公正對待,反而帶來了政治上的麻煩,于是他們都深惡痛絕地脫離了這個違背人性的事業。


中國的歷史很古老,但是又很枯燥,它們大都是後世“編”“修”“撰”出來的帝王將相的故事,內中充滿了虛假矯飾的情節。因此,我鼓勵他們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那雖然看似凡人的事,卻才是歷史樹干的根葉。他們無疑都有失落感,我說那是人類歷史錯誤的一頁,必須把它記載下來,告誡後人。


老周和他的太太很快都找到了在學校當清潔工的工作,因此醫療和退休的問題都解決了,老周的女兒幫他還清了信用卡上不少的債務,他們又搬進了新購置的活動房屋,過上了和諧、滿足的生活,他是一個很勤奮的人,回憶也就很快地寫出來了。


柬埔寨與中國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建立了外交關系,但中共要幫助柬埔寨共產黨推翻它的政府;西哈努克明知道“中國是紅色高棉的後台”,卻因反對他的右翼民主主義者親美,所以他就情緒化地親華。越南戰爭高潮中的一九七○年,美國主使軍人朗諾發動政變,把西哈努克進一步推入中共的懷抱,成為柬共奪取政權的合法招牌。所以這個小國的百姓,就在大國的冷戰中擠軋煎熬了。


柬埔寨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實行種族滅絕的屠殺,據“柬埔寨歷史資料收集中心”的報告,他們在美國、澳大利亞、荷蘭三國人力、物力的資助下,在全柬一百七十個縣中的八十一個縣進行了勘察,在9138個坑葬點,發掘出了150萬個骷髏,柬共的暴行實在是大大地超過了德國法西斯。


老周從五十年代開始,就接受中國大使館領導,從事“為祖國服務”的“地下工作”。那時中共貫徹的是“愈窮愈革命”的路線,他正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紅”的好料作;還有著忠誠的意志和犯難的精神,加上精通柬埔寨的語言和國情,因此他得到了中共方面特殊的信賴和任用,若干柬埔寨大事都有他的參與。


一如,一九六七年越南戰爭急速發展,中國開展文化大革命,柬埔寨國內開始發生動亂,西哈努克開始向美國靠近,老周獲知政府即將處置“左派議員”喬森潘、胡榮的意圖,他受中國方面的指令,通知兩人及時逃出金邊,這預示東南亞形勢巨變的重要事件,世界各國媒體作了大量的報導。


二如,一九七七年他被召到北京,為吁請中共干預柬共種族絕滅的罪行,他報告了柬共內部分歧,要人甦品與越共有往還的情報。中共旋即邀請甦品訪華,進行摸底;次年甦品遭波爾布特派人擊成重傷,自殺身亡。甦品之死引發“東部大區”叛亂,失敗後大量軍民逃入越南。後來,越南軍隊在他們的配合下,于一九七九年初攻入金邊。


我發現其中有許多未被人知史事,須要研究、補證,于是我們開始合作。在執筆的過程中,我又發見了老周頭腦聰明,性格果斷,而且記憶超人,我甚至為中共失去這樣干練的人才而惋惜。經過兩年的努力,本書《我與中共和柬共》終告完成。


老周有四分之一的柬埔寨血統,由于天賦的敏銳,連波爾布特第一個女友後來的姘夫,就是今天金邊某政黨頭目的父親,他也而知道得一清二楚。又如柬埔寨著名民族民主主義者楊世祖,現在已經很少為人所知,但老周卻知道他的身世。許多柬埔寨問題,都可以從他那里得到舉重若輕的答案,因此中國大使館很早就認識到,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柬埔寨通”。


許多柬埔寨地名,潮州移民有約定的譯法,如Phnom Penh作“金邊”,Kratie作“桔井”,Pailin作“珠山”等。我們盡量遵守這些傳統,但又兼慮了它們在世界上的名聲,因此還是把柬共余孽盤踞的“珠山”譯做了“拜林”。又如Kompong Chan是“Chan人的地方”,它有許多譯法,如“磅湛”、“磅佔”、“磅針”、“磅楨”等,但因為歷史上的“佔巴”就是Chan人的國家,所以我們取了“磅佔”。無數這樣的細微末節,都埋伏在本書中,因此本書有棉華乳融的特色。


若干關于柬埔寨的著作已經問世,其中以英國作家蕭特(Phillip Short)的《波爾布特》最為優秀,而他的成名作則就是《毛澤東》。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在擔任英國名報名刊駐北京記者時,他開始對波爾布特、英薩利、喬森潘、塔莫、蓋寶、密杜等柬共要人進行面訪,他與留法知識分子耿萬薩、秀木、麥勉等人的談話,更具真實價值。我們征引了蕭特著作中的若干記載和圖片,如果他一朝讀到本書,同樣也會發現許多未知的真跡。


老周因“詆毀偉大的柬埔寨共產黨”,被昏庸的北京官僚們當作“政治立場不可靠”份子,而用一千元港幣打發到香港去打苦工。現在他是一個心安理得的美國校工,因為他的勤奮、明理,全校的師生都尊重他。


本書旨在成為一冊準確而有血有肉的歷史,因此以“周德高筆述,朱學淵撰寫”的名義刊行。我們合作得愉快,在分享出版的快樂時,還得感謝雙方家人的支持和散居在美國、加拿大、法國的友人們的贊助。有一位老周的友人寄來小詩一首︰“夜長西窗寒流冷,破曉方聞鵲聲鳴;文壇已是千層雪,花圃仍有一葉青。”以資鼓勵。


朱學淵


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記于美國





第一章、柬埔寨的歷史和人物


01、柬埔寨民族的歷史、文化、宗教,和領土問題


柬埔寨略大于中國的廣東省,幾十年前人口只有六百萬,還不及廣東的十分之一。柬埔寨王國分成二十個省,金邊和磅遜(今“西哈努克港”)是兩個直轄市。人口中高棉族佔了百分之八十,因此它又名高棉國,國中百姓中百分之八十的是農民,百分之八十是佛教徒,那是一個山清水秀,林木蔥郁,物質充裕,民風淳厚的國家。


中國歷史很早就開始記載它,《隋書》叫“真臘”,新、舊《唐書•真臘傳》叫“吉蔑”,唐代朝鮮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記為“閣蔑”,《元史》為“繼沒”。其實,“吉蔑”、“閣蔑”、“繼沒”都是“高棉”的別寫,元人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說︰“其國自稱曰甘孛智。”明代又有“甘破蔗”、“甘菩者”的寫法,萬歷以後才定記為“柬埔寨”。


高棉民族古老而又背景特殊。高棉語、越南語、泰國語互相極不相同,而老撾語與泰國語較為接近。高棉族較之越族和泰族,皮膚顯得黧黑而多斑點,柬埔寨人對自己的膚色很自豪,他們自稱是“黑色的高棉人”。那些膚色較淺的人,往往被認為有中國血統,柬埔寨王室也是這樣的棉華混血家族。


柬埔寨文字與泰文、緬文的形態相似,是從印度巴利文發展來的。柬、老、泰、緬四國是在印度文化圈內,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很大;而越南受中國文化的燻陶很深,漢文和儒學教育很發達,胡志明會寫中國傳統詩詞,這種人在柬埔寨人中是很難找到的。


柬埔寨人民崇奉的佛教,是所謂的“南傳佛教”,它是從印度轉道錫蘭傳入緬甸、泰國和柬埔寨的;而越南的佛教與中國的佛教是一個系統,是從西域傳入中國,然後流入越南、日本等國的“北傳佛教”。從吳哥窟建築與泰國、緬甸建築雷同,越南的廟宇與中國廟宇相似,就可以看出它們源頭的不同。


湄公河三角洲和以南地區,包括西貢(今胡志明市,高棉語稱Prey Norkor)在內,原來都是高棉民族的領土。十六世紀末,越南並吞“佔巴國”(中國和越南歷史記為“佔城”)後,勢力南擴;越南王將第六個公主嫁給柬埔寨濟哲德王,這位六公主向高棉的夫王討得了這片沿海土地,獻給了越南的父王,法國殖民者將這片土地叫 Cosaoxine,意思是“六公主討來的土地”,也就是所謂的“下柬埔寨”。


雖然柬、越兩國相鄰,但人種、語言、宗教、文化有很大的差異,歷史上還因“下柬埔寨”而結下了很深的怨恨。這片領土爭議幾百年都糾纏不清,還是法國殖民主義者自作主張,將它劃歸了越南。因此,它是柬埔寨的一塊心病。不僅波爾布特取得全國政權後,聲稱要收復下柬埔寨,西哈努克對此也一直是耿耿于懷的, 


明朝末年,據說有一名叫“莫玖”的中國將軍不願降清,率領他的部屬投靠越南王,適逢越南剛取得下柬埔寨,越南王就派遣莫玖帶領部下來到這片土地駐屯。這些明朝士兵和當地百姓通婚,後裔自稱“明鄉人”,在西貢和南方各地,到處可見“明鄉廟”,阮文紹政權的權貴就有不少自認是明鄉人,他們每年都舉行很隆重祭祖活動。越南南方的這片土地,是由棉、越、華三族融合而成的一個多血緣的社會。


經過越南的幾百年統治和中國文化的長期影響,下柬埔寨的許多高棉族人也取漢姓漢名,例如下柬埔寨的大姓“山”、“石”、“金”、“周”、“宋”,與傳統高棉姓氏有很大的區別;一般說來,從姓氏即可以辨出下柬埔寨人來,西哈努克時代的政壇和柬共的領導層,都有不少下柬埔寨人。金邊《祖國報》社長山福壽,“自由高棉”的領袖山玉成,柬共領袖山玉明、英薩利、周成、宋成等,都是下柬埔寨人。


柬埔寨的華僑,大部來自廣東、福建兩省,其中又以潮州人居多。華僑既善務農,更善于經商,生活水平高出柬族土著和越僑許多。華僑在商言商,善于處事,更沒有因領土糾紛引起的感情糾紛,因此華僑的處境比越僑又要好得多。越僑主要住在沿河地帶,從事捕魚業,經濟上的成功,遠不如華僑。


柬埔寨土著排外心理不強,認同心理又非常寬松。有華裔血統的人,不會說中國話,不在清明祭祖,與柬族通婚,就被成為柬埔寨人了。我的外祖母是柬族人,母親有一半的中國血統,我的父親是從潮州來的,家中說潮州話,我們是認同中國的。但柬共領袖波爾布特、英薩利、喬森潘、農謝等,都有程度不等的華人血統,但他們都不認同中國,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合理的現象。


03、印度支那和柬埔寨的共產主義運動


一八***年,具有不同語言文字的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被法國整合成一個“法屬印度支那聯邦”。但柬埔寨社會依然保持寬容和自由;各族人民互相認同,和睦相處。西方殖民主義的到來,也帶來了在歐洲游蕩的社會主義思想。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暴力的列寧主義迅速又滲入印度支那。而中國農民共產主義的勝利,更教唆柬埔寨人民搞起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斗爭,從此這個美好的國家變成了人間地獄。


二十世紀初,越南出了一位青年阮愛國,他就是後來的革命家胡志明。早年他在法國游學時,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參加了法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他從歐洲回來,在廣州參加中國的大革命,還曾經被捕入獄。一九三○年二月三日,他在香港主持成立了“印度支那共產黨”。那時,黨內雖然有寮國支部和柬埔寨支部,但主要成員都是越南人。一九三五年,印支共產黨初具規模,在澳門召開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預設革命成功後,將根據人民的意願,成立印度支那社會主義聯邦,或成立各自的社會主義國家。


二次大戰期間,法國先敗于德國,以貝當為首的“維希政府”與納粹合作。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後,日本大舉入侵東南亞,各國政府和人民發生了不同的態度,泰國王室政府和日本合作,以昂山為首的緬甸馬克思主義兼激進民族主義團體,亦與日本合作以驅逐英國殖民主義。印度支那的法國殖民當局則與日本有過一度相安的局面;而印支共產黨人號召人民進行反抗日本侵略者和法國統治者的雙向斗爭。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法國殖民者卷土重來,印度支那的抗日斗爭遂成抗法運動。一九五○年三月越南河仙舉行預備性會議,黎德壽、阮清山、山玉明、杜沙穆、蕭興、高明等人與會,確定了未來的柬埔寨共產黨追隨越南路線的先期綱領。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山玉明在柬埔寨西南某地召集有二百人參加的會議,建立了草創性的政權。一九五一年二月,印度支那共產黨決定自行解散,這個決定可能與當時“共產黨情報局”的解散有關。一九五一年九月山玉明在馬德望省三洛鄉主持會議,正式宣告柬埔寨人民革命黨成立。


柬埔寨人民革命黨設有三個分指揮所。在波蘿勉省克臘寶的東部指揮所,負責人是杜沙穆,主管湄公河以東諸省,克臘寶近越南,周邊有許多越南僑民,多數是橡膠園工人,越南共產黨的影響很大。山玉明負責的西南指揮所,設在y氖。 鞁懿杞骸y摹 旯  跏勘爸釷 O糶肆斕嫉奈鞅敝富鈾   凸芫攏 ┬桓涸鴆憑  芟鉸淼巒  !え腥 跚逖 仁 /span>


山玉明和杜沙穆,都是出家的僧人,山玉明還有“敏居士”(Acha Mean)的別號。他們都是先在下柬埔寨參加了印支共產黨,後來被派來柬埔寨開展工作。兩人都很淳樸謙虛,很受人尊敬。蕭興原名蔡興,也是從下柬埔寨到金邊來的,他先在金邊一家很有名的“超包制藥公司”當推銷員,因此有人誤會他是一位鄉下的郎中,他被蕭姓老板收為義子,就此改姓蕭。一九五一年他曾被派往越南學習軍事,受到過越南共產黨領袖胡志明、阮友壽等的接見,回柬埔寨後指揮柬埔寨西北區反法武裝,我的家鄉馬德望省,是他的主要活動地區。那時,蕭興是馬德望地區人民心中的英雄,我的舅舅就經常講起他的事跡。


有一位與我要好的同學,也參加了蕭興的游擊隊。金邊和馬德望之間有一條柬埔寨唯一的鐵路,游擊隊決定伏擊列車奪取武器物資。那時列車的前後都有裝甲車保護,伏擊地點就在離我家約四、五公里的山邊。戰斗一打響,敵兵死的死、逃的逃,游擊隊把能搬的搬走,隊長就下令撤退,我的那位同學不听指揮,弄來一把鐵鋸子,把一門炮的炮架鋸斷,入夜時才將幾十公斤重的鋼炮扛回營地。那時,柬埔寨的政府軍和游擊隊,都是紀律松懈、不會打仗的。


04、日本與柬埔寨的第一次獨立


十九世紀後期,柬埔寨逐漸喪失主權,而淪為法國的“保護國”,反視當時法國在柬埔寨的統治,相當寬松,而且保護傳統。柬埔寨王室一如既往的存在,法國也只是有象征性的駐軍,和代理外交事務而已。盡管法國殖民當局保護傳教士,但佛教信仰也得到尊重,因此柬埔寨始終沒有變成基督教國家;法國文化也只是在上層社會發生了一些作用,民間仍然保留了傳統習俗。 


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交織興起,日本軍國主義又一度趕走西方殖民主義。二次大戰前,泰國幾乎是東南亞地區唯一的獨立國家,它在大戰期間就與日本合作,侵佔了大片柬埔寨西部領土。荷屬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運動領袖甦加諾,也與日軍合作實現獨立。英屬緬甸的青年馬克思主義領袖昂山,又在去延安的途中轉向東京,然後與日本合作趕走英軍,今天緬甸“社會主義”軍政府的獨裁領袖,都是他的思想子裔。


唯獨法屬印度支那出現不同的局面,一九四○年法國軍隊被德軍擊敗,一次大戰英雄貝當元帥領導的法國政府與德國簽訂停火協議。根據這個實質投降的協議,除南部及東南部外,法國大部被德軍佔領。貝當的政府總部設在法國中部非佔領區的維希,故被稱“維希政府”。維希政府下令海外屬地與德日意軸心國合作對抗盟軍,電影《北非諜影》(原名《卡薩布蘭卡》)就是描寫發生在摩洛哥的這段歷史。


一九四一年,日本自己先不動手,而是唆使泰國進攻柬埔寨,但海陸兩路泰軍均被法屬印度支那軍隊擊退。這時日本就出面干預,它迫使法國殖民當局與泰國的代表在東京簽署了一個條約,使柬埔寨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國土,而就是因為這個顛倒勝敗的條約,使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莫尼旺國王一氣而駕崩,于是才有十九歲的西哈努克的繼位。


盡管有維希政府的承諾,日軍大舉進入法屬印度支那,還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襲珍珠港之後,但它允許法國殖民機構繼續存在,于是就形成了法國殖民當局和日本軍事當局雙重統治的局面。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德日意軸心國敗局已定,維希政府逃入德國境內,日本才決心結束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統治,在戰敗前送給越老柬三國一個“獨立”的大禮。


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駐柬“高級顧問”和日軍司令知會西哈努克,日本發動東南亞戰爭是為了阻止西方人的殖民活動,柬埔寨王國可于近即獨立。于是諾羅敦•西哈努克國王擇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宣布廢除一八六三年法國強加的保護條約和一八八四年的附加協議,宣布國家獨立。


05、民族主義者山玉成


那時,距日本無條件投降只剩下了五個月的時間,歷史已經沒有留下足夠的時間來證明柬埔寨得到的是“真獨立”,還是“假獨立”?而日本還找到了一個象緬甸昂山和印度尼西亞甦加諾一樣的反西方柬埔寨民族主義者來與他們合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山玉成。


山玉成,一九○八年出生于下柬埔寨的一個富裕家庭。父親是高棉族人,母親是有一個中國血統的越南女子。他在法國完成了中學和大學的教育。一九三三年,返回印度支那,在金邊一所法國人主辦的“佛學研究所”工作。期間,他結識了許多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如沈華和巴春。一九三八年,他們創辦了柬埔寨歷史上第一份柬文報紙《吳哥窟》;一九四一年日本軍事力量進入印度支那,《吳哥窟》的反法情緒也大膽冒頭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巴春、文昌莫、楊世祖等人在金邊發動了一場有二千名僧侶、學生、教師參加的要求獨立的反法示威。警察在法國高級專員住宅外驅散群眾,後來進行了大逮捕,游行領袖都被捕入獄,山玉成在日本軍事當局的保護下,前往泰國佔領的馬德望,又從那里轉往日本。


楊世祖是潮州華人的後裔,上輩在柬埔寨經銷僧人的袈裟,他自己是一個有很高文化教養的知識分子,也是一個身體力行的民主主義者,山玉成畢生的友人。我後來在金邊認識他,他會說潮州話,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


據《西哈努克回憶錄》的一家之言,山玉成在日本以緬甸人身份,每月領取一百日元的薪水,他在“大東亞學校”學習兩年後,獲得陸軍上尉軍餃。一九四五年五月,西哈努克宣布獨立後,山玉成乘日本軍用飛機回到柬埔寨。西哈努克說,他的父母都是山玉成的朋友,是在他們的勸說下,山玉成才被任命為王國政府的外交部長。


山玉成的好景只有幾個月,他組織了一支五百人的武裝團體,它的成員大都成為後來柬埔寨軍隊的骨干。八月間,他帶領這個團體舉行政變,把西哈奴克趕出內閣。然而,在他自任首相的第二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緊接著,胡志明在越南發動了全國性的起義,那就是越南的“八月革命”,山玉成迅速承認越南的革命政權,表示也要抵抗法軍的入侵,他親自到越南境內與胡志明的下屬談判合作,然而他又提出了歸還下柬埔寨的要求;他又派人去泰國周旋,卻準備放棄收回西部領土的要求,兩造都顯得不識時務,因此都未能遂意。


英國的印度軍隊又率先來印度支那,執行受降日軍的工作。最初,英國人打算像在緬甸同昂山合作那樣,同山玉成合作。但听說山玉成準備抵抗,又使他們打消了這個主意。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法軍遠東派遣軍司令勒克萊爾將軍來到金邊,就把山玉成抓起來,直到一九四七年初,山玉成才被法國當局判處了二十年監禁,後來轉移到法國監視居住。


山玉成很有志氣,四十多歲了,還在法國獲得了法律博士的學位。西哈努克說山玉成不斷寫信給他,要求回柬埔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玉成乘飛機回到金邊,受到執政的民主黨人組織的熱烈歡迎。他乘坐敞蓬汽車從波成東機場前往金邊市區,道路兩側結集了近十萬名歡迎群眾,他們手持的小旗上寫著“山玉成,我們的希望”,“山玉成,民族英雄”。這個從未有過的歡迎場面,使年輕而自負的國王深受刺激。如果西哈努克有氣量與山玉成合作,柬埔寨民族未必會有後來的劫難。


山玉成沒有加入金邊的民主黨政府,而是去了暹粒和接近泰國的西部地區活動,與追隨他的文昌莫、楊世祖等人組織了自己的抗法武裝,它就是“自由高棉”的前身。事實上,統稱“伊薩拉”(Issarak) 的右翼反法武裝團體,早在四十年代末就一哄而起,它們大都是些胡作非為的烏合之眾,頭目有塔春、蒲柴、諾羅敦•曾達拉西、西索瓦•育他旺等人。


美國一貫推行民選政府的政治理念,因此山玉成與美國一拍即合,很快就開始了親美的立場。據說山玉成與美國駐金邊大使館隨員有經常的接觸。盡管山玉成被西哈努克描繪成“自由高棉匪幫”“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但越南共產黨始終與他保持良好的關系。朗諾—施里瑪達政變後,他擔任過的“高棉共和國”總理,但又不能與這些人合作,而出走西貢,一九七五年越共佔領西貢以後,山玉成繼續留在那里,直到一九七七年逝世。


儂今葬花人笑痴,

它年葬儂知是誰?


06、柬埔寨的第二次獨立


法國人回到柬埔寨,以為一切都回到了戰前,但日本導演的“獨立”已經無法收回成命,于是雙方在一九四六年初簽訂了一個臨時協議,法國繼續把持柬埔寨的財政、國防,外交、民族方面的權力;王國政府的自治權只限于在法蘭西聯邦內。這樣,法國又重新恢復了殖民統治。比較起來,英法兩國處理殖民地問題的手法大相徑庭,英國在戰時就作出了印度獨立的開明安排,而法國則毫無遠見,乃至相繼陷入越南和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泥坑,大失了顏面。


“越盟”是越南共產(勞動)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組織,一九四五年開始的“抗法斗爭”,在印支三國持續了八年。它最初是由越南共產黨打著“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招牌,包打三國的天下,于是“越盟”也就成了印度支那三國左翼抗法軍事組織的代號。


進入五十年代,越南共產黨人又以印度支那共產黨柬埔寨支部的名義進入柬埔寨,組建柬埔寨共產黨(人民革命黨),早期柬共領袖大部來自下柬埔寨地區,是一些听命越南發號施令的附庸。與此同時,印支共產黨中國支部(僑黨)的一批干部,也從越南轉來柬埔寨,在中國僑民中發展組織。


一九五二年,是柬埔寨人民反法情緒高漲的一年,民主黨在金邊執政,在議會中長期保持優勢,給親法的西哈努克王室很大的壓力,山玉成帶來的民族主義熱情,又逐漸形成街頭運動。西哈努克從西貢召來法軍摩洛哥兵團鎮壓街頭的民眾,同時他又很不智地解散了民主黨政府,這招致了廣泛的批評。然而,即便在大好形勢下,山玉成整合“伊薩拉”的努力,也終告失敗,左、右兩翼的合作,就更無從談起了。說來,在武裝斗爭方面,左翼(別稱“柬埔寨越盟”)搞得有聲色,右翼則渙散而沒有作為。


一九五三年,竟也成了西哈努克領導“皇家十字軍”爭取獨立的戲劇性一年。過去西哈努克是法國殖民統治的合作者,也是抗法斗爭的對象;但在印度支那戰爭急下的形勢下,他意識到如果繼續站在獨立運動的對立面,柬埔寨王室將與殖民主義同歸于盡。去年他用殖民當局來壓服自己的政敵,今年他又用抗法運動來恐嚇巴黎的政客,而且表演得非常亢憤。


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西哈努克去法國度假,他給樊高?奧里奧爾總統寫了一封信,表示“柬埔寨全國上下要求獨立”的強烈願望;兩周後他又寫了第二封信,追說柬埔寨軍事形勢危急,如果繼續拖延,王家軍隊會迅速崩潰。他沒有得到及時響應,于是他又去到美國活動,向西方暗示,如果不給柬埔寨以獨立,共產主義就有可能得勝。他警告說︰“在一個國家的獨立願望受到挫折時,什麼情況都會出現的。”


西哈努克認為只有從法國手中獲得獨立,柬埔寨才能逃避共產革命;但滿腦子冷戰思維的國務卿杜勒斯,在簡短的見面中,卻告誡他與法國合作,否則柬埔寨將會被共產主義吞噬。兩造話不投機,白宮非但沒有宴請他,國務院還建議他去看看馬戲雜技表演。兩年以後,他見到周恩來後,就一頭栽進了周恩來父愛式的懷抱。美國政府對這位身材矮小的東方小國君王的輕視,付出了歷史性的代價,


《紐約時報》曾經報導︰“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昨天警告說,如果法國人不在最近幾個月內給他的國家以獨立,就會出現這個國家的人民起來反對現政權,並同共產主義分子領導的越盟站在一起的真正的危險。”《華盛頓郵報》在一篇社論中也寫道,“西方大國(美國)處在進退兩難的境地,而要結束這個處境的一個方法,就是听取柬埔寨國王的意見,並考慮在法蘭西聯邦內給予他更多的讓步。” 


是年五月,西哈努克海外游說後回到金邊。獲悉法國仍然沒有移交權力的打算,于是他在吳哥窟附近建立起他的總部,一方面號召抗法力量團結在他周圍,另一方面又再次呼吁法國給予獨立,這無異于表明他要與法國決裂了。這很快起了作用,十一月,法國就正式將權力移交給西哈努克,柬埔寨王國政府在外交上行使主權,不再參加法蘭西聯邦最高內閣會議,一九五四年柬埔寨又退出了法郎區,發行自己的貨幣。


這是柬埔寨第二次獨立,是印度支那大戲中的一幕。盡管這不能歸功西哈努克個人,但一個如此蕞爾小國的王公,能有與大國斗爭的謀略,還是不能不令人嘆服的。


07、日內瓦會議後的局面


印支三國共產黨的抗法戰爭,最後以奠邊府戰役結束。奠邊府屬萊州省,位于越南西北高原的一個盆地中,是靠近越寮邊界的戰略要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法軍先以五千空降兵佔領奠邊府,目的是要以它為基地切斷越、寮抗法武裝的聯系,為上寮地區法軍提供掩護,後逐步增加部署,形成一個兵力一萬六千余人,機場設備齊全的大型據點。越軍由武元甲擔任指揮,四萬余人部隊從北、南兩個方向對奠邊府形成合圍。


中共則派出以韋國清(後授餃上將)為團長的軍事顧問團,實地參與指揮。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毛澤東曾以中共的中央軍委的名義電示韋國清等人︰一,不要吝惜炮彈;二,分割法軍成南北兩大集團;三,分段摧毀法軍據點;四,逐段緊縮包圍;五,狙擊法軍活動;六,展開政治攻勢。以上戰術取得有效的成果。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法軍指揮官德卡斯特萊準將宣布投降,法國在印度支那戰場的精銳被消滅,此役震撼了世界。

接著,甦聯和英國召集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美國和中國與會。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簽署和議,法國同意印支三國獨立,越南共產黨將一切人員撤至十七度線以北,越南被分割成南北兩方。協議規定越南方面撤走在柬埔寨和寮國的軍隊。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政府將實行中立立場。寮國愛國陣線黨所屬的軍隊(“巴特寮”),在豐沙里和桑怒兩省集中,得了背靠中國和北越的地利。還規定柬埔寨和寮國于一九五五年進行國際監督下的普選。

名為“柬埔寨人民革命黨”的柬共,原本就人氣不旺,日內瓦協議又使它四面八方失去依托。因此,柬埔寨人民革命黨表面上決定自行解散,承認西哈努克政權的合法性;大部分人員由主席山玉明率領,去了越南北方受訓,等待時機,東山再起;還有一部份人員留在國內參加競選,嘗試合法斗爭。


08、法國為柬埔寨培養了激進主義者


四十年代末,一些家境優裕的柬埔寨青年去法國學習,柬埔寨政府也選派了一批學生到法國留學,其中產生了一批重要的人才。當時,柬埔寨只有一千多人完成中等教育,這些留法學生回國後大都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如耿萬薩擔任金邊大學文學院院長,秀臣在金邊行醫收入豐厚;周成當過教育部長,後來又被委任為西哈努克的辦公廳主任。喬森潘、胡榮、符寧都連續當選過國會議員,還都擔任過內閣部長,他們都表現出卓越的學識和才干。

這些留法學生受到左傾思想的燻陶,大部分參加了法國共產黨組織,而他們內心又更向往毛澤東暴力革命路線,思想遠較柬共本土成員激進。這些留法學生的歸來,使柬埔寨共產黨如虎添翼,特別是波爾布特(原名“沙洛紹”)、英薩利、宋成等人,很快就取代了親越南的本土派人物,從而成為追隨中共的狂熱領袖。

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朗諾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政府,柬埔寨內戰全面開始,除波爾布特和英薩利外,喬森潘是露面人物,胡榮曾經是柬共根據地最有威望的領袖之一,符寧主管新聞,宋成是柬共軍隊的總參謀長,福財擔任西南軍區政委。柬共進城後,他們中間的許多人成為“民主柬埔寨”(簡稱“民柬”)政府的首腦。柬埔寨的命運就掌握在這些留法學生的手中。


09、柬埔寨留學生中的幾個重要人物


耿萬薩,生于一九二六年。五十年代初,他已經是一個著名的詩人,也是巴黎高棉學生社團的精神領袖,還娶了一位很有才氣的法國姑娘。一九五二年,耿萬薩執筆為高棉學生聯合會寫了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抨擊西哈努克利用法國軍隊推翻民主黨政府。是年十月,耿萬薩帶了他的妻子乘飛機回到金邊,由教育部安排他在西索瓦大學預科任教。一九五五年,在聯合國監督下,柬埔寨舉行第一次全國普選,他參與了民主黨競選活動,我在馬德望听過他的演講,口才非常之好。他的杰出表現,竟使西哈努克恐懼到將他投進監獄。


耿萬薩擔任金邊大學文學院的院長,我曾經在中國大使館的宴會上見到過他。盡管他的朋友大都是共產黨,但他始終是一個民主主義者,而且不因為有立場,而多是非,因此有清高的形象。一九七○年朗諾——施里瑪達政變以後,他出任“高棉共和國”駐法國的大使,與他的共產黨友人敵對。


耿萬薩是一個西化很深的人,一個外向而自負的知識分子,他與波爾布特私人間的友情很深。但據說,波爾布特認為他“不是一個真正的柬埔寨人”,而耿萬薩又認為波爾布特“沒有法蘭西深度”。在中國,也不乏這樣的西化知識分子,他們往往低估了一些帶鄉土氣息的革命領袖,然而歷史證明,後者更具有推行政治理念的毅力和能力。


秀木,一九二五年生于柬埔寨最富有的家庭,他的祖父是諾羅敦、西索瓦、莫尼旺三朝禮賓司長,斂聚了大量的財富。二次大戰期間秀木已經在河內讀書,他的叔叔文昌莫是山玉成的摯友,一九四五年他也回到金邊幫助山玉成。一九四六年,山玉成事敗入獄,秀木也出走到法國。他在阿爾卑斯山療養肺病時,結識了一大批共產黨員病友,因此也成了法共的黨員。後來他和英薩利發起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小組,一度聚集了二、三十人。


秀家四兄弟都成了柬共的成員,老大秀臣是醫學博士,後來是民柬政府的衛生部長。老三秀春在柬共退出金邊後,還在柬泰邊境擔任的財政部長,老四秀蒲拉西是駐聯合國大使。我在金邊認識秀臣,他富有同情心。秀家兄弟的人格都很高尚,盡管在柬共中並不居高位,但一直效忠他們青年時代的理想。在殘酷的整肅中,波爾布特沒有傷害他們;一九七九年,柬共退出金邊,波爾布特還派秀木陪同西哈努克去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


英薩利,原名金丹。一九三○年生于下柬埔寨的一個富裕家庭,後來家道破落,在波蘿勉省讀小學時,為一位英姓的僧侶繼養,後來進了西索瓦大學預科。留法期間,他初習商科,後改學政治。其人身材高大,皮膚尚白皙,口才甚好,可能也有華人血統。波爾布特與他情投意合,後來又分別與喬奔娜麗、喬蒂麗姐妹結婚,成為姻親。


英薩利一貫律人嚴而律己寬。據他的一個同伴回憶,有一次英薩利告誡他,與其和女生們去浪費時間,還不如用手淫解決問題。秀木有一次和法國女友同處,英薩利清晨就來擊門,大聲叫喚︰“還有重要的革命工作要干。”然而,當十九歲的喬蒂麗一到巴黎,英薩利就把她的肚皮搞大了,還是大家伙湊錢讓喬蒂麗去瑞士墮的胎。秀木認為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小圈子本來可以容有更多的人,但英薩利的作風使許多人離心而去。


英薩利是一個左傾、功利、自私,而野心勃勃的人,在巴黎讀書時,他就告訴耿萬薩,將來要回柬埔寨領導一個完全听他的話的政黨。但是一九五二年,耿萬薩代表高棉留學生寫文章開罵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威脅要取消留法學生的官費。身為高棉學生會會長的英薩利,就開始抱怨︰“這都是你的錯,你已經拿到學位,但我們還需要讀書,你應該回金邊去為我們募一筆錢,讓我們能夠留在法國……”不義氣作風,英薩利的畢生如是,秀木和耿萬薩至老對他還有厭惡之心。


一九五七年英薩利從法國返回柬埔寨,一九六○年,與杜沙穆、農謝、波爾布特、甦品、高明等同時成為柬共中央成員。長期以來,黨內排名英薩利雖在波爾布特、農謝之後,實際地位卻在農謝之上,柬共遂成姻親波爾布特和英薩利的“家天下”。七十年代初,英薩利在北京監護西哈努克,他與“四人幫”關系密切,不僅思想左傾,而且言辭傲慢,西哈努克對他非常反感。一九七五年柬共進城以後,他擔任民柬外交部長,一九七六年中共“一舉粉碎四人幫”後,他屢屢對其下屬發表藐視中共的言論,認為中國專家貪圖物質利益。一九七七年我被召回中國前,中國大使孫浩提到這些事情,他對我說︰“英薩利這個人很壞。”似乎與秀木、耿萬薩、西哈努克有不約而同的評論。


英薩利與波爾布特是柬埔寨人民最為痛恨的人物,一九七八年柬共集團逃出金邊以後,兩人就被缺席審判,處以死刑。一九九六年,英薩利與波爾布特分道揚鑣,西哈努克不計前嫌,下令赦免了他。英薩利就在拜林(華人稱“珠山”)經營珠寶和木材生意,大發其財。近年有美國作家蕭特(P.Short) 訪問他,他將當年北京方面發給他的中國護照,以及孫浩與他從金邊出逃路上的合影和盤托出,自然是與中共誓不兩立了。


喬森潘,一九三一年生于柴楨省,父親是一名法官。幼年好學,獲政府資助去法國留學,並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一九六○年回到柬埔寨,在金邊創辦法文刊物《觀察家報》,因立論左傾,曾在鬧市被流氓剝光衣服受辱。後來,喬森潘連任兩屆國會議員,還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的貿易部長。一九六七年,喬森潘與胡榮、符寧一起進入柬共根據地。


其人寡言、節儉,不近女色,因此威信很高,青年人稱他“好人潘哥哥”。他的皮膚也較白,祖上可能也是華人,但不會說華語。他獨居多年,有人說他性無能。西哈努克視察“解放區”時,柬共選了兩位美麗少女服侍莫尼克公主,其中一位後來嫁給了喬森潘,並育有子女,據說還是西哈努克給他們牽的線。


西哈努克評價喬森潘是一個自愛的機會主義者,所以他才能多次逃脫黨內清洗。喬森潘是繼西哈努克之後,柬埔寨最有名望的政治家;但在黨內卻沒有拍板的權力,長期在“中央候補委員”的次要地位上。他忠于波爾布特,直到波爾布特死去,才離開柬共最後的據點。至今他一味抵賴柬共反人類罪惡中他應負的道義責任。


宋成,一九二七年生于下柬埔寨,留法學生,主功政治學,在巴黎參加柬埔寨學生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回柬埔寨後在中學校任教,周成擔任教育部部長時,宋成主管教育部的日常事務,一九六三年成為柬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繼波爾布特、英薩利後,是進入叢林的第三人,後來他領導組建柬共軍隊,長期擔任柬共軍隊的總參謀長,柬共進城後任民柬國防部部長,其人思想非常左傾,同時兼管S-21監獄的清洗審判。


柬共退出金邊後,八十年代末開始與喬森潘去巴黎參加聯合國主持的四方談判,後來因為主張參加一九九三年的全國普選而被波爾布特懷疑,進而喪失柬共軍隊的領導地位,一九九七年在安隆汶基地與妻子雲婭及子女七人一起,被波爾布特下令殺害,尸體用車輛碾壓。這個暴行激怒了的柬共殘余部隊,起而推翻波爾布特。


胡榮,留法激進學生領袖,一九五一年夏天曾率柬埔寨留學生去參加第三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在東柏林與高明率領的柬埔寨革命青年團會合。他在法國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返回柬埔寨,連任兩屆國會議員,還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經濟部長。無論在西哈努克政府中任職,還是在柬共高層工作,他都以直言雄辯聞名。一九七二年他就反對在根據地成立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主張。柬共進城前,他又反對波爾布特驅趕城市的人民的預謀,而被波爾布特殺害。夫人溫悅玲,是磅佔省哥士丹一帶的華裔。

符寧柬埔寨留法學生,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回柬埔寨後與喬森潘、胡榮同期當選國會議員,並連任八年,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的司法部長。中國“四人幫”當政時期,與西哈努克政府關系一度緊張,柬中友好協會會長、王室大臣凌易辭職,符寧以理事會成員代理會長。在戰爭年代至民柬政府,符寧一直被擔任新聞部長一職。由于反對迫害人民,要求接受外援,以減輕人民的負擔,而在整肅中被殺于S-21監獄。西哈努克對符寧的評價極高,認為他是柬共中出類拔萃的人才。


10、沙絡紹——波爾布特的家世


柬共的真正領袖是波爾布特,他的原名叫沙絡紹。五十年代政府檔案說他出生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民柬的廣播電台說他生于一九二五年;他的弟弟說一九二五年是正確的。他的家在離磅通城不遠的坡禮沙畝村,距離金邊一百七十公里。他父親叫賓沙絡,母親叫淑娘。兄弟姐妹共九人,沙絡紹排行第八。家有一間高腳房,周圍長了許多椰子樹和芒果樹,在村中幾十戶人家中,算是最富裕的。


沙絡紹祖上有中國血統,但連祖宗的姓氏是什麼,也不清楚了。十九世紀末,法國、越南、泰國不斷侵擾柬埔寨,他的祖父忠于高棉王室,後來被敵人殺死。他們一家雖然算不上是貴族,但有這個勤王的祖輩,地方上對他們很尊重。沙絡紹的表姐娘美(Niang Meak)貌相嬌美,就被地方政府推薦進了王家舞蹈團,後來被西索瓦?莫尼旺王子(西哈努克的外祖父)相中,納為王妃,還為他生了一個兒子。莫尼旺登基後,娘美主理後宮,掌管女眷,她的兒子哥色拉(Kosarak) 當過憲兵上尉。


有了這層裙帶關系,沙絡紹的哥哥絡松也在王室謀了一個小事,後來姐姐沙良也被召進了宮,而且成為莫尼旺的愛妃,一九四一年莫尼旺國王死的時候,沙良就伺候在他的身邊。後來她回到家鄉,改嫁給一個警察。沙絡紹非常忌諱這一層社會關系,只願說他是農民的兒子。


十歲光景,沙洛紹就來到金邊,先在與王室關系密切的波東華戴寺當小和尚。當和尚在柬埔寨是體面的事情,他成名後說自己在寺院修身三、四年,其實只有六、七個月。不過他在寺廟學到了許多僧侶的禮儀,他畢生說話很有魅力,也很有風度,還善于掩藏自己的真實思想,這都有助于他盤踞柬共最高的地位。


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二年間,他在金邊一間天主教教會小學讀書,與喬森潘的弟弟喬成金是同學。據喬成金回憶,沙絡紹成績很差。後來,沙絡紹到磅佔市的西哈努克中學上初中,又與胡榮、喬森潘是同學。朗諾的弟弟朗龍,是他在學校里最好的朋友,兩人的友誼保持了相當長時間。因為學業很差,初中畢業後沒有進得西索瓦大學預科,而只能去一間法國人辦的技工學校學木匠,幸虧在這間蹩腳學校畢業時名列前茅,于是也得到政府的獎學金去法國留學。一九四九年這批官費學生一共二十一人,胡榮、喬森潘都在其中。


十五歲前,沙絡紹還被人當做小孩子,可以隨便出入王宮去看他的姐姐和表姐,後來他成了名,住在巴黎的兩個老王妃還記得他。柬埔寨王室很淫亂,莫尼旺國王有幾十上百個妃子,年輕時縱欲過度,老來身體就不好,因此後宮女子很寂寞,很放肆,見到穿校服的“小紹”來了,就取笑他,還解開他的褲子,撫弄他的生殖器,直到叫他受不了……


絡松直到金邊落入柬共之手,才回到家鄉。據說,他在公社食堂見到波爾布特的“標準像”,于是他以類似中國“歷史反革命”的戴罪之身,誠惶誠恐地向公社干部報告,說他是“柬埔寨人民最偉大的領袖”的哥哥,然後他的處境有所改善。據絡松回憶,沙絡紹幼年忠厚老實,甚至怕見殺生,還說他的這個弟弟從法國回來後,在他家寄居了一個月,常常向他贊美甦聯和南斯拉夫,沙絡紹離開他家後,兩人就沒有再見過面。


11、沙絡紹在法國


一九四九年九月,包括沙絡紹在內的二十一名柬埔寨學生,從西貢搭乘一艘“牙買加號”輪船前往法國。他在馬賽上的岸,十月一日的那天到達巴黎,他寄住在已故莫尼旺國王的一個佷子西索瓦•索莫諾蓬的公寓,兩人還進了同一所無線電技術學校,他在金邊學的是木匠,科學基礎很不好,但第一年很努力,除了一門功課差一點能及格,其它科目還差強人意。


一九五○年暑假,沙洛紹與一批柬埔寨和法國派學生,去南斯拉夫參加義務勞動。那時,鐵托被斯大林指責為修正主義,受到甦聯和東歐各國的孤立和圍攻,但法共與南共保持著正常的關系,這個青年活動可能是法共組織的。那時,西歐國家的經濟已經恢復,東歐國家仍然沒有擺脫窮困,有些柬埔寨學生很快意識到這是集權制度的問題,但沙洛紹卻對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很著迷,第二年夏天他又再去了一次。


當時,沙洛紹並不是柬埔寨學生中最激進的,但也逐漸迷上了馬克思主義,加上他本來就不是一個讀書人,于是成績就一落千丈,政府的獎學金也被取消了。而西索瓦•索莫諾蓬一年後就回了柬埔寨,沙洛紹連住所都不能落實,在巴黎非常潦倒,常常和進步學生擠擠鋪,于是他與遲一年來的英薩利搞得很熟。這時,耿萬薩向他伸出援手,照顧了他的生活,他在巴黎待了不到四年,就回了柬埔寨。


在耿萬薩心目中,沙絡紹是一個不入流的東方人,他晚年回憶這位轟轟烈烈的友人,不僅說他沒有法蘭西的深度,而且說他“根本沒有辦法結交朋友”。而晚年的波爾布特也承認自己的學問和法文都不如人,因此他在這群學生中寂寂無聞。而鋒芒最露的則是英薩利,領袖欲溢于言表。英薩利和秀木曾經去拜訪山玉成,征求他的政治意見,一九五一年喬奔娜麗和喬蒂麗姐妹也相繼到來,沙絡紹結識了喬奔娜麗。


一九五三年一月,沙洛紹又是乘他去國時所坐的“牙買加號”回到西貢的,他一共在法國逗留了四十個月,與後來帶了博士帽歸來的喬森潘、胡榮、符寧相比,或許是學無所成,境況要寒酸得多。但是,他更早以職業革命家的身份進入了柬埔寨共產黨的高層,因此在黨內的資格與地位,要比那些“學成回國”的友人們高了許多。


12、沙洛紹歸國參加斗爭


一九五二年底沙洛紹動身回國,學業不良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他也負有馬克思主義小組的使命,是年西哈努克解散民主黨政府的“政變”,激怒了在巴黎的高棉留法學生,他們很想了解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的情況,來作為今後參與斗爭的策略依據,于是沙洛紹就自告奮勇,第一個回柬埔寨了,而且他寫了若干報告給巴黎的小組成員。


一九五三年一月某日,沙洛紹在西貢下船,坐汽車到金邊,回了一次磅通老家,然後就到磅清揚省西南山區的諾羅敦•曾達拉西親王領導的“伊薩拉”游擊基地待了兩、三個月,諾羅敦•曾達拉西是西哈努克的堂兄弟,但卻是一個反法反王權的志士。沙洛紹對這支“伊薩拉”的看法很壞,認為這些人根本沒有干任何事情,行為卻又和土匪沒有兩樣。


于是他又回到金邊,找到原印支共產黨駐柬埔寨代表範文波,要求以法共黨員的身份轉入印支黨,但那時印支黨名義上已經停止活動,範文波發現他與王室和知識界有很多關系,就要他到波蘿勉省的“越盟”基地去接受杜沙穆的領導。二十多年後,範文波再次出現在金邊時,身份是“越南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駐民主柬埔寨大使”,而沙洛紹已經是“民主柬埔寨”的總理,柬埔寨共產黨的黨魁了。


這個東部基地在波蘿勉省最東端的克臘寶(Krabau)地方的密林中,它的北面是磅佔省,南面是柴楨省,東面不出幾公里就是越南的西寧省。說來,這是貨真價實的“越盟”基地,里面幾乎全是越南人,說的都是越南話。一九五三年八月,沙洛紹和賴沙孟進入基地,其時抗法斗爭已近尾聲,他在那里遇到了杜沙穆和年輕的高明;後來還有幾個高棉留法學生趕來參加,如麥勉和錢金安等人。杜沙穆是名義上的領導人,比沙絡紹要大十歲,他覺得沙洛紹忠厚可靠,于是就把他留在身邊,當做自己的助手。


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內瓦會議達成關于印度支那問題的協議後,山玉明帶了近兩千名武裝人員撤往越南北方,杜沙穆等則轉入了地下。八月間,在埋藏了所有的武器以後,沙洛紹、麥勉、錢金安等離開了克臘寶基地,繞道越南才各自回到了金邊。賴沙孟則去了越南,一九七二年病死在河內。


後來,麥勉脫離了革命,柬共進城後他也被趕出金邊,他死于二○○一年,死前對英文《波爾布特》的作者蕭特有許多翔實的回憶,他對柬共仍然懷有真情。錢金安在法國學工程,他一直從事革命活動,但總是格格不入,郁郁寡歡,七十年代初他在西南“解放區”宣傳部部長的任上,上吊自殺,了斷了與革命的痛苦糾纏。而沙洛紹繼續著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13、沙洛紹在金邊的活動


結束了武裝斗爭,留在柬埔寨的柬共黨員大概有八百多人。越南共產黨信任的是山玉明、杜沙穆和蕭興三人中,山玉明去了越南北方,還帶走了兩千人;蕭興則滯留在越南南方,直到一九五六年才返回金邊。因此,杜沙穆成了柬共的實際領導,他又是一切听命越南人的。據說,越南方面更相信蕭興,認為他非常聰明,但他又很不成器,不僅意志消沉,後來還與政府通信息,但他又做得很有分寸,因此柬共並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害。蕭興是柬共後期領袖農謝的姨父,他把農謝引上了革命的路,二十年後又死于這個外甥之手。


在杜沙穆的領導下,柬共分成了“公開的”和“秘密的”兩個部分,公開部分叫做“人民黨”或“人民派”,是高明、努波潘、農順、朱杰這一班人馬,他們積極籌辦一份《人民報》,“秘密的”就是杜沙穆、農謝、沙絡紹、甦品等人。農謝和沙絡紹等人開辦“兒女中學”和“增智中學”,吸收失意青年,擴大黨的隊伍。後來回國的喬森潘、胡榮等人也都曾經在這兩間中學任教。


柬共秘密工作的中心,就是打進反對王權的民主黨,在民主黨中形成一個“左翼”,逐步把民主黨導向“反美”的方向。而擔負這個重任的就是未來的波爾布特,當時剛滿三十歲的沙絡紹。而最了解沙絡紹的,又是民主黨的活躍人物耿萬薩。沙絡紹剛從克臘寶基地回到金邊不久,就找到了這位在西索瓦大學預科教書的老朋友,他一口隱瞞了在“越盟”的那段共產黨經歷,只說自己在曾達拉西親王的“伊薩拉”里呆了很長的時間,聰明的耿萬薩全部信以為真。

沙絡紹經常和耿萬薩夫婦一起用早餐,每當耿萬薩去參加會議,沙絡紹就替他夾皮包,于是他以耿萬薩的助手模樣,也進入了民主黨的上層圈子。去法國前,沙絡紹就結識了一個名叫宋瑪利的美麗女子,他們在金邊重新相會,耿萬薩夫婦去學校上課,就把屋子讓給這對戀人相處,宋瑪利認為沙絡紹會在政界青雲直上。


其實,沙絡紹的生活非常艱苦,他住在貧民區的一間非常簡陋的高腳樓上,光地板上除了床墊,只有一堆從法國帶回來的書籍。但是沙絡紹的姐姐給了他一輛不新的“雪鐵龍”轎車,使這個窮光蛋在那位金邊佳麗面前,足以有一副前途光明的政客形象。


14、動蕩的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是柬埔寨的選舉年,那是一場接受國際監督的選舉,如果順利進行,就意味著柬埔寨走上憲政民主的道路,而西哈努克將成為一個“虛君”。然而,西哈努克對政治有著不倦的興趣,他的頑強的參與欲和表演欲,把柬埔寨的政治搞得一團糟。


西哈努克心中的對手並不是柬共,而是共和主義的民主黨人,從一九四七年以後,民主黨在各次選舉中都獲得大比分勝利,因此在議會始終佔絕對優勢。民主黨有許多著名人物,內部還分成左翼、右翼和貴族三派,但精神領袖還是民主意志堅定的山玉成。民主黨反對王權專制,使西哈努克頭痛不已,竟至于他會指責民主黨“一黨獨大”。


一九五二年六月,西哈努克利用法國軍隊解散了民主黨內閣的惡性事件,造成雙方更嚴重的對立。一九五五年選舉到來之前,西哈努克就抱有組黨參政,擊敗民主黨的決心,一個封建帝王組黨去戰勝一個民主政黨,是非常有違憲政學理的。然而,柬埔寨人民君權意識非常嚴重,西哈努克的胡作非為竟也有人擁護。


西哈努克不惜挑戰程序,先以“全民公投”的形式修改憲法,然後舉行全國議會選舉,恢復議會民主。理由是這個憲法是一九四七年他“批準”的,而不是國民議會通過的,因此,他有權收回這個憲法或進行修改。國際監督委員會對這種蠻橫非常不滿,但又莫奈何他。據說參選率非常低,結果只有不到兩千張反對票。 


原本大選是要在上半年進行的,競選活動扣人心弦、如火如荼,明星之一就是光彩奪人的耿萬薩,因此民主黨的勢頭非常好。二月底,西哈努克在民主黨一次群眾大會會場附近的一個深宅,听了擴音器傳來的會議中的熱烈講話。三月二日,他突然宣布遜位,把王位讓給毫無政治野心的父親,而自己則改稱“親王”,于是他就在“還政于民”之前,以一個“平民”身份投身到政治角逐中去,保住自己帝王的權力。


一九五五年四月,西哈努克赴萬隆會議之前,宣布建立“人民社會同盟”。該聯盟的成員主要是貴族、官吏和職員。後來,朗諾、塔春、宋雙、沈華等有名望的人物,也先後加入了人民社會同盟。當時有十幾個政黨參加競選,真正有勢力的反對黨除去民主黨外,還有自由黨和人民黨,自由黨因領袖轉而支持西哈努克而不再有反對黨的色彩;人民黨則就是“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即柬共的化身。


杜沙穆和範文波意識到人民黨的力量單薄,而民主黨勢力很大,于是他們決定了幫助民主黨擊敗御用政黨的戰略。于是秀木被動員從法國趕來助選,耿萬薩的演講吸引了很多听眾,場面熱烈壯觀。由于左右兩翼的知識分子合作,民主黨的聲勢席卷全國,使御用政黨處境非常尷尬。七月底,西哈努克向耿萬薩發出建議,讓民主黨和人民社會同盟聯合組織政府,但遭到民主黨的拒絕,于是西哈努克就開始下毒手。


首先,西哈努克封殺了許多民間報紙,接著又恐嚇秀木的母親,因此秀木只能回了法國。後來,民間政黨的標語被毀掉,競選演講場地被搗亂,電源被切斷。又發生拋擲手榴彈阻擾競選,和槍殺民主黨的支持者的惡性事件。最後,西哈努克下了殺手 ,干脆把耿萬薩投進大牢。


高壓令人氣憤,但專制也終于奏效。選舉在九月十日進行,御用的“人民社會同盟”獲得三份之二的國會議席位。然而,民主黨仍然獲得百分之十二的九萬多張選票,人民黨獲得了百分之四的三萬多選票,也不能算是很壞的結果。但這次選舉使御用政黨“一黨獨大”,從此在“民主制度”招牌下的封建君王就更加隨心所欲了。


一九五五那年,西哈努克三十三歲,他既沒有“君主”風度,也沒有“君子”風度,但倒也不乏明智,選舉結束後他封官賜爵,將各黨派的頭面人物,吸納到執政聯盟中來,也讓耿萬薩脫離了牢獄之災。但是,西哈努克從此與左、右兩翼都結了很深的怨。那年他又在萬隆會議上結識了周恩來,開始表現親華的政治傾向。今天,他已經年過八十,但我們可以評價他畢生對于虛君憲政,都沒有過一個合格的理解。


山玉成曾經因為反西方殖民主義,而走上了與日本合作的道路;現在又因為他是反王權,而對西哈努克的權術深惡痛絕,而走上了政治上徹底親美,和組織武裝反抗的道路。從此西哈努克把山玉成的黨人叫做“自由高棉匪幫”,他對“紅色高棉”的防範,遠不及對“自由高棉匪幫”的痛恨。柬埔寨的政治從此走上了不歸的暴力對抗之路。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得勝的“人民社會同盟”的刊物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如果民主黨勝選,就等于讓共產黨勝選,那將是柬埔寨人民的大不幸;人民不會再有幸福的日子,全國人民將會變成政府的工人,不僅私人不能擁有汽車,連三輪車夫也將失業,因為再也沒有人坐三輪車了;那時人們不會穿不同衣服,而只能穿同一種顏色的布料;人們將不會有好的食物可吃,想超越這種生活模式,將會受到格殺。


然而,專制主義並沒有把共產主義杜絕在門外,一九七五年柬共統治柬埔寨的時候,一切變成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事實,這語語成讖。難道西哈努克的專制主義,就不是波爾布特的共產主義的合謀嗎?


15、沙絡紹與喬奔娜麗的婚姻


民主黨如果獲勝,耿萬薩可能是山玉成總理麾下外交部長的不二人選,而沙絡紹則很可能成為一個家有嬌妻、勤奮務實的新式官僚。然而,一九五五年大選以民主黨的失敗告終,這對于金邊小政客沙絡紹的愛情生活,也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女友宋瑪利竟棄他而去,去當了西哈努克頭號謀士沈薩利的小老婆。沈薩利很早就當過首相,後來又到倫敦當大使,宋瑪利以家庭教師的身份同往,結果姘頭挨了大使的拳頭,還上了英國的報紙,大丟了柬埔寨的顏面,西哈努克知道後,免了沈薩利的職,沈薩利一怒又去曼谷投靠山玉成。


在政治和愛情上都非常失落的沙絡紹,來到了孤獨而古板的喬奔娜麗的身邊,他們在巴黎就結識了,但沒有爆發傾慕的火花。以柬埔寨人的眼光,沙絡紹很象中國人,而且是一個很英俊的男子。據說,喬奔娜麗曾和一位醫學博士廖天英熱戀,但廖母不贊成,讓兒子娶了磅通城的一位經營汽車運輸的華商之女,這無疑對喬奔娜麗打擊很大。


喬奔娜麗生于一九二○年,家鄉在磅通省的東咬雙 (Krasang)鎮,離沙絡紹的家只有十公里的路程,東咬雙在金邊到暹粒的六號公路上,去暹粒的汽車要停車,讓乘客下車方便和吃飯。喬奔娜麗的父親是一位法官,她本人是獲得法國大學文憑的第一位高棉女性,她回國後也在金邊西索瓦大學預科教書,與耿萬薩是同事。


一九五六年七月,喬奔娜麗突然宣布與沙絡紹結婚,那年沙洛紹三十一歲,喬奔哪麗比他大了五歲,已經步入中年。柬埔寨嫁娶中少有新娘歲數比新郎大的,因此有人議論紛紛。以喬奔娜麗的才學和社會地位,嫁給一個沒有固定職業的男子,引起了種種揣測。而英薩利非但沒有他的大姨子是下嫁了的想法,反而認為喬奔娜麗的相貌是配不上沙絡紹的。


喬奔娜麗談不上是一個麗人,而且平時不喜歡打扮,不戴首飾,只是留著一頭短發,喜歡穿著深褐色的衣裙,更像是一個小女生。但她很有敬業精神,得到學生們的尊敬。有人在背後叫她“老姑娘”,但她婚前表現得很愉快,甚至戴起了項鏈。她的學生回憶,老師的新房布置得很簡單樸素,牆上只掛幾幅中國山水畫,家具的擺設也很有濃厚的中國色彩,書架上放著幾本不引人注目的書。


沙絡紹高大英俊,彬彬有禮,喜著藍色長褲和白色短袖襯衫。他對人談話循循善誘,很富于吸引力和感染力,听得客人們樂而忘返。婚後沙絡紹也執鞭從教,教授法國文學,據說他也是一個很好的教師。喬奔娜麗婚後不久,就發現得了子宮癌,切除手術做得很好,因此她沒有為沙絡紹生育兒女。


他們的許多學生和同事,後來成為柬共的骨干。幾十年後,薛切回憶說,他一九五九年加入柬埔寨共產黨,喬奔娜麗是他的入黨介紹人。薛切後來是柬共軍隊的後勤部長,但在整肅中被殺。因此喬奔娜麗和沙絡紹很早就是共產主義的同志。他們的婚姻是基于同志間的愛情。


16、柬共徹底轉入地下


一九五五年大選以後,西哈努克采取了極端手段鎮壓左右兩翼的反對派。一九五七年,民主黨指責政府官員貪污和王室在地產上涉嫌舞弊,他邀請民主黨派代表到王宮與他辯論,辯論完畢民主黨代表離開王宮時,被王宮衛隊拖出了汽車飽以拳腳和槍托。以後幾天暴力事件連續不斷地發生,民主黨根本無法生存,于是不得不自行解散了。


一九五八年大選又臨近,這時只剩下人民派還有一點聲音。人民派就腐敗問題批評政府,西哈努克就派人暗殺了《人民報》社長努波潘,還在國民大會上羞辱該派發言人農順,會後他的支持者圍攻農順,幾天後農順就被逮捕,還被判處了死刑。人民派在高壓下瓦解了,但西哈努克還假惺惺地宣稱不會剝奪人民派的參選權。這些暴行引起了西方輿論的抨擊,農順才被減刑,朗諾—施里瑪達政變後,他才被釋放。


公開的政治活動被壓制,秘密活動自然也大展拳腳,一九五九年發生了幾起謀殺西哈努克的活動,特別是一個來自香港的禮品郵包,在王宮炸死了西哈努克的一個親王表弟。他怪罪這是美國唆使的,但以他對政敵的嚴酷,有人要去謀害他,也是不足為怪的。另一起事件是暹粒省的地頭蛇的塔春,與南越吳廷琰政府密劃推翻西哈努克,但是被發現。塔春在逃亡的路上毒癮發作,無以自持,遂被追兵擊殺。


在柬埔寨無法立足的山玉成,在與泰國和南越相鄰的邊境組織武裝,美國對山玉成一直有良好的看法,這又使西哈努克與美國、泰國、南越結了怨,他的伶牙俐齒開始反美,如說美援腐蝕了政府官員,還使美國得以在柬埔寨培植其代理人等等。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歪理,政府官員貪污受賄,是柬埔寨自己的政治體制問題,怎麼能怪罪是美國的陰謀呢? 


經過長期的打壓,人民派的公開活動停止,柬共就完全進入了地下狀態。參加柬共活動的成員,也從八百多人減少到只有兩百多人了。那是一個消極和變節的時代,很象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後,中共大批黨員脫離革命的景象,就連越南共產黨最信任的蕭興,也在一九五九年脫離了柬共,據說他還成了情治機構的線人。


西哈努克對共產黨“內外有別”,他與越南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都保持了良好的關系,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間,越共南方局在南越當局的高壓下,撤入柬埔寨,後來還在金邊秘密地點辦公,負責人就是後來越南勞動黨的總書記阮文靈,西哈努克對越南共產黨的這些活動眼睜眼閉。


17、柬共正式建黨


一九六○年九月初,越南勞動黨在河內召開中央會議,通過了重啟戰爭奪取南方的決定,山玉明可能也出席這次會議。戰爭將在越南南方進行,物資供應必須通過老撾和柬埔寨,因此越南方面決定恢復對老撾和柬埔寨友黨的支持,但是天下沒有不自私的民族,也沒有不自私的政黨,越共又強調“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在開展斗爭時,必須不影響越南和西哈努克合作關系,不要進行自己的武裝斗爭。


越南勞動黨是老謀深算的,後來戰爭的歷史幾乎完全在它的預算之內,老撾境內的胡志明小道,和柬埔寨的磅遜港,分別成為支持越南南方戰爭的陸海孔道。那時,老撾共產黨人有自己的槍桿子和根據地,他們在越南的支持下奪取政權,只是時間而已。而柬埔寨的共產黨人兩手空空,事事必須听命越南。


同年九月底,“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在金邊鐵路某路段的一個破房子召開代表大會,會址是秀家老四秀蒲拉西安排的,那時他在鐵路上做事。與一九五一年六月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一樣,這次會議也是在越南方面的催促下召開的。會上將黨名更改為“柬埔寨勞動黨”,與“越南勞動黨”同名,表面上顯得更平等,事實上越南方面可能要求柬共與它更同步。


與會二十一人,選出杜沙穆任總書記,農謝任助理書記,沙絡紹任第二助理書記,上述三人組成常委會,甦品和英薩利任候補常委,英薩利一九五七年才從法國回到柬埔寨,他的這個地位顯然與沙絡紹的引薦有關;高明和山玉明等也在任中央委員榜上。當時的分工是,沙絡紹負責北部地區,農謝負責西北地區,甦品坐鎮東南地區,高明主管西南地區,金邊事務由英薩利負責。


這次會議被說成是柬共正式建黨的標志,也不無道理。過去的“柬埔寨越盟”、“柬埔寨人民革命黨”、“柬埔寨人民黨”的領導人都是越南共產黨的附庸。這次會議雖然也是在越南安排的政治軌道上,但它畢竟自行選出了中央委員會,這是一個獨立的柬埔寨共產黨的開始。


18、杜沙穆失蹤和波爾布特時代的開始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柬埔寨勞動黨的總書記杜沙穆,突然宣告失蹤。至今,這還是一個謎團。杜沙穆曾經出家多年,據說是一位很有涵養的人。我們沒有關于杜沙穆出生日期的資料,只知道他比沙絡紹大十歲,因此大約出生于一九一五年,至一九六二年失蹤,應該是四十七、八歲的人了。


杜沙穆失蹤後,身為助理總書記的農謝,堅持推舉沙絡紹繼任總書記。農謝的這個做法,與他當時的不佳處境有關。蕭興是他的姨父,蕭興的變節可能使他尷尬;而黨內一筆款項的處理,又引起了一些非議。他或許覺得,勇進當領袖還不如安于做助理;也或許認為,自己的能力不如沙絡紹。總之,農謝的“舉賢”,使他長期與領袖沙絡紹保持了無猜的一致。

從此,柬埔寨的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變化,它的領導權從與越南關系密切的人手中,轉而為一些留學生控制。其實,這些在西方學習過的青年,對西方民主制度,乃至對馬克思主義內涵的理解,都很膚淺。相反,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使這些柬埔寨的激進分子的斗志倍受鼓午,他們更醉心于“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革命道路。

杜沙穆僧侶式地追隨越南路線,一定也使沙絡紹很感厭倦。後來曾擔任越南財政部長的越共高干阮清山回憶,在一次聯席會議上,討論柬埔寨革命高潮遲遲未到的原因,他發言說是柬埔寨農民佔了人口的主體,而且信仰佛教,相信因果報應的農民,以當和尚為榮,兼以社會壓迫也不強,就很難激發革命的熱情。阮清山記得與會的沙絡紹听了他的話,當即表示這是對柬埔寨民族的侮辱。

沙絡紹是一個亢奮而有魅力的人,他善于言談鼓動,但又城府很深,柬共領導層的留法學生和老資格革命分子,都成了他的精神俘虜,至死也不敢反抗。沙絡紹畢生思想虛妄,幻想創造奇跡,還善于說大話假話,每當重要關頭,他總是將柬共引向錯誤的方向,他說過︰“遣散所有金邊市民,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做不到的創舉。”

沙絡紹一直向往“斯大林”那樣“鋼鐵”般的名字,在地下活動期間,就開始使用化名“波爾”,他後來將“波爾”變成“波爾布特”,更象一個農民的名字。一九七六年,“民主柬埔寨”宣布成立時,柬共宣布民柬政府總理“波爾布特”,是一個橡膠園的工人,秀木還對法國新聞記者一口咬定,這位總理是“割膠工人”,居然把全世界都騙了。

波爾布特的時代,終于在柬埔寨到來。後來,“波爾布特”這個名字比“紅色高棉”更加惡名昭彰。中文譯著《波爾布特》的作者,以自己與九十年代初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見證,柬埔寨農村的小孩在听到這個可怕的名字時,就會停止哭泣。

 

19、農謝其人


農謝原名叫劉炳光,一九二七年七月生,父親劉寮,是馬德望市上街鎮附近的華人後裔,母親杜彬,有柬埔寨血統。農謝在六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他的一個妹妹嫁給軍人金山上校,小妹妹嫁給一個銀行行長。農謝的弟弟劉炳威,在海關做事。他的姨表兄薩速沙康將軍,當過西哈努克政府的安寧部部長,相當于柬埔寨公安、警察系統的負責人,後來又曾經是朗諾政府軍的總司令。說來,農謝的家世還是頗有地位的。但是,柬共前身柬埔寨人民革命黨的軍事領袖蕭興,又是農謝的姨父,他對農謝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響。

農謝幼年在馬德望讀小學,小學畢業時,日本佔領東南亞,與日本結盟的泰國強佔了柬埔寨的西部省份,馬德望省在泰國的管轄下。農謝曾經在曼谷很著名的Thammasat大學攻讀法律,改取泰名“隆烈”(Long Rith)。畢業後在曼谷一間銀行任職,一家泰國望族還準備將女兒嫁給他。還有一種說法,他在泰國就參加了泰國共產黨。

一九四七年,農謝父親病故,他返柬奔喪。那時馬德望地區已經回歸柬埔寨,鄉間都在抗法的越盟勢力的控制之下。在返回曼谷前,他選購了一些“沙隆”,那是柬、泰、寮三國婦女喜愛的絲織圍裙,準備帶去送給泰國的未婚妻,誰知在過關時被關員沒收。他非常氣憤,立志要鏟除腐敗的官僚制度。當時給農謝送行的正是他的姨父蕭興,他把農謝的情緒和舉動看在眼里,動員他參加了革命。

在蕭興的鼓動下,農謝放棄返回泰國,決心留在柬埔寨參加革命。由于他曾于銀行任職,先被委以管理財務。一九五一年農謝加入印支共產黨,一九五二年被調去越南學習政治。一九五四年返回柬埔寨,全面負責柬埔寨西北區的事務。日內瓦會議後,農謝又被組織留在國內從事革命活動。他的公開職業是批發草織和藤織產品,兼職教書,暗中在金邊活動籌組柬埔寨共青團。


20、西哈努克治理柬埔寨的成就


在一九五五到一九七○的十五年中,越南、老撾、泰國、馬來亞諸國,則始終處于革命或動亂之中,惟柬埔寨實行中立的政策,在冷戰的夾縫中謀求生存。盡管西哈努克專制主義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但柬埔寨求得了一時的太平,經濟上有了長足的進步。

柬埔寨的工業開始起步,紡織、水泥、煉油、造紙、玻璃、膠合板、麻包織造、釀酒、制釘等行業,都從無到有地建設起來了。而農業成就更加顯著,六十年代後期推廣耕種機械,使農業生產量大幅提高,柬埔寨全國每年出口大米四十萬噸,而馬德望一省的谷米就足夠全國食用;加上橡膠、棉花、胡椒、木棉、煙草、瓜菜、水果、魚類的大宗出口,使柬埔寨的外匯充裕。

那時,金邊到處開拓馬路,建設高樓,生意興旺,市場繁榮,應有盡有。而柬埔寨交通建設有更驚人的成就,波成東機場擴建成國際機場,還修了一條從金邊經茶膠、y鬧漣躚犯鄣奶罰 鴕惶醮詠鴇咧貝鋨躚犯鄣木哂泄仕 降摹八暮毆 貳薄V亟 送ㄍ鞁鋇陌偕 喲笄牛 飧齠蠢鍶隹詿Φ摹八 換 笄擰保 際羌砥藝 嗣竦娜僖 H  芬泊臃 持問逼詰奈邇L 錚 輝徑 揭煌蛄L 錚 蕩┤蟪竅紓 嗣褳幢 /span>

經濟的發展,又為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帶來動力。那時,金邊大學有文學院,醫學院、法學院,還有一間很體面的理工學院,大學生人數增加到近一萬一千名,全國小學從原來的二千七百間增加到近六千間。全國有十幾家柬文報紙,若干越文、法文報紙,中文報刊更多;柬埔寨廣播電台還用多種語言廣播。金邊柬甦友誼醫院,市立大醫院,甘密醫院,碧西爺醫院,中華醫院,安良醫院,都是東南亞各國難得的科目俱全的好醫院。


21、西哈努克的專制、反美、親中路線


作為一個亞洲小國的君王,西哈努克能在國際政壇出盡風頭,是美國政府始料未及的,一九五三年訪問美國受到的冷遇,已經使他耿耿于懷,南越和泰國對“自由高棉”的支持,更激起了他對美帝國主義的懷恨。而他那隨心所欲的性格,即興表演的才能,一針見血的反美言詞,當然得到了社會主義陣營的追捧,而周恩來對他則愛護有加,形同父子。

一九六三年,西哈努克宣布了停止接受美國的援助,反過來又去接受中國方面的援助,周恩來還給了他一些空洞的政治保證。而他又說中國的援助沒有附帶任何條件的,是服從柬埔寨經濟建設的需要的。歷史證明他的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中國的“無條件”是包藏了“世界革命”的禍心的,柬埔寨人民最後是嘗到了苦果的,因此許多柬埔寨人至今認為西哈努克是中共的走狗,而不能寬恕他的這些錯誤。

一九***年九月,西哈努克對北京作了一次“成功的”國事訪問,他滿載諾言而歸。在這次訪問中,周恩來勸他同胡志明攜手抗美,他也欣然同意。一個月後,柬埔寨政府和國民議會就聯合發表了一個警告美國的宣言︰“如果美國的地面部隊、空軍和海軍對柬埔寨領土進行新的侵犯,柬埔寨將立即同美國斷絕外交關系。”後來,他對一位記者證實︰“我幫助越共游擊隊是因為周恩來向我提出過這個要求……” 

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金邊舉行“印度支那人民大會”,柬、越、寮三國許多政黨團體與會。西哈努克在會上說︰“柬埔寨是中立國家,但我們不能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間保持中立。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內瓦會議承認的越南國家統一的權利,已為美國的軍事干涉所剝奪,所以,我們不能在正義和非正義之間保持中立。”他既然預設了這個“正義和非正義”的立場,實際上是放棄了中立的立場。

柬埔寨的柴楨省深入南越領土,形似一個“鸚鵡嘴”,距離西貢最近處只有幾十公里,西哈努克默許,使越共在這片的地區建立總部和後勤基地。而中國又幫助開闢了連接磅遜港和鸚鵡嘴地區的一條長約二百多公里陸上運輸線,起先中國的供應物資大多是從海上運到磅遜,然後通過這條線路輸往越南南方的。但從一九六六年起,美國加強了海上封鎖,迫使北越開闢了大部分在老撾境內的“胡志明小道”。

那幾年,西哈努克反美的心火,愈燒愈旺,一九六五年竟走到與美國決裂的地步。那年五月初,美國《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篇侮辱他和他的母親的文章,說王後“愛財如命”,而且“經營妓院”;與此同時,美國空軍轟炸鸚鵡嘴地區,幾十名柬埔寨平民被炸死。五月三日他一怒之下,就決定同美國斷絕外交關系了。



第二章、我的家世和參加革命


22、我的家世

我叫周德高,又名林木,一九三二年出生于柬埔寨馬德望省思維即村。父親是從廣東揭陽縣飄洋過海來的農民,在那里當修築鐵路的挑土工,就這樣落戶下來了;外祖父是本地的華人,外祖母是柬埔寨人,因此我有四分之一的柬埔寨血統。家門前就是那條從金邊通往馬德望的鐵路,鐵路的另一邊是一個大湖,全村和附近的鄉民都食用那個湖的湖水。

記得六歲的那年,思維即村一帶干旱,湖水干涸。父母帶著我和弟弟逃荒到菩薩省去。一年之後才返回。八歲時,我進了寺院學校讀柬文,與姨母和舅父讀同班。日本投降前,泰國軍隊佔領了馬德望省,我在寺院學校又讀了一年泰文。泰文與柬文都是拼音文字,容易學會。一年後就會說泰語,寫泰文了。我既懂柬文,又懂泰文,所以到處惹人喜歡。

十二歲的那年,父親把我帶到馬德望城,讓我寄住在永通餅店,當沒有薪水的學徒。從此我就遠離了父母和弟妹,開始了流浪的生活。有一天,東家少爺看我年紀小,要我和他比賽包糖果,結果他輸給了我。他就罵我是“倒掉種”、“電燈炮”,意思是個土里土氣、不華不柬的鄉巴佬。我很生氣,于是我決心離開。


我轉到對面水果店黃伯伯那里做事,每天清晨五時左右,就趕牛車到十幾公里外的柑橘園去摘柑橘,摘滿一車,就趕回馬德望城里;柑橘季節完了,西瓜、紅毛丹……季節又來了。每年春節,他都送我一套新衣服。我幫了黃伯伯兩年後,又轉到黃明強的雜貨店打雜,每天要下河邊挑幾十擔水,那時馬德望和曼谷間用電報報告金價和匯率,黃明強發現我懂泰文,可以幫他賺錢,他沒有收到電報時,就讓我去偷看別間店的電報。


這些日子,我認識了不少朋友,經常一起到體育會去唱歌、跳舞、打乒乓、打彈子。我打彈子的技術很好,幾乎沒有敵手,被別人稱作“彈子王”。有一天我和朋友玩得很開心,晚上回店,門剛打開,我頭上就狠狠地受了一擊,老板破口大罵︰“他娘的,我四處找不到你,你死到哪里去了?”接著把一封電報拋過來,我接過電報,喉嚨哽住,未讀出聲,淚水已濕透了電報紙。


第二天,我向老板辭工。他惡狠狠地說︰“好!先把你預支的七十二元錢還我,否則做足這七十二元的工,才能走。”我心中悲憤交集,心想這區區七十二元,只要我到電報局偷看人家一封電報,一筆交易就不知要賺多少個七十二元……。我昨晚還以為他會不計較,會讓我走;我也就開始懂得什麼是“老板”了。

我去找父親的一位姚姓朋友,他是個苦力工人。我跪在他面前把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他,他摸著我頭上的大包,搖頭嘆氣。他進去跟他的老板說了幾聲之後,出來交給我七十二元錢。我說︰“姚叔叔,今晚我去那里睡?”他想了一下,又拉著我的手,帶到一間兼賣瓷器的雜貨店。店主也認識我,答應雇用我,月薪二十六元。我不知該怎麼感謝姚叔叔。到了新店,除了一天三餐,我一分錢也不花。三個月後,我就將七十二元歸還給姚叔叔。

不久,泰國把馬德望等省歸還給柬埔寨,法國又恢復了殖民統治。從馬德望到泰國邊境城市波比,商品要經海關才能放行。老板要我兼走海關辦通關。海關的文件用法文,公務員大多是越南人,他們不懂柬語,我只會幾句洋涇 越語,就靠這點交流,我與他們建立了私人友情,明碼標價地給他們應酬費,他們為我辦事就特別快。

我們這間店能通關,便利了客商,老板的生意做得火紅。我又把張三、李四、王五的貨合在一張通關紙上,收三張費用,只付一張應酬費,兩張錢進我的口袋。老板滿意,顧客也很滿意。有時還給我額外的小費。我打了一年多任務,就積了一筆錢。


23、進學校讀書


有一天工作較閑,我坐在店門口,那是學生放學的時間,見隔壁店的兩姐弟放學回來,穿著整齊的校服,背著書包,手拉手,又說又笑,真是羨慕極了。那年我已經十七歲,連一個漢字也不識,難道要等到將來結婚生子才去讀書嗎?這一晚,我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晚上,我去見黃伯伯,希望他能讓我寄住在他的家,白天讓我去讀書,放學回來做家務,晚上到市場去收拾水果攤檔。星期六、星期日不上學,就到柑桔園去摘柑桔。黃伯伯答應我的要求。

到學校去報名,老師們見到我已經十七歲,就要我試讀小學三年級。第一天上課,全班我最高大,所以坐在最後的一排。老師讀著︰“國旗掛起,青天美麗……”我一路跟著讀,一路用柬文注音。

放學回來,料理家務、煮好飯菜,先送去給在市上的黃伯母,自己吃剩飯剩菜,洗了碗又到市上去幫忙,十時左右才收擋,然後坐在街燈下溫習功課,先按柬文注音讀熟之後,再來識中文,一個一個地死記下來。他家子女多,又堆滿了水果,我只能睡在屋外的石階上。沒有蚊帳,就用藤席卷起來睡,頭部頂住牆壁,腳用水布包起來,活象一條大粽子。

第三天的算術課上,老師手拿著藤條,往桌上一拍,厲聲叫道︰“周德高,上來!”我走到她面前,她翻開我的簿子說︰“你看,沒有一題做對的。”她命我把手伸出來,啪啪啪三下。我的眼淚直流,倒不是被打痛了,而是悲憐自己的命運。有錢人的孩子像我的年齡已經做夫婿了,可是我連三年級的算術都不會做。

第一段考,全班三十八人,我倒數第二名,我一輩子都記住這個恥辱。第二段考,我從頭數來排第二名。期末考試就得了第一名。從此一路保持在第一、第二名之間,成為學校的優秀生。我自學學會了查字典,不認識的字就查,因此對課文的理解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

校長就住在隔壁樓的樓上,他每天看到我坐在街燈下溫習功課直至深更半夜,夜夜如此。于是向校董會要求讓我交半費,並獲得了批準。從此我在學習上一帆風順,還被選為學校風紀隊總隊長、籃球隊隊長、銅鼓樂隊的鼓手,一生快樂,莫過此時。

第二年升四年級,上半年很順利,下半年黃伯母難產致死,黃家措手不及,兒女未嫁娶,內無人照顧,外無人打理,黃伯伯執意要我幫他的忙。可是讀書已經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已經十七、八歲了,再不能為一時的同情,而毀了自己的前程。

我又去找姚叔叔,姚叔叔找了一個林伯伯商量,林伯伯與幾個好兄弟都是單身漢,租了學校後面的房子住,白天打工,晚上才回來。林伯伯同意我住在他們的房子的一條走廊上。我買了一個土鍋,早晨起身時,放一把米一個蛋一起煮稀飯,吃好去上學。中午放學回來,同樣一把米一個蛋。下午放學回來,先去挑水,把水缸裝滿。然後打籃球。回來又是一把米一個蛋,每天三餐就是這樣過。我終年吃稀飯,體育運動強度又大,但沒有影響身體的發育。每兩周回家一趟,吃媽媽煮的飯。我回家除了要是米,還要劈夠兩個禮拜用的柴。

可是不久,林伯伯要結婚了,完婚後要搬到他太太的家鄉去住,因此年底就不再租這個房子了。我已是小學五上的學生,離畢業只有一年半的時間。我的級任老師——陳樂之先生,發現我愁眉苦臉,心事重重,就找我談話。我全盤向他托出,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不要急,等我想想辦法”。

第二天上午,陳老師把我叫去,他的姐姐也在。他說︰“德高,你是個好學生。我們姐弟還有一年的聘期,我們不忍心看你失學。因此我們兩人決定幫助你,你就搬到學校來寄宿,這一年內我和姐姐幫你付一半的伙食費。另一半,你去幫廚師方叔叔做工,放學後到廚房來幫忙。能幫什麼就幫什麼。”方叔叔很看得起我,知道我和他的佷女要好,也很高興!所以我開口要求減免一半伙食費時,他爽快地說︰“別人我不答應,但對你特別,沒問題。不過你要落力幫我觀前顧後。”

從我懂事以來一直受苦,因此很珍惜機會。我搬到學校來寄宿後,每天除了打掃校內校外的清潔,還主動清洗廁所和廚房周圍的環境。學校和老師都很滿意,方叔叔他們也滿意。我自己也高興!這一年,只要學校舉辦游藝晚會,我就粉墨登台,有時男扮女妝,有時出演丑角,有時還會跳舞,樣樣都來一手,常常得到觀眾的掌聲,學校也籌到一筆善款,所以就對我特別優待,準于免費入學。

一年過去,陳樂之老師和他姐姐的聘期已滿,馬上要與我分別。方叔叔也不再承包學校的廚務。學業只剩下半年,但失去了恩人的幫助,前面的路有登天之難。我在家是老大,老二去投靠叔父,三個妹妹窮到連柬文都沒讀過,最小的弟弟才學走路。我還能向父母要個什麼呢?我回到家,向父母表白了心願,然後就呆坐在門前的樹下……抬頭看見一個全身赤裸的高棉孩童在放牛,心想與他比起他來,我的命運還要好得多了……

還是母親疼我,她看見我苦思與流淚,也心如刀割。她提醒父親︰“你不是說阿強叔也在馬德望市開店嗎?”阿強叔叫曾合順,原來也住在思維即村,後來搬到別的地方,生意做得順利賺了錢,在馬德望開了個雜貨店,生意還做得不小。父親叫我擦干眼淚,他匆匆地到湖邊洗個澡,穿上衣服就帶我到馬德望市。自從我懂事的十幾年來,只見父親從來都是一條黑短褲,一件灰色上衣,一雙輪胎底鞋。

下了火車,父子倆直奔曾家去。父親開門見山地對曾伯伯說︰“強兄,犬子說他再讀多半年書,小學就畢業了。我無本事,現在學校給他免費。我求你給幾粒飯他吃和住,不上學就幫個忙,只打擾你半年。希望你能成全成全他。”曾伯伯居然也就同意了。


24、小學畢業謀職

從上三年級到小學畢業,前後四年的苦樂人生,刻骨銘心。畢業前,我就四處托人找工作,剛好有一間新開收購谷米店要請人稱谷米,我就去應了職。畢業典禮後的第二天,我就到離馬德望六十公里的“吾哥比里”去上班,老板姓鄺。谷米季節一過,鄺老板又購進一座小型的碾米廠,我便在那里學會裝修碾米機。不久,老板又把這間碾米廠賣給別人,廠子搬到離馬德望三十八公里的“添磨古”鎮。

新老板是廣肇人,也姓周。他與金邊的谷米商有生意往來,有幾輛汽車運載谷米,還出租拖拉機給別人開荒耕地。我很受重用,負責帳目往來和薪金發放。但我更喜歡動手,汽車有了問題,就跟著大師傅趴到車底修,弄得油頭垢面,管賬先生就象一個小雜工。很快。我還學會了開汽車和開拖拉機,還學會騎馬。周老板視我如親身兒子,有一次派我到金邊領取十五萬現款,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字。

不幸,父親病了。在馬德望求治無效,不得不到金邊中華醫院去求醫。父親到柬埔寨後,一直勞碌,當了修鐵路的工人後,就為人當跑腿,收入微薄,幾十年住的是那間茅屋,離不開那個小村落。我趕到中華醫院見到了父親,他說他的腸胃不好,面色很不好,住在免費的病房,喝的是中藥。一個月後,父親就去世了,我又趕到金邊送殯。父親的一生命苦;而我十二歲起,就離開他去闖蕩江湖,至今也沒有闖出個名堂來,有時會獨自傻想︰莫非是他的命運也傳給我了嗎?

無父兄為長,父親的死,留給做兒子的我,是悲傷;而留給做長兄的我,是無奈。我根本無法負擔母親和弟妹的生活。幸虧弟妹都長在農村,母親又是個意志堅強的婦女,養了幾頭豬,維持了最基本的生活,又帶著幾個十多歲的妹妹,收買禽蛋到城里賣,賺些零用錢。要說父親的命苦,母親的命就更苦了,中年喪夫,撫育子女,真是難為了她。 

大概是一九五三年的一天,幾個同學從馬德望專程來看我,要動員我回馬德望籌備成立“體育會”,說是要以成立籃球隊,辦夜學輔導班和文藝小組的方法,團結社會上的青年男女,把過去的同學和社會青年組織起來,為社會作事。他們說只要我點頭,他們回去後就幫我在馬德望找工作,我的心動了。


25、參加《棉華日報》工作

我二十一歲時(一九五二年)才從馬德望僑校的小學部畢業,後來在馬德望地區做事時,中共地下組織假以籌組成立“體育會”為名發展組織,讓我讀了許多象《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這樣的左傾書籍,于是我就不知不覺地進入了它的外圍團體,還結識了馬德望地區華僑領導人張東海、和來自越南的抗法人員蔡抗生等人。

馬德望原來就有“馬華體育會”、“青年會”、“精武會”這樣的華人社團,我們成立的叫“群星體育會”,發起人是馬德望僑界的活躍人物,活動內容非常豐富,而且還有互相幫助的風氣,使青年們感到集體的溫暖,因此會員反而比那些老組織多。社會各界慷慨贊助,事業辦得有聲有色,在僑社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九五六年,馬德望僑黨組織推薦我到金邊去參加剛創辦的《棉華日報》工作,從此我在《棉華日報》工作了整整十二年,從一個翻譯,成為記者、又提升為記者組長、最後成為代理社長和報社經理。一九五八年中國和柬埔寨建交以後,《棉華日報》又成為事事听命于中國大使館的宣傳媒體。我出身貧苦,為人熱忱,對黨忠誠,願為共產黨赴湯蹈火,因此中國大使館對我極端信任。

中柬建立外交關系後,大量僑胞申請探親簽證;由于僑社中還有一些人親國民黨,而我對柬埔寨僑社的情況相當熟悉,大使館就將“辨別敵友”的工作,交給了我一個人。我就以記者的身份到各地調查。雖說審批簽證的權力最後是在大使館,但我掌握了“首批權”,大使館是根據我的調查報告作決定的。

在六十年代初,柬埔寨和中國的關系很好,西哈努克經常訪問中國,而且還把兒子送到北京去讀書。在這種友好的環境下,《棉華日報》自然也就辦得有聲有色。因為柬埔寨華僑中潮州人很多,廣東潮劇團由北京市副市長王昆侖帶隊,于一九六年冬來柬埔寨訪問,在金邊演出潮劇《蘆林會》,王昆侖寫了一首“三娘怨”的長詩發表在《棉華日報》上,他的文采給《棉華日報》增添了顏面,爭取到了許多新讀者。

我擔任報社經理後,做了幾件事情。一是,因為排字的延誤,報紙長期不能及時付印;為此我改變了排字人員的輪休制度,使排字排版效率大大提高,每天都能提早付印,提前發行,使報紙發行量從七千多份,一步增加到一萬一千份。四十多年前,海外能有這樣的宣傳效果,令人驚奇。為進一步擴大發行量,我又籌劃購置自動印刷機。六十年代,柬埔寨華僑社會心向祖國,城鄉僑校都“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雷鋒同志”,這些“成就”都是與《棉華日報》同仁的努力分不開的。

越南戰爭激烈進行之時,文化大革命也開始了,左傾思潮也就泛濫到外交工作和僑務工作中來,原本親華的西哈努克開始向右轉,一九六八年他封閉了“柬中友協”,我們《棉華日報》發表了一份北京的“中柬友協”致金邊的“柬中友協”的賀電,電文調子極高,觸動了西哈努克的神經,他下令封閉全部外文報紙,從此結束了柬埔寨自由辦報的歷史,當然也就葬送了我們的《棉華日報》。

當時,一些右派團體想發動學生來搗毀報社,情勢非常危急。我決心帶領同人保衛報社,思想上有與報社共存亡的準備。記得小馬兄弟對我說︰“不能同年生,但願同日死。”今天,我雖然已經與中國共產黨決裂,但每每回想起這些斗爭的往事,心里還是很亢奮的。畢竟,年輕的時候,我還是一個有血性的人。

報社被封時,柬埔寨政府政治部派出警力,阻止我們寄發印刷品。小馬駕車沖出警戒線,將告讀者通知寄發到各地。因此,特警局起訴小馬,說他企圖撞死執勤的警員。我疏通了法官,結果不但沒有抓人,而且判了無罪。警方要把他送到磅通省的薄波瘧疾區去,然後再將他驅逐出境。我又和一些僑領到磅通省去疏通省長,省長說︰“省府缺人,就把馬先生調到省府來工作吧。”這樣才把問題化解了。

後來,我向一些僑領借錢籌辦了“四海事務所”,為僑社服務,又兼做旅行社的生意。我的青年和中年時代,是在革命的狂熱中度過的,妻子和幼小的兒女,都成了革命隊伍的一員,太太是《棉華日報》的司賬員,後來又是進出解放區的聯絡員;女兒機靈沉著,八歲就為我送信到大使館,一家人都獻身革命事業。



第三章、中共與柬共連手制造革命高潮


26、柬文《人民報》

一九五五年,人民黨在金邊出版《人民報》,報頭是犁田的農具,象征它是一個農民政黨的喉舌。高明是報社的領導,“人民黨”的公開領袖努波潘出任社長,從留法學生錢金安是它早期的編輯。《人民報》報社事實上就是人民黨的黨部,也就是柬共公開活動的門面,所以農順和朱杰都在報社參與工作。

《人民報》在柬埔寨基層民眾和僧侶中間受到歡迎。那時,我們華文《棉華日報》也剛剛起步,我從馬德望到金邊參加《棉華日報》工作,也就開始與《人民報》負責人有所接觸。我最先認識它的努波潘,通過努波潘認識了高明,並曾經與他長談不止十次。

高明是一個中等身材的青年人,豪爽而熱情,交談中總是謙虛地說,“這是我的認識,不知兄台您的見解如何?”從來沒有強加于人的感覺,每次和他握手,總有血息相通的感覺。高明是抗法時期的柬共干部,領導青年工作,一九五一年帶領柬埔寨青年代表團到東柏林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路過北京時見到過毛澤東,一九六○年他進入柬共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他與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等人開始開闢根據地。

人民黨是一個戴著“紅帽子”的政黨,而經濟上又非常困難,辦報的條件非常惡劣,社長、總編輯、排字部都擠在一棟木屋里。《棉華日報》比較寬裕,于是我們給了《人民報》許多幫助。他們經常派人來借我們用過了的照相制版,後來怕當局誤會,他們的制版、紙張、油墨的費用,就干脆由我出面支付,他們拿了收條去取貨。

一九五五年競選時,錢金安被捕坐牢三個月。一九五八年,努波潘被當局暗殺。頂替他的農順又被當局逮捕,而且還以叛國罪判處死刑(後改判終身監禁)。朱杰又頂了農順的空缺,接著朱杰也被抓起來了,《人民報》不得不宣告停刊。面對這些血腥手段,越南方面為了顧全與西哈努克和諧局面,還堅持要杜沙穆克制忍耐。農順和朱杰都是柬共的忠勇之士,進城後一度擔任要職,但在整肅中與高明一起死于波爾布特之手。

我還見到柬共名人塔莫(原名切春),他在《人民報》排字。他是馬德望人,與蔡抗生是抗法時的戰友,在馬德望的時候,蔡抗生就帶我去認識了他。外傳他是留法學生,其實只是一個略有文化的粗人,樣子很象農民。他是冷靜沉著,不隨便說話的人,他後來的地位很高,也不是偶然的。據說他與朱杰、農順等人的關系都很不好,後來回了馬德望。一九六二年,我到馬德望去調查土地情況,還專程去看了他。

一九六三年起,他就擔任柬共中央委員,接著進入叢林。一九七○年政變後,林光在西南“解放區”見到他,他首先打听的就是︰“阿抗(蔡抗生)在哪里?”其人作風強悍,治軍有方,進城後主持西南大區工作,一九七八年率部鎮壓東部大區叛亂,十一月初擔任柬共“中央常委”,僅居波爾布特和農謝之後。九十年代盤踞柬泰邊境期間,因立場死硬而取代宋成,擔任柬共殘余軍隊的總參謀長。柬共瓦解後長期拘押在金邊監獄,死于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時年八十歲。


27、中國大使館的“二王”


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上,西哈努克和周恩來一見如故;但是柬埔寨與中國的外交關系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建立,拖了幾年的原因是東南亞國家都追隨美國,對中共采取抵制的態度。那時中共為打開外交局面的努力也非常不順利,能在反共情緒強烈的東南亞國家中打開一個缺口,就更不容易了。而中國大使館既要處理國與國的事務,還要處理黨與黨的事務,也就是為“世界革命”出招,因此駐金邊大使館長期是以情報部門為主導的。

柬埔寨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可是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的干員卻有很大的來頭。五、六十年代商務參贊先後是王潤生、王樹仁,因此我就稱他們“二王”。他們都是北方人,知識分子出身,非常有涵養,我很佩服他們,心目中把他們當作共產黨員的典範。七十年代,王潤生擔任中國外貿部部長,王樹仁擔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駐廣州辦事處的負責人,那時國內的干部晉升非常緩慢,他們能達到這樣的高位,說明原來的地位就很高。

一九五九年,金邊——廣州直航開通,柬埔寨王國國會秘書長西索瓦•波拉西親王率領議員代表團參加首航典禮,我則以《棉華日報》記者身份參與其事。當晚,廣州舉行酒會歡迎柬埔寨貴賓,波拉西講話,王潤生命我即席翻譯,效果很好。會後波拉西邀請我隨團去北京活動,我請示王潤生,他對我說︰“這樣不好,會暴露你的身份,你還是隨機返回,我們會另外安排翻譯的。”

中甦交惡的六十年代初,王樹仁先生接任商務參贊,他為人非常有親和力。有一次酒會,我也去采訪,他悄悄地對我說︰“你真是一個柬埔寨通啊!”話中既有玩笑的口氣,也有贊揚的味道。當時我還年輕,記憶力很好,大使館搞不清的柬埔寨政界人事,就常常來咨詢我,所以我才有“柬埔寨通”的聲譽。雖然“二王”都對我非常信任,具體的工作則是由一些“一秘”、“二秘”來安排的。

一九七七年,我們全家回到北京,我向中調部匯報柬埔寨情況後,在廣州等待派遣,有一天在東山百貨商店門前見到他坐在一輛吉普車上經過,我向他招手,他也向我回招了手,但沒有停車,就駛過去了。後來才知道他在中央調查部的高級職務,我想他在廣州的工作是負責向海外派遣人員的。

七十年代末,文革已經結束,中共內部極度渙散,世界革命的希望完全破滅,加之財政拮據,我和妻子被派到香港,實際是掃地出門,在工廠做苦工。而中調部基層面又充斥著刁民潑婦,我們的孩子在中調部招待所備受他們的虐待,我忍無可忍向香港組織遞上了一份退黨書,負責人讓我回廣州接受領導的召見。

這次竟是王樹仁和夫人親自出面,王樹仁是一個高佻儒雅的知識分子,他太太瘦瘦的,戴一副眼楮,過去在金邊時我也認識她。王樹仁對我說,在柬埔寨期間,他是負責領導大使館工作的,這也是告訴我,過去我曾經是他的下級,他希望我留在黨內,繼續為黨工作。這時我對共產黨已經完全失望,還是婉言拒絕了,只敷衍答應做一些“愛國的事情”。我想,他了解我的英勇斗爭的過去,也了解中調部內部的亂局,是不會太怪罪我的。

我一度想經商,于是又到北京活動,而王潤生先生已經是中共的“外貿部長”,心想他或許能念舊情,給我一些機會。在外貿部的接待室,他讓他的一位秘書出面告訴我,王部長還記得我這麼一個人,但做生意要靠自己找關系,王部長愛莫能助。

對“二王”先生,我非但沒有私人的惡感,相反還很敬重他們。我說他們的事情,只是想說明中共對柬埔寨的重視,後來我才懂中共的中調部是凌駕于中國的外交部之上的,所以他們才是中國大使館最重要的人物。


28、破獲台灣特工謀害劉少奇、西哈努克案

   在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年的十五年間,是柬埔寨社會的太平年景,也是西哈努克與中國的蜜月時期,他曾經四次訪問中國,周恩來也曾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年兩次回訪柬埔寨,中國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也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前來金邊訪問,同行的還有外交部長陳毅和夫人張茜。這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因為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幾乎所有關于柬埔寨歷史的書,都提及這件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背後。

劉少奇來訪的消息傳出後不久,在親國民黨社團中的臥底獲悉,台灣在柬特工張達昌要在車隊從波成東機場到金邊市的途中,引爆烈性炸彈,謀害劉少奇、王光美、西哈努克和母後西索瓦•哥士瑪。那位臥底在完成任務後,就回國了。

于是,大使館一秘毛欣禹召集洪德、翁春和我三人來破獲這個陰謀。毛欣禹要我用柬文寫了三封匿名舉報函,分別寄給安寧部、國防部和很忠實于西哈努克的王室管家麥胡將軍。信紙上不留指紋,字體也略加改形,並從乃良方向的“見p”郵局寄出,大使館領導人預料王室不會大意。

每逢星期六,西哈努克都在王城內接見平民,听取民眾的申訴。信發出後第二個星期六,我也去王城采訪,麥胡將軍遠遠看見我,就招手讓我過去。他是一個粗人,開口就問︰“記者,你老實回答我,你知不知道一個叫‘國民黨’的人啊?”我裝傻搖搖頭,麥胡罵道︰“□□東西,沒有用,走開去。”周圍的警衛人員,一齊捧腹大笑,他顯然已經收到了我的信了。我經常在國會走動,國會的警員也來問我︰“怎樣才能識別誰是國民黨的人?”這證明安寧部也展開調查了;僑領楊杰先生也從參謀部的朋友得知,軍隊也開始調查了。

大使館又令我偵察炸藥埋放的地方,從波成東機場通往金邊市中心的一路上,我逐屋查看哪些房屋下面可能挖地洞,然後再到屋子後面觀察形跡。一天,終于發現有一處臨街的租房嫌疑很大,其中有一間離馬路只隔了不到兩米的人行道。我就帶著太太一起去,裝著要租房子布置新房,在與房東的對話中,套出一個中年戴眼鏡的中國人住在那間屋,那人有縫過針的兔唇裂痕,他白天不在,晚上才回來。根據這個面貌特征,判定此人就是張達昌。

那時,在我們這樣的一些積極分子的幫助下,中國大使館幾乎已經成為柬埔寨的“國中之國”,它調動華僑社團,把金邊國民黨分子的舉動,全都置于監視之中,連隱藏炸藥地方,也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最後,大使館又通知我們提早下手,以防不測。有一天一個同志來通知我,要我在傍晚六時二十五分前,到干隆街高棉舞廳去糾纏張達昌,與他動粗,把事情鬧大,然後將他扭送到警察局去。

到時,張達昌果然出現了,他右手摟著一個舞女出來,然後走向泊在不遠的德國名車,他打開車門讓舞女坐在一旁,他親自駕駛車,而我開的是一架老舊的摩托車,那時我年輕機警,馬上認清車子顏色和牌號是 23786(這個號碼,我至今記憶猶新)。他的汽車一開動,我的老摩托車就不管紅燈綠燈一路苦追,可是距離越拉越遠,追到中華醫院附近,再也見不到他的車影。我走進中華醫院去借個電話通知我的同志。

我告訴他們,張達昌車上有一個舞女,他肯定是去尋歡了。他的汽車朝南沿莫尼旺大道向鐵橋頭的方向開去,那是個多叉的路口,他可能右轉到宋仁只去,那里有很多出租一兩小時的房間,他也可能一直往大金歐的方向,在龍眼園一帶,也有出租房間,他同樣有可能往左拐彎跨過鐵橋到小白馬或小香港一帶,那里有更多的臨時房間出租。同志們听完後,說我們知道應該怎做了,明天早上老地方見。

這一夜晚,我未能入睡。第二天和同志們踫頭,大家都眼楮紅腫,都是一夜沒睡好覺。老友告訴我,他到處搜索張達昌的蹤跡,最後在小白馬發現張達昌的汽車。通知了警方四面埋伏,第二天早上才去敲門,將他扣上手拷帶走,其它涉案的人也在當晚統統落網。後來警方發現那間租房里已經挖好了地道,如果不及時破獲,劉少奇和王光美可能死定了。

29、柬共建立叢林基地


西哈努克在外交上反美親中,在國內則實行高壓政策。努波潘被暗殺,農順被監禁,蕭興變節,杜沙穆失蹤……,使柬共活動分子數量大幅下降,斗爭一籌莫展,前途非常堪憂。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柬共在金邊召開了時僅一天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只有十七、八個人到會,但這次會議作出了效法毛澤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決定,選出了波爾布特、農謝、英薩利、甦品、塔莫、莫森巴、溫威、宋成八人組成中央委員會,前四人擔任常委。

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高明、倪沙良、溫娘(朱杰的妻子)等,先後離開金邊,去投靠設在柬越邊境叢林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總部,它位于桔井省南部仕倫正南三十公里處,越南一側的一個名叫“塔墨”(Ta Mot, 蕭特誤作Ta Not)的小村莊。第二年,他們在附近建立了代號為“一○○辦公室”的基地。

一九六三年初,“天才的政治家”西哈努克公布了一份列有三十四人的左翼人士名單,據說耿萬薩、周成、胡榮、符寧、喬森潘、沙絡紹、英薩利、宋成、謝安、錢金安、朱杰、薛青等都在其列,這無疑也把柬共進入叢林的過程大大地加速了。但在開頭兩年中,他們都被瘧疾和營養不良折磨得死去活來,根本無法開展任

何工作。後來,波爾布特他的一批同事、學生也陸續走進叢林,人數增加,開始形成了力量。

但又正是在這一段時期,西哈努克表現了“向左轉”的反美激進態度,一九六三年他拒絕接受美援,一九六五年他又宣布斷絕與美國的外交關系,而且還默許了越共在柬埔寨境內的活動,越南方面得到了這些方便,自然希望柬共能夠配合維護這個局面。這當然就使進入叢林的柬共感到非常困擾,是否應該繼續開展反對西哈努克的武裝斗爭?一九六五年一月柬共中央會議決定開展武裝斗爭,而且決定波爾布特去河內訪問。


30、波爾布特去河內和北京

一九六五年四月初,波爾布特和高明出發前往越南北方,他們徒步跋涉胡志明小道,翻越崇山峻嶺,六月中才抵達河內,他們見了謙虛的胡志明幾次,但大多是與陰私而官氣十足的黎筍討論工作。在河內期間,波爾布特還花了大量時間研究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歷史文件,他說越南方面許多不利于柬埔寨革命的觀點,是自從印度支那共產黨建立以來就有的,越南人從一開始就想控制寮國和柬埔寨的共產主義運動,就想建立一個一統的印度支那國家。

波爾布特說在他同黎筍舉行過十五次會談中,黎筍反復對他說“如果沒有越南的幫助,柬埔寨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完全的獨立自主,越南也不例外”。而在同胡志明的三次談話中,胡志明也屢次說“越南革命的成功,必須在中國革命成功之後”,意思無非是“柬埔寨革命的成功,必須在越南革命成功以後”。這些不投機的談話,使他對越南人完全喪失了信賴,因此他向越南方面提出到中國去訪問的要求。

波爾布特是在十二月底到達北京的,高明因病在河內留治。接待他的是鄧小平,但具體與他會談的是彭真,劉少奇也接見過他,他住在頤和園附近的“亞非拉培訓中心”。他記得彭真贊揚他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波爾布特也贊揚“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的馬列主義”,中共對小國小黨常常不惜贈以“偉大的”贊揚,肉麻但效果良好。幾個月後,彭真、鄧小平、劉少奇相繼倒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已經在密鑼緊鼓中,波爾布特也注意到中共高層的不安情緒,他盡管沒有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但與陳伯達、張春橋有了接觸,這些文化革命的旗手們甚至表示願意給予物資援助。當波爾布特離開中國返回柬埔寨的時候,他已經接受了巨大的鼓舞,心悅誠服地擁護中共的路線。

一九六六年二、三月間,他從河內啟程回歸,四個月後才到達祿寧。因為越南戰爭的擴大,越共南方局基地從塔墨東移到祿寧的密林中,兩地相距僅十余公里。九、十月間波爾布特在祿寧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會上秘密決定將“柬埔寨勞動黨”的名稱改為“柬埔寨共產黨”,這是追隨“中國共產黨”的一種表示。會上明確了準備武裝斗爭路線,後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失敗和大批被屠殺,更堅定了柬共搞武裝斗爭的決心。這次會議的另一個重要決定是,把“一○○辦公室”搬到臘塔那基里省,為的是脫離越南方面的控制。

在祿寧期間,波爾布特曾經通過河內致信中共,表示將全面發動武裝斗爭,越南方面拆閱了這封信,擔心這將破壞越南與西哈努克的關系,中斷通過柬埔寨的戰爭物資輸送。于是河內方面派阮文靈在越南勞動黨南方局基地,勸說波爾布特顧全大局,暫緩發動“人民戰爭”的計劃;波爾布特提出支持武器的要求,當然更被一口拒絕了。


31、臘塔那基里

臘塔那基里省在柬埔寨的東北角,越共已經在它的東部地區盤踞多年。它與上丁省和蒙多基里省,佔了柬埔寨兩成多的國土,但只有十萬人口,而且幾乎都是少數民族。臘塔那基里在北緯十四度線南北,胡志明小道中止在它的東北角;它的東面就是亦稱“中央高原”的越南嘉萊省,那是越共的重要基地,也是越南戰爭激戰是戰場。

英薩利、宋成、倪薩南等人先于一九六七年夏天到達臘塔那基里,他們在一個叫“安當密”的小鎮以南十公里的密林中,建立了“一○二辦公室”,後來又在鄰近的密林中建立了一個新的“一○○辦公室”。十一月間波爾布特來到那里,次年夏天喬奔娜麗、喬蒂麗姐妹和宋成的妻子雲婭,從金邊趕來與夫婿相聚。那時英薩利、宋成、倪薩南分別擔任臘塔那基里、上丁、蒙多基里三省的柬共省委書記。

但是,“農村包圍城市”並非容易;反而倒像是“革命精英們”的自我隔絕。一到臘塔那基里,瘧疾就使他們就陷入困境。幸好一位叫“達良”的部落酋長同情他們,才募集了一百多名少數民族青年,組成了一個警衛團。宋成是一個干練的書生,他把這些淳樸的山民訓練成了能夠戰斗的軍隊,從此他有柬共軍隊創始人的名聲,而且長期擔任柬共軍隊的總參謀長,一九七五年柬共進入金邊,他又擔任“民主柬埔寨”的國防部部長。

但這幫留洋學生不通世故,卻又好事沖動。據說不久後就組織山民集體生產,想恩賜給他們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于是與少數民族又發生對立,種下了後來山民部落叛投越南的根由。後來達良也與柬共反目成仇,他認為“紅色高棉”是一群過橋拆橋的人。

波爾布特從中國回來,更加熱中于“暴力革命”,而且學到了“人民戰爭”這個新名詞。但是他的一廂情願套在一個“西哈努克死結”中。為了這個西哈努克,不僅越南人反對他發動武裝斗爭,而金日成還是西哈努克的好朋友;周恩來與西哈努克的關系更情同父子,中國的左派書生陳伯達、張春橋的高調,根本不可能得到周恩來的實際支持。故而,等待越南奪取戰爭的勝利,對大家來說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忍耐”。

從一九六七年開始,柬埔寨各地的確發生了一些騷亂,但波爾布特幾十年後說,他組織領導了“全國性起義”,到六十年代末柬共已經有了三萬人馬。其實,那無非是這里打死一個警察,那里奪到了一桿步槍;波爾布特不是在鼓動,而往往是在勸阻。他如果真有三萬人馬,何必還要躲在臘塔那基里深山老林里?他說柬共擺脫了越南的控制,其實柬共事事依靠越共,他根本沒有違背越南人意志的可能。

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不難發現一個規律,那就是“比賽革命”,而且指責別人“不革命”,乃至“反革命”。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對俄國人懷恨在心,說斯大林不要他渡長江;而俄國人又懷恨德國人,說第二國際反對暴力革命……。因此,波爾布特指責越南人不許他們搞武裝斗爭;而黎筍又說毛澤東勸他們與美國講和,就都不是什麼新鮮奇怪的事情了。今天,共產主義煙消雲散,它們就統統成了笑話。


32、三洛鄉事件

對于柬埔寨的革命形勢,中共既盼望又憂慮。因此中國大使館要我幫助他們弄清柬埔寨農村的階級狀況。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我到曾經工作過的馬德望省添磨古鄉進行調查。法國人和日本人都在那里辦過實驗農場,用機械開發了大量的耕地,我原也以為土地兼並情況非常嚴重。但當地鄉長將全鄉幾千戶土地登記大冊交給我,經過仔細地查閱對比,我的結論卻是柬埔寨是根本不會發生“白毛女”故事的。

然而,一九六七年,形勢發生了轉變。曾經是抗法根據地,而柬共有很好基礎的馬德望省三洛鄉,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抗爭。原委是六十年代起,馬德望市里的一些商人開始轉營農業,利用當地肥沃的紅土,種植橡膠、咖啡、椰子、菠蘿、榴蓮、山竹、紅毛丹,獲利豐厚,因此投資的人越來越多,種植面積越來越大,于是開始侵犯農民的土地。

柬埔寨農村的土地劃界,是從這棵大樹到那棵大樹,再從那棵樹到另一棵大樹……之內就是某某的土地,祖輩相傳,相安無事。一九六七年初,華裔商家何忠立、何忠漢兄弟和馬德望省省長勾結,在三洛鄉非法圈地,而地政當局發給他們地契,他們用拖拉機將大片樹木推倒。當地農民抗議,說那是他們祖輩相傳的土地,但是又沒有文書可資證明。相反,開發商倒持有政府的白紙黑字紅圖章,來證明他們才是真正土地擁有者。他們不理會農民的抗議,命拖拉機手強行開發,忍無可忍的農民就將一名拖拉機手當場殺死。

禍由此起,官府宣傳這是紅色高棉分子作亂,派出軍警前往緝捕凶犯,于是男性的農民統統逃進森林。馬德望省波威寺主持姚端上人,是金邊政府宗教部冊封的僧相(類似主教),他到三洛鄉去進行斡旋,農民們向僧相申述他們並不是什麼“紅色高棉分子”,而是不法商人侵佔了他們祖輩留下來的土地,才鬧出事情來的。姚端建議農民選兩位代表到金邊去向“王子父親”(柬埔寨農民都是這樣稱西哈努克的)申訴,事端已經接近平息。

誰知,馬德望省省長嚴•莫尼拉生怕西哈努克知道了真相丟官,于是派人將那兩位農民代表在去金邊的途中殺死。然而,紙包不住火,嚴•莫尼拉二十四小時後就丟了烏紗帽,西哈努克派內政部部長丁源接任馬德望省長。官府失信于民,洞大難補,六個月後丁源又要求離任,西哈努克再派安寧部(相當“公安部”)部長英丹繼任。應該說,西哈努克還是有誠意平息民怨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是柬歷新年,馬德望當局為了討好三洛鄉鄉民,舉行了一個聯歡晚會。可是,在民眾大跳土風“南旺舞”時,偏偏又有一名警官看上了一位美麗的村姑,那姑娘的男友一怒,一斧頭就把這個警官給殺了。這次的禍闖得更大了,當局派軍警前去鎮壓,而紅色高棉組織乘機插手,鼓動全鄉的一千多男女老少走進叢林,繼而又鼓動其它地方人民集會游行,支持三洛鄉人民反對軍警的斗爭。

三洛鄉群眾斗爭,對等待革命高潮而一籌莫展的柬共,無疑是一個絕妙的機會,柬共西南地區的副職領導人宮甦潘抓緊時機,擴大事態。外界也大事報導,說紅色高棉開始發動武裝斗爭了。然而,躲在山里的波爾布特卻指示柬共西北區書記莫森巴,要他適可而止,不要繼續組織武裝斗爭,等候新的指示。波爾布特顯然受到越南方面的壓力,他也不敢在戰爭打得死去活來的時候,把西哈努克推到親美的立場上去。


33、大使館叫我通知喬森潘、胡榮、符寧出走

一九六七年,越戰又在逐步升級,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中,北京的左傾路線和華僑社會的革命情緒對西哈努克很有刺激,他開始後悔與中共太緊密,而與美國太疏遠。而這個“三洛鄉”事件,又刺激了金邊上層社會,他們恐懼紅禍將至,對進入政界的喬森潘、胡榮、符寧等左派人物,就更加有所猜忌;因此,柬埔寨政府中的右派力量,乘三洛鄉事態愈演愈烈之際,要西哈努克對限制紅色高棉的活動,趕快作出抉擇。

那時,《棉華日報》社在華人小區組織了一個籃球隊,隊里有一個小伙子與一位政府高官的兒子很要好,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天,我和他一起行路,正好經過這個高官的家,他就帶我進了這家人家,這家大人都不在,兒子就信口對我們說,軍隊中抓到一名紅色高棉的線人文東上校,現在正在施加嚴刑,要他指證三洛鄉事件是喬森潘、胡榮策劃的。一旦有了這樣的口供,政府就要對他們兩人下手。

那時,我精力很旺盛,社會上的朋友很多,連國會管文件的小吏都與我很友好,國會的文件,政府的預算,他都會給我一份,我拿了就往中國大使館送。這回我就把關于政府將處置喬森潘和胡榮消息報告了大使館的張秘書,他是我的直接聯系人。兩天後,張秘書來電話要我到大使館去見他,他要我通知喬森潘、胡榮兩人,讓他們盡快進根據地。我想,這是請示北京後,使館才讓我這樣去做的。

時值“柬中友好協會”在金邊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凡是這樣的活動喬森潘、胡榮兩人一般都將到會。第一天我就去等候他們,但失望了;第二天我再去,兩人終于出現,我趁沒有人注意,將消息告訴喬森潘,他立即轉過臉去向胡榮示意;我再補充了一句︰“請您馬上行動,此事萬萬不能拖。”幾天後,在柬中友協的酒會上,柬共金邊地下組織的負責人過來握我的手,說︰“謝謝你,他們已經安全進入革命根據地了。”

後來,金邊柬文報紙眾說紛紜,有的說是古倫大臣秘密殺害了這兩位“紅色議員”,有的還說他們被塞進汽油桶,然後放火燒死了……。當局又對另一位“紅色議員”符寧進行“貼身保護”,四個月後符寧又在特警的眼皮下失蹤,接著又有一百多名青年走入叢林。幾年後他們突然在柬埔寨“解放區”亮相,人們才嘩然。當時,越南熱戰的發展關及到世界冷戰的勝負,而中國取道柬埔寨支持越南南方,也是公開的秘密,因此世界輿論也關注著柬埔寨政局的發展,喬森潘、胡榮、符寧三人失蹤的消息,自然震動了世界。

幾年後,我們受冷遇而在柬埔寨農村務農,柬共桔井省省委負責公安事務的“密桂”(柬語“桂同志”的意思)親口告訴我,柬共中央曾經傳達過一個文件,其中肯定我提供給他們的那個情報是準確的。一九七四年,農謝在桔井召見華運負責人,我也參加了。當時,喬森潘就在隔壁,他從窗口中認出了我,我听到他對站在身邊的柬共干部說︰“就是他,沒有錯。”我想他是在說,是我通知他逃出金邊進入根據地的。也可能是為了避免嫌疑,喬森潘顯得很冷漠,甚至沒有過來和我打一個招呼,說一句謝話。

我在《棉華日報》當記者的時候,常去國會采訪,經常坐在記者席是听到喬森潘、胡榮、符寧的講話,喬森潘的口才遠不如胡榮和符寧,說的話也很不尖銳到位,甚至給人一種模糊含混的感覺。我想,平庸使他無福進入柬共的核心,但也使他逃脫了殘酷的清洗。


34、西哈努克向右轉


“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個人狂熱崇拜,也通過“心向祖國”的華僑社團傳到了柬埔寨,“紅寶書”泛濫柬埔寨城鄉,我們《棉華日報》上的極左言論,和各地華僑學校的過激行為,也隨極左思潮而起。事態令西哈努克非常憂慮,他派他的外交部長到北京去探听周恩來的態度,周恩來用外交辭令做了非常圓滑的解釋,只說希望兩國關系不致受到文革的影響。

一九六七年九月,西哈努克以關閉所有雙邊友好協會為名,關閉了柬中友好協會,幾天後金邊的左派報紙刊登了一個發自北京的電報,對柬中友好協會表示“戰斗的敬禮”,于是他決定關閉柬埔寨的所有的外國文報紙,其主要針對的目標是中文報紙,而我們的《棉華日報》又首當其沖。那時喬森潘和胡寧已經出走,留在金邊的符寧起草了一份請願書,要求恢復柬中友好協會,但受到西哈努克的嚴厲訓斥,幾天後,符寧也逃出了金邊,加入了柬共的叢林隊伍。


中國發生的內亂,使西哈努克處于非常尷尬的地位,于是他又不得不向美國陪笑臉。一九六七年十月,他邀請已故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來金邊訪問。接著美國駐新德里大使鮑爾斯于一九六八年一月訪問金邊,據這位大使報告,西哈努克有了“令人震驚的轉變”,他說西哈努克對他說︰“如果你們為追捕越共而進入偏遠的、不會驚擾百姓的地區,他將‘閉上自己的雙眼’。” 


從一九六九年開始的十四個月中,美國用 B-52飛機對柬越邊境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轟炸,而西哈努克果然閉上他的雙眼。 


到一九六八年年底,柬埔寨東部邊境地區大部分已被越共佔領,西哈努克感到紅色高棉的威脅也與日俱增,這又推動了西哈努克的進一步右轉,因此他決定加強鎮壓,又重新起用了右翼勢力的代表朗諾,任命他為國防部長。一九六九年六月,美國同意承認柬埔寨邊界,柬埔寨就宣布與美國雙方恢復外交關系。一九六九年八月,朗諾再次擔任首相,而施里瑪達成了朗諾的副手。


35、紅色高棉絕處逢生


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西哈努克和波爾布特都去河內,西哈努克坐的是飛機,先就參加了葬禮,他告訴越南人,如果要他繼續保持“中立”,繼續開通支持越共的通道,就必須支持他本人,否則就……。而波爾布特、喬奔娜麗只帶了一名助手,兩名警衛在胡志明小道上趕了兩個月的路才到達河內。黎筍數次會見了他們,敦促柬共趕快回到政治斗爭的道路上來,這當然又是些不投機的談話。


黎筍建議波爾布特到甦聯去訪問,波爾布特拒絕了,然而他提出要去平壤,但平壤又推說時機不當,連他訪問“寮國愛國戰線黨”的要求,也被“巴特寮”的游擊頭目們拒絕。顯然,河內、平壤穿的是一條莫斯科連襠褲,金日成寧可要西哈努克,也不想要見一見這個毛澤東的小嘍羅。我們可以想及波爾布特的憤怒,即便常人也很難忍受這樣連續的羞辱,因此也就明白他後來為什麼會成為越南的死敵, 


一九七○年一月初,這一幫“最革命”的共產主義孤兒去到北京。那時,革命書生陳伯達已經失勢,接班大元帥林彪正在謀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無頭緒,柬埔寨的事情當然不可能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優先議題。但是,一個令波爾布特狂喜的消息在恭候他,中國情報機構已經掌握了美國和朗諾推翻西哈努克的政變計劃,套在柬埔寨共產黨脖子上的“西哈努克死結”,將由“美帝國主義”來解開。


當時,越南戰爭進行得非常慘烈。越共利用越柬邊境作為它的後方基地,而中國援越的戰爭物資又是從柬埔寨的磅遜港(後改名西哈努克港)上岸,然後轉運到越共在柬埔寨境內的基地。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扶植一個親美政府,拔除柬越邊境的越共基地,是美國打嬴越南戰爭的一個重大決策,也是約翰遜政府在一九七○年換屆前的拼死一搏。


從一九六三年初離開金邊,波爾布特這個農家出身的皇室遠親,已經在叢林中足足煎熬了七個年頭。當中共告訴他這個當時世界上最機密的機密,他真後悔自己在河內白白浪費了兩個月時間,更後悔自討了平壤和巴特寮們的閉門羹。他原本以為自己或許要在叢林終了一生,如今又恰似柳暗花明,寄人籬下的羞澀和自尊,立即化合成了仇恨。


于今看來,黎筍要教訓一個鄰國友黨的小黨魁,亦無不可,但羞辱卻完全沒有必要。而他連歷史是對抗,是攪局的道理,似乎也不知道。美國對柬共施行“助攻”的可能性,就根本不在他的預料中。越南統一後,他繼續窮兵黷武,把國家搞得窮極潦倒,把民眾逼下怒海逃生;爾後又對先倒的甦聯實行“一面倒”,卻與至今未倒的中共翻臉,為後人留下了非常難堪的局面,他在越南歷史上實在是一個非常拙劣的負面人物。



第四章、朗諾政變和柬共取勝


36、康生親自指揮,召我去北京


一九六九年底,中國大使館緊急通知我去北京,要我在廣州先與一位名叫“陳國權”的同志接頭,他會安排我到北京的行程。十二月下旬,我持有一份具有記者身份的中國護照到達香港,第二天就到深圳關口入境,關員見我是一個“記者”,就仔細地進行盤查,結果在我的鞋里發現了一張密寫字條,那是我要向北京中央匯報的內容提要。我被扣留了兩天,他們才把我的身份查明。當我趕到廣州華僑大廈後,陳國權馬上就來找我,第二天他就安排我坐飛機去了北京。


記得那是一架螺旋槳飛機,有二十多個乘客,途中在長沙加油。在北京機場下了飛機,在出口見到一輛小汽車,我招手要司機送我到華僑飯店,他竟然也就答應了。後來我才知道那時國內根本沒有“的士”,這一切可能都是刻意的安排。


剛進華僑飯店,竟踫上前面提到過的蔡抗生,他是越南華僑,一九五○年接受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安排,來柬埔寨組織抗法武裝斗爭,日內瓦會議後在馬德望開理發店,我去《棉華日報》工作,就是他送我去金邊的;還一個叫蔡哲德,是我在馬德望國光中學的同事,他們都在五十年代回國,都被安排在華僑飯店工作,蔡抗生還是一個什麼科長。大家見面一驚,見到我這個寒冬季節的不速之客,他們立刻會意了,沒有寒暄,就讓我進了房間。


晚上,中聯部的蔡處長來電話,簡短地問候了幾句溫飽,就作第二天的安排,他要我吃完早飯後,出華僑飯店前門左轉,不遠有一輛黑色的小汽車停在路邊,上車即可。在北京的這兩天,就是這位蔡姓處長和一位小郭同志和我談話和布置工作的。而直到一九七七年,我們全家到北京,才了解這次“旅行”是“康老”(康生)親自策劃的。


第二天早晨,我出門按約上了汽車,蔡處長已經在車內等候,車開到一條胡同的深宅前停下。蔡處長好像叫蔡笑農,大約五十多歲,是一個很有涵養的知識分子,吃飯時常常為我挾菜,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周恩來的作風,中共的官員事事都是模仿周恩來的。有一次他與我坐車經過中南海和北海間的那座橋,他對我說︰“老周啊,你很幸福,你已經來到毛主席的身邊。”他朝窗外指著說︰“毛主席就住在這里。”我一股暖流沖上了心口,眼淚禁不住地流了下來,那時我才不到四十歲,為革命赴湯蹈火的意志,卻已不可動搖。


蔡處長談話非常簡明扼要,看來是一個有長期斗爭經驗的老同志。他要我詳細報告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听完我的報告後,他又問我,有沒有出現危急情況的思想準備,有沒有克服困難的辦法和決心。坦白說,三十多年以前的我,認識很粗淺。只憑一股熱愛祖國的心,忠于革命的意志,極少考慮到個人安危,生死已經置之度外。我光明磊落的性格,毫無猶疑的回答,都使得他非常滿意。


蔡處長這才明確地告訴我︰“美國很快就會指使朗諾和施里瑪達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的政權。我們要你來就是要你準備應變。經過這麼多年的考驗,我們相信你有獨立應付事變和努力開展工作的能力……”他還特別強調,我不應參加武裝斗爭,我的任務是要盡量想法留在敵佔區,開展秘密活動,如果形勢危急,應該先逃到泰國,等局勢緩和了,再返回柬埔寨繼續工作。


蔡處長交給我一個澳門的人名和地址,以及一迭密寫的復印紙,要我用密寫書信與這個人直接聯系。他還給了我一個“許忠民”的代號和口令,將來如果有人來找“許忠民”,那就是自己的人。他還說只要我能夠留下來,不管我在什麼地方,組織都會想辦法和我聯系的,至于具體的工作,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會給我落實。


37、中共指揮我插手金邊政局


一九七年一月二日,我就從北京趕回柬埔寨,大使館要我盡快找到柬共在金邊的地下組織,並建立一條直線聯絡管道。按照指示,我很快找到柬共地下黨的人,並將中共的意圖告訴他們。柬共地下黨負責人問我,兩黨早已有直接聯系管道,為何還要另設一條線?我告訴他情況將要發生重大變化,因此中共中央希望我能和你們直接聯系。大約一個星期之後,對方正式答復,同意我的要求,並指定了一個與我聯絡的專人,這人就是陳綠野(柬名“索山”)。綠野撤入根據地後,接替他的是張允龍,允龍在《棉華日報》當過翻譯。


中國大使館還要我設法將美國策劃政變的情報知會西哈努克,希望他在這最關鍵的時刻不要離開柬埔寨出國訪問。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以周恩來與西哈努克的關系,有什麼事情不可以當面說,何必要用我這樣一個小人物來傳遞這樣的大情報?事實上,當時柬共武裝斗爭已初見成效,而西哈努克又在與美國媚來媚去,中共不願在西哈努克和美國之間扮演爭風吃醋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戰略上的考慮,如果西哈努克被右翼分子推翻,柬共的武裝革命就可以全面開展,而西哈努克還可能成為柬共的盟友。


我采取兩個途徑,一是通過國家元首辦公廳主任,朝夕陪伴西哈努克的周成,當時我並不了解他也是柬共的成員,只知道他的思想左傾,後來我才知道他在法國就參加了法共。周成皮膚很白,個子矮小,精明強干而極善辭令。他于一九六○年回國後,就被西哈努克任命為教育部長。我作為一個華文大報記者,曾經為華僑學校問題多次采訪他,但談不上有交情。周成出版一份法文《現實報》,由他的好友卜•勒哥瑪(後任民柬副外長)擔任編輯,我和卜•勒哥瑪交情很好,我通過他將預謀政變的消息告訴周成,再請周成稟報西哈努克。


第二個途徑是通過金邊市市長狄潘,金邊是柬埔寨的首都,市長是王室的代表,金邊市的事務一般不通過內務部,而直接請示王室;而且狄潘還是西哈努克的兒女親家。我曾經對他的市政改革計劃和美化市容的措施,作了大量報導,所以他對我很有好感。有一次,狄潘應邀參觀華僑社團籃球賽和觀賞文藝演出,還被邀請發表講話。在場的使館人員需要翻譯,狄潘見我也在場,便招手要我為他即席翻譯。還有一次,我向槍管局申請購買一支汽槍,金邊警察局對我進行調查,批文說“此人有政治背景,不能持有武器。”槍管局內的一個朋友要我去找狄潘,他大筆一揮“批準”,還蓋上印章。有一次我獵到十二只野鴿子,都送給了他。


兩條管道都把情報傳給西哈努克了,可惜西哈努克不納,據說他听了這個報告,反而輕描淡寫地說︰“輕舟過水無痕,捕魚後水不渾。”好似有萬全之策,其實他是輕信朗諾不會背叛他的。一月七日,西哈努克夫婦和賓努夫婦帶著一大群隨員,去了法國。這是我個人努力的失敗;而對西哈努克,也是他畢生最大的敗著。他是一個紈褲子弟,危亡之刻還眷戀著巴黎香榭麗大道上的法國大餐;而老謀深算的中共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政變或許能使柬共更快地取得政權。


情況愈來愈緊迫,有關系的僑領都得到使館的通知,撤往安全的地方。大使館一等秘書黃書達通知我到潮州籍僑領楊杰先生那里去領取二十萬元柬幣的活動經費,這筆錢由國內方面在香港還給楊杰。黃書達也是潮州人,在大使館的任期很長,這可能與金邊潮州幫的勢力很大有關。臨別時,他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說︰“老周,勇敢地獨立作戰吧!”我很激動而堅決地回答“是!”


順便要說一下,楊杰先生于二○○六年九月逝世于加拿大多倫多。


一九七八年,我被中調部打發到香港。有一天我從深圳方面回香港,在羅湖車站站台上,見到“戰友”黃書達從香港方面過來,我非常激動,可是他只微微一笑,回避了我伸出的熱情的手,匆匆地離去了。最初我很納悶,但後來也就漸漸地明白了,我只是一個愛國的性情中人而已,在這些老練的情報人員面前,許多舉止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我在《棉華日報》當經理時,月薪是一千八百元柬幣,二十萬元就相當于十年的收入,應該說不是一筆小錢。順便提一下這筆錢的去蹤,後來我留了三萬元給我的母親,兩萬元給原《棉華日報》同事楊景新,其余十五萬由我妻子帶進“解放區”交了公。


原《棉華日報》社長李林,是一個來自越南的華僑干部,也是我的領導,但他對我與中國的特殊關系完全不知情,他曾經來通知我,要我準備撤退;柬共金邊地下站站長甦灼也來關心我,問我的打算。對于他們的好意,我只能支支吾吾,不能告訴他們說我有任務在身。


我們一家四口又趕到泰方邊境城市“亞蘭”小鎮去活動,想通過過去在馬德望的泰國僑生給我們弄一套泰國的居留證。盡管,他們都真誠地願意幫忙,但困難不小。我們回到金邊,情況更緊急了,我按中國大使館的指示,準備結束我所經營的“四海事務所”的工作,做留下來的潛伏準備。不久柬埔寨的右派政變就發生了。



38、朗諾和施里瑪達發動政變


中國大使館在幾天前就通知我,說很快就會出事了。三月十八日的早晨,金邊很平靜,我騎著摩托車朝國會大廈駛去,只見三輛坦克停在國會外面,還有幾百個市民聚集在空地上,擴音器傳來國會議員的發言,政變已經完成了。我回到自己經營的“四海事務所”,收音機正在廣播國會的討論實況,後來就宣布了廢黜西哈努克的決定,金邊沒有發生混亂。幾天後,各地發生了規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沒有人提打倒軍人政府,口號只是“讓王子爸爸回來”,但遭到鎮壓。


柬埔寨軍隊起了關鍵的作用,它的成員中有不少反對王權的激進分子。政變後,反對西哈努克的“自由高棉”部隊,也來到金邊集結,成為對抗柬共最有戰斗力的部隊。一九七○年七月政變當局對西哈努克進行缺席審判,判處他死刑;十月宣布廢除君主制,建立“柬埔寨共和國”。民族主義者山玉成也回到金邊,還一度擔任金邊政府總理,一九七二年十月因意見不和出走南越,直到一九七七年逝世在那里。


中國沒有馬上宣布斷絕與朗諾政權的外交關系,但西哈努克在從莫斯科飛往北京的途中,獲悉中國全力支持他的態度;中國政府依舊以迎接國家元首的禮節來歡迎他。西哈努克的專機在北京機場停穩,周恩來已經等候在舷梯旁,他還邀請了幾乎所有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前來迎接,據說到場的有四十一個國家的使節。歡迎儀式後,周恩來陪西哈努克乘一輛汽車前往釣魚台國賓館,也就一手把西哈努克扶到反美斗爭的風口浪尖上去了。


兩天後,範文同從河內趕到北京和西哈努克會面。四月二十四和二十五兩日,在廣州的一家酒店舉行了亦稱“三國四方會議”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但對外宣布是“在印支某地舉行的”。四方代表是,西哈努克、範文同、甦發努馮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阮友壽。會上成立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民族統一陣線。


一個月以後,在北京成立了以西哈努克為元首的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賓努擔任政府首相,喬森潘出任副首相兼國防部長,胡榮、符寧出任部長。中國、朝鮮、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二十多個國家立即予以承認;但甦聯和法國卻再也沒有沒有參與,它們看好金邊的政變當局,這也造成西哈努克終生對此耿耿于懷。


自從一月份到達,波爾布特一直留在北京,秀木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中國方面與他們密切接觸,但在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文件上,波爾布特把身在叢林的喬森潘、胡榮、符寧推到幕前,西哈努克對此完全信以為真,他當然記得這三位能干的前議員和部長,但絕不可能知道一個“沒有法蘭西深度”留法學生,在北京操作他的命運。


四月初,在返歸叢林的衣錦路上,波爾布特帶了喬奔娜麗經過河內。時隔五個月,黎筍、範文同、武元甲不得不刮目看他了。六、七月間,他們才回到臘塔拉基里基地,那時越南軍隊已經佔領了半個多的柬埔寨,還不時把炮火引到了金邊城外。在接近年底的時候,波爾布特和柬共中央將基地搬到磅通省的一個叫“當答”的地方。


我第一次見農謝,不是在當答,而是在它南面六十公里,磅佔西面三十公里的“波禮初”地方,那是越南軍隊在密林中的一個基地,越南的中央聯絡部也設在那里,顯然也是柬共另一個中央基地。那時磅佔市還在朗諾軍的手中,白天公路上還有去金邊的班車通行,但一到天黑,就是柬共暢通無阻的天下,我們的交通聯絡員都是在夜間進到磅佔城,白天搭車去金邊執行任務的。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後,美國停止轟炸,柬共的許多機關搬進桔井城,我就是在桔井見到喬森潘的。


39、朗諾、施里瑪達其人


朗諾,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波蘿勉省的農家,他身材非常高大,長著一張圓臉,態度總是十分和藹,他有一個姨太太是廣東海南人。朗諾年輕時在西貢受過法國人的文職訓練,一九四六年時就出任省長,後來卻成為西哈努克手下軍警大吏,歷任警察司令,軍隊總司令,國防部長,還兩度出任總理。其實,他沒有受過什麼正規軍事訓練,柬埔寨的軍隊松松懈懈,嚇唬嚇唬老百姓還可以,打仗是完全不在行的, 


我和他有過接觸。有一次,我在公眾場合替他照了一張相,他走過來對我說︰“弟弟,要給我一張喲。”後來我把照片送到總參謀部去,他在辦公室接待過我,聊了一番話。朗諾很迷信,據說在西哈努克授軍權給他的時候,王宮內曾經請“巴古”(巫師)作法,他在巴古用鎮宮寶劍攪動的水盆前發誓,要永遠忠于西哈努克,否則就有殺身之禍。有人說,朗諾起先拒絕在廢黜西哈努克的文件上簽字,是在施里瑪達的威逼下,才就範的。


柬埔寨老國王是“西索瓦•莫尼旺”,是“諾羅敦•西哈努克”的外祖父,一九四一年莫尼旺國王駕崩時,法國人不同意西哈努克的舅舅“西索瓦•莫尼勒”繼承王位,而把十九歲的西哈努克推上了寶座。施里瑪達親王是“西索瓦”家族的成員,一般都說他是西哈努克的表哥,但他管莫尼勒叫“哲他”(“哥哥”),因此也可能是西哈努克的舅舅輩。但是,柬埔寨王族的性事很復雜,如西哈努克就與他母親的異母妹妹相愛,還生育了幾個兒女,他們的輩分也就很難清算了。


施里瑪達,生于一九一四年,是王族中很有能力和威望的人物,他曾經擔任國防部長、參謀總長、駐中國大使和副首相等要職,我所見到的施里瑪達是身高而瘦削,面色暗黑,很少笑容,給人一種心事重重的感覺,他是政變的主謀,他主張殺掉西哈努克,以免後患。有人說,他也傾心美貌的莫尼克,但被西哈努克奪了愛。


施里瑪達也是一個非常有骨氣的人,一九七五年大局已定,柬共即將進城,四月一日朗諾辭職去了美國,四月十二日,美國駐金邊大使邀請施里瑪達和其它高級官員去美國避難,但施里瑪達、隆波烈、朗農等人拒絕了他的好意,施里瑪達還當面指責美國沒有信義,他們一起留在金邊,四月二十一日統統被柬共處決。


40、中國和越南對柬共的支持


美國支持的這場政變非但未能遏制越共,反而讓名為越共實為北越正規軍,打著西哈努克的旗幟,迅速搶佔了柬埔寨東北五省,為柬共建立了一片“解放區”。而從一開始,這場政變就受到人民的反對,當西哈努克從北京發出反對政變集團的號召後,形勢又進一步朝不利于美國的方向發展。不幸的是,柬埔寨人民本來是要選擇紈褲的君王西哈努克,得益的卻是與西哈努克臨時結盟的紅色高棉。


據說,範文同曾經向莫尼克說,越南軍隊有能力在二十四小時內,幫助西哈努克重新奪回政權。我想,以越南的軍力,在十天內佔領金邊,是完全可能的。而周恩來在“印支三國民族統一陣線”的成立大會上放言,“七億中國人民是印支三國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印支三國人民的可靠後方”,我以為也不是空話。且不談是非,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和越南都把策劃的事情進行到底了,只是美國半途而廢。五年後,美國全面放棄印度支那,朗諾出走,施里瑪達留在金邊,他指責美國“沒有信用”,也不是沒有根據的。


這時,中國才宣布斷絕與朗諾政府的外交關系。中國大使館通知柬埔寨的華僑干部,要他們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系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獲得這個指示後,僑干及男女青年一千余人很快就撤入“解放區”,開展支持柬人民的抗戰活動。而朗諾、施里瑪達的新政府還以為中國會繼續維持和他們的外交關系。


當時,中甦交惡已久,中共的極左路線和文化大革命的惡劣影響,使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處于孤立地位。印度支那三黨中,越共持親甦的立場,寮共親越,因此中共竭盡全力爭取柬共,而華僑又是中共手中的棋子,它企圖以華僑干部群眾參加柬共的工作,來壯大柬共的聲勢,最終也能達到控制柬共的目的。


然而,這是一個如意算盤,柬共追隨中共的極左路線,卻對中共有所戒備,特別是英薩利長駐北京,在他控制西哈努克的同時,也深知中共對柬共的控制欲。因此,進入“解放區”的華僑干部和群眾,實際上被柬共長期冷落。很早就被隔離于柬共政治之外,這或許是因禍得福,我們在柬共的殘酷內斗中犧牲較少,而那些加入柬共的同志,就犧牲慘重了。


41、進入根據地


政變以後我就回到馬德望市,在那里我有許多老關系。一天傍晚,群星體育會會長林成保來告訴我說,馬德望憲兵司令是他的好朋友,這個司令剛才告訴他,有一個馬德望華人在金邊當記者,是一個中國間諜,當晚要全城戒嚴搜捕此人。這時天色已晚,我插翅難飛了。夜間搜查果然開始,但持槍闖進門來的民團的隊長,竟是我在咖啡館當“小企”時的伙伴,他見到我就吆喝他的手下人說︰“自己人,自己人,走,走,走!”我揀了一條命。


于是,我就讓妻子留在城里做點小事,自己就躲到鄉間堂弟家的鐵皮堆房的閣樓上,按中共給我潛伏指示,靜觀事態的發展。我叔叔一家都住在屋杜村,那里到我家思維即村,只有十幾公里的路。叔叔白手起家,境況很好,擁有好幾台拖拉機,幾個堂弟也都有自己的事業。叔叔多次勸我去做生意,但我醉心革命,把他的話當做了耳邊風。柬共進城以後,兩個堂弟都被柬共發動農民處決了。


話說,一九六三年成功破獲台灣特工謀殺劉少奇案,是洪德(化名楊子江)、翁春和我三人在大使館一秘毛欣禹領導下操辦的,那時有一個約定,如果發生意外,由我出面承擔責任,撇開與大使館的關系,而洪德和翁春兩人與安寧部和參謀部打交道,後來事態發展得很順利,因此洪德與參謀部的關系很好,而且得到了他們的信任。


當時,柬埔寨政府對越共的防範遠遠超過中共,參謀部曾經發給洪德一張證件,說“持證人有權出入敵佔區”,政變後洪德隱瞞了他與中國大使館的關系,以“東方體育會總干事”的身份偽裝同情政變,參謀部對他信任如故。後來,他也進入y氖「蕕兀 H巍盎 恕蔽髂杴牧斕跡  制窘枘欽盤乇鶩ㄐ兄キ 3鋈虢鴇吆透鰲敖夥徘薄/span>


他在參謀部得知,安寧部正在各地緝捕我,但在西南區的“華運”人員名冊上又沒有我,覺得很詫異。于是他就趕到東北區的中心桔井找到李林,發現也沒有我,李林非常著急地對他說︰“老楊,是我老婆通知他撤出金邊的,他一定是回馬德望老家去了,你趕快想辦法救他出來,千萬不能讓敵人抓到他。”


六月的一天,洪德派陳錫南、陳創坤兩人驅車到馬德望找到我的妻子,把洪德的親筆字條交給她,上面寫著“母親要你馬上回家”,並約定五天後來接人。那時我非常死心眼,見到字條後竟完全不相信,認為“母親”應該是中共;但中調部給我的聯絡暗號是“許忠民”,不是什麼“母親”。中共要我潛伏,我就要象黃繼光一樣堅守陣地,完成任務。

五天後,洪德親自駕德國名牌車來接我,我堅決拒絕。乃至好言相勸無效,他只能騙我說,待我們回金邊後用秘密電台發報請示中央有關方面,這時我竟產生了自己是在《永不消逝的電波》電影情節中的壯烈幻覺,于是我才上了他的車……。就在我們走了半小時後,馬德望的警特就來圍捕,但是撲了一個空。

我們通過了許多次的檢查,但“特別通行證”都一一化險為夷,在金邊歇了一夜,次日又轉去y模 野緋搗蚩 擔 櫚綠  ㄗ貝虯緋梢桓 星 思業母救耍 芩鬩宦酚芯 尷眨 忱y氖薪紀獾牧 繒荊 游頤塹氖巧劬趺窈土執浠 5詼眨 槍土艘渙救幟ν諧擔 傲誦磯 衿罰 眉肝惶  鬮彝 懷擔 吹健案試佟斃 蟶希  頤鞘竅筇角鬃呷嘶H難櫻 鴕膊慌灘欏;隻枋狽鄭 頤巧狹艘惶跣〈  曬惶鹺櫻 愕攪恕敖夥徘薄/span>

洪德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一直留在金邊活動,直到一九七五年柬共進城,才全家被逐出金邊。到了農村後,他千方百計地尋找我們,我听說他與柬共地方政權相處得很不好,于是建議他逃到越南去,但又遲遲不見他行動。一九七七年我被召到北京後,多次要求中調部將洪德接回中國,中調部的官員也知道他為中共做過許多事情,但卻以“維護中柬兩黨友誼”的借口,拒絕了我的建議,還有一個處長訓斥我“無組織,無紀律,目無中央”。後來,洪德一家七口果然被殺害了。


42、柬越兩共的矛盾的爆發

越南和柬埔寨之間的恩怨可以扯得更遠,前有難解的“下柬埔寨”領土歸屬,後有越共對柬共長期的指手畫腳,因此柬共黨內,從上到下彌漫著一股反越情緒。中國裝備的柬共軍隊迅速發展,而越軍又一下子替他們佔領了五個省份。形勢變好了,猜忌卻反而公開了,這兩家共產主義信徒之間的仇恨內斗,遠遠超越了他們意識形態的一致。

直到最近,老邁的喬森潘和農謝還在強調,早在三十年代印度支那共產黨成立之初,越南共產黨人就想把柬埔寨和老撾共產黨控制在自己手中,農謝還回憶越南人如何向他拍桌子,強迫他在不平等的條約文件上簽字。這些都表明反越情緒並非來自波爾布特個人,波爾布特是利用這些情緒,把柬共凝聚到一條自取滅亡的狂熱道路上去了。

越南軍隊一下子佔了這麼大的地方,一切地方上的工作都要跟上去,但柬共又沒有足夠數量的干部,于是越方只好找當地有名望的人士出來理事,但這又觸犯了柬共的心病,他們認為越南人是在扶植親越勢力,是要把持柬埔寨的命運,順境中矛盾又起了頭。過了幾十年,回過頭來看柬共對越共的這些猜忌,實在沒有太多道理。一九七四年越南和美國簽訂巴黎協議以後,越南軍隊就開始朝越柬邊境集結,它並沒有對柬埔寨實行長期佔領的企圖。

當時,越南方面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多遇的時機,應該用越南部隊迅速解決柬埔寨問題,從而阻止美國繼續插手柬埔寨事務,最終也有利于在南方戰場打敗美國。但從中國趕回來的波爾布特下令停止進攻,他認為紅色高棉的干部隊伍趕不上形勢的發展,迅速取得勝利後,政權可能會再次落入西哈努克手中,而柬共可能又要再逃入深山老林中去。波爾布特還認定這是越南的陰謀,柬共要獨立自主掌握自己的命運,越南可以急,柬共不能急。

之于柬共來說,中共、越共的格局要大些;但柬共對中共、越共都是有認識的。它站在中共這一邊,不僅僅是毛澤東路線的吸引力,而是越南離柬埔寨太近了,對于沒有安全感的柬共領袖來說,越南的威脅太大了。而越南控制印度支那的企圖,也一直沒有放松,西哈努克在台上,它不許柬共搞武裝斗爭;西哈努克下台,它又要柬共加速斗爭進程。當與美國談判快要成功時,它又要柬共與金邊方面談判,格局小的柬共就因此認為越南朝三暮四。

然而,柬共對中共也並不是百依百順的,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訪問中國,柬共非常不滿,內部傳達了“中國變成修正主義”的說法。一九七六年中共“一舉粉碎四人幫”,其時英薩利正在南斯拉夫訪問,南斯拉夫外交部高官告訴他這個消息,他的臉色都變白了,他告訴這位南斯拉夫高官說︰“他們(指‘四人幫’)都是很好的人。”因此鄧小平上台對柬共來說,簡直是惡訊,但鄧小平後來對他們還是仁至義盡。

柬共的反越立場,有歷史的公怨,也有波爾布特的私憤,還有中共火上澆油。越南戰爭初期,中國是越南的主要援助國;戰爭的擴大了,甦聯也開始插手漁利。一九***年東京灣事件後,戰爭進一步擴大,時任中共總書記的鄧小平訪問河內,表示願意每年支持越方十億美元,但條件是越南必須拒絕甦聯的援助,這個要求被越方拒絕,中越關系從此蒙上了陰影。而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共自亂陣腳,越南就完全投入了甦聯的懷抱。


43、屠殺“越頭柬身”人

波爾布特對越南的報復,是在留越歸國的柬埔寨抗法人員身上開始動手的。一九五四年撤往越南的共約二千人,他們在越南住了十六年,大部分人在河內的越柬友誼學校接受過政治和軍事訓練,一九六八年越南人曾建議將這批人送回柬埔寨的游擊區,由柬共給予任用,但柬共未予同意。一九七○年政變以後,他們每一百人組成一個支隊,沿胡志明小道跋涉三個多月,回到柬埔寨,其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飛機轟炸或疾病。 

一九七一年七月,柬共召開了一次有六十多名代表出席中央會議,會議選出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這次會議除了決定派英薩利前往北京監護西哈努克外(後來西哈努克和英薩利相處得很不愉快),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關于處理從河內歸來的干部的問題,據說波爾布特在會上說︰“國外回來的同志,不負有領導我們的責任,我們在國內從事革命那麼多年,他們應該接受我們的領導”。

柬共還規定,這些留越歸國的軍政干部必須聲明脫離越共和忠于柬共,才能得以任用。經過短期甄別和整訓後,他們被分派到各戰區。一九七一年九月開始,朗諾集團先後兩次發動圍剿柬共佔領區的“真蠟行動”,歸國人員參加指揮,立下了戰功。順便要提到,朗諾軍的情報首長金仁•古如德上校是柬共線人,因此行動尚未起步,柬共就已經掌握了動向,兩次行動均被擊潰。從此金邊軍隊一蹶不振,而柬共迅速擴大。到一九七一年底,約百分之八十的地區已被柬共佔領。

順帶說一下,金仁•古如德上校是柬共線人,我早就知道蛛絲馬跡,他是金邊潮州幫僑領楊杰的好朋友,楊杰又是一個非常親共的人物,當初中國大使館通過我們破獲台灣特工張達昌爆炸案,關于柬埔寨軍隊情報部門的動作,都是通過楊杰和金仁•古如德這一條線了解的。

歸國干部與本地干部之間出現過一些分歧,本來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波爾布特卻別有用心地將這些分歧提到敵我斗爭的高度上,他不僅把從越南回來的干部,甚至把一些從中國回來的干部,也說成是“親越派”。接著,他又提出一個極其陰險的“越頭柬身人”的說法,把這近兩千名在越南受過訓練的干部升級為“越南附庸”,從一九七一年底起,他們開始被清洗。一九七二年,已經清除完畢,大部被殺了,只有少數出逃越南。而當時越南戰爭正在慘烈地進行著,越南當局根本無暇干預。

一九七二年,我們在桔井省川龍縣農村種地,認識了山玉明的女兒“甘再”(她出生在y氖〉摹案試佟鋇胤劍  退惱煞頡懊芄稹貝有≡謚泄ィ蠛褪苧擔 芄鷓 骯 玻 氐郊砥藝 螅 涸鸞劬 〉墓 補テ鰨 橇餃聳背?次頤塹摹肚胺奼 罰  3圃尬頤塹謀ㄖ槳斕煤謾<塹鎂褪悄悄輳 接衩髟謚泄」實南  矗  繼贗郎薄霸酵芳砩砣恕鋇腦碩 艙歉叱薄<砉滄櫓  芄鶘鋇羝拮櫻 粗ゲ魎約砉駁鬧頁希 飧齬 哺剎吭諫鋇  蘚螅 約閡脖患砉泊 雋恕/span>

逃亡越南的干部中以賓索萬最為著名,他于一九三五年出生在茶膠省,十三歲就參加抗法斗爭,十六歲就加入印度支那共產黨,曾經擔任塔莫的警衛員,一九五四年他隨山玉明去河內受訓,一九七○年返回柬埔寨,擔任柬共廣播電台的負責人,一九七四年他的哥哥被柬共活埋,他去了越南,後來與韓桑林,洪森等在柬越邊界組織“民族救國陣線”,一九七九年初回到金邊,曾經擔任“人民革命黨”的總書記,還當過總理,但于一九八二年又被清洗,在河內囚禁了十年。


44、“華運”和它的領導成員

柬共在一夜間有了五個省的地盤,因此極度缺乏干部。在中國大使館的指示下,華僑干部帶領了一千多“有覺悟”的群眾進入“解放區”,隊伍比當時的柬共可能還要大。最初大家的情緒很高,以為可以有所作為了。我們這麼多人,集中在西南區和東北區,需要有一個領導集體,因此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在“解放區”的中心城市桔井,成立了一個“柬埔寨華僑革命運動委員會”,或簡稱“華運”的組織,並選出九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特委”)。

說來“僑黨”和“華運”這些名字由來遠久,在中國大革命失敗以後,許多中共黨員逃到東南亞國家,成立了中共的支部,並發展黨員,這就是“僑黨”,後來經過中共的認可和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同意,“僑黨”接受中共和印度支那共產黨的雙重領導,但大都是听命中共。而“華運”就是“僑黨”的外包裝,在柬埔寨“華運”就是中國大使館指揮的“國中之國”,柬共對之排擠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華運的九個“特委委員”是︰

李林,真名潘丙,海南人,越南華僑,印支黨員,曾參加柬埔寨的抗法斗爭,後任《棉華日報》的負責人,一九七五年,西貢解放前夕,離開柬埔寨去越南,不久中越失和,被捕入獄十一年,後移居西德,仍健在;

王海,廣東人,柬埔寨華僑教育界的領導人,現在廣州;

林三,潮州人,y氖』 齲 讜僥隙潦槭輩渭癰錈 瘓牌呔拍暝僥暇爰恚 鎏又撂└ 笠閱衙襠矸堇吹轎鞣焦遙 袢越≡冢/span>

陳聲,潮州人,越南華僑,五十年代末來柬埔寨教書,是中共與柬共的聯系人,與農謝直接聯系,在“解放區”期間,負責東部大區的華運工作,後來回越南,也被囚禁十一年,其弟化名“張弓”是北京中央僑辦的處級干部;

楊子江,真名洪德,y氖』 齲 鴇叨 教逵岬淖芨墑攏 筧 冶患砉采焙Γ/span>

林青,海南人,越南華僑,五十年代末來柬埔寨,先任《棉華日報》總編輯,後去桔井任中山中學校委主任,在越南坐牢十一年,仍健在;

李寒,真名林光,海南人,抗法時參加革命,曾經在棉華日報工作,仍健在;

李菁,真名林明雄,海南人,裁縫出身,工作能力較差;

林木,即本人周德高,負責與柬共聯系,兼管財務。

僑干的真正負責人是伍星(化名“劉江”)。老伍一九二八年生于海南,一九三九年就去了越南,一九四五年在越南參加“八月革命”,與後來越南勞動黨的兩任總書記黎筍、阮文靈都有非常親密的私人關系。一九五○年受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派遣,到柬埔寨組織領導抗法運動,與柬共的早期領袖山玉明、杜沙穆也都相知。

老伍曾經告訴我,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後,黎筍留在南方指揮地下工作,一九五七年越南勞動黨中央召他回河內,老伍接應他從西貢先潛來金邊,又安排他海路偷渡香港,才由中共接應去了廣州。老伍思想沉著冷靜,善于听取別人的意見,是一個知人善任、又很有能力的領導同志,我們都叫他“老大”。他不懂柬語,所以經常要我替他做翻譯。

他的妻子回國匯報柬埔寨情況,是由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听取的。一九七五年金邊和西貢“解放”前,許多越南華僑出身的柬埔寨僑干,不堪柬共的排擠,轉去越南,後來中越交惡,他們又被越方囚入監獄。老伍已回中國,在桂林“中國旅行社”負責信件收發工作。他曾經多次給黎筍、阮文靈寫信,營救這些同志。

在華運組織的鼓動下,“解放區”各地成立華聯會,號召僑胞支持柬埔寨革命,出錢出力支持前線。華運組織還在東北區辦了一份中文報紙《前鋒報》,在西南區辦了一份《華聯報》,都很受僑胞的歡迎。我們還在各地辦學校,辦醫療站,組織青年男女當“赤腳醫生”,到農村去服務民眾。

但是,我們很快就開始察覺,依順中共的柬共,對我們華運人員卻很有防範,處處予以排斥;中共將我們置于“解放區”,企圖通過我們來插手柬共的工作,完全是一廂情願。當然,柬共也沒有加害我們而來得罪中共的必要,而是閑置我們,讓我們在偏僻農村自生自滅。于是,一九七二年“華運”組織就自行解散,我們就去開荒種地了。


45、拜會甦品

   一九七一年初,我和“華運”負責人之一的李林,到靠近越南邊界的棉末附近的密林中去拜會柬共中央第二書記甦品。他是抗法時期的老戰士,自一九六○年起擔任柬共中央候補常委,一九六三年起又與波爾布特、農謝、英薩利是柬共四人常委會的成員。一九七○年以後,英薩利在中國,甦品是僅次于波爾布特和農謝的“第二副總書記”,他長期負責管轄湄公河以東的東部大區工作,進城後擔任“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的第一副主席。

在“解放區”內,甦品和胡榮都有親民的美譽。一九七五年胡榮反對取消城市的主張,一九七八年甦品不滿波爾布特,相繼被波爾布特殺害,柬共黨內的優秀人物凋零,剩下的多是喬森潘那樣的的機會主義者,柬共也就不堪一擊了。而甦品的被殺,直接導致了部下韓桑林等人的起事,這又是柬共滅亡的直接原因,波爾布特集團對甦品因此懷恨至極。

現在對于甦品事跡的不僅記載甚少了,相反蕭特的《波爾布特》一書中,充斥了對甦品的不實之詞,說他是一個粗暴、武斷、酗酒、玩弄女性的人,還說甦品反對“城市出來的知識分子”,從這一句話就可以看出,這些誣陷之詞大部出自惡人英薩利之口。而我所見到的甦品與這些說法完全不同,他是一個非常溫和和體恤下級的領導人。

我們是去向柬共方面報告“解放區”華僑工作的進展。當我見到甦品時,一下就愣住了,政變前我與他在甦灼家一同進過餐,同席還有張東海,席間主人沒有作介紹,所以我與甦品只是謀面而已;甦品見我楞住了,他也會意地笑了。現在想來,那席晚餐是一個故意的安排,因為我提供的情報,使喬森潘、胡榮及時逃脫,因此甦品很想見我一面。

當時柬共主持金邊地下工作的負責人,是後來民柬的副總理溫威,溫威是甦品的下屬,甦灼和張東海又是溫威的助手;一九七八年五月甦品被殺後,十一月間民柬要人溫威、甦灼和張東海也被牽連,統統被殺。于是在座同酌的這幾個活人,都成了陰域的冤鬼。

李林報告甦品說,我們是根據大使館的指示進入“解放區”,來接受柬共的領導,參加柬埔寨革命的,但組織關系要由兩黨協商解決。甦品點頭說︰“我們已經得到中央的通知,知道有一批華僑同志進解放區來工作。”李林又向甦品介紹了華運在“解放區”內展開工作的情況,甦品听時不斷地點頭予以肯定,有時還插話“你們做得很好”。

李林談到沒有柬共組織的介紹,“華運”展開工作很不方便,我們甚至連一張通行證也沒有。听後,甦品馬上從架上取出公文包,將一本東部大區干部通行證取出來交給我,說︰“同志,你填吧,需要多少,就填多少。”我就一口氣填寫了六張,甦品在每一張通行證上簽了名。當時所謂的柬共“解放區”,實際就是越軍佔領區,我們進入“解放區”將近一年,全靠越方的通行證件活動,而柬共中央對我們這麼一支龐大的隊伍,卻是裝聾作啞不施援手,這次得到了甦品的幫助,令我激動不已。

在我們談話時,有兩個柬共干部在外邊等著要向甦品匯報工作,甦品招手他們進來,並當著我們的面說︰“有什麼事就講吧,我們都是自己人。”我听到“自己人”這樣親密的話,心想︰“有這樣的一位領導人來指揮,誰不會為革命去沖鋒,去捐軀呢?”

甦品介紹了形勢,請我們努力先把工作做好,有些事要等以後解決。我們見向他報告工作的人進進出出,于是欠身告辭。甦品站起來握住李林的手,說︰“請回去努力的工作,本應送你們每人一把‘雞腿’(手槍),但現在雞腿很缺,只能以後再補發給你們了。”摩托車出了密林,我心情好極了,覺得陽光普照,晴空萬里。


46、會見農謝


一九七一年初見到甦品以後,大概是在三、四月間,柬共負責華僑事務的第一副總書記農謝,要會見我方總負責人老伍,我陪同老伍前去。會見地點是在磅佔省波禮初附近的越軍基地,越共中央聯絡部駐柬辦事處也設在附近,所以我認為那是柬共中央的另一個辦公地。那是高樹入雲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美軍不可能對它實施空襲。下午我們先到越南聯絡部小歇,老伍與越南同志非常熟悉,他們的一個負責人叫“伍東”,我們的老伍向他介紹我叫 “Lammu”,听上去就像是廣東話的“林木”。


那時,北越部隊紀律非常嚴明,他們也執行中國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部隊首長很多會講中國話,看來都在中國學習過。越南部隊身著綠軍裝,都集結在森林深處,很少外出。我曾經去過他們的基地,一切整齊有致,生火做飯的炊煙,用煙道送至遠處,出口處有樹葉覆蓋,使之緩慢發散。那時的衛星偵察系統,可能還不能發現森林深處的活動。


這些越南同志有的是來自北方,有些是來自南方。伍東是長期埋伏在金邊,經營一家裁縫店的南方人,其實我早就知道他了。幾十年後,老伍告訴我,這些越南同志後來在越南都很失意,大部分人很早就退休了。還告訴我,在越南人民大批逃亡,投奔怒海的時候,他曾經見到伍東一面,伍東指著一根電燈桿說︰“如果它有腿,它也會逃走的。”可見連這樣忠實的革命同志,後來也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


傍晚農謝派警衛來接我們,老伍知道農謝很忙,所以非常簡單扼要地說︰“是中國共產黨要我們來參加柬埔寨革命,接受柬埔寨共產領導的,組織關系問題,可以留待日後解決。”農謝點頭說︰“我們黨也接到同樣的知會;但同志們要知道,我們黨千頭萬緒,你們的問題還排不上議程,然而這並不影響你們的工作和生活,請先努力工作,等我們黨研究出結果後,再通知你們。”


老伍的化名是“劉江”,抗法時期老伍是印度支那共產黨派駐柬埔寨的重要人物,日內瓦會議後農謝在金邊就認識他,而且還教過他柬語,老伍也記得農謝在泰國讀過大學。他們兩人互相問候,農謝對老伍說︰“你過去好像不是用這個化名的。”純粹是官樣的客套話,沒有表現出親切的感情。我想,這次見面很冷淡的一個原因是,老伍沒有用“偉大的”“光榮的”這樣的語言,去頌揚這個草創的柬埔寨共產黨,而農謝卻是等著來听這些肉麻話的。


老伍曾經向我們分析過形勢,他是用中國國內盛行的“三支兩軍”的口號,來比喻柬埔寨的狀況,那就是︰“中國的支持,越南的支持,西哈努克的支持;越南的軍隊,柬埔寨的軍隊。”他的意思是沒有中國、越南和西哈努克的支持,沒有越南軍隊的撐腰,柬共和它的軍隊是微不足道的。他已經把柬共的實力看得很明白,同時他也不負有吹捧柬共的責任,而那時柬共的腦子已經開始發燒了。


我與農謝是第一次見面,他不斷上下打量我。老伍向農謝建議說,“林木同志是負責敵我兩區的聯絡工作的,有時我不在,是否可以讓林同志向您請示匯報?”農謝接受了。交談只進行了二十五分鐘,農謝說︰“你們可能還沒有吃飯,我去通知他們送飯來,你們慢慢吃,我就失陪了。”我們吃了一頓有冬菰、鮑魚的幾味名菜的美餐,第二天一早,又是咖啡、牛奶和油條,不知這是對“國際友人”特殊招待,還是柬共領袖的日常享受。


我們離去時,農謝前來送行。老伍和農謝互致保重。盡管這次官式見面沒有深入的內容,但我們還是很高興的,滿以為有了甦品和農謝的許諾,就可以大展拳腳了。其實,柬共是在和我們打太極拳,磨時間。在他們的眼里,僑干滿腦子“偉大的祖國”,而一些從越南來的同志還有親越思想;只有象張東海那樣的土生華人,才會對柬埔寨革命忠心耿耿。如果不是礙于中共的面子,柬共可能早已將我們的肉體消滅了。


事實上,除了得到甦品發給的六張通行證外,我們全靠越南朋友的幫助;柬共地方干部不但對我們不友善,甚至以“反動分子”、“國民黨特務”、“劉少奇分子”的罪名,迫害我們的同志。蓬坡的黃林明,棉末的張汝梅,近知茗的李冠群,城東的彭一心全家,都被柬共地方政權關押、迫害,乃致毒打至死。我們向柬共中央求救,得到的回答卻是“由地方處理”,于是我們成了任柬共宰割的綿羊。


47、凶惡的農謝


我三次會見農謝,每次談話都在二十到三十分鐘之間,印象是嚴肅的官氣有余,和甦品的坦誠親切有鮮明的反差。他對我們華僑同志的態度尚猶如此;對待來自農村的柬埔寨戰士就更可想而知了。記得第二次召見我們時,他站在總部的茅屋門口,警衛員將摩托車停在他的身前,讓我們下車;農謝竟破口大罵︰“你□□□死鬼,停到前面去!”于是我們只得重新上車,其實那也不過是多了幾步路而已,這麼大的首長,又何必用這樣難听的話來辱罵一個農村的小戰士呢?


柬共早期領袖之一蕭興,是農謝的姨父,也是農謝參加柬共的領路人。五十年代後期蕭興變節,但並沒有嚴重的叛賣行為,一九六七年三絡鄉事件發生,農謝還曾經動員他出山領導斗爭。一九七○年政變以後,蕭興加入朗諾的軍隊,領上校軍餃,駐柬泰邊境詩梳風地方。馬德望省省長薛森益將軍貪污腐敗,蕭興還當面指責他︰“你們這樣下去,一定要敗在共產黨手里!”


薛森益懷恨在心,派人擊其頭部,將他殘害成植物人,因此長期臥床家中。


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進城,農謝先派人殺了自己的妹婿金山上校。同年六月,西北大區書記莫森巴請示農謝如何處置蕭興,農謝下令格殺無赦。莫森巴殺了蕭興後,割下蕭興的頭,送到金邊讓農謝驗證。農謝的母親杜彬知道妹夫蕭興和女婿金山相繼被殺,都是這個兒子的罪惡,為此曾經祈求佛祖,讓這個兒子不得好死。


在柬共內部的整肅運動中,流傳著農謝的名言“多一個不賺,少一個不虧”。這也是柬共濫殺無辜的一個原因,農謝是堅持留在波爾布特的身邊的最死硬的人物,直到一九九八年波爾布特死了,柬共作猢猻散,他才與喬森潘一起下山的。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至今還在泰柬邊境的拜林,據說最近也在寫回憶錄,對中共則是滿口頌詞,他對去訪的記者說,柬共為什麼與中共相處得很好?那是因為中共從來不干預柬共的事務。


48、柬共的干部


我出生在柬埔寨,為中共工作,也與柬共領袖人物有過接觸,甚至還救過喬森潘、胡榮、符寧等頭面人物,但我沒有參加過柬共的組織活動。柬共的領袖給我最好印象的是甦品,他親切、和藹、豪爽、真摯,不把我們當作外人;而同樣出自柬共本土派的中央副書記農謝,就予人非常惡劣的印象。柬共的最高層大部分是知識分子,但其基層的“翁卡”干部,不少是地痞流氓,他們趁革命的到來,也沉渣泛起了。


柬共的高層干部,文化程度非常高,高過了中共、越共。這些留法學生中以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三人在柬共真正有地位,喬森潘、胡榮、符寧、周成等人雖然在柬埔寨政壇中名氣很大,在“解放區”名望野很高,但在柬共內部卻不能進入核心圈子,甚至連一些重要的會議也不得參加。而秀木、秀臣、秀春、秀蒲拉西兄弟都是忠于柬共的正人君子,要讓他們去做小人的事情,他們又是完全不在行的。


我沒有見過波爾布特和英薩利,波爾布特能夠在這群留法學生中出人頭地,必有其原因,據說他是一個非常會說話的人,不僅意志堅定,而且富有魅力,耿萬薩看不起他,我以為是沒有道理的。宋成可能是柬共中最能干的人,他既是柬共軍隊的創建人,也是肅反的實際主持人,他的妻子雲婭還是柬共情報首腦,。英薩利是一個不善與人相處,遇事機會主義,喜歡推卸責任的小人,他後來首先叛變,也並不偶然。喬森潘則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我曾經救過他,但我在“解放區”見到他,他卻唯恐讓人看見他與中國人有關系,連過來與我握手的膽量也沒有。然而,這些留法學生的共同特征,就是思想極為左傾。


抗法時期就參與斗爭的柬共領袖,以農謝、甦品、高明、塔莫、莫森巴、溫威等人的地位較高,這些人中,除農謝、塔莫,其余四人後來都被殺害。我與高明最熟悉,自一九六五年陪同波爾布特去越南訪問,高明就一直擔任柬共駐河內的代表,漸漸脫離了核心圈子。我與塔莫也有交往,他看上去也並非是一個凶惡的人,以他予我的穩重慎言的感覺,我萬萬不會料到他後來行事的毒辣。我想,柬共聚集在波爾布特的錯誤路線下,與絕大部分本土派領袖的左傾思想也是分不開的,不能因為後來他們大部被殺,就認為他們代表了正確的路線,據我所知只有甦品和胡榮是思想比較右傾的人。


柬共的中級干部,大都初出茅廬。湄公河以西的磅佔、磅通、桔井三省連地屬于“北部大區”,柬共在那里設立一個“三○四分區”,當答、波禮初也在它的轄境中。該區的書記叫“蜜洪”,是個嘴上沒毛的小知識分子,但目中無人。他听到我是華僑干部,馬上譏笑說︰“革命干部只能從實踐中提拔上來的,你們是裝在箱子里運進來的。”可想這是波爾布特、英薩利們批售的套話,柬共的黨風就是出言不遜。


一九七二年,獲知美國和西貢政權軍隊要進攻柬埔寨境內的越南部隊,而我們所在的桔井省屬川龍縣的甜馬區,有越軍重兵駐扎,很可能是攻擊的目標。那里在湄公河的東岸,屬于柬共東部大區(亦稱二○三分區)管轄。我們“華運”組織和《前鋒報》落戶在川龍縣的一批干部,就從東岸轉移到西岸的一個萬喜村住下來。幾戶華僑看到我們如見親人,村干部對我們也還不錯;越南方面也在那里設有交通聯絡站,越共中央聯絡部曾指示下屬,一旦中國干部有什麼需要,要盡力給予協助。


當時情況非常緊急,越南交聯站的保衛隊不是戰斗單位,武器彈藥都很有限,而我帶隊的這二十多人中,還有華運的總負責人,越南同志很難照顧我們大家。那位站長略想一下,就馬上交給我兩支AK47沖鋒槍和一支美制卡賓槍。他說,“我最多只能這樣做了,你不要小看這些武器,有時也是很管用的”。這事雖小,但凝結著生死與共的感情。


幾天後的一個傍晚,柬共森波縣縣委書記“密箭”率領了荷槍實彈的隊伍,將我們住的屋子團團包圍。箭書記上得樓來,面露不善地對我說︰“把你的證件給我看。”我的證件是甦品發的,他看完證件之後,殺氣減了幾分。坐下又問︰“你們有武器嗎?”我指了指那三支槍。箭就用教訓的口吻對我說︰“你知道槍就是政權的含義嗎?”還說︰“柬埔寨只有一個政權,那就是‘翁卡’,不能再有第二個‘翁卡’,因此我要繳你們的槍。”


當時,我非常氣憤這無恥的“槍桿子里出政權”的歪理,我嚴正地回答他說,我知道只有柬埔寨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政權,但我不同意三支槍就是一個政權,我們是真心實意來參加“翁卡”領導下的革命的。他說,你們參加革命可以,但槍他必須帶走。


我拒絕他的要求,堅持要留下這些武器自衛,並希望與柬共的地方領導見面,申訴我們的理由。但箭執意要我們先繳槍,然後才帶我去見他的上級。我說我不理解為什麼要先繳槍,才能見他的上級;但這三支槍可以等敵情緩解後送給他們。有了這個台階,箭書記才收兵。東岸形勢平靜一點後,我向越方交聯站站長作了解釋,然後就把三支槍交給了箭。我們和《前鋒報》人員趕快離開了這個無事生非的地方,我則回到東岸的川龍縣新社村去了。經過這件事情,我對柬共和越共的基層干部也有了切實的比較。


沒多久,我們所在的新社鄉政權召開地方華僑會議,也通知我和一批同志去參加。新任的鄉書記“密倫”主持會議,他也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人,他先說了一盤“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之類的道理,然後話鋒一轉,宣布不歡迎我們“華運”人員,要我們搬離新社。


我當即起立發言︰“我們是中國駐柬大使館通知到解放區來參加革命的,柬埔寨革命組織也天天呼吁朗諾集團統治下的人民,應該與朗諾集團劃清界線,到解放區來;但是你們卻要將我們趕到敵人那一邊去。“


這時負責公安的“密順”才改了口,說鄉政權覺得你們和本地華僑不一樣,很難領導。我說我們是作出種種犧牲,才來到“解放區”的,農謝、甦品都知道我們這批人,而且我們也願意接受地方組織的領導,也很歡迎鄉政權能夠來指導我們的工作。“密順”說,既然你不接受鄉政權的這個決定,那我們再向上級請示。我知道縣委書記“密春”也住在這個村子,他們應該很快就有結果。


沒幾天,密順又來到我住的茅屋,嘻皮笑臉地說,“林同志(我化名林木),你有一部收錄兩用的收音機,‘翁卡’想要‘沙呢’(柬共根據地習慣語,是向你討東西的客氣話),開會時可以把群眾發言錄下來。”他這樣向我開口,還說是為公事,我明知這是勒索,也只能割愛了。幾天後,密倫又來我家,嬉皮笑臉地對我說︰“林同志,我知道你是很有辦法,鄉里民兵的衣服很破爛,你能不能找到一些黑布,給他們添一些衣服?”我知道這又是勒索,于是一臉苦笑請他自己設法。


倫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柬埔寨農村流氓,當地有一個綽號叫“抓蛇王”的農民,倫把抓蛇王的女兒搞得懷了孕,怕事情敗露,便命令幾個民兵,將抓蛇王父女騙上一條小船,說要送姑娘到對岸去打胎,船劃到湄公河中,民兵就用木棍將他們父女打死,兩尸三命丟進湄公河去了。從金邊被驅逐到農村來的許多“新人民”中,不下三十余名姑娘、少婦、寡婦被他奸污,後來,他被人用鋤頭敲破了腦袋。


49、西南事件和張東海的惡劣行徑


一九七一年,柬共根據地還在草創時期,反越斗爭就已經開始了。十二月十二日,西南區(含y摹 杞骸 旯 が稻印 跚逖鏤迨。┐耐 疽渤鍪鋁恕<砉參髂杴涸鵒斕薊 仁攣竦惱哦 # 諞餳砉駁胤秸ㄅ晌渥叭嗽保  宋髂杴 俗櫓 イ兀 浴扒自腳傘鋇淖錈堊毫思肝渙斕既撕突厝嗽保 拱閹搶Π篤鵠矗 渲杏辛秩統律 盡A秩欽哦 ?狗ㄊ逼詰惱接眩懷律搶醋栽僥系幕 雀剎浚 淝笆竊誚鴇哂肱┬渙 檔鬧泄泊懟/span>

張東海是一個土生華人,個子高瘦,過去是馬德望地方的中共僑黨領導人,我曾經是他的部下,組織分家後,他參加柬方工作,他給我的感覺是生活作風非常節儉。所有被扣留的人都與張東海認識,他操辦的這件事,令我們大家莫名其妙,覺得他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情。當然,張東海不過是執行指令,向我們這些中國干部發出“不歡迎”的信號。至于,柬共為什麼要這樣做?我至今也沒有搞清楚,以陳聲與農謝的相知,柬共根本不應該將這些同志視為“親越派”。

柬埔寨共產黨的領袖大多目光短淺,心地狹窄,對干部人事,用得著的時候用,用不著了就殺。張東海轉入柬共以後,也不惜以打擊華僑干部,來抬高自己,柬共佔領金邊以後,他就出任“民柬”政府的財政貿易部副部長。但波爾布特清洗甦品後,他的上司溫威受株連,他也一起被殺。他在壞的制度下不擇手段地追求權力,結果也被他人不擇手段地謀殺了。

在西南區有一個叫吳植俊的華僑青年,他的柬文和中文都很好,一九七二年“華運”結束工作,他去參加了柬方的工作,不但表現非常積極,而且與我們的界限劃得很清,因此張東海將他推薦給波爾布特當貼身翻譯,一九七九年柬共撤出金邊時,波爾布特把全部通曉機密的翻譯殺死滅口,他也是其中的一個。

一九七年十月我和林青、紅衛等十二個同志,奉命從西南區轉移到東部大區,途經柬共西南區委員會所在的巫賴山基地時,張東海從山上下來看我們,他要我留下來,在他的身邊工作,我告訴他組織給我的任務不是武裝斗爭,謝絕了他的邀請。我知道張東海非常器重我和吳植俊,要是那次我踏進了柬共的隊伍,很可能就會成了波爾布特身邊的人,也就沒有今天這條命了。

西南事件後不久,東部大區哥士瑪縣政權,把華運干部黃林明同志抓起來。黃林明對革命忠心耿耿,受到柬華群眾的愛戴。但是他的威望太高,引起柬共土干的妒忌,柬共加給他的罪名是“劉少奇派”;林彪事件發生後,黃林明又有了“林彪派”的新帽子。每換一頂莫須有的帽子,柬共都要對他施加毒刑,甚至用鐵鉗拔掉他的指甲,我們要求柬共中央干預,但柬共中央以相信地方組織為借口,置之不理。最後他被發送到重瘧疾區,死在那里。

關于西南區事件和黃林明事件,我都曾經向農謝報告,但都如石沉大海。幾個月後,還是華運組織的負責人老伍出面,和柬共西南區黨委交涉,礙于與中共的關系,柬共同意西南區的僑干撤到東北來。在撤往東北區的路上,一位同志觸雷犧牲。陳聲同志來到桔井後,與我同在一個小組種


50、王海和林三回國匯報

柬共黨雖小,心卻很大,他們要創造比毛澤東更大的奇跡,要做“世界革命的中心”;而狂妄者如英薩利等,可能從來就沒有把中共放在眼里。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訪問中國,不僅北越、北韓非常不滿,連仰承中共鼻息的柬共,也非常不滿,“解放區”各地柬共組織都開會傳達“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因此對我們也就更不友善了。

緊接著,柬共東部大區又通過川龍縣政權出面,要收回甦品早先發給我們的通行證。東部大區屬下的第二十二分區公安首長馮光華,原來是金邊東方體育會干事,與洪德和我都是熟人,他後來告訴我,甦品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甦品曾叮囑辦理這件事情的人員少加評論,千萬不要傷害中國同志的感情,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什麼緣故。

順便說一下,馮光華也算是一個不小的柬共干部,後來因男女關系被柬共槍斃了。柬共的高干、中干、低干、土干,乃至基本民眾,因性事而被處死的無計其數,貴吞的妻子妒告他與人有染,身為北部大區書記即被處死。後來波爾布特在柬埔寨實行婚姻配給,自然要杜絕男女私情,英薩利與喬蒂麗當年在巴黎行“婚前性

生活”,說來也是應該槍斃的。而蕭特也人雲亦雲,說甦品亂搞女人,而以甦品所處的的地位和環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話說回來,事態非常清楚地表明,柬共要就我們從他們身邊趕走。因此,一九七二年“華運”組織就決定自行解散。我們這些人中,大部分是從城市來的知識分子,但都拿起鋤頭去解決生存問題。王海和林三同志,代表大家到北京去請示中共中央的安排。

那時,我們的代表在B-52型轟炸機密集轟炸的胡志明小道上,跋涉了近一年,終于又回到了柬埔寨,帶來的卻是一個冷酷的決定︰“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共。”這對我們來說無異晴天霹靂。林三同志後來告訴我,他曾經向中共領導說,柬共是絕對不會接收我們這批人的,要求中共把全部華運成員接回中國去,但中共中央置若罔聞。


北京領導世界革命的官僚們,根本不體諒我們的疾苦。據說,北京有一位姓田的領導,訓斥我們的代表︰“馬列理論水平太低,不懂事物發展的規律。”還說︰“事物是發展的,不是靜止的,如果柬共一時不答應接收你們,你們就要耐心等待。他們今天不接收,明天就會接收的。革命的大門永遠是大開的。不要把人家看得太僵死。”我們的代表不服,這位姓田的干部就繃起臉孔說︰“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你們只能接受,不能違反。回去如實向柬共中央匯報,不能一哄而散。否則將會受到紀律處置。”


我將上述的情況向農謝作了報告。不久,農謝派人到川龍來接我和陳聲,又派人到湄公河西岸去把李林接來開會。李林向農謝匯報了中共的決定,農謝听完點點頭,他說柬共也得到中共方面的照會。農謝又問︰“你們同志中暴露了身份的多不多?”意思是能夠參加柬共秘密工作的人多不多,李林說沒有公開身份的也不少。農謝听後表示,要我們等待他們研究的結果,說來這已經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的事情了。


中共要強加于人,將我們塞給柬共,我以為是不合情理的。而那時柬共很自負,可能還將我們視為“中共修正主義集團”的奸細;要是農謝當初不是心比天高,早知道柬共被趕出金邊的下場,沒有中共接濟就活不下去的窘境,就絕對不會這樣刻薄待人了。現在看來,柬共不接收我們,乃至金邊“解放”以後,還把我們閑置于絞肉機外,真是讓我們因禍得福了。一九七三年華運剩下約七百八十人中,到一九七九年柬共徹底失敗時,只犧牲了約一百余人。


51、美國的炸彈


一九七二年,柬共對我們實行排擠打擊,我們這近千人的華運人員結集在桔井地區,必須去種地謀生。某日,越南方面的“老伍”通知我,要我到柴楨省緊靠越南邊界的“巴域”地方去接一筆越南交通員轉送過來的款項,那是一個四方枕頭大小的綠色軍用布袋,裝的全是五百元柬幣現鈔,是給我們購置農具的錢。


巴域在“鸚鵡嘴”的尖端附近,是一號公路旁的一個小集市,從川龍到巴域,要經過磅佔、波羅勉兩省,抄農田和森林小路,也有一百幾十公里的路程,在足社附近還要走一段七號公路,經過一快七、八百米寬的開闊地,它的兩側都是橡膠園,美軍“豬玀”偵察機(Rockwell OV-10D Bronco)整天在那一帶執勤,如果發現情況,轟炸機一喊就到。


我們四人分乘兩輛摩托車,馬增光和郭勇走前頭,吳天生和我走後頭,去時很順利,回來卻差點送了命。回到達開闊地邊緣,我們熄了火,仔細听了好一陣,以為沒有飛機聲音,于是就飛快地沖上公路,想盡快地通過,誰知道我們沖到半路,豬玀機就從右側飛來,小馬和老郭的車倒下,他們就逃向路邊的幾間木屋,小吳聲音發抖地問我︰“林叔,怎麼辦?”我說︰“小吳,沖!”


飛機來得很快,但是一株大樹擋住了它的視線,而角度一偏就無法實施攻擊,我只听見它在我們後面急轉彎的尖叫聲;當我們沖到樹林邊上時,它又回到我們的背後朝我們掃射,只見樹枝樹葉劈劈啪啪地落下來。我顧不得這些,就使著畢生最大的力氣,把摩托車推進幾百米以外的密林深處。我知道美機決不會罷休,下面就是一輪大轟炸。


可是,這時小吳卻找不見了,原來他鑽進公路下面的水泥泄水洞去了,那里躲得過豬玀機的掃射,卻躲不過轟炸機的炸彈,我連拖帶拉地把他拉出來,他已經嚇得沒有人智了……這時轟炸機的聲音傳來,我們趕緊鑽進森林,後面就是炸彈的猛烈爆炸聲音,緊跟著子母彈連續爆炸,樹林邊的幾間木屋全部起火……轟炸機走了,豬玀機還在盤旋,但危險已經過去。我和小吳重新回到原地,看到一顆炸彈正好落在他藏身的那個地方。


52、柬共統治下的世外桃源


柬共將我們置于人民公社之外。我們一組華運同志十二人,被安排在川龍縣新社村,柬共的鄉書記最初想把我們趕走,但後來又不得不分些地給我們。那是一片低窪的原始森林,地方上的農民都擔心我們會餓死。然而,我們以無比的求生毅力,一共砍掉了兩千多株大樹,還將所有的樹根挖掉,總算將它平整成耕地,竟而在一片饑謹的柬埔寨,建起了一個小小的世外桃源。

我與青年同志們同甘共苦的生活,至今令人難忘。那時,柬共統治下的農村缺吃少穿,而我們靠雙手和最簡陋的工具,創造了奇跡般的豐收。我們住在芒果樹下的茅草屋中,人民公社的食堂就在茅屋子對面六、七十米遠的地方。他們一日三餐清湯寡水;而我們的谷倉里有吃不完的糧食,每天三頓白米飯,還養了一群幫忙吃飯的鴿子。


我們還是捕魚的能手。柬埔寨老百姓靠竹編的魚籠抓魚,把魚籠沉入湄公河,等魚兒來自投羅網。可是,誤入了魚籠的魚兒拼命地沖撞,頭破血流也不肯止息,驚得周圍的魚兒不再游來。我們的人就跳下水去,將籠中的魚兒打死,收入籮筐中,再將籠子挪到新的地方。這是非常辛苦的勞動,十月到一月間的北風天,雖非冰天雪地,清早下水也是沁心刺骨,移動魚籠更是非常吃力。但是我們天天如此操作,每天都能捕獲幾十公斤的肥魚。


我們只有兩個魚籠,公社有十二個;可是他們捕獲的數量,還不及我們的一半。那時,柬埔寨也吃大鍋飯,干不干一個樣,同吃一鍋湯,何必多受一層苦。他們有時也捕到幾條大魚,但都被頭頭獻給鄉里和縣里的書記,剩下些魚子魚孫自己受用。因此,他們就沒有積極性,沒有人肯下水苦干,捕獲量不及我們的一半,也就不奇怪了。


柬埔寨的蔬菜名字,大多是潮州人的叫法,因為種菜技術是中國人帶去的,供給城市的菜農都是華人。我們也繼承了先輩挖井澆灌的傳統,種出了蒜頭、洋蔥、生姜、甜薯、油菜、芥蘭、包心菜,既可自用,又可換物。我們還養了兩頭肥豬,幾十只雞鴨,屋前屋後種了三十多棵木瓜,藤上掛滿了冬瓜、苦瓜,連公社的制糖組要吃菜,也得拿糖來與我們換,因此我們應有盡有,不時還有甜品享用。

那時,柬共取消貨幣,一切以物換物,而且只能偷偷地交換。如果有人偷藏了一些針、線、傷風感冒藥物之類的東西,可比黃金還要值錢。我們用魚來換鹽,用鹽來腌魚,我們的咸魚片裝了四大酒酲,足足夠吃三年。柬共進金邊後,中國外經貿部長李強訪問柬埔寨時,東部大區派了兩名戰士駕駛摩托車來到我家要菜。他們割去兩大麻包蔬菜,說過後會給我們送食鹽來,我慷慨地說“就不必了”。


53、柬埔寨農村的痛苦生活

柬埔寨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到處都是魚米之鄉。我們居住的湄公河岸邊,雨季的洪水給農田帶來肥沃的沖積土壤,除了稻米,還盛產大豆、綠豆、玉米、煙葉。過去,柬埔寨農民過著閑散而知足的生活,除了春耕和秋收,平時就靠天吃飯。農家平時一日兩頓,男人到河邊抓一兩條魚,女人在屋前屋後摘一些瓜茄,便是一餐。可是一等到推行人民公社,吃大鍋飯,柬埔寨頓時變成了饑謹的世界。

柬共進城前,“解放區”的物質匱乏問題,還可以通過與“敵佔區”的交換來解決。柬共進城以後,天上一片赤紅,人間一團漆黑,一切都失去了來源。我們所在的川龍縣在湄公河的東岸,屬于東部大區管轄,而大區的書記是甦品,他的地位遠遠高于其它大區的領導人。甦品來自社會基層,思想實際,比較體恤人民的生活,不象那些留法學生好高騖遠,夢想制造奇跡。盡管甦品也在的轄區實行人民公社,但較遲才推行吃大鍋飯的制度。

一位“朗諾政權”的女教員,被安置在我家對面的高腳屋,有一天她到我家來,要用幾件質地很好的內褲和乳罩換些吃的東西。說來,一個城市小教員,也背上了“朗諾政權”的大名號,實在很可笑,也實在太可憐了,我非常同情她。我對她說︰“東西你留著自己用,飯菜則可以吃個飽,但不能帶回去,我們經常幫助是犯法的,‘翁卡’知道了,你我都會有麻煩。”這些城市知識分子,大都體力很差,又沒有務農的經驗,因此餓死了許多。後來回中國,听說也有“偽職員”之類的名號,才知道柬共中共的路線是一脈相承的。

過去,百分之八十的柬埔寨人民在鄉間種田,不僅養活了全國,每年還有四十萬噸白米出口。而許多柬共領袖擁有西方的各類博士文憑,回到柬埔寨來教導革命,把這個富饒的國家弄得一貧如洗、民不聊生,有一首泄憤的民謠唱道︰“從前種田靠上天和星星,天天吃香噴噴的白米飯,現在種田靠水庫的水,頓頓喝稀湯湯的清水。”沒多久,就不準再唱這支“反動民謠”了。

新社有一個很有見識的貧苦老農,我們叫他“塔賓”(柬語“賓老伯”),他與寺院的僧人相處得很好,與我們這些外來的中國人也相處得很好,他把湄公河邊一塊好田讓給我們做秧田,還教我們了許多種田的技術。塔賓的一個兒子去參軍,在甦品的部隊當兵,他回家探親時告訴我們,甦品發現革命成功了,人民的生活卻更艱苦了,因此很失望。塔賓拿著一柄砍刀對我們說︰“將來我就用它去殺他們(指柬共干部)。”

我在一九七七年四月離開新社,奉召去北京報告柬埔寨的情況。一九七九年,我又從香港去泰國,在泰柬邊境的難民營見到從新社逃出來的華運朋友。他們告訴我,一九七八年甦品死後,東部大區發生叛亂,塔莫率西南大區的柬共部隊去鎮壓,不分青紅皂白,將當地農村干部統統殺光,還把塔賓扔進我們過去挖的那口井,他就淹死在里面了。我听了之後浮想聯翩,柬共農村干部固然劣跡重重,但還不至于全部該死;塔賓不過是個農夫而已,何至于也要陪死在其中?


54、殺狗運動

一九七二年到了農村,我開始養狗。那是一條餓得皮包骨的母狗,流串到我家的茅屋前,我們就收留了她,她長得並不討人喜歡,因此就叫她“阿勃”,在柬語里的“土里土氣”的意思。可是,阿勃很通人性,很快就博得了我們的喜愛。

每天早晨,我要走三、四里路去田里勞動,阿勃總是在前面領路,東闖闖,西嗅嗅,到了田頭,她就沿著田疇去挖吃谷子的田鼠,每天她都會捉到幾只,而且會把它們一只一只地餃到草棚前,來向我邀功,我開始打心底里愛她了。一天傍晚收工回家,天色昏暗,阿勃走到了一處草叢邊,突然大聲地吠叫起來,我趕上去看,竟是一條手腕那麼粗的眼鏡蛇,我就一棍打了下去……。阿勃還發現過穿山甲、果子狸,不僅滅了害,還讓我們飽餐了野味。

湄公河邊有許多山龜,洪水退去後,山龜就下蛋,又趁河泥未干,將自己沉入泥中,然後就等河泥漸漸干結成保護殼,只露出鼻尖呼吸,進入休眠狀態,等待明年洪水再來。山龜的鼻子與泥土同色,肉眼很

難辨認,但是阿勃在河邊發現了一只二十多公斤重的大山龜,于是“林同志的母狗本事大”的消息,就在村里傳開了。後來她一抱下了六只小崽,大家都搶著來領養,我留下了那只深褐色的尾崽,取名“阿卡拉紅”(柬語“紅色”的意思)。

一九七六年某日,公社的公安干部“卡寧”,來到我的茅屋,對我說︰“林同志,‘甘地’你的狗。” 

柬語“甘地”是“粉碎”“消滅”的意思。第二天一早,我去田里上工,塔賓提著砍刀走到我身旁,問我︰“那幫死鬼有沒有通知你殺狗?”我說︰“有啊,難道‘翁卡’又要和狗作對了?” 

塔賓說︰“‘翁卡’懷疑老百姓背後講壞話,派人偷听家家戶戶的談話,他們近不了有狗的人家,于是就要把狗全部殺了。你們說話也該留心了。”

這時,阿勃還是和往常一樣,搖乞著尾巴在前面領路,這竟然會是她的最後一天,她竟要為人間的政治而犧牲生命,我恨自己沒有力量來保護她。我更沒有勇氣去殺她,于是我拿了一罐舍不得用的牙膏(“解放區”里的珍品)去獻給“卡寧”,我對他說︰“我向‘翁卡’請罪,我實在太軟弱,沒有革命的意志殺阿勃,請你們處理她罷……”


55、桔井事件和密娟的“堅定立場”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國代表基辛格和越南北方代表黎德壽在巴黎簽署《關于在越南戰爭結束、恢復和平的協定》,同年三月二十九日,美軍完全從南越撤出,兩人還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此後,在柬埔寨的越南軍隊就有步驟地向越南南方邊界集結,準備接收西貢。當時,世界上出現了共產主義即將全面勝利的幻象,而面臨美國的全面撤出,朗諾集團坐守待斃,金邊落入柬共之手,是遲早的事情,于是波爾布特也開始做佔領大城市的準備。

很久以來,波爾布特集團就積心處慮有消滅城市和取消貨幣,來消滅“萬惡的”城鄉差別和“墮落的”商業行為,來實現“純潔的”共產主義。桔井是柬共控制區最大的城市,政變後不到半月就落入越軍手中,柬共剛從叢林里出來,越方就將它交給柬共管理。一九七四年柬共以為進城在即,因此迫不及待地在“解放區”進行試驗,桔井就成為試點。四月二十八日,柬共限令全市華人到農村種田,並將該地華運干部七十多人,被用軍車強行押往重瘧疾區振公村。這就是著名的“桔井事件”。

這事件的起因是,柬共桔井地方政府命令市民(絕大部分是華僑)下鄉從事生產,禁止他們從事一切商業活動。而桔井華僑一向“熱愛祖國”、“擁護革命”,他們也同意棄商務農,但要求讓老弱病殘留在城里。于是與柬共干部發生激烈爭執,柬共動員無效,就下令限期搬遷,終于鬧到華僑提出集體返回中國的要求。

柬共干部踫上了棘手問題,就懷疑有人挑撥,于是召集華僑開大會,並邀請住在桔井市的“華運”前負責人王海與會,想在會上“揪黑手”。但會議一開始就失控,過去僑胞一向逆來順受,可是這次相反,他們認為自己為革命盡了力,可是連安身立命都被剝奪,他們不僅向柬共政權說“不”,而且都要求返回中國,柬共干部恐嚇說“要回中國舉起手來”,而全場都舉起手來。華僑學校的楊壁陶老師站起來發言,她說“華僑要求回國是正當的權益,連國際法都有保障”,群眾報之以熱烈的掌聲,以至柬共干部無法下台。

那天,正巧有一對華僑青年男女在王海的住處辦婚事,這個婚禮竟成了柬共干部的借口,他們一口咬定那是在開慶祝會,是在為抗拒下鄉打氣。于是在“煽動華僑對抗革命政權”的罪名下,抓走了王海在內的七十多名華運干部,群眾也就不得不就範了。

那時,桔井省委負責華僑事務是“密娟”,她的真名叫黃清音,祖籍潮州,原來是金邊中華醫院的護士。柬共上山,甦灼動員她進山去做保健工作,後來在臘塔那基里的山上嫁了一個柬共高干,于是也就以為自己也成了高干。此人思想極端左傾教條,對華僑同志毫無同情之心,我和她過去的中華醫院同事許智昭醫生去哀求她,讓我們去振公村探望同志,求了她幾次她才勉強同意。

我們帶了一些藥物,但杯水車薪,無濟于事,病魔還是奪走七、八位同志的生命。後來農謝接見我們時,對這些事輕描淡寫地說︰“過去你們對我們,或者我們對你們有什麼誤會,今後就不要再提了。”我想提一下的是,這位忠于波爾布特的“密娟”,進城後也被波爾布特清洗處決了。因為她是甦灼動員上山的,甦灼又是溫威的人,“密娟”在這條“反革命”的在線,自然也就在劫難逃了。


56、胡榮被殺

胡榮在留學法國期間獲得經濟博士,六十年代曾經兩度當選國會議員,還當過西哈努克政府的經濟部長。他任國會議員時以雄辯和直言無畏,而聲名大噪,西哈努克本人對胡榮也有很高的評價,他說紅色高棉有許多了不得的人才,其中又以胡榮最優秀。現在想來,盡管西哈努克有許多錯誤,但他當政時的柬埔寨,實在是一個相當溫和開放、人盡其才社會。

那時,安寧部長古倫是一個令人畏懼的人,喬森潘在街頭受辱事件發生後,胡榮在國會的講壇上責問古倫說︰“你是安寧部長,你為什麼沉默?為什麼不譴責制造事端的人?”古倫不得不上台答話,他說︰“我以安寧部長的身分,譴責那些制造事端的人。”這番話通過直播傳全國,我和我的朋友激動得跳起來,當然也替胡榮捏了把汗。

胡榮作風好,人緣好,朗諾政變以後,他被波爾布特推到台前,擔任“柬埔寨民族團結政府”的部長,因此在根據地軍民中威望極高。西南區的一次萬人大會,因胡榮到會而群情激奮,會場自發掛起了“柬埔寨人民的好男兒胡榮萬歲”的橫幅。波爾布特急于要在“解放區”搞高級合作社,各地出現人民逃亡事件,胡榮就站出來反對,他認為革命才剛開始,搞得太快太左,會破壞統一陣線,會把人民嚇跑了。

一九七四年,在慶祝柬共成立二十三周年的會上,胡榮還曾經作過講話,那是他最後一次露面。當時,波爾布特曾經大病一場,病好後,柬共開始討論和制定進城後的大計方針,在波爾布特的主導下,形成了“八大政策”,那是︰一、將全部城市居民遣散到農村從事生產;二、實行配給,禁止一切商業行為;三、廢除貨幣流通;四、禁止宗教信仰,僧人全體還俗;五、堅決處決朗諾政權的人員;六、全國組建高級合作社;七、驅逐全部越南僑民;八、調整軍力部署,準備開展對越斗爭。

柬共中央對波爾布特的這個“八大政策”,據說只有胡榮一人發言反對。他說,沒有做好妥善的準備,就將城市的人民趕到農村去,不是向人民負責,不是為人民謀福利,柬埔寨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是信仰佛教的,強迫和尚還俗,可能會抵觸民情,在生產物資還不充裕的情況下,提倡吃大鍋飯,弄不好會挫傷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他甚至還說,如果這樣搞,要不了三年就垮台。波爾布特听後大光其火,認為胡榮一貫反黨,拒不執行黨的決議,因此將胡榮殺了,有人說他的尸體被扔進了湄公河。

胡榮、喬森潘與波爾布特都是磅佔西哈努克學校的同學,後來又一起在法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他在西哈努克時代還能夠有所作為,而到了他以身相許的革命陣營中,卻人頭落地了。那時許多柬共成員支持胡榮的意見,但攻打金邊在即,都只能先忙“大事”。胡榮的死,是柬共自取滅亡的里程碑,從此政策出自一人之口,眾人感怒不敢言,謬令也就暢通無阻了。


57、越南僑干的離走和牢獄之災

柬共的抗美斗爭與反越斗爭,幾乎是同步進行的。越南和美國的巴黎和談達成協議後,柬共控制區的越南部隊軍隊開始向邊境集結。一九七三年底開始,洞里薩湖和湄公河兩岸,以捕魚為生的農村越僑,就被柬共政權勒令隨越南部隊返回越南,這是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驅散柬埔寨城市人民和全面驅趕越僑的序幕。

一九七四年春夏之交,我看見從暹粒省“只根”地方來的一群越南僑民,他們在烈日炎炎下扶老攜幼吃力地跋涉。據說要走三百多公里,才能回到越南,還說有“好心腸”的柬共干部叫他們將生產工具留下來,“空著身子好走路”。那時,柬共“解放區”已經廢除紙幣,更沒有代步工具,老人的雙腳腫得像冬瓜,孕婦就在路邊臨盆。這些早走了一年的越僑,是以小不幸換來了大幸,他們都被安置在越共佔領的西寧省和碌寧省之間的黑婆山山區。

當時由于柬共和越共有約定在先,農村越僑還能從容準備,“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在邊境設立了回鄉接待站,安頓了他們的生活。而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佔領金邊後,驅趕城市越僑的手段就大大不同了,大家毫無思想和物質的準備,就被趕上了路。但越僑畢竟是朝著祖國前進,還有求生的方向;華僑則如無娘的棄兒,漫無目的地向農村流去。當越僑向柬越邊界涌去的時候,越南當局收留了不少參雜其中的華僑,讓他們逃過了柬共的三年暴政。

一九七四年底,印支戰爭接近尾聲。農謝來到桔井,他讓“密娟”派快艇來接我和陳聲,我們到桔井時,王海和李力已經先到了。第二天,農謝在桔井省委領導人的陪同下,來“看望”我們。農謝對我們說︰“過去有什麼誤會,就不要再提了。今天我很想知道的是,究竟有多少同志想回中國去,請你們把名單交上來,但回中國的途徑,你們要自己想辦法。”

見過農謝後,我馬上將情況報告老伍,強調柬共向我們攤牌了,他們讓我們回中國,但不負責護送,只是讓我們去找越南方面幫助,走胡志明小道。可是問題還不在于越方是否願意讓我們借路,而是扯上與越南的關系,恐怕連性命都沒有了。柬共毫不手軟地斬殺從越南歸來的干部;如果我們報名,等于自投羅網。

那時,老伍剛從北京匯報工作回來,路過河內時黎筍見了他四次,向他打听中共的態度。而他的老朋友阮文靈、陳文甦又是越黨南方局總書記和常委,鑒于柬共與越共的關系越來越壞,阮文靈就讓他留在西寧省社馬地方的南方局基地。那是越柬邊境上的一片很深的原始森林,離我們所在的新社地方只幾十公里,摩托車車程約兩小時。

老伍接到報告後,就讓越南方面的聯絡員帶來了密寫的指示,還要我到社馬去見他。他指示︰一,情況緊急,北京有些松動的決定。因此凡是原來從越南去柬埔寨工作的同志,應迅速撤離柬埔寨,返回越南與家人團聚。二,原來在柬埔寨發展起來的同志,要繼續耐心等待柬共接收。三,由林木(我的化名)負責安排撤離工作。四,由林木負責安置留下的同志,直到柬共接收為止。

我把這些“歸國無門”的指示告訴大家,大家的心如雪上加霜。我們這些被中共使用了幾十年的海外僑干,原來以為祖國是母親,黨是親人,可是中共也不要我們,它把我們當做皮球一樣,一些踢給越南,一些踢給柬共,而中共的走狗柬共又把我們踢出了界外,誰也不想去撿它了。

我是通過小馬安排將干部撤往越南的工作,他是柬埔寨華僑,也是我在《棉華日報》時的同事,要小我十七、八歲,是一位非常忠誠勇敢的青年。那時,越南聯絡處曾經要求華運組織提供人員,幫助他們的財經部門,接運轉入“解放區”的大宗金邊政權的貨幣,供駐柬的越南部隊機關使用,小馬就去參與辦理此事,他和幾個幫手為越方做了不少工作,因此與越南方面的關系很好。

我們中間的越南僑干,都是在中越兩黨是“同志加兄弟”的假話糖水里泡大的,以為自己為越南革命做過貢獻,在柬埔寨語言不通,沒有前途,有了中共中央的這個回越南的指示,個個急于要走,越南方面也予方便,途中又有其它華運同志加入,估計有一百人左右同行去了越南。小馬也去了越南,很快西貢解放,他又進了西貢。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邊先行落入柬共之手;十四天後,越南北方軍隊進入西貢。而柬共奪取金邊後,驅趕越南僑民的情況極端混亂,不少“華運”的青年同志在歸國無門的絕境中,混入越僑回鄉的行列逃生。只有那些死心塌地按照中共的命令,等待柬共收留的馴服同志,一直等到一九七九年柬共集團土崩瓦解,才逃出生天。

這些戰友為中共、越共、柬共做了很多事情。但柬共認為他們親越,越共認為他們是中共第五縱隊,中共又把他們看做無組織無紀律的叛逆,面面都不是人。數年後,中越這雙“同志加兄弟”,竟為柬共交惡翻臉,撤往越南的僑干頭面人物李林、陳聲、林青,乃至小馬等統統無端受累,被越方逮捕,後囚禁加隔離長達十年之久。

中共也確有在越共、柬共中安排“第五縱隊”的企圖,柬共對此有所防範,也不無道理。中共在西貢、堤岸等地,早有一班潛伏人馬,負責人化名“林立”,地位低于老伍,他來過柬埔寨“解放區”,但我沒有見到,只知道大家叫他“二哥”,他的這條線叫做“統線”,直接受中共的指揮。

在中、越翻臉打仗前,老伍和林立就先行奉調回國了,之後西貢發生過打著“反對征兵”的橫幅和毛澤東的頭象的游行示威,這個舉動引起越南方面的注意,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統線”全部落網。兩個月後,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我們這些同志也被逮捕。這些愚不可及的盲動,都是來自北京笨伯指示,它使我們無辜的同志蒙受十年牢獄之災。桔井中山學校校長張德祥先生,長期追隨中共,在獄中情緒失控,自殺身亡。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軍打進金邊,推翻柬共;二月十七日中共假裝“自衛反擊”,派兵“懲罰越南”。兩個共產主義“兄弟”睨牆打架,卻不斷絕關系,領導人“同志”不離口,下級人員卻坐在越南的大牢里。直到一九八五年初,越南勞動黨中央才下達指令,釋放這些人員,轉押西寧省黑婆山從事農業生產。一九八八年他們才獲準去第三國。

我所見到中共和柬共,對同志毫無感情,只有利用,無不行“過河拆橋”的作風;越共還講點面子,還不隨便殺人。對于這些入獄的同志,中共並不出面做拯救工作,只有老伍一人以老戰友的關系與黎筍和阮文靈寫信,要求釋放他們。後來,他們大都流落西方國家,實在也是與中共情絕,無所眷戀了。我從參加革命,就有坐牢斷頭的決心,到頭來卻落得一個海外孤兒的命運,但較之那些被越共囚禁,被柬共殺害的同志,當孤兒也算是一種幸運。

老伍和林立回國後的待遇很不同,林立被留在北京的中央僑委當處長,老伍被支遣到廣西桂林去當一個旅行社的副經理。一九七九年為了援救泰國難民營中的同志,我從香港去北京僑委要求幫助,那時林立已經是北京的官僚,我看著他們那副無關痛癢的表情,就很挖苦地說︰“過去你們說階級感情,現在就需要你們的階級感情了。”林立听了很不舒服,但他也知道我已經退黨,也奈何不得我了。


58、劣質軍事家

柬共領導集團的這幫留法學生思想左傾,念念不忘“槍桿子里出政權”,打起仗來卻沒有一點本事。柬共軍隊是中共一手武裝起來的,柬共的根據地卻是越南部隊佔下來的。一有了根據地,波爾布特就下令喊“停”,就不再取進攻態勢,因此佔領的版圖長期如舊。在這個暫停階段,柬共就忙于“培養”和“清洗”干部。

七十年代,美軍在越南戰場的陣亡人數大幅上升,國內反戰運動此起彼伏。因此,為求“光榮撤退”,美國與北越在巴黎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談判,一九七二年武元甲指揮北越軍隊在南方發動攻勢,美國則以空中優勢實施狂轟濫炸,越南北方重要設施完全被摧毀,南方戰事也犧牲慘重,越共政治局決定妥協,但美國沒有得到確切的情報,以為轟炸未能奏效,反而向北越作了許多讓步。一九七三年初,美國與越南間的巴黎和談成功。為此,波爾布特大罵越南是民族利己主義,是重施一九五五年日內瓦協議出賣柬埔寨的故技,還強調柬埔寨要獨立自主、不談判、不妥協的立場。

美越和談成功後,越南駐柬部隊開始有計劃地朝柬越邊境集中,準備最後奪取整個南方,美國也停止轟炸胡志明小道。西哈努克多次提出要到柬埔寨戰區看看,美越和談成功。在中越兩國部隊的嚴密的護衛下,他和莫尼克終于來到柬埔寨根據地。出面歡迎他的是喬森潘、胡榮、符寧、宋成、貴吞和喬奔娜麗等人,而波爾布特則總是站在遠處不露鋒芒。很久以後西哈努克還只以為喬森潘是柬共的領袖,不知波爾布特其人。

西哈努克的到訪,大大地提高了柬共的國際影響力,但西哈努克自己卻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他看到是經過多次排練的場面,而沒有任何真實的東西。中國派來的攝影隊,拍攝了這些加工制造的場面。西哈努克回去後,柬共向全體黨的黨員解釋,說黨之所以對西哈努克表示熱烈歡迎,是要讓他站在革命一邊,他跑到美國那邊去,就會對柬共不利。

越軍撤走,波爾布特以為是逞能的時候了,于是策劃一場攻取金邊的戰役。可是,他沒將美國的反應估計在內。在戰斗白熱化的關頭,美國的B-52轟炸機在金邊外圍,投下了二十五萬噸炸彈,這是三年多來在柬埔寨所投下的炸彈的總和,紅色高棉軍隊損失自然慘重。美國的空中優勢使到柬共軍隊再也不能靠近金邊,也延長了朗諾政權兩年的壽命。

波爾布特為了雪恥,又親自指揮攻打磅佔。他動用大量兵力,但只能前進兩公里,就再也攻不進去了。最後,只能將城郊幾千群眾趕進“解放區”,也算是波爾布特的戰利品了。

波爾布特親自指揮的兩次戰事,都以失敗告終。一九七四年夏,他再下令主持西南大區的塔莫攻打金邊西北二十五公里處的高棉古都“烏東”。“自由高棉”守軍斗志頑強,柬共部隊久攻不下,最後是在中國顧問的指揮下方才得手。戰事非常慘烈,戰後塔莫部隊以屠殺戰俘和平民,此後世界輿論開始收集柬共殺害平民的證據,塔莫的“殺人王”之名,開始遐邇皆知。



第五章、柬共的勝利和失敗


59、柬共進城

美國決定全面撤出印度支那,一九七五年開始,停止援助金邊政權了。四月五日朗諾出走美國。四月十日美國駐柬埔寨大使館降下美國旗。四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是柬埔寨新年,柬共沒有進城,金邊的市民照樣過了一個傳統的佛歷新年。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共“解放”金邊,身著黑衣的柬共部隊(人稱“烏衫兵”)進城,而朗諾軍隊早就潰不成軍。

施里瑪達是個有擔當的人,美國大使邀請施里瑪達和金邊政府高級官員去美國避難,但施里瑪達和總理隆波烈都拒絕了,他們都留在金邊。朗諾的胞弟朗龍是與波爾布特感情很好的同學,他們之間的友誼一直保持到波爾布特進入叢林之前。他同麥士俊將軍、僧王胡達方丈一起到新聞部的廣播室,向全國人民廣播,吁請人民保持冷靜,說他和胡達方丈等,在新聞部等候和柬共領導人共商大事,可是四十八小時後他就被處決。四月二十一日施里瑪達和隆波烈也被處決

柬共入城不久,便向全國廣播,說美帝國主義不甘心失敗,將轟炸金邊以及各大城市,請市民收拾一些細軟和隨身用品,暫時離開城市,數日之後就可以回來。一周後,兩百萬居民悉數撤盡,其中即有華人四十余萬,金邊遂成空城一座。

四月是酷熱的月份,幾百萬市民擁塞在幾條出城的公路上,根本就沒有目的地,被逐出家園的金邊市民帶不了什麼財物,只能帶一些現鈔。可是,柬共緊接著宣布廢除貨幣流通,現鈔頓時變成廢紙。許多家庭已經斷糧,老弱開始病倒路邊,到處是被遺棄的尸體,和混亂、呼叫、嚎哭、哀鳴,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頓時間柬埔寨變成了人間煉獄。

疏散過程中,演出了無數慘劇,有的家庭等候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遭殺害;有不願離城的躲在房內,竟遭炸彈炮擊;醫生、護士為了搶救病人,延誤了撤離時間,便死于槍下。百萬市民匆忙出城,所備食品不多,許多人餓斃途中。婦女更經受不住行途折磨,老年婦人死亡比例尤大。到達偏僻鄉村或荒蕪密林後,又有許多人死于霍亂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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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爾布特竟自我表彰說︰“驅趕所有人離開城市,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能做到的偉大創舉”。數年之後,有記者訪問塔莫,他解釋驅趕城市人民一事說,領導城市工作的農謝和溫威能力比較弱,沒有辦法搞清敵我關系的具體情況,只好把城市人民統統撤離到農村,一舉打亂敵人,來保衛革命勝利的果實。

這本是柬共蓄謀已久的“革命創舉”,可是除了波爾布特和塔莫外,其它柬共領袖都肆口抵賴。那位身為柬共的第二號頭目,領導城市工作的農謝,一再宣稱柬共的事情都是“集體領導”;而身為“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主席的喬森潘,竟一概不認賬,最近他還說他是在進金邊的路上,見到跋涉的民眾,才知道這回事的。

後來,柬共不僅實踐中共實踐過的“人民公社”,還實行中共沒有實行過的“婚姻配給”,真是創造了人間的奇跡。它又將高棉人民分為“老人民”和“新人民”兩等,前者是原來的農民,後者是城市居民轉化成的“準人民”,而一些柬共農村干部又對“新人民”施行了令人發指的奸淫擄掠,柬埔寨真的成了一個十足的地獄中的人間。而毛澤東曾經這樣地夸獎波爾布特的惡行︰“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一舉消滅了階級。”


60、柬埔寨華僑的悲慘命運

五十年和六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已經在國內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但是我們海外華僑對這些情況是不了解的,即便了解也很膚淺,而且總是被“祖國強大了”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樣的口號和假像所欺騙蒙蔽。我就是在這種民族主義的亢奮情緒下,而投身到中共的懷抱中去的。整個華僑社會又以中共支持柬共,而取了一種“凡是祖國支持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愛國主義”的盲目態度。

然而,自從柬埔寨共產黨成了中共的“友邦”,柬埔寨華僑就是沒有價值的“家奴”了,依了“寧贈友邦,勿與家奴”封建傳統,中共就把全部柬埔寨華僑,也包括我們這些幾十年來效忠它的僑干,一並贈與柬共了。中共曾經正式通知我們“以後你們和中國沒有關系了”。從此,我們就成為海外孤兒,任柬共刀俎宰割的魚肉。

幾十年後的今天,共產黨的世界革命已經偃旗息鼓,發財致富的口號響徹雲霄,紐約某些“同鄉會”中,有許多人在為中共大使館、領事館搖旗吶喊,他們覺得“祖國強大”了,“熱淚盈眶”了,做中國人“有面子”了,要和“反動分子”和“敵對勢力”勇敢斗爭了,其實內中有許多人是為了自私的目的;而我們當初卻是一些為世界革命不惜拋頭顱的胡涂蟲。

在中共的心目中,華僑是世界革命的大棋盤中的小棋子,當時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的任務,主要是策動柬埔寨革命,而不是保護僑民;至于“團結華僑”的工作,也不過是策動革命的大目標中的小動作。而中共最重視的,還是與柬埔寨王家和政府的關系。到了柬共統治的時期,中共心目中只有“兄弟黨”,犧牲心向祖國的僑民,他們就在所不惜了。

柬埔寨人民經歷了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劫難,而當地華人又首當其沖。西哈努克時期,全柬華人共約七十萬,柬共執政的三年又八個月,有人估計華人共死亡三分之一。回首往事,為造就“心向祖國”的局面,斷送華僑社會安定的生活,我雖非首惡,但亦為犬馬,每當念起這些,我就陷于極端痛苦的內疚中。

柬埔寨的華人大部經商,經濟能力一般高于普通民眾。然而,柬族民眾虔信佛教,心地善良;華人社會也恪守儒家信條,柬華兩族非但沒有“階級沖突”,反而是“水乳交融”。但是從共產黨的“階級分析”來看,華僑的都是“剝削者”,而柬共學習中共的階級分析,宣傳“華僑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資產階級”,因此華僑面臨著比柬族更為險惡的困境。

一九七七年六月,柬共宣稱公開的敵人已被消滅,但出現了“階級斗爭的新動向”,而且要各級組織注意“散布反對言論的人”和“懶惰的人”,說前一種人是反革命的後備軍;後一種人是剝削分子的根苗。一九七八年,波爾布特變本加厲地開展“肅反”,殃及到商人、醫生、教師,乃至殘疾者;而華人中的商人、知識分子比例較大,受害尤深。許多柬共華裔黨員、干部大批遇害,張東海、甦灼、吳植俊、密娟……無一不是冤魂。

因為柬共的排擠,我們沒能回金邊,柬共看中共的面子,對我們這些“華運”干部還算過得去。但華僑有時能踫上幾個中國援柬專家,他們向這些“祖國親人”投訴的時候,得到的回答大都是要他們“顧全大局”、要“忍耐”;甚至還有援柬人員認為華僑是“剝削階級”,當面訓斥他們要好好接受柬共的管教,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我還听說,有許多華僑冒死去金邊,向中國大使館哭訴求救,而大使館給他們的答復都是︰“要听從當地政府的安排,遵守柬埔寨的法律。”難怪有人說︰“我們枉有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這也就是過去“心向祖國”的柬埔寨華僑,為何如今對祖國一片冷漠,對中共心懷仇恨的原因了。


61、全面整肅的啟端

待柬共進入金邊,將城市居民驅往農村,趕盡全部越南僑民,殺絕朗諾政權人員,廟宇關門大吉,波爾布特的錯誤就統統浮上台面。于是,黨內的反對意見抬頭,波爾布特意識到他的領袖地位受到挑戰,便開始整肅內部,全面消滅異己了。然而,事端卻是出自一件完全無關緊要的事情。

一九七六年九月,柬共的一份刊物,發表了一篇談論黨史的文章,說柬埔寨共產黨是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就成立的,波爾布特認為這是有意貶低他、抵毀他。原因是,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金邊的那次代表大會上,他才成為黨的中央成員,杜沙穆擔任黨的總書記,農謝和他兩人是助理書記,一九六二年杜沙穆被害失蹤,他才轉正為總書記。以前的黨的領導集團中沒有他份。所以他就不承認一九六○年之前的柬共歷史。

這個心胸狹隘的總書記認為,是有人利用黨的成立的時間,來與他論資排輩;他可能盤點了黨內的營壘,農謝是他的同伙,英薩利是他的姻親,宋成是他的親信,胡榮已經消滅,喬森潘是個機會主義者……;只有老抗法人員,才能與他較量。于是他就稱病離職,讓農謝代理操辦,農謝先把高明和東北大區書記倪沙良抓起來。高、倪兩人莫名其妙,還以為是誤會,高明寫信給波爾布特,表白忠于黨、忠于大哥,期望大哥明察。

高明在黨內成名很早,學生時代就參加越盟的抗法斗爭,一九五○年三月為建立柬共,在越柬邊界港口城市南河仙舉行預備會議,高明與黎德壽、阮清山、山玉明、杜沙穆、蕭興就都是與會者。一九六○年的黨代會上,他當選中央委員。一九六五年,他陪同沙絡紹去越南訪問,後來就一直留在河內擔任柬共代表。

逮捕高明和倪沙良之後,波爾布特又向中央委員高莫尼和駐越南大使謝安下手,因為他們和高、倪兩人的關系很好,他們後來一起被處決了。這批高干的被處決,對柬共黨內的震動太大,同情他們的人很多,不滿的情緒在醞釀。于是,波爾布特利用一間金邊中學的校舍,組建了一個專職審訊的 S-21肅反監獄,任用他的一個磅通省的同鄉,名叫“密杜”(真名江吉耀)的華裔干部主事。“密杜”心狠手毒,他指使殺害了約兩萬名柬共同志,那間校舍後來成了堪與奧斯威辛齊名的S-21監獄。


62、第二次被召去北京

一九七七年四月,柬共川龍縣委書記密春開了一輛摩托車來到我家,我們住得很近,也經常在路上相遇,但從來沒有打過招呼。這次他登門是來通知我,要我帶全家去北京,而且他還派了一艘可以坐一百多人的小客輪把我們一家人送到金邊。到了金邊我們先住在一間招待所,第二天轉到原大臣甘德的別墅,那是柬共外交部管轄的屋舍。我在那里遇到吳植俊,他用柬語對我說︰“外交部已經得到中國方面的通知,要你馬上去北京。”那時,他是民柬外交部的干部,也是波爾布特的貼身翻譯。柬埔寨華人中,他可能是最得意的一位。

我在華運人員中資格並非最老,但卻是中國大使館最信任的人。在我之前王海已經先行,他原本是國內的干部,後來到柬埔寨來參與工作,在華運主管僑校工作,他對柬埔寨的黨情國情知之不多,甚至很少,到北京後自然言之無物。于是大使館或中調部才決定將我召去。

第三天,大使館傅學章開車來接我們,他于五十年代就到金邊來學習柬語,一九六三年破獲台灣特工時,我寫的匿名信還是經過他修改的,因此互相熟悉,久別重逢,相見甚歡。他驅車繞金邊一周,只見蕭條肅殺、面目全非。到了大使館,孫浩來迎,五十年代他就是大使館的“一秘”,現在榮任大使,在飯席間他直率地對我說︰“英薩利這個人很壞,很反華。”這可能與“四人幫”倒台後英薩利有很多反對議論有關。

自柬共進城,至中共召我去北京,足足隔了兩年。此間,中國援柬專家有數萬人,對柬埔寨的鼎沸民怨,柬共內部的人頭落地,他們不可能沒有與聞,但“四人幫”絕對信任柬共,根本沒有傾听各種意見,了解實際情況的願望。我去北京時,“四人幫”已經倒台,雖然鄧小平還沒有復出,但中共反省錯誤路線的呼聲已經高漲。


63、外交部和中調部

我們一家人是乘飛機直達北京的,到飛機場來接我們的是中調部王濤處長,他先把我們安排在北京飯店,一個星期後才轉到地安門中調部招待所。那是在一條胡同中的大院子,所長是一位“小刁同志”,他關照我們不要到外面去隨便走動。

在北京飯店住的時候,王濤說外交部想听一下我的報告。那次我是在領事司做報告,有六個人來听,其中一位身材高高、皮膚白白、風度很好的女士,說是“亞洲司司長”,她說自己“姓龔”。可能是喬冠華夫人龔澎的姐姐龔普生,因為龔澎在一九七○年就故世了。還有兩位原來在駐金邊大使館工作過,我認識他們,但名字記不起來了。

听了我對柬共一路直言的批評,這位女司長倒還算很客氣,她很含蓄地說︰“你報告的情況,好像與伍某某同志說的有點不一樣……” 

伍某某就是“老伍”,他已經先來過了。當然,老伍是“老同志”,對中共的政治路線和干部路線有更多的了解,他的匯報難免不有所保留,而且他對柬埔寨社會的下情也未必了解很多。

我不知道孫浩大使是外交部系統的人,還是中調部系統的人。以孫浩對英薩利、宋成等極壞的看法,就是對波爾布特集團的否定。如果外交部不相信我的話,還情有可原;難道他們還不相信孫浩嗎?但中共一貫是以“立場”看問題的,那時“四人幫”雖然被打倒了,他們支持柬共的立場,卻還在繼續堅持中,我的話他們當然是听了不愉快的。

最後,我告訴這位女司長,柬共非常殘暴,希望能將一些有危險的同志接回祖國來。她一臉無奈地說︰“回來很難安排。”我說︰“他們不會有好高騖遠的想法,要他們到新疆去,他們就會到新疆去的。”她又說︰“困難很多啊!”時到如今,我還認為華僑和僑干的大量犧牲,與中國外交部的漠不關心有直接關系,中國外交從來沒有把保護僑民當作自己的使命。

而中調部人事全非,來與我談話的人,竟連一九六九年底是誰接待我的,也不知道了;我告訴他們是一位叫蔡笑農的處長,王濤就詭譎地笑了,而且笑得很粗魯,使我有一種受侮辱的感覺。後來我才知道,那次蔡笑農是按“康老”的指示,安排我的潛伏任務的,康生死後已為黨內所不齒,蔡笑農可能也失勢了,但對于我這樣根正苗紅的海外干員,可能還不至于夠上“康生分子”或“四人幫余孽”的資格。

接著,中調部的領導要我寫一份關于柬埔寨的情況的詳細報告。當時,我對柬共深惡痛絕,但對中共還有許多美好的想法,以為自己總算是回到了親娘的懷抱,而對中、越兩黨的對立也完全沒有了解,因此希望自己的報告能引起中共對柬共錯誤路線的注意,並盡快將處于困境和危險中的華運同志調回國內,避免無必要的犧牲。完成這份報告已經是六月初。

我的報告引起了上級的重視,一位“高局長”曾經對我說︰“你提供的×百四十九條(記不清楚是幾百了,只記得尾數是四十九)情報,雖然有些我們需要核實,但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你是一個很優秀的情報人員,關于你的職務級別,我們稍後再做決定。”他還說︰“根據你的情況,還是到海外去工作的好,北京冬天很冷,你先到廣州去等候,我們把事情安排好了,你就先去香港。”

我那一陣很風光,隔三叉五地就有科長、處長、局長、主任來問寒問暖,請客吃飯。但是王濤有一天突然對我說︰“讀了你的報告,愈讀愈發現你是反對柬共的。” 

中調部發現了我的情報的重要性,同時也發現了我反對柬共的立場,領導上與我的關系就開始冷淡下來了。看來中調部、外交部都持支持柬共的立場,我也就開始有點灰心了。

後來,當我再三提出將統戰人士林宏毅、楊碧陶,生病的洪覺民,以及很可能被柬共殺害的洪德一家撤回國內來時。王濤竟而拍桌子大罵︰“你太沒有組織紀律性了,叫你回來匯報,匯報完就完了。為什麼老提那些問題,你目中還有沒有中央?就算將來有撤什麼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見辦事,那是中央的決定。”

王濤,一個胖胖的北方人,官不大,官氣卻很大,而且毫無見識,他的舉止談吐,就更不適宜在中調部這樣的部門工作。今天,如果他還健在,還有良心,還能讀到這段關于他的文字的話,他應該感到非常羞愧,他實在是太對不起犧牲在柬埔寨的同志了。當時是夏天,我卻有在冰天雪地的冷感。啊!原來這就是被我當做親娘的祖國黨,我們在柬埔寨出生入死地為它奮斗,無畏地面對內外的屠刀,然而它只把我們當作隨時供犧牲的卒子。

我太太和我還是被送到延安和大寨去參觀,在大寨接待我們的還是陳永貴的一個副手。“十一國慶”還上了天安門城樓下的觀禮台,部里還有人關照我,觀禮時如果有攝影機對準我,就應該回避,不要暴露了自己。對于一個海外工作人員的觀點,他們也未必看得很重,他們希望今後還能利用我。然而,我提供他們這麼多的情報,非但沒能幫助他們,反而像是將他們推進泥坑去了。


64、甦品被殺

我的報告中有一則是甦品與越南方面有聯系。甦品在抗法時期的戰友“阿保”,一九五四年去了越南,政變後沒有返回柬埔寨。阿保與越共中央關系密切,也是老伍的好朋友。前面說到,老伍去北京匯報工作回來後,被阮文靈留在越共南方局所在的社馬基地,阿保也在那里。一九七四年底,我去社馬見老伍,他告訴我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甦品曾經兩次派人來找阿保,要求越南方面干預柬共的胡作非為,而阿保也已經向越南中央通報,但均未被采納。我向中共報告這個情況,當然是出自對甦品的同情。

高局長說我提供的情報,有的“需要核實”,可能就是這一條,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日,也就是我完成報告後的一個月,時任“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的甦品(主席喬森潘)和西南大區書記朱杰,就被邀請訪問中國。當時甦品仍然主掌東部大區工作,而且是負責對抗越南的七號公路地區的軍事總指揮。

盡管,我報告的是甦品在柬共進城前與越南的關系,但中共卻迫不及待地想了解這些“親越派”的態度。因為前一年前清洗高明、倪沙良、高莫尼、謝安等人的嚴重事態,而甦品和朱杰又對中越兩黨的矛盾沒有深入了解,在與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的談話中,他們可能表達了對波爾布特集團某種程度的不滿,于是也就印證了我所提供的情報的正確性。

緊接著,一九七七年九月底至十月初,波爾布特和溫威等訪問北京和平壤,當時掌權的華國鋒對波爾布特大加贊揚,他說︰“尊敬的波爾布特同志,您走的是一條正確的道路,請您繼續走下去。”中共方面意識到,如果柬共內部的反對派與越南的合作,將打破它的戰略安排,因此就向他們通報了這些動向。一九七七年“十一國慶”,我站在觀禮台上,回頭見到波爾布特和華國鋒並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

為了不暴露中共的角色,甦品和朱杰回到柬埔寨後,波爾布特沒有立刻對他們下手,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先抓了朱杰,五月份才開始對甦品下手。這件事與鄧小平可能完全沒有關系,而是華國鋒的安排,然而柬共為此加速敗滅的後果,卻要由鄧小平來承擔了。

同年四、五月間甦品在金邊住院,他的軍事副手蓋寶在東部大區開始清洗,除了被就地處決的以外,還有四百余名涉嫌的柬共軍人被押往金邊S-21監獄。密杜曾經報告農謝說監獄人滿為患,農謝則指示他不必再細問,統統殺了就算了。據蓋寶說,波爾布特和農謝曾經親自召見他,向他出示朱杰的與甦品密謀叛亂的供詞。蓋寶進而傳喚甦品,甦品派人與蓋寶溝通,但去者皆無還。

蓋寶是個沒有什麼文化的工農分子,少年時期就參加抗法斗爭,經歷與塔莫相似,因對波爾布特惟命是從,而與塔莫成為柬共兩大軍頭,在柬共內部有恃無恐,還擔任柬共中央委員,中央常委委員等職務,一九九八年波爾布特死後,他才下山向洪森政府投誠。蕭特對蓋寶和密杜有詳細的訪談,內容相當可靠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甦品忍無可忍,要去金邊弄清是非。他的部屬,柬共第四師的副師長兼政委韓桑林,說他曾經勸甦品不要自投羅網;但甦品親自駕駛一輛吉普車,帶了四名警衛(蕭特說他還帶了妻子)去了金邊。甦品一行來到湄公河邊的水淨華渡口,他派一名警衛拿著他的親筆字條去求見波爾布特,可是這名警衛一去不復返。沒多時,金邊開來兩艘汽艇,汽艇泊岸後,二十幾名武裝人員登岸快步沖向吉普車,並開槍掃射。甦品腹部中彈,負傷逃至湄公河畔一間廟宇中,但失血過多,傷勢嚴重。

金邊方面派飛機散發傳單,命令當地軍民緝捕甦品歸案。六月三日,他屬下的一名團長拿著一張傳單去見甦品。他自知來日無多,對下屬說︰“我不行了,往後的事情只能靠你們擔當了。”說著拔出手槍向自己胸部開槍,再把槍口塞進口中再開一槍。甦品死後,他的妻子兒女及鄉里七百余人被殺;他的兒女親家,西北區書記莫森巴一家也被株連,全部被殺。


65、揭竿而起

整肅甦品是波爾布特與中共的合謀。甦品是柬共內部威望甚高的領導人,而且長期領導東部大區的軍事政治,他的死使整個東部大區人心震撼,而緊跟而來的清洗,又把他的部屬韓桑林等人逼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波爾布特調塔莫的西南區部隊前去鎮壓,韓桑林兵敗,率部退入越南境內。塔莫殺紅了眼,數萬人民群眾也逃去了越南,他們後來在越南境內扯出了“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的旗幟,訓練出了自己的軍隊。

“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的領袖人物中,韓桑林原本是東部軍區第四師的副師長兼政治委員,謝辛是第四師的一名後勤干部,而最杰出的就是後來在金邊長期執政,而又表現出卓越政治才干的洪森,他那時還只是一個年輕的營團級指揮員。一九九三年,聯合國主導的柬埔寨大選後,西哈努克重新擔任國家元首,他首先授這三人以“五星上將”的殊榮,以表彰他們十五年前造反的功勛。

洪森的出走比韓桑林還要早一些。那是因為蓋寶不斷進行清洗,卻又不斷命令下屬向越南發起進攻,作為一個中級指揮員,洪森既感到無奈,又感到恐怖,于是逃到越南去了,他被越南方面囚禁了二十幾天,才被釋放。另一名“救國陣線”的組織者,就是賓索萬,只是他過早地被越南清洗了,因此沒有得到最後的榮耀。

韓桑林等起事後,柬越發生正面沖突,東部大區大批群眾逃亡越南。波爾布特對此恨之入骨,他將柴楨省邊境上的人民集中起來,又向中國訂了幾百噸綠色布料,這些布料在兩周內分五批運到。柬共將它們裁縫成衣服和水布,柴禎省邊境人民每人配給一套,再用卡車將這些穿綠色服裝的人們運到金邊,然後用火車轉運到菩薩省。這幾千名“綠色壞人”無處逃遁,就在菩薩省的土地上被消滅了。

救國陣線在愈來愈緊急的情況下,曾多次要求越南幫助他們推翻波爾布特,越南礙于中共可能的干預和美國一貫的敵視,投鼠忌器而猶豫不決。但訓練了一支的越柬混合的特工部隊,計劃潛入金邊,解救被軟禁的西哈努克,由西哈努克來領導柬埔寨軍民推翻波爾布特。然而,這個行動失敗了,特工部隊在突破金邊外圍防線時,被柬共軍隊發現,在激戰中被消滅。


66、鄧小平教訓波爾布特

當時,中共對柬共的倒行逆施不能說沒有了解,但鄧小平和華國鋒正在交接權力,內部的思想一片混亂。然而,幫助波爾布特—農謝—英薩利集團整肅甦品,引發柬共內部叛亂,推動柬共政權加速崩潰,其後又讓中共頭痛了二十年。

一九七八年初,周恩來遺孀鄧穎超出訪柬埔寨,要求見西哈努克,但柬共只讓她在西哈努克的寓所外繞了一圈,對這位政治老人來說是一個不小的刺激。但鄧穎超和她的先夫周恩來都以說“違心話”,做“違心事”著稱,她在離開金邊前發表一次廣播講話,她說︰“在高山上,有許多樹,其中一株長得比別的樹高而大,因此免不了要受到強烈的風所吹襲,但不管強風如何使勁地吹,這株大樹依然傲立挺直不動,最後終于戰勝了這個惡運。”盡管她的言辭美妙,但柬共的惡運卻難逃了。

一九七八年夏天,東部大區軍民叛亂後,越南也加緊了應對的步伐,九月間範文同出訪新、馬、泰諸國,爭取同情和支持,但空手而歸。接著他與黎筍趕到莫斯科,與勃烈日涅夫簽訂了同盟友好條約。山雨欲來,柬共是熱鍋上的螞蟻,七月份宋成訪問北京,八月份農謝訪問北京,九月份下旬波爾布特也趕來拜見鄧小平,如日中天的鄧小平接見了這些曾經好高騖遠,如今卻失魂落魄的高棉英雄。

當時柬共駐北京大使畢姜(現在金邊)回憶了鄧小平與波爾布特的談話。鄧小平開始先大罵越南忘恩負義,接著就教訓波爾布特,說柬共的困難是自己過左的路線造成的,鄧小平還告誡他統一戰線和團結西哈努克的重要意義,在談到越南可能入侵時,鄧說抵抗越南的戰爭要由柬埔寨人民自己擔當,中國不可能派兵到柬埔寨去。畢姜說波爾布特在聆听這位“修正主義分子”的教訓時,始終保持著微笑的姿態。

波爾布特還沒有回到柬埔寨,九月二十八日金邊就傳來了喬森潘宴請西哈努克夫婦和賓努夫婦的消息,他們已經銷聲匿跡了兩年多的時間。這究竟是在取悅強人鄧小平,還是在取悅弱者西哈努克?我們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但鄧小平和西哈努克,對柬共都是有用的人。這時,離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的入侵,只剩下了三個月的時間了。

面對來自北方強敵與越南的威脅,重新上台敢于拍板的鄧小平親自出馬,十一月間他趕到東南亞,他承諾停止對馬共、泰共的支持,寬慰了這些反共國家,使它們站在反對越南的立場上。同時,中共要人汪東興、胡耀邦趕到金邊,汪東興建議柬共儲備糧食,發放武器給人民;而明智的胡耀邦看到的是宴會進行時,金邊又斷電一片亂象。最明白世道的,莫過波爾布特自己,如果把武器發給人民,等于把武器發給敵人。

英薩利回憶,十一月一、二兩日柬共匆匆召集了一個“第五次代表大會”,會上選出了由七個人組成的“中央常委”,其排名如下︰波爾布特、農謝、塔莫、英薩利、溫威、宋成、宮甦潘。十一月三日上午,塔莫、溫威、宮甦潘三人在一起議事,突然一群持槍的軍人沖進室內,嚇得塔莫把大小便都屙在褲襠里……,所幸抓走的只是溫威和宮甦潘。時僅一日“七人常委”就只剩下了五人,柬共的清洗還在隨心所欲的興頭上。這時,離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的入侵,只剩下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了。

柬共最後的“核心”,大概就是這些人了,喬森潘一世都沒有進入這個圈子,溫威和宮甦潘顯然不會謀害自己,塔莫和英薩利似乎也可以高高掛起,這個清洗決定,較可能是在波爾布特、農謝、宋成三人之間秘密達成的。

波爾布特在最後的日子,曾經對西方記者這樣說︰“我知道有很多人怨恨我,並要我對‘種族滅絕’行為負責,我也知道很多人因此而死。”他接著說“我應該向所有發生過的事情負責,因為這個路線政策太左了,我沒有及時發現到各方面的失誤,及事態的嚴重性。其實我就是像一個家庭主婦,不知道下面孩子干了些什麼,我太相信一小撮人了。例如負責執行中央決策工作的秦森瓦,負責知識界工作的倪沙良,還有負責政治教育工作的甦品,他們都是我最親密的人,但結果他們給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波爾布特不但將責任卸得一干二盡,而且還要讓被他殺掉三個“親密戰友”,來替他背黑鍋。他說東說西,有一件事情他是萬萬不能說的,那就是他殺死甦品是來自中共授意,這也是他為什麼要在撤出金邊後,要將涉及機密的中文翻譯人員盡數殺絕的原因。


67、柬共逃出金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有“救國陣線”引路,久經戰練的越南軍隊,分七路打進柬埔寨。越方原有以湄公河為界,兩方割治的想法,但只出手幾天,柬共就不堪一擊,全面潰逃,波爾布特被逐出金邊後,逃至柬泰邊境苟延殘喘。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金邊易手,次日“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就宣告成立,它的早期首腦就是韓桑林,賓索萬等人。此時,全世界唯有中共如喪考妣。來年,惱羞成怒的中共以“自衛反擊”為名“懲罰越南”。

被逐出金邊的柬共主力,盤踞在連接戈公、馬德望、奧多棉吉、柏威夏諸省的柬泰邊境地區,中國政府很快和泰國達成協議,以放棄對泰共武裝的支持,換得取道泰國支持柬共的條件。泰國政府在柬共和越南間,取了“兩害權其輕”的原則,在它的默許下,柬共人員可以越界逃生。因此,在馬德望省的拜林、梅萊,奧多棉吉省的安隆汶三地,形成柬共十年“抗越斗爭”(一九七九——***)的中心。此間波爾布特就躲在拜林和梅萊之間的山區。

描寫柬共逃出金邊的紀事很多,據說情況混亂已極。英薩利是赤腳上了去馬德望的火車,然後步行進入泰柬邊境的山區,孫浩大使帶著大使館的官員與柬共外交部長英薩利同行,以示中國與“民主柬埔寨”同生死的決心,英薩利向蕭特提供的一張路途上的照片,每人都是一副重上井岡山的打扮。這無疑很令人感慨,三年多以前兩百萬人民被趕出金邊,今天就輪到了柬共自己。

多少年後,國際上還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軍是侵略軍的輿論。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兩害權其輕”的原則,非但沒有把越南軍隊當作侵略者,而且歡迎他們,感激他們,還帶領他們去找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說過︰“如果越南人不對紅色高棉發動進攻,那我們的人民就將永世地被那野蠻的‘翁卡’統治,永遠當奴隸了。”

中共因“文革”而瀕于崩潰,唯望柬共能制造一個勝利,讓自己在東南亞保有一席之地,給渙散的黨心民心,打一劑強心針。然而,柬共的暴政,殘害了原來對中國懷有好感的高棉民族,也使“心向祖國”的柬埔寨華僑遭受慘重犧牲,從此對中共深惡痛絕;而柬共被逐出金邊,也就把中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


68、在柬埔寨的奧斯威辛懷舊


一九九九年,我從美國回柬埔寨,有機會參觀那座用中學校舍改建成的殺人魔窟S-21,現在它已經向公眾開放。這個柬埔寨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在“密杜”的主持下,前後關押殺害了約二萬人,他們絕大部分是柬共的成員,只有六人幸免于難。由于柬共倉促逃出金邊,魔窟的檔案和死者的照片都保存完好,囚者大都被誣陷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甦聯克格勃”、“越南”的特務,甚至“劉少奇派修正主義分子”,其誣陷捏造的荒謬程度超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波爾布特的許多“親密的同志”,都死于S-21,民柬副總理溫威是波爾布特參加印支共產黨時期的老戰友,在他擔任副總理時,曾陪同波爾布特訪問中國和北朝鮮,兩人經常出現在同一個鏡頭中。他的被捕與他的前任上司甦品有關,在殺他之前,波爾布特親自參加審訊,並對他拳打腳踢,死前溫威先被打斷了一條腿。

符寧在西哈努克時期曾任司法部長,後來又在民柬政府擔任新聞部長。西哈努克認為,論才學和智慧,乃至人緣和禮儀,符寧都遠勝于英薩利。他被殺的原因,是因為他進城後提出體恤人民疾苦和發揚黨內民主的意見,因此不能見容于波爾布特。在一張鐵床兩邊有兩副手銬和兩副腳鐐,講解員說那是符寧被處決前睡的床。

我的悲憤從心中迸發出來,腦中閃現了在六十年代中國大使館的一次酒會上,符寧和凌秘書在談話,我在一旁做翻譯。一個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一個說我們堅決斗爭到底,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這些美好的話余音繚繞,可是符寧卻被革命巨獸吞噬了。

出席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的柬方抗法人員代表農順,後來擔任金邊《人民報》總編輯。一九五八年被政府判處死刑,後改判終身監禁,政變後被朗諾政府釋放,到“解放區”在柬共內擔任要職;而革命成功後,當年與他不和的《人民報》的排字工人塔莫,成了波爾布特最主要的親信,身居柬共要職,因此農順也在S-21被處決。

秦森瓦是波爾布特的隨從,在東北根據做油印工作時,得到波爾布特的信任,進城前就被提拔擔任柬共中央辦公廳廳長,進城後擔任總理辦公廳主任。象這樣親近的人,也被波爾布特處決。而與我熟識的甦灼、張東海等,也統統死在里面。

甦品案發以後,S-21囚犯大增,處決也加速進行。這座原來是中學校舍的走廊上,陳列了數千名被殺者生前的相片,這些表情絕望的死囚絕大多數只有編號,沒有名字,但我認出不少過去的熟人,其中一位是金邊中華醫院護士陳萍,她是柬共黨員陳綠野的妻子。照片上她身穿黑衣,懷抱一個小孩。一九七年我從北京回到柬埔寨,奉命與柬共中央建立直線聯系,第一個接頭的就是綠野,後來綠野在“解放區”死于瘧疾。陳萍一定是因為溫威—甦灼這一條線的牽連,而被清洗了。

狄蒙女士,是一個留法的生物學博士,是很少有高學位的柬埔寨女性之一,西哈努克曾經任命她擔任勞工社會福利部部長,我在《棉華日報》工作期間訪問過她多次,有時她在國會受議員質詢時,我也在場,她是一個難得的機敏干練的才女,一個心氣很高的單身貴族。她的思想左傾,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柬共的成員,在S-21的死者照片中,我發現了她。


69、紅色高棉的囚徒

一九五五年八月“萬隆會議”開始,西哈努克就結識了周恩來,中柬關系就翻開了愛恨交織的篇章。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年,堪稱是中、柬關系的蜜月期。西哈努克多次訪問中國,周恩來、劉少奇、陳毅、李先念等,也先後訪問柬埔寨。高層互訪之頻繁,實屬罕見,而民間文化交流和往來就更加密切了。

然而,中國共產黨常以與各國共產黨的關系有別于政府間的關系的蠻橫道理,長期支持泰國、緬甸、馬來亞、菲律賓共產黨的暴力武裝,因此這些國家長期與中國沒有外交關系。而在甦加諾和西哈努克的領導下,印度尼西亞和柬埔寨保持與中國和西方的等距關系。五十年代,中共在東南亞的處境相當孤立,柬埔寨是一個難得的“友邦”,對于在柬埔寨推行革命,中共最初還是有所節制的。

柬埔寨的共產革命慘劇,是中共影響的苦果,也是越南戰爭的結果。越南戰爭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冷戰中的一場熱戰,柬埔寨是雙方都要爭取的對象,西哈努克也只能在它們之間走鋼絲。但把西哈努克踢出柬埔寨,卻是美國發動政變的錯誤。

中共傾力促成西哈努克和柬共聯合,西哈努克名義上是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的主席,也是柬埔寨民族團結政府的元首,其實他只是一個紅色高棉的囚徒。中共將他和柬共捆綁成為一對“夫妻”。而柬共根本就不把西哈努克放在眼里,負責監護他的英薩利,對待他連起碼的的尊重和禮儀都沒有。盡管,莫尼克是英薩利之妻喬蒂麗,還是在西索瓦預科的同學。

西哈努克說到,中國政府給他維持著很高的生活水平,有一次他在食用法國鵝腸時,一個柬共干部竟當面指責他說︰“這是人民的血汗。”西哈努克頓時大光其火,回答他們說︰“這不是你們的血汗,而是中國政府給我的。”其實,這是他自己化錢買的。西哈努克很早就向周恩來表示,他要與柬共分手,要回柬埔寨去斗爭。周恩來表示很理解他的心情,要求他千萬別讓在前線戰斗的戰士和人民,因為他退出政治舞台,而失去戰斗的意志。

毛澤東也親自出面當和事佬。他曾經當著西哈努克、莫尼克、賓努、喬森潘和喬蒂麗說︰“親王殿下,我很清楚殿下和你的柬埔寨共產黨同志們有不少誤會;但是請諸位別忘記了你們之間存在著很多共同點,一些分歧畢竟是小事。”西哈努克無奈,只好微笑。喬森潘也報以微笑,西哈努克說那是笑里藏刀,令人心寒。毛澤東還開玩笑地說︰“親王殿下,你講話很坦率,你有資格當共產黨員。從現在起請考慮做一個共產黨員吧!”

顯然,毛澤東和周恩來是為了幫助柬共小伙伴,才將西哈努克捆在柬共的戰車上的。西哈努克曾經指出︰“我對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沒有我的支持,他們就很難得到農民的支持。”一九七五年九月,西哈努克獲準返回柬埔寨前,去北京醫院向周恩來辭行。當時,周恩來已經病重,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對著前來迎接西哈努克的柬共代表團成員喬森潘和喬蒂麗,道出了一番肺腑之言。

周恩來說︰“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如果犯了錯誤,就必須對此而引起的災難性的後果負責。我想對你們提出一點建議,不要企圖通過一個大躍進,就能抵達共產主義最高階段。你們一定要小心謹慎,在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穩步前進。你們的目標並不是要立即實現共產主義,而是逐漸地向社會主義邁進。如果你們拋開謹慎和明智的做法,那肯定會給你們的人民帶來災難。共產主義當然是給人民帶來幸福、繁榮、主權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過一跳就實現共產主義,而不顧人民的思想狀況和民族的現實,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國家拖進災難的危險。我們中國犯過這樣的錯誤,我提醒你們,不要再蹈我們的覆轍。”

這一段話見諸于中國出版的《波爾布特》,對于一貫篡改歷史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很多人會以為這是死無對證的捏造,是中共在推卸自己在柬埔寨問題上的歷史責任。但是,我以為一個“行將就木”的“革命老人”,說些“其言也善”的話,是相當可能的。可惜這些慘痛的教訓,被“初出茅廬”的柬共領袖置之腦後。

中共對柬共進城前的內部斗爭,對柬共的極左思潮,不是沒有察覺。然而,柬共的這些錯誤的根子在于中共,在于毛澤東思想。而當時中國自己正在進行浩劫式的“文化大革命”,在這種“己不正”的狀況下,又如何能夠去糾正更加左傾的柬共呢?事實上,我們也不妨問問周恩來︰當中共在犯那些錯誤的時候,你周恩來又在干什麼呢?

西哈努克在國際社會巨大影響,和在柬埔寨農民心中的崇高威望,都被柬共利用了。在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前,東德駐北京大使(前駐金邊大使)的夫人,當時是含著眼淚勸西哈努克取消回國的決定,說他們認為返回柬埔寨後,親王本人和王族成員都將遭遇不幸。西哈努克沒有接受忠告,終于回到他的祖國,去承受了三年軟禁生涯。在當時,東德與甦聯是站在越南一邊的,然而,事實證明,東德方面所表達的判斷是正確的。

回金邊後,西哈努克自己的居住環境極其惡劣,老鼠成群結隊,水電時有時無。他說他終日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有時竟無聊到觀看壁虎交配來打發時間。後來西哈努克情緒失控,乃至與喬森潘爭吵;莫尼克也精神崩潰,不時發抖。西哈努克的近二十名子孫被柬共殺害,他在回憶錄中說︰“我偷藏了一條大繩子,準備在浴室上吊,也常備大量安眠藥,隨時可以服藥自殺。” 


西哈努克夫婦能逃過大難,也算是奇跡。

說到莫尼克,她有意大利血統,在一九五二年舉行的一次選美會上,莫尼克貌壓群芳,使西哈努克一見鐘情。自從莫尼克嫁給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就此收斂了風流的情種;莫尼克幾十年如一日,陪同西哈努克遍訪世界各國,她的美艷因此為世界所知。大色鬼甦加諾一再到訪金邊,明說就是為了再睹莫尼克的芳容。赫魯曉夫曾經戲言,如果沒有莫尼克的陪同,就不允許西哈努克踏上甦聯的國土。有一次柬埔寨和甦聯談判友好條約,甦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體不召而來,人人心不在焉,個個目不轉楮……這些都是西哈努克的回憶。

莫尼克為西哈努克生下兩位王子,大的叫“西哈•莫尼”,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國王,其人知情達理,孝敬父母,曾留學北朝鮮,金日成也很疼愛他。西哈努克被柬共軟禁在金邊時,柬共以假電報召西哈莫尼回金邊參加紀念活動,于是也失去了自由,他曾經抱住父親的雙腳,要求父王將自己交給柬共,來換取父母的自由。次子“諾靈•狄奉”,留學甦聯,思想親共,與西哈努克做對作到水火不容。他甚至對波爾布特沒有把西哈努克殺掉,感到不理解。當西哈努克第二次流亡北京時,小王子把西哈努克鬧到忍無可忍,最後求助中國政府將他送去法國。


70、西哈努克在美國謀求政治庇護

一九七三年,西哈努克視察“解放區”時,波爾布特不讓他知道誰是柬共的真正領袖;他回到金邊後,波爾布特本人根本不去見他,而且還對人說過︰“西哈努克對革命有些貢獻,因此我們才免他一死,否則還真想殺掉他呢。”一九七九年元旦一過,越軍兵臨城下,一月五日,“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主席”喬森潘,請西哈努克到政府大廈來喝茶。

西哈努克到時,波爾布特和英薩利已經站在政府大廈門前等候,波爾布特行彎腰合什禮,傲慢無比的英薩利,也只得跟著照辦了。這是西哈努克訪問“解放區”以來,第一次再見到波爾布特。波爾布特顯得很有魅力,他用皇家和僧侶的稱謂和用語與西哈努克交談,這被認為是一種非常高貴的方式,喬森潘也常常用這樣的方式同西哈努克講話。

波爾布特是要讓他到聯合國去控訴越南。喝茶時,他對西哈努克說︰“殿下在世界上有很多好朋友,一定能夠為柬埔寨的利益爭到好處。”西哈努克應對說︰“我感謝閣下的政府派我去當一名‘律師’。”然而,面臨滅頂之災,波爾布特還吹牛︰“這次戰爭不會拖太久,也許只須兩三個月,我們的戰士和人民將把這些越南人打敗。將侵略者趕出柬埔寨國土。到時,殿下願意回國,我們將在祖國恭候。”在回憶這段話時,西哈努克不無幽默地說,他很欽佩波爾布特的口才和臨危不懼的鎮定。

最後,波爾布特說︰“形勢非常緊急,我們必須撤退。現在需要您幫助我們的時候了,因為您在聯合國很有名望。您願意幫助我們嗎?”西哈努克在說一些義不容辭的答應話時,英薩利插話︰“我們安排了飛機,但由于座位不夠,您只能同夫人先走。”西哈努克擔心親屬將成人質,向波爾布特請求說︰“請允許讓我的全部家庭成員和我的同事,同我一起走。”波爾布特看了看英薩利,然後說︰“好,讓他們全體上飛機。”還是波爾布特決定放人,英薩利好像比波爾布特更刻薄。

一月六日早晨,越軍的炮聲離愈來愈近了。西哈努克一家人來到機場,見到機場的另一端停放著一排中國造的米格十九型戰斗機,但由于柬共沒有人會駕駛,都將留給越南人當戰利品。而中國飛機能否到達,能否降落,能否起飛?也都是問題。直到中午一架波音七○七型客機降落在波成東機場,才使西哈努克見到了解脫的光明。

以越南佔領了金邊,推倒了柬共的暴政,既有柬埔寨人民的支持,又有甦聯的撐腰,佔盡了上風。而中共則是最大的輸家,也是它的歷史上最大的敗筆,它為了給柬共喘息機會,讓西哈努克到聯合國去譴責越南侵略,自然是唯一的辦法。對共產陣營的內部惡斗,美國當然是喜不自在,然而“抑強扶弱”才是最好的辦法,于是它站在中共的一邊譴責越南。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傍晚,西哈努克再回到北京,他已經再也見不到周恩來了,是起死回生的鄧小平親自來接的機,西哈努克走下飛機時,鄧小平快步迎上去,第一句話又是“歡迎您再一次來到第二故鄉”,不知道這話有沒有歉意。幾天後,西哈努克就從北京啟程去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從他離開金邊之時起,柬共派了秀木、杰春等三人全程監視西哈努克。

在安理會柬埔寨問題特別會議上,西哈努克譴責越南侵略,古巴追隨甦聯幫越南說話,安理會譴責案的表決票數大大不利于越南,但甦聯動用了否決權。而西哈努克完成了他對柬共的的承諾,心卻如死灰,他聲明以後他是“自由人”“愛國者”,不再代表任何政府了。他機警地遞紙條給美國保安人員,要求美國給予政治庇護。他和莫尼克,終于甩脫了柬共人員的尾隨。

西哈努克向他的仇敵美國申請庇護,本可以成為一條驚人的消息,但美國考慮到要與中國結盟對抗甦聯,就必須給中國人面子,因此先安排他們倆夫婦住進一家醫院,進行全面的體格檢查。不久,鄧小平應卡特總統邀請訪問美國,在美國政府的安排下,二月一日他和西哈努克進行了兩個小時的私人見面。

飽受毛共摧殘後復出的鄧小平,撫慰飽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奴克說︰“紅色高棉對殿下種種作法是令人遺憾的,他們忘記了殿下對柬埔寨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不尊重殿下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甚至也還不滿中國,對此我也應該向殿下表示道歉。”鄧小平還向西哈努克保證,他在中國將有絕對的自由,而且不再提出要他和柬共合作的要求。但鄧小平對幾百萬柬埔寨人民,和數十萬柬埔寨華僑,卻沒有說過一句抱歉的話,共產黨一口一個“人民”,可是心目中卻只有帝王將相。

世界上沒有比中國更要面子的國家,而西哈努克就是中國的面子,惟有在中國他才能予取予求,這些斤兩他都掂量得很清楚。于是,西哈努克接受了鄧小平的邀請,決定長期居住在北京,他直言不諱地說︰“如果我必須接受某一國政府的供養,最好就是中國政府。”二月十三日,西哈努克從紐約飛回了北京,中國政府給了他國家元首規格的歡迎。


71、鄧小平教訓“同志加兄弟”

中、越兩共,一貫唱著是“同志加兄弟”和“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的高調,可是當波爾布特暴政被越共消滅後,鄧小平就放出“教訓越南”的狠話來了,“大同志”要教訓“小同志”的,“老大哥”要教訓“小兄弟”了。鄧小平在對越南用兵的報告中指出,柬共的軍隊仍有一定的實力活動于農村山區,中國的“自衛反擊”也是對他們的支持,對越用兵其實是“圍魏救趙”的重施。

鄧小平更知道中國軍隊長年不打仗,軍力懈怠。他還說過︰“這次自衛反擊也是一次練兵。”鄧小平可能還有更多的個人因素,他是要發動一場不大不小的戰爭,來檢驗一下“我指揮槍”的能力,然後再用槍桿子來為“我指揮黨”保駕護航。他在一九七九年初訪問美國期間,就向美方做作了“教訓越南”的承諾。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二十多萬中國軍隊兵分兩路越過中越邊境,中方稱這次戰爭為“對越自衛反擊戰”,多數中國人也有踏平越南方可解恨的思想,然而人民解放軍的戰力大為“失準”,野戰部隊連與越南地方部隊作戰,亦不能勝任。經歷了長期“政治斗爭”,正應了“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悲哀戲言,中國的軍力已經十分衰弱。但這一場戰爭延續成經年的邊界沖突,對越南的經濟有很大的破壞,也算是達成一部分目的。

當然,鄧小平本人對越南有一段不愉快的心結。中越惡戰後,越南方面翻出了許多令中共難堪的老帳,其中有一條說︰“一九***年東京灣事件後,鄧小平曾秘密訪問河內,向越南方面提出,願意每年提供十億美元的援助,附加條件是要越南拒絕甦聯對越南的援助。”越南方面還說︰“越戰期間,中國方面曾千方百計阻撓甦聯援越物資的運輸。”

那時,甦聯是世界一霸,黎筍有了俄國人的撐腰,揭露中共毫不假顏色,他說︰“中共支持越南革命的目的,是它吞拼印支及整個東南亞計劃的一部分。”還說,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提出中、越聯合協助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奪權。一九六七年中國駐河內大使館曾鼓勵華僑青年搞紅衛兵運動,遭到越南方面制止。一九六八年中國反對越南在南方發動“春節攻勢”,認為只能靠打持久戰取勝。越共把這些芝麻綠豆全部扯在一起,其中當然不乏事實,但象“吞拼印支及整個東南亞”這樣的罪名,也只是用了世界共產黨慣用的“上綱上線”的伎倆,要把中共搞臭而已。

叫中共下不了台的是,黎筍還揭露,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中美達成秘密協議,中國願意協助美國保留阮文紹政權。交換的條件就是要美國放棄台灣。因此,一九七一年毛澤東規勸到訪的越南總理範文同,建議越南放棄解放南方,但遭到範文同的拒絕。我們當然無法求證毛澤東和尼克松之間的私房默契,但毛澤東向範文同作此建議,越南方面是沒有必要造謠的。

黎筍對中共的這番不留情的揭露,實在是一個不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越共再也料不到它抱的那條甦聯大腿,竟至于潰滅于驟然;而日日搖搖欲墜的中共,居然還能挺到今天,中共、越南、北韓竟成共產主義的三盞孤燈,越南也只能學“改革開放”,有時還要到北京討一杯羹。總之,世界上的共產黨,行事都是一個模式︰不作盡作絕,是決不罷休的。


72、柬共重整旗鼓,又重歸失敗

在美、甦稱霸的冷戰格局下,中國又與美國連手,使柬共贏得了喘息的機會,一九七九年以後的歷屆聯合國大會上,絕大多數成員國拒絕承認金邊當局,並譴責越南侵略柬埔寨,要求越南無條件撤軍。而潰退到邊境山區的柬共,也不得不檢討過去的一些失誤,在政策上作出一些調整,如波爾布特就曾經承認取消貨幣是錯誤。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柬共宣布“自動解散”,實際上“翁卡”(革命組織)原封不動。一九八五年波爾布特、農謝宣布退休,以進一步改善形象,但波爾布特仍主宰紅色高棉的一切大政方針。之後,紅色高棉部隊開始恢復元氣,八十年代末擁有二萬五千人的二十五個師的軍隊,控制著近約二成的偏遠國土。

而西哈努克和“自由高棉”領導人宋雙,也在柬泰邊境各自擁有小股武裝。盡管西哈努克憎惡柬共,但還是再度與之合作。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柬共、西哈努克和宋雙三方成立“民族團結政府”,由西哈努克任主席,宋雙任總理,喬森潘任副總理兼“國民軍”總司令。紅色高棉是三方中最大的軍事力量,西哈努克是它最大的政治資本,中共希望柬共能在西哈努克的招牌下繼續生存下去。


一九八六年以後,聯合三方的力量並沒有得到實際的增強;反倒是二十萬越南軍隊無法決戰決勝,長期滯留柬埔寨,軍費浩大;而國際的制裁,又使越南經濟停滯不前,其間發生民眾大批逃亡的船民慘劇,使越南的面子很不好過。更重要的是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喬夫上台以後,對前任遺留的問題作了許多反省,如開始從阿富汗撤軍,開始與中國改善關系。這種大局迫使越南和金邊當局考慮柬埔寨的政治解決方案。

柬埔寨問題的要害有兩個,一是越南撤軍,二是處置柬共頭目。前者糾纏了很多年月,但一九八六年黎筍死後,情況迅速變化。一九***年一月越南副外長丁儒廉突然訪問北京,開始了中越關系的正常化,四月五日越南又單方面宣布將于九月三十日前無條件從柬埔寨撤出全部軍隊,這為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鋪平了道路。越南的這些做法,顯然來自甦聯的壓力。

從一九***年到一九九一年,甦聯和東歐的共產制度的徹底崩潰,越南失去了靠山,更必需改善與中國的關系。中共在一九***年受到重創,也急于在世界事務上改善自己的形象,過去是毛澤東和“四人幫”在柬埔寨問題上涉足太深,鄧小平對柬共極左路線則未必不深惡痛絕,只是甦越連手的軍事成功過度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因此不得不強打著精神來支持柬共。而一旦越南有意和解,中共立即順水推舟。

後來經過美中甦英法五國、東盟諸國和聯合國的斡旋,經過長達兩年的談判,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與會國外長及“柬埔寨全國最高委員會”十三名成員(西哈努克,金邊政府六人,西哈努克派、自由高棉、柬共各二人),在《柬埔寨沖突全面政治解決協議》《關于柬埔寨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國家統一的協議》《柬埔寨恢復與重建宣言》及《最後文件》上簽了字。同意實現民族和解,並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大選,組成新政府。

西哈努克的決定“柬埔寨全國最高委員會”,回金邊復會,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柬共代表喬森潘由曼谷乘飛機到達金邊後,即在寓所被憤怒的民眾毆打成傷。

為了調解柬埔寨四派的斗爭,聯合國從一九九二年二月起,陸續派出二萬二千名人員,幫助實施巴黎和平協議。這是聯合國歷史上最大一次維和行動,總共花費二十八億美元。然而,在巴黎協議上簽字的紅色高棉一方卻突然變卦,以金邊當局控制實權和存在越南移民為借口,拒絕與之合作,並抵制預定的一九九三年進行的大選。它先不讓聯合國維和人員進入其控制區,繼而拒絕裁減軍隊,還不斷采取軍事進攻,進而發生多起傷害維和人員的惡性事件,聯合國維和人員死亡六十六人,其中包括兩名中國軍人。

波爾布特做出這個錯誤決定,是因為他對柬共取勝毫無信心,他希望“槍桿子”能夠維持一個持久的對立局面。而他對西哈努克派取勝也沒有把握,他寄望于西哈努克派競選失敗後,重新與柬共結盟。選前喬森潘還曾經在曼谷會見宋雙,提出只要他退出大選,紅色高棉方面願意向他提供六百萬美元的援助,但遭到宋雙的拒絕。

結果,其它十九個柬埔寨大小政黨,都參加了一九九三年五月舉行的大選,出人意料的是,西哈努克派的“奉辛比克黨”得到 45.47%的最高票,金邊當局控制的“人民黨”得票 38.22%。“奉辛比克黨”是“柬埔寨獨立中立和平合作民族團結陣線黨”的簡稱。

在甦聯東歐紛紛變天的情況下,金邊方面未雨綢繆。巴黎會議尚未結束,以韓桑林為首的“高棉人民革命黨”,就在金邊召開了一次特別代表大會。大會上,黨的名稱改為“人民黨”,並宣布放棄馬克思主義的舊綱領,和實行自由經濟、多黨民主、保證公民權利,尊奉佛教為國教的新目標。這些變動是為了改變形象,適應未來大選的需要。他們還很早就看到西哈努克站在誰的一邊,誰就將是大選的勝利者。

人民黨的骨干是由柬共“叛徒”組成的,他們大都是甦品的下屬,東部大區的中下級軍事干部。然而,他們中間產生了洪森這樣圓滑的政治家。洪森生于一九五二年,投身紅色高棉時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謀反時還只是一個青年軍人,而一九八七年他以總理的身份在巴黎與西哈努克會面時,已經表現了卓越的政治才干。一九九一年,他就親自去北京把西哈努克接回金邊,兩人竟能相處得象父子一樣。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柬埔寨王國政府組成,奉辛比克黨和人民黨達成妥協,聯合執政,拉那烈王子任第一首相,洪森為第二首相,中國和泰國立即承認它是合法政府。然而,柬共既想離間新政府,又想在新政府中謀取一席之地,但又不願交出控制地區和解散武裝。首鼠之間,時不待人,柬埔寨兩大派的格局迅速重組,柬共與西哈努克、宋雙的“三方聯合”自動破裂。柬共葬送了回歸政壇的歷史性機遇,也失去了中共對它的最後寄望,正如一位中國官員說︰“紅色高棉的事管到這里,中國也管夠了。”從此中共對柬共的援助全面停止。

新政府得到全世界一致承認,柬共軍隊士氣開始渙散。在喬森潘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時,七月間柬共部隊又在各地挑起事端,殘害百姓。新“三方聯合”政府軍,決定對柬共實施清剿。一九九三年八月中旬,在詩梳風以北的豐查鎮的戰事中,英薩利幾乎被擒,柬共中央大批重要文件被繳獲。十月二日,喬森潘再到金邊以“承認政府”來討價還價,無奈柬共已經沒有身價,喬森潘無功而還。

一九九四年二月七日,政府軍攻克柬共北部重鎮安隆汶;三月二十二日陷西部重鎮拜林。盡管拜林和安隆汶相繼被紅色高棉重新佔據,但它的戰力已非神話。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柬埔寨王國國民議會宣布“紅色高棉”和“民主柬埔寨”為非法組織,繼而對波爾布特與英薩利作了缺席審判。紅色高棉爭取東山再起的十五年斗爭,又付諸東流。


73、鄧小平決定停止輸出革命

毛澤東“輸出革命”是要當世界革命的領袖,而五、六十年代中共操辦“輸出革命”的就是鄧小平,當時中共和越共的立場是一致,要推動東南亞革命高潮的到來。據馬來亞共產黨領袖陳平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說,一九五九年馬共就作出了停止武裝斗爭的決定,而鄧小平在一九六一年六月會見馬共領袖,促令他們恢復武裝斗爭,並在以後的近三十年中,以秘密管道向馬共持續提供了巨額的運轉經費。

但是,在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復出後,他的“輸出革命”的立場,發生了南轅北轍的變化,而正是柬共的困境促成這種變化。因為援助柬共的物資必須通過泰國,一九七九年中共要求設在中國境內的泰共“愛國陣線之聲”降低調門,泰共拒絕這個要求,電台隨即被關閉。一九八○年十二月,鄧小平接見陳平,要馬共關閉設在湖南山區的“馬來亞革命之聲”,理由是要換取東盟國家在聯合國支持柬共,而且是“李光耀要我立刻終止廣播”。

事實上,東南亞各國的“武裝斗爭”都是在中共的直接參與和幫助下展開的。參加緬共斗爭十五年的楊美紅女士,在她的《嬰粟花紅》一書披露,緬共許多干部都是在中國受訓武裝斗爭的,而緬共人民軍的“七號”“八號”首長就是中共的軍事顧問,其基層有大量的中國知識青年參戰,緬共的軍需和裝備,更是由中共一手操辦。她所描寫的緬共的斗爭方式和自相殘殺,與我所見到的柬共所為完全雷同。

楊女士說緬共的中央會議常常是在中國境內召集,會議廳中懸掛毛澤東、林彪和緬共主席德欽丹東相片,會前三呼“毛主席萬歲”和“德欽丹東主席萬歲”,高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德欽丹東翻版中國文化大革命,黨內也搞什麼“斗私批修”“抓走資派”。中央書記處書記巴丁、中央分局書記頂吞、政治局常委博鐵、依洛底瓦江軍區政委梭東,都被無端處置,被殺前自己挖好葬坑,劊子手的屠刀提起,就人頭落地。而德欽丹東也被貼身警衛一槍,結束了作惡多端的生命。

八十年代初,中共反省歷史。鄧小平認識到“輸出革命”是在禍害世界人民,中共作出了停止支持東南亞各國共產黨武裝斗爭的決定,從此東南亞各國走向國泰民安。中共領導人喬石出面召見緬共代表團,宣布到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終止一切援助。緬共迅即滅亡,余眾有的在雲南養老,有的在緬北經營毒品,繼續危害世界。

印度支那共產主義的始作俑者,當然是創建越南共產黨的胡志明。他領導抗日、抗法的獨立斗爭,無可厚非。但自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終止戰火,到一九五八年戰火重起,越南南北兩方的人民只休息了三年,而這場“解放南方”的戰爭,居然長達十七年之久,直至一九七五年方止。現在共產主義的“崇高理念”煙消雲散,當初胡志明撕毀協議,發兵“解放南方”,自然是一場邪惡的非正義戰爭。

美國見義勇為,毅然出兵;而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中共甦共也競相大施援手,這是世界歷史上一場空前慘烈的搏斗。最後美國雖然失敗,但越南民族也“付出了空前的犧牲”。而越南統一後,越共實施一系列錯誤的政策,導致經濟全面崩潰。饑餓的人民竟敢以一葉偏舟投奔怒海,出現了世間少見的難民潮。這樣的“民族勝利”還有什麼意義?


74、波爾布特的新婚

波爾布特之妻喬奔娜麗早在一九七○年就精神分裂,八十年代初離開叢林到中國就醫。一九八五年,年近七十歲的波爾布特與不到三十歲的“密松”(“松同志”)結婚,貧苦農民出身的密松一直追隨柬共,據說這個婚姻得到了喬奔娜麗的認可。婚後密松為波爾布特生下了一個名叫“西”的女兒。

一九九八年四月波爾布特死亡,終年七十二歲。四月十五日,紅色高棉按照佛教的儀式,為波爾布特舉行了葬禮,十八日儀式結束後,波爾布特被火化,當時密松和西都出現在媒體的鏡頭前面,而死去的波爾布特則滿頭黑發。

二○○三年,西方記者在安隆汶采訪了四十五歲的密松,那時她已經與波爾布特的秘書狄昆納結合,記者向她求證波爾布特是中毒而死和尸體被調換的傳說時,密松說︰“他是死于心髒停搏,沒有人投毒。至于他的頭發,是我在他的要求下給染的。他對我說,‘這樣一來,如果我死了,人們不會相信這就是我’。”波爾布特說過這樣的名言,“秘密工作是一切成功的關鍵”,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有這麼一小手“秘密”。

密松說,一九八○年她就與波爾布特在叢林中相識了,當時有許多男子向她求愛,但她卻與革命領袖一見鐘情,後來為他生育。她說波爾布特是一個很“寬容”的人,一個很好的丈夫,也是一個好父親。她還說他們之間的愛情是真實的,不象傳說的那樣,是由“翁卡”安排了這場婚姻。

我們不必懷疑這位農村女子的真情,她所說的是她所知的真實,即波爾布特是個有七情六欲的真人。事實上,毛澤東也是情欲旺盛的男子,波爾布特和毛澤東一樣,都會生兒育女,但是他們也是殘害人類的妖孽,毛澤東使無數的中國的婦女失去丈夫,波爾布特使無數柬埔寨的兒童失去父親。

波爾布特與高棉村姑密松的婚姻,是一雙男女的血肉結合。然而,波爾布特與英薩利的姻親關系,也因此新婚而結束。這對結識幾十年的志同道合的政治友人,創導種族絕滅的共產主義領袖,從此親密不再,而仇恨相繼了。英薩利叛變後,曾經這樣地議論他過去的連襟︰“波爾布特行事只為鞏固其權力,他認為自己是曠世奇才,在軍事、經濟、衛生、作曲、跳舞等各個方面,皆無人可及。簡而言之,他把自己當作地球上的神。”


75、連襟的決裂

柬共黨內視波爾布特和英薩利兩人,有著“盤石一般堅固”的關系。柬共進城前,英薩利為看守柬埔寨的“政治財富”西哈努克,長駐北京,他得過“四人幫”的很多恩惠。柬共已經進城後,英薩利擔任“民主柬埔寨”的外交部長。一九七六年中共“一舉粉碎四人幫”,英薩利正在南斯拉夫訪問,他從南斯拉夫外交部高官那里听到這個消息,臉色都變白了,他告訴這位高官說︰“他們(指‘四人幫’)都是很好的人。”

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奉召去北京報告情況,在金邊時中國大使孫浩告訴我,身為民柬外交部長的英薩利,曾經在外交部對他的部屬說︰“我們和中國的來往要特別提高警惕,我們欠中國很多恩情,他們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新興起來的強國。可他們骨子里就是想把我們當成他的附庸國。”孫浩提到另一個“很壞的人”就是宋成,英薩利和宋成可能是柬共內部反對中共改革路線的主要人物。

一九七九年一月,柬共撤出金邊後,越南扶持的新政權將英薩利和波爾布特兩人,缺席審判且處以死刑。為此,英薩利曾對外國記者宣稱,整肅處決大批柬共干部的時候,他在國外,因此完全不知情,事實當然不是如此,柬共的清洗是進城以後達到高潮的,盡管他有時在紐約聯合國與會,但對許多柬共高層人物的謀殺,不可能不有所與聞。這個沒有擔當的機會主義態度,引起了高層死硬分子的一致不滿,也導致他的影響力的下降。

然而,一九九一年巴黎和議簽字前後,英薩利和宋成反倒是主張民族和解,和贊同參加聯合國主持一九九三年五月大選的,但卻遭到波爾布特以及農謝、塔莫一干人等的堅決反對。從一九九三年起,波爾布特就剝奪了英薩利的軍權,一九九四年他動了心髒和腰椎手術後,他要求逐步退出第一線,只在梅萊邊境做一些行政工作,那時邊境貿易越來越紅火,他又被波爾布特指為意志衰退,貪污腐敗。

一九九六年八月,英薩利宣布向政府投誠。不僅使紅色高棉失去了拜林這個重要的軍事和經濟基地,還沉重打擊了紅色高棉的軍心,由此拉開了紅色高棉全面瓦解的序幕。事實上,在英薩利獲悉紅色高棉總部正在整理他的材料後,就加緊與洪森方面進行有關投誠的具體細節安排。但表面上,他的叛變是柬共第四五○師和第四一五師的軍頭推動的;據他的兒子說,這幾支部隊都堅定不移地信服他的父親。這幾個軍人的行為,固然是被波爾布特的極左路線促發的,但他們與英薩利顯然是密謀在先的。


76、四五○師和四一五師叛變的原由

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間,柬共在政治、軍事兩條戰線上連續失敗,西哈努克與柬共的決裂,又使它卻失去了最後一點合法性。于是,經過二十五年苦斗的柬共部隊,前途不明,士氣低沉。可是波爾布特奇想突發,竟于一九九五年在柬共內另組一個秘密的“貧民黨”,來調查干部的思想狀況,企圖以這個“黨中黨”來控制局面。而這個消息走漏出來後,在各個部隊的領導層又一次引起恐慌,駐梅萊的第四五○師師長索佩,和駐拜林的第四一五師師長伊錢,就開始串聯,以圖自保。

一九九五年五月,柬共中央指示各控制區內,除了農業生產外,禁止各種貿易活動,禁止佛事和修建寺廟,禁止同外界聯系,沒收汽車、摩托車和便攜收音機。這一指示導致了相當數量的民眾投向金邊新政府。一九九六年五月,紅色高棉中央又發布指示,沒收農民的手推車和小貨車,違者將被逮捕受訓,索佩拒絕執行這項命令。接著四五○師和四一五師都接到有一批“經過長期考驗,革命意志堅定的同志”要來參加工作的通知。索佩和伊錢開始謀反。

七月中旬,宋成和塔莫視察各部隊,講解中央的新政策。在其它部隊進行得尚順利,但在宋成在梅萊,塔莫在拜林,分別受到營團級干部的質問,塔莫不辭而別。八月五日,索佩和伊錢都接到紅色高棉總部命令,要他們去北方軍區,向塔莫報到。他們知道這意味著甚麼,因此都沒有服從。三天後,塔莫派了他親信的三二○師副師長,帶領三卡車官兵去抓索佩;而索佩部下五百人將他們反包圍。對峙雙方互相松手後,索佩帶領部隊撤出梅萊。

下午,紅色高棉電台就廣播了索佩部隊叛變的消息,還指控英薩利是主謀,廣播還命令駐拜林的坦克分隊和步兵師前去消滅叛徒,但伊錢抗命。就這樣四五○師和四一五師一同走上了一條不歸的路。第二天,金邊政府就向世界發布了這個消息。


77、洪森策反成功,英薩利受西哈努克寬赦

為策反英薩利,洪森表現了極高的政治智慧,他意識到這將為和平解決紅色高棉,徹底結束內戰鋪平道路。事實上,在六月間英薩利就得到了一盤洪森的錄音講話,洪森向他保證,柬共投誠人員的“生命安全、政治權利和其它權利,將和柬埔寨公民一樣,獲得沒有任何歧視的保障”,允許他們“加入柬埔寨王國軍隊、國家警察部隊和憲兵部隊、民政部門、以及其它王國政府部門”,或者“根據自己的志願和能力,從事任何正當的職業”。

英薩利起事後,洪森和拉那烈王子立即趕到起義地區,慰問投誠部隊,會見英薩利夫婦。洪森一再表示︰“英薩利的行動不是投誠,而是為柬埔寨民族和解作出的寶貴貢獻,是雙方的共同勝利。”而且在群眾大會說︰“一九七○年以來的二十年戰亂不斷的歷史責任,不應當由我們這代人負責,是上一代政治家遺留下來的。”還說︰“除了波爾布特少數人外,我們都是戰爭的受害者,不對歷史負有責任。”“你們返回社會大家庭,不是投誠,不是自首,是作為一個柬埔寨兒女應盡的責任。讓我們一起來結束戰爭和流血,重建家園。”

英薩利對西哈努克有很多失禮之處,柬共進城後西哈努克的許多家人死于迫害。英薩利和波爾布特,于一九七九年和一九九三年,兩度被缺席審判。而在英薩利投誠後,西哈努克表現了大度,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四日,他簽署特別赦免令,赦免了英薩利,還將盛產寶石和木材的拜林劃為特區,由原紅色高棉人員自治,至今英薩利還住在那里。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徹底摧垮了紅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線。紅色高棉的解體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幾個師脫離波爾布特,而後改編並入政府軍。

英薩利率領四一五師、四五○師、五一九師和二五○兵團等部隊四千余人投誠,是末路中的紅色高棉走向公開分裂的第一步。到一九九七年五月,紅色高棉已喪失了近百分之八十的作戰部隊。依一九九三年聯合國的統計,柬共部隊共二萬五千人,因此合計有近二萬人加入了英薩利的投誠行列。從此,柬共西部軍區喪失殆盡,波爾布特和農謝、喬森潘、宋成夫婦等人,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從各地聚集到塔莫控制的北方軍區的中心安隆汶,等待最後的失敗。

轉型中的柬埔寨充滿了丑惡和墮落,拜林更抵擋不住金錢的誘惑。金邊政府論功行賞,率先投誠的紅高棉領導人獲得優待。第二年,伊錢就參加了洪森的“人民黨,而且被委任為拜林市委書記和市長,“槍桿子里出財富”,這位黨政軍的首長,也是拜林的首富。他在拜林有三處新建別墅,在市中心還有三個店面。英薩利的別墅也是他送的,英薩利的兒子是拜林副市長,兼拜林醫院的院長。


78、宋成全家被殺

失去了的每月提供一千萬美元經費的拜林,在與世隔絕的安隆汶,紅色高棉的死硬集團中也發出了與金邊接觸的呼聲。然而。金邊政府也在貌合神離的局面中。西哈努克派的勝選,是來自西哈努克個人聲譽,並非是王子拉那烈的威望,因此金邊的實權是握在紅色高棉的“叛徒”洪森的手中。安隆汶能選擇的談判對手,不可能是死敵洪森,而只能是拉那烈。而拉那烈又一度是紅色高棉的盟友,而且當時仍然有名無實,需要支持。波爾布特對這種接觸不滿,但還是默許喬森潘作出面經營這件事。

政府軍副總參謀長的聶文財將軍,是拉那烈王子方面的人,他說︰“我們代表的王國政府方面,同以喬森潘為首席代表的紅色高棉的對話,是從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開始的。那天,我們派柬埔寨駐泰國外交官龍薩倫前往紅色高棉的最後據點安隆汶,與喬森潘的代表畢文烈和狄昆納等,就結束戰爭和實現國家統一進行對話,雙方達成了協議。五月二十五日,我帶領三名助手去安隆汶,與上述代表就同一問題舉行磋商,又取得良好結果。六月一日,我們四人再次前往安隆汶,與喬森潘本人直接舉行會晤,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事情順利到難以置信的程度。

我認識聶文財,他是馬德望國光中學的學生,普通話說得很好,後來他參加了拉那烈王子的部隊,成了西哈努克派的一個重要將軍。一九九九年我回金邊,他是金邊政界名人。

雙方甚至討論了柬共余部加入政府軍的具體條款,其中有一條是波爾布特、塔莫、宋成三人必須離開柬埔寨。據說,波爾布特對此的反應是憤怒,塔莫不作聲,而宋成則同意了。但是,六月十一日聶文財等人再次飛往安隆汶,進行最後一輪協商的時候,情況卻急轉直下。原來是波爾布特得到了有人與洪森秘密聯絡的情報,而這個人恰恰是原柬共軍隊總司令兼民柬政府國防部長,波爾布特最堅定的支持者宋成。宋成的弟弟,就是駐詩梳風以南地區的三二○師的師長尼昆,在一九九六年的投誠浪潮中,尼昆和部隊一起投向了金邊,而洪森利用尼昆的關系,與宋成開始有所接觸。

宋成是波爾布特、英薩利、喬森潘、胡榮、符寧……這一批留法激進分子集團中的一員,他是波爾布特最默契、最信任,而且是最有能力的人,在擔任柬共軍事領導工作的同時,又是金邊S-21監獄的直接指導者,因此直到最近,農謝堅持要把S-21中的屠殺罪行全部推卸給他。而中國方面也對他表示不滿,孫浩大使在議論英薩利後,還曾經對我說過︰“宋成這個人非常陰險。”而宋成的妻子雲婭,不僅是一個善于生育的女人,她還長期擔任柬共情報部門的負責人。

作為一個左傾知識分子,他和波爾布特結識後,共事了四十多年。一九***年開始,他和喬森潘一起參與了各次和議活動。而同樣作為血債累累的劊子手,他甚至比英薩利更早就主張參加大選,但從此他就從紅色高棉中央的高位上下滑,他的最高軍事領導人的地位,被“意志鑒定”的排字工人塔莫取代。無疑,英薩利的出走是他的榜樣,但他和雲婭,以及九個子女統統不智地陷在安隆汶這個魔窟中,根本沒有出逃的可能。

老邁衰弱的波爾布特獲悉宋成私通洪森,孤家寡人對“叛徒”的仇恨,已經不可按奈。六月十日凌晨,他召集緊急會議,喬森潘、農謝、塔莫等人到會,會中外面傳來了急促的槍聲,波爾布特宣布,宋成是洪森的間諜,他已經下令將他槍決,與會者保持沉默,最後大家在絕望中離開。第二天,波爾布特強迫喬森潘在紅色高棉的秘密電台上宣布,在安隆汶為洪森建立間諜網的宋成雲婭夫婦,已按照人民的意志被處決。後來,金邊的電視播送過宋成全家十一人的尸體被車輪碾壓後,頭顱破損的不堪目睹的鏡頭。


79、波爾布特的死,才迎來紅色高棉的末日


當宋成、雲婭的九個子女也死于非命的消息傳入紅色高棉的戰士們耳中,最後一次叛亂的烈火被點燃了。六月十三日,宋成原來的一些部下帶領戰士向安隆汶進攻,波爾布特命令塔莫前來解圍,但塔莫不僅拒絕執行,反而下令逮捕他的上司。波爾布特睡在擔架上,吊著輸液的鹽水瓶,帶著二百名衛士逃到泰柬邊境的一個叫“普雅維哈”的古廟。臨走時,他還吩咐把兼有的委曲求全和辦事能力的喬森潘帶上同行,他之與喬森潘的不可分離,就如同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恩怨與共。

六月十八日,波爾布特身邊的人員已經幾乎散盡,他不得不作出了投降的決定。一位追隨他多年的柬共軍人回憶,波爾布特曾經輕輕地嘆息了一聲︰“真想不到,處決一個叛徒居然會帶來如此巨大的嘩變。”事實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斗爭狂人,他們以殘酷而堵塞了自己的視听,那時不只是英薩利、宋成是叛徒,而是紅色高棉人人都想叛變,都在反思這個領袖的所有作為。處決宋成一家,促成了柬共對波爾布特的判決。

六月十九日,安隆汶舉行了有三千多人參加的群眾集會,慶祝他們的領袖被逮捕;紅色高棉電台則又再一次宣布︰“一個新時代開始了。”然而,對“叛徒”毫不留情的波爾布特,卻並沒有表現出革命家視死如歸的氣概。當喬森潘向他宣布審判在即的時候,他懇求這個一貫謙讓的下屬,留他一條性命,因為“這樣會對‘翁卡’更為有利”。七月二十五日,安隆汶舉行了公判大會,波爾布特被判“終身監禁”。

紅色高棉以藥物繼續維持了波爾布特三百天生命,讓他與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在安隆汶享受了宋成和雲婭沒有享受到的最後的天倫之樂。一九九八年四月五日,他默默死去。

紅色高棉對波爾布特的審判,引起世界輿論的質疑。但是,以紅色高棉幾個最後僅存的核心人物喬森潘、農謝、塔莫的經歷、性格和處境而言,這或許是他們最佳的選擇,因為魔鬼曾經對他們有過不可言喻的魅力,而且他們又都是魔鬼的同謀。即便眾叛親離,但不等到魔鬼的自然死亡,他們是沒有膽量將魔鬼處死的。

一九九三年大選後,國際社會和金邊政府中的一些人態度強硬,主張將紅色高棉領袖送交國際法庭審判。于是,無論是和解,或者是投降,他們都是死路一條,這也就成為紅高棉與政府無法和解的最後障礙。而英薩利投誠後,洪森說這是“和解”,而不是“投降”,並讓他率部在拜林地區安居樂業。洪森認為“我們最需要的是停止戰爭。任何人只要他願意在這個時候停止戰爭,使柬埔寨人民不再流血,他就有功勞。即使他過去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但功能贖罪,值得我們歡迎。”于是只用了五年,就徹底解決了問題。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柬埔寨政府軍副參謀長米索皮在柬泰邊境,會晤紅色高棉代表英潘等人。僅數小時後,英潘等人即宣布決定脫離塔莫,率領三洛和安隆汶地區的部屬,無條件向政府歸順,其中包括塔莫的女婿米斯穆斯,參謀長蓋姆翁,財務主管農努,以及這支部隊的指揮官英潘、沙羅尤姆和吉姆森等,總數五百余人。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喬森潘和農謝在拜林宣布向金邊政府投降,塔莫留在安隆汶就擒。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的紅色高棉,不復存在。金邊的監獄里只囚禁了兩名紅色高棉犯人︰密杜和塔莫。

由多國人員組成法庭原本計劃于二○○七開始審判塔莫,但是塔莫于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病死在金邊獄中,他的審判程序不得不終止,他成為又一個以死亡逃脫審判的紅色高棉領導人。而英薩利、農謝、喬森潘都以沉默在等待死亡,紅色高棉領導人逃脫審判可能並不是最重要的,事實真相的湮沒可能才是最大損失。

中共最大的期望就是讓人們盡快遺忘這段丑惡的歷史,而最好的辦法又莫過于花錢消災。二○○二年十一月,中國總理朱基對柬埔寨進行了四天訪問,大筆一揮,勾銷了柬埔寨政府欠下的二點二億美元的債務。二○○六年四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他短短的兩天訪問中,又宣布了給柬埔寨政府六億美元的援助。

北京的盛宴無時不刻在等待西哈努克親王的光臨,洪森總理很快就要到中國援建的政府大廈中去批閱檔,老邁的農謝和喬森潘還在拜林回憶權力的美好,而扁擔山脈上埋著的中國地雷,則至今還沒有掃清,或許永遠也掃不清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給柬埔寨民族留下的︰過去、今天和未來。



第六章、脫離中共


80、政治立場不可靠


一九七七年四月,中共將我一家人從柬共的魔掌中接回中國,得到這樣“殊榮”的人不多,可見中共當局對我在柬埔寨的斗爭歷史是重視的。當時,我已經對柬共的路線深惡痛絕,而中共中央還在認為柬共是一個革命政黨,認為它敢于做前人未曾作過的事;相反又為越南共產黨的路線是修正主義的,是對柬埔寨有野心的。


我在外交部領事司作過一次匯報,我直率地表示中共有必要干預柬共政策。主听人還讓我“按毛澤東思想,把詳細的情況寫出來,讓中央參考”。我認為對黨要無限忠實,就把自己的想法毫無保留地寫了出來,在這篇以“路線和政策是黨的生命”起頭的報告中,我說“以柬共之所為,用不著越南對它有什麼野心,只要柬共內部有人敢于樹起一面旗幟,波爾布特政權就會應聲倒台”。


我給中調部的報告就更細致,中調部的人對我說︰“听你口頭報告,還覺得你是基本肯定柬共的,但讀了你的書面報告,卻發現你是完全否定柬共的。”原來他們是帶著預設的立場看問題的,他們是听不得不同意見的。結果他們反而利用我的情報與波爾布特合謀,殺害了柬共要人甦品,導致了柬共東部大區軍民揭竿而起,而波爾布特政權果然不堪越南軍隊一擊,應聲倒地,歷史不幸被我言中。


那時,已經打倒了“四人幫”,但華國鋒汪東興還在搞什麼“兩個凡是”,凡是毛澤東確定的路線都是不能改變的;支持柬共也不能動搖。中調部雖然重視我的報告的情報價值,甚至給了我許多表揚和許願。但它和外交部一樣,但發現我不迎合他們支持柬共的態度後,就開始認為我的政治立場不可靠。中共歷來以“立場”取人,而它的立場又是變化無常的,這也是中共任用奸佞而歸于失敗的原因。去到延安、大寨參觀和在天安門觀禮後,他們就對我開始冷淡,要打發我到香港去,于是我們一家人先去了廣州。


鄧小平重新上台以後情況就有所變化,一九七八年九月他在北京訓斥波爾布特,說他搞了過左的路線,造成了柬共面臨的困境。盡管後來鄧小平依然支持柬共,但那是為毛澤東的路線擦屁股。而中共路線的修正,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那時中調部可能不再認為我是一個“政治立場不可靠”的人了,但那時我已經心有異志,立場真的不可靠,而且準備脫離中共了。


81、廣州中調部招待所的刁民潑婦


一九七七年底我們全家到了廣州,被安排在中調部的一間招待所住下,它設在一座樓房的第三層,有兩大兩小四個房間,我一家住兩個大房間。服務員是“李同志”,惠州人,她住一個小房間,負責替我們做飯。她的女兒“阿蘭”是人民警察,藍制服帽上有一粒紅星,住另一小間。阿蘭的未婚夫是解放軍,大家叫他“張參謀”,是海南人。


我們住在那里,感到非常榮幸,以為可以向共產黨員、人民警察、解放軍學習了。而一住就是半年,起初大家感情很好,我還與李同志認了姐弟。有一晚閑談,我問張參謀︰“報上講‘四人幫’那樣胡作非為,但那時毛主席還健在,他老人家為什麼不管呢?”張參謀有苦難言,他支支吾吾地說︰“你們有疑問是很正常的,我們也不好講。”


我們一家整天無所事事,日子很難打發。在痛苦傍惶的時候,遇見了一位過去一起做秘密工作的老同志,我們怕竊听,不敢在室內講真話,就到中山公園去談心。我告訴他,上面有意圖讓我到香港去,而我已經一切灰心失望,只想到農村去種菜。他馬上接過去說︰“他們讓你出去香港,是天大的好機會。要知道,多少人想要到香港去?就是沒辦法去。你必須非常清醒,好漢就是要吃眼前虧。不管發生什麼不如意的事,你一定要忍、忍、再忍。何必計較眼前的得失,看不慣周圍的人和事,你到了香港,就是另外一個天地了。”


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老周,你剛剛回來,完全不了解這個社會,一切情況完全不象過去書本上讀到的那樣美好,那都是被人美化了的故事,你如果還以為是真的,就太天真了;而你如果再意氣用事,那更是要吃大虧的。”這席金玉良言使我茅塞頓開,于是我就在廣州耐心等待。可是,說是把我打發走,辦手續卻又花了許多時間。


總算聯絡的張同志來告訴我說,我和妻子去香港的批條最近就要下來,但是孩子要滯後一段時間,我听了非常高興。星期六,妻子感到將要和兒女分手,趁手頭有一點錢,想帶他們去吃點東西。女兒很懂事地跟我們走了,而七歲的兒子卻說要跟李阿姨去看電視。我太太情急,用柬語對孩子說︰“你就好好在家,你如果出外,我回來打斷你的腳!”她本意是想叫孩子一起去,但孩子還是不听。我們就只好和女兒走了,還第一次進了酒樓。


我們出門後,李同志問我的孩子,“為什麼不跟你爸爸媽媽出去?”他回答︰“我不想去。”李同志說︰“那你跟我去機關看電視。”孩子說︰“我不敢去,媽媽說回來,要是不見我在家,要打斷我的腳!”李同志听後,一肚火氣快要炸。我們萬萬沒有想到,為了這樣一句話,我們一家人竟被李同志和阿蘭折磨到要發瘋。


李姓婦人是勤雜人員,我們的飯菜都由她做。可是,這天她煮好早餐,放在爐子上,自己就回房去睡覺。不一回,她又跳出來。破口大罵我女兒“你死衰女、唔識羅出來食。”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出了什麼事。而我一問她,她就惡狠狠地瞪著我,那張嘴巴象機關槍般嗒嗒地罵道︰“我不想同你們這些陰險人講道理。虧我對你們一家人那麼好。你們竟然是兩面三刀的壞蛋。我看錯人了。”


我妻子把兒子叫到一邊問了個究竟,他說︰“李阿姨叫我跟她一起到機關看電視,我說我不敢去,媽媽說︰要是她回來沒看到我在家,就要打斷我的腿。”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些話被誤會了。我把這情況告訴張同志,她就更處處整我們,午餐晚餐都是冬瓜湯,清炒菠菜或白菜,連續一個星期。我又把情況告訴張同志,第二天張同志來說,李同志說她高血壓不能為你們做飯了,要我們自己動手做飯,我們一口答應了。張同志就把肉票、魚票、糖票、油票、糧票和四十元人民幣交給我,這是我們一家人一個月的生活。


廚房有兩個煤爐,分一個給我們用。這種煤炭爐很不方便,但很耐燒,每天晚上要一塊煤餅,讓火慢慢地延續著,第二天再加一塊煤餅來煮飯。可是我們不懂,第一天爐子就熄了,我們到樓下去揀樹葉和廢紙來起火,摸了大半天才起著了。我又去菜市場買肉,交肉票之後,賣肉的隨便切一刀肉給你,連挑選都不允許。從此,我就到自由市場去買肉,我們一家人是這樣才了解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了解了國內人民的生活是多麼的貧苦。


一九七八年時,廣州自來水的壓力很低,深更半夜用水人少的時候,三層樓上才會有水。而我們樓上沒有畜水池,只有一個水缸和一個洗衣服用的大鐵盆。每晚上我就起來盛水,先把水缸裝滿,再裝滿大鐵盆、飯鍋、湯鍋、大碗、小碗,總之一切容器都用來裝水。我們一家四口和她們兩母女,一天就用這麼一點水。


這個可惡的共產黨婆,整人一招又一招。過去她半夜起來裝水,現在我要半夜起來,這點小事我倒也不在乎。一天,她故意洗澡不關門,我剛好在客廳看報,她用缸里的水灌進她的褲頭,伸手去摸洗她的陰部,讓水流進鐵盆,以示我們是喝她的陰道水。我不想說所有的中共黨員都是這樣的德行,但這個共產惡婆就是這麼下流缺德。其女人民警察,中午回來,腳穿硬膠鞋,走路象操兵,故意砰砰砰,叫我們不得安寧。


有一個星期六晚上,我們一家人到東山區鐵路局廣場上去玩,那里有露天電影、下棋比賽、撲克比賽。我最喜歡看下棋,回到招待所,已是十時三十分,過去開門,鎖匙一插進去門就打開了;但是今晚不能開。我知道她們把鎖死鎖了,于是哀叫請李大姐開門。可叫到嗓子啞了。她就是不下來。夜已深,我讓太太和兒女站在門口等,自己去找公共電話,可是夜深了,沒有人營業。我不得不到醫院去借電話,報告單位的值班同志,要求幫助。


我急步跑回到招待所,又等了一大會,門終于開了。惡婦人還說我們不會開門。我本來氣得要爆炸了,但還是克制了。這個惡婆一路上樓一路用廣東語罵到︰“丟你個老母,我落來幫開門,一句多謝都無。種瘟事,死喊家殘,死撲街。”這是廣東話最惡毒的咒罵。上到樓上她一路還在罵。我拿起電話打到機關去,我問機關的人听見罵人的聲音沒有?那個惡婆更大聲地說︰“我鬧啊!你點?”(“我罵,你奈何?”)


張參謀現在也不互相招呼了。我過去對中國共產黨的一片深情,看到電影中抓特務的公安人員,就無限崇敬,對董存瑞、雷鋒那樣的解放軍就更加敬佩了,現在這一切破滅了,我氣得頭暈發病,天翻地轉又嘔又吐,連膽汁也吐出來。而那個共產惡婆拿起電話打到機關去,用廣東話說︰“張同志啊,你個客人就來死了,又嘔又吐。你快地來看,遲了他會死啦。”


張同志向水果店借來一架腳踏三輪木板車,把我送到中山醫院急救。醫生說我患的是“歇斯底里癥”。但我很清楚,我已經得了一種“不能和共產黨同流合污的瘋狂癥”。過去听說斯大林說過“共產黨員是特殊的材料制成的”,而我所見到的這幾位中共黨員、警察、軍官卻都是地地道道的刁民潑婦,過去我在柬埔寨沒有踫到過一個象他們這樣品行的人,後來我離開了中國也就再沒有見過這樣惡劣的人性了。


而這些毒蛇一樣的小人,竟是“中共中央調查部”的部屬;而即便在它的中樞,也充斥著象王濤那樣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官僚。話說那正是一九七八年“春季廣交會”期間,王濤也到廣州來公干串聯。他到招待所樓上來看我,我向他反映了這些情況,身為中央處長的他,對如此低級的勤雜人員的惡行,居然一臉漠然,毫無辦法;他當然更沒有設想過,這是否會使一個即將派遣海外的人員發生離心。


我記得王濤在北京訓斥我說“你目中還有沒有中央?就算將來有撤什麼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見辦事,那是中央的決定”;我還記得外交部的那位女司長一再對我說“事情很難辦”。我和中共打交道的體會是“人人都是官,事事無人管”。說來,中共最核心最開明的機構如外交部、中調部,尚且如此散沙低能,其它部門就更可想而知了。


82、去香港“潛伏”


一九七八年夏天,越南開始與中共翻臉,柬共的情況愈來愈危急,根本無法預料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因此,中共急于把我送回金邊,還不如將我們送到香港去應變。那時,中國的經濟面臨崩潰,中調部經費想必也十分緊蹙。而中調部利用我們這些“愛國華僑”,向來都是不肯花錢的,他們一共只給了我們兩口子一千港元,就把我們打發到香港自生自滅去了。我們這些“愛國傻瓜”,也向來都是“自願愛國”“分文不取”的。當然,也有例外,一九七○年他們讓我在金邊潛伏,是給了我一大筆錢的,但那是“康老”安排的特殊任務。


我為中共工作了幾十年,本以為自己回到中國以後,就一定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了,可是組織上竟對我說︰“我們了解你的革命歷史,但不承認你有組織關系。你要重新正式申請入黨。”我一直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直到他們暗示必須辦理入黨手續,才能放我去香港,我才寫了申請。我在去香港時,只是中共的預備黨員。他們花一千港元把我放到香港去“自生自滅”,“滅了”沒有什麼損失;“生了”說不定還是一顆“為黨工作”的棋子。


我冒充是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張中根太太的外甥,向港英當局申請移民,一九七八年五月間就辦好了手續,去香港的前一天,管我的“齊部長”(中共的“部長”很多,可大可小)來問我還有什麼要求。這對我來說是太突然了,他們從來沒有過問過我,我也從來沒有提過什麼要求。這回我們夫妻二人要先走,孩子們還要暫時留在廣州,因此我要求說︰“請求領導上能夠將我們的孩子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住。”他一口答應了。


是中國旅行社的一位干部把我們送出深圳海關,我們在羅湖移民局,坐等了很久,直到一名“內線”移民官坐台,才上去辦理入境手續,他問我︰“你到香港去做什麼?”我按約回答︰“姨丈要我去幫忙做生意。”他就在護照上蓋了一個“永久居留”的印章。出了關,我們在一位張先生家住了兩個月。原因是在香港的領導“老許”回北京開刀,沒法接頭。他回到香港,才讓我與香港中國旅行社的“林主任”聯系。老許名許耀興,據說是泰國華僑,早年回國參加了革命。


我們在香港舉目無親,又沒有一技之長。離開了張先生家後,租了一間四平方米的樓閣,租金就要四百港元。香港是彈丸之地,居住環境非常惡劣,有一句有名的俗語︰“給你吃,不給你住”。我們兩人只好到工廠去拼搏。我先做燙牛仔褲的工,技術不行,用力過猛,還沒有賺幾塊錢,就把手給弄腫了。後來又到單車制造廠去做裝配工,清晨上班,半夜才能回到家;妻子白天去車衣,下班還背一大包回家加夜班。後來,我們搬到廉租屋“九龍城寨”去住,上下要爬十二層。


四個月後,永久居留證件才到手。張先生開的一家旅行社讓我帶了一個旅行團去廣州。到了廣州,晚上掛電話給女兒,讓她帶弟弟來酒店相會。見面時三人擁抱成一團。坐下後,我看到兒子的兩只腳在腐爛灌膿,我問女兒是怎麼一回事。


她說︰“你們走後,齊伯伯沒有讓我們搬家,只是搬來了一台電視機放客廳給弟弟看。”她又說︰“學校看我年齡大了,要我試讀初一,而我只有三年小學程度,就必須趕功課。但那母女把電視機聲音開得很大,我就帶著弟弟留在學校做作業。弟弟就在課桌上睡著了,被蚊子咬成了這個樣子”。她擦干眼淚又說︰“那倆母女太可惡了!這幾天,廣州天氣冰涼。我想在廚房煮點熱水洗澡,但他們把煤爐弄滅了,不讓我煮。我只能用冷水給弟弟擦身,凍得他跳起來直叫。我自己也用冷水洗身,凍得我也發抖……”


從柬埔寨來時,我們一家窮到只有四個背包。除了幾件衣服,四條高麗參,兩頂軍用尼龍蚊帳,一部日本收錄兩用機,一無所有。我曾向這位李大姐表示,去香港時會將這些東西留給他們,她很高興地告訴女兒說︰“阿蘭,你結婚不用買蚊帳了,周同志留給我們的還有收錄機呢。”這些東西看來不值錢,但那時國內有錢也買不到的,而且也沒人有錢。等到關系鬧僵了,她以為帳子和收錄機的希望就吹了,于是就來折磨孩子了。


我出生在民風淳厚的柬埔寨鄉間,自幼向往有四千年文明的華夏祖國,又以為祖國到處都是共產主義的英雄人物。叫我失望的是,沒有見到一個助人為樂的雷鋒,也沒有見到一個勇于犧牲的江姐,在北京遇到的是不管我們死活的腐朽官僚,在廣州則遭遇了這些為蠅頭小利而計較不休的刁民潑婦。共產主義不僅把社會糟蹋得一貧如洗,而且人性都已經普遍卑劣,我心中已經沒有這個叫我失望透頂的祖國。


我氣炸了!既然共產黨造就了這樣惡劣的社會和人性,我還要當“共產黨員”干什麼?我要自由自在的做人。我拿起電話,掛到機關去。剛好是張同志值班。我告訴他說︰“明天我就要回香港去了,再過幾天你們就會接到我的退黨聲明。請你們幫我的孩子辦手續,我要接他們到香港去。盡管我現在的生活還不穩定,但也不相信一家人會餓死在香港的!”


我是一個忠實的人,當向往革命時,義無反顧;一旦看透了共產黨,也是義無反顧。我本來可以不說這些話,但是我要羞辱他們,他們看上去是巨人,內部卻是一盤散沙。在中共的眼里,你跟他走,你就不重要;而你要反對他了,它就重視你了。


我回到香港以後,就遞交了退黨書,幾天後他們通知我,說上級要在廣州見我,想不到這位上級竟就是位高的王樹仁先生。我說到過王樹仁,六十年代他是駐柬埔寨的商務參贊,是中國大使館的實際領導人,七十年代末是中調部副部長,在廣州擔任重要的工作,他為人非常隨和親切,沒有一點官氣,對我在柬埔寨的情況也非常了解。


那天,他的太太也來了,我們敘了舊,他對我受的氣,似乎也已經有所了解,只是說“要允許別人犯錯誤嘛”,听了這種國內濫用的空話,我也沒有什麼應對的本事。他勸我繼續為黨工作,礙于面子,我就對他說︰“今後我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但作為一個中國人,對中國人民有利的事情,我還是會去做的。”那次我把孩子也帶走了。


83、在香港打爛仗


我在香港一籌莫展,楊杰先生給過我兩千港元的幫助。有一天路上巧遇馬德望的老朋友陳華發先生,他見我一副落泊相,就建議由他出資一百萬港元,購買一些面包車,開闢跑深圳到汕頭客運,要我到廣州去找門路拿批條,生意上由我來負責管理,年終分百分之十五的紅利。我回到廣州去鑽營,卻到處踫釘子,沒有人願意幫忙,因此事情沒有成功。


每次回廣州,看到到處都是開“皮包公司”的倒流海外的“歸國僑胞”,他們利用進出兩便的機會,四處鑽營,買空賣空,想趁改革開放的賜機,撈第一桶金。我在香港也學會了“冒險精神”,就也在九龍注冊了一個“聯發貿易公司”,提一個公文包,上下一腳踢,實際一無所有,連活動費都是借來的債。


“廣交會”,我去湊熱鬧,學派煙拉關系。有一個外貿干部看了我的“聯發貿易公司”的名片,說我這個公司的名字取得好,我說︰“不但名字好,內在也百分百好,我可以和你聯合起來發財。”交了這個“共同富裕”的心,才簽到幾單辣椒干、白瓜子、桂皮的貨。雖說是有了供貨的合約,但我沒有能力開信用證,只能做中間人賺取佣金。而佣金是要到對方收到貨,一切滿意後才支付的。


記得與我做的第一單生意的,是一個來自黎巴嫩的中東商人。他在廣州也一籌莫展,我們之間語言不通,我讓他看了我的合約書,他知道我有貨,于是到香港來,想見見我的“虛實”。當他見到“九龍城寨”地小人多,建築老舊,垃圾滿街,蒼蠅亂飛,真嚇了一大跳。他打電話上樓,要我下來見他,彼此用紙寫,後來又約我到旅店去見他。他有錢買不到貨,只能從我這里轉手,我想他也是不得不服了我的。


我女兒來到香港後,讀書懂了一點英文。于是父女倆人登門造訪這位客商。他看來很需要這批貨,我說只提百分之四的佣金,但他說只要順利到貨,就願意支付百分之五,他用手提打字機打好合約書,女兒看後認為沒有問題,合約就簽成了。


不久,我就收到一封中東來信,夾著一張支票,是他付給我的佣金。我做事也很守信用,逐步開始在香港、星加坡、馬來亞、中東有了一些客戶,他們又再互相介紹,“聯發貿易公司”看來很有前途,我對“自生自滅”也就有了一點信心。


84、重逢老伍


一九七五年初,我與老伍在越柬邊界的社馬分手,那時越南的戰火紛飛。一九七八年秋,我們又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重逢,這時灕江的水清澈見底。他是中國旅行社桂林分社的一個管信件收發的副經理,我是香港旅行社的一個臨時導游。


我很敬重老伍,以他對事物判斷的透徹,對下屬的知人善任,以及與越南共產黨高層的親密關系,和在柬埔寨開展工作的實際經驗,中共委他一個方面要員,他的能力也綽綽有余。可是正因為他有這樣的能力和背景,中共就更不能信任他。從一九七二年開始,他在川龍新社和我在一起,那時他就把柬共看扁了。他以波爾布特對國內和國際統一戰線認識的膚淺,行事的殘暴,不止一次向我預言過柬埔寨的悲慘結局。一九七四年,他回北京匯報工作,也不可能不向

中共中央流露這種大逆不道的真知灼見。


我們回顧了走過的忠誠的道路,卻懷著失落的苦痛徹夜長談,設想著永遠逃避不了的“海外孤兒”的歸宿,他的妻子沉重地說︰“德高,我們心有靈犀一點通。”老伍還告訴我蔡抗生從北京下來看他時說“周德高不知天高地厚,膽邊生毛,敢和共產黨斗”,可見我退黨反抗的事情已經盡人皆知。但老伍對蔡抗生說“周德高很有膽量,替我們僑干爭回了一點顏面,也讓共產黨知道知道我們這些人的骨格”。


85、援救在泰國的同志告于失敗


一九七九年元月,越南軍打進金邊,柬共就倒台了。二月間,中國出兵“教訓越南”,因軍隊的戰力不佳,教訓也就很不理想;再礙與螳螂甦聯在後,更不敢深入,于是早早就撤了兵。而中共在越南的人員也被一網打盡,柬埔寨的華運同志,大部分逃到泰柬邊境的難民營。中共苦苦經營了幾十年的印度支那,如今只剩得是白紙一張。


一九七九年初,老伍也從桂林來到香港,中共好像也沒有給他任何資助,生活非常艱苦,好在有一個佷子周濟他的生活。我只見他寫了許多信給黎筍和阮文靈,要求他們釋放受冤被捕的華運同志,使我心中非常感動。五、六月間,老伍建議我到泰國難民營去看看是否有老朋友,我向留港的幾位柬埔寨僑商募了一點旅費去了泰國。


我到了曼谷,先找到了馬德望同鄉楊春裕,他原來是“國光學校”的董事,“群星體育會”的總干事,是僑界很有名望的人物,而且與我也非常友好。他在政變前去了澳門,又從澳門移民泰國經商,那時他一帆風順,家資富有,當印度支那難民大批進入泰國後,他就到邊境地區探望,做了許多救援工作,也了解了許多情況。


他先就告訴我,我的母親、二妹、三弟,以及他們的家人都已經被美國接受,從難民營去了美國。說是有一個幼年生長在汕頭的美國老傳教士,到難民營訪問,听到我母親和二妹在講潮州話,就與他們交談起來,我母親形容枯槁、命運淒慘,他見了十分同情,于是就用教會的名義出面擔保,將他們全部接到美國的北卡羅來那州去了。而我的岳母陳春花一家還留在難民營。

楊春裕給了我一點錢,安排了我去了“考依蘭”和“邁律”難民營,找到了岳母一家,又見到劫後余生的洪衛、杜華、寶蘭、起豐、美英、林明雄等老友數十人,其狀慘不忍睹,亟須救助。他們大部分是從東部和東南地區逃來,李力則是先到了老撾,再來的泰國。我暗示他們不要再抱“落葉歸根”的觀念,還是在西方尋找出路,否則後悔莫及。大家都明白我的好意,唯有林明雄大罵我是叛徒;後來他被中共安排在海南島農村種田,曾經來信表示後悔,希望我幫助他離國,最後貧病交加,癱瘓死于病榻。


回到香港以後,我和老伍想到《棉華日報》有一筆廣告費存在香港“中國銀行”,而這筆大約五十萬港元的錢,是五個人(潘丙、江文奇、郭之勤,蔡粱鏗、黃盛遭)聯名立的戶,有三人聯署,即可提款。當時,郭、蔡、黃三人都在香港和澳門。但是,為了穩妥起見,我還是寫了一個動用這筆款項的求援同志的報告給“國務院僑辦”。


不久僑辦召我去北京,司長吳濟生和處長張弓、林立三人接見了我,我把泰國方面的情況向他們做了匯報,向他們說了很刺激的話︰“過去你們都說要發揚階級感情,現在階級兄弟非常需要你們的感情了。”他們听了很不是味道,但也不好發作,要我回香港听候指示。後來北京方面的確通知了香港中行,但我們在中國銀行會面提款時,郭、蔡、黃三人中的黃盛遭拒絕簽字,他借口是“不相信周德高”。


黃盛遭,福建人,原來在柬埔寨做鋼鐵生意,是金邊僑界有名的“鱷魚頭”,凡事都要由他領頭出面,有一次他為了爭出頭,竟引起福建幫和潮州幫械斗。而這回不是由他出頭去救人,他就寧肯置人于困境不顧了。我這一生遇到過許多沒有理性的人,而象黃盛遭這樣蠻橫的倒還是從未有過。我來回泰國曼谷,又兩次去北京活動提取那筆款項,但踫到這個“鱷魚頭”的搗亂,不但毫無結果,卻還誤了我兩個月的生意,因此就更灰心了。


這事把中共搞得非常難堪,泰國的難友們在眼巴巴地等錢;而北京的偉大指示,又可以止于一個“鱷魚頭”之手。中共自然不能冒“見死不救”的惡名,有一天中國旅行社的周副總經理召我去,給了我兩萬美元,叫我轉交老伍,我簽了字,把錢交給了老伍。至于這些錢是做什麼用,我連問也不願意問了。中共花了數以幾十億計的財力物力,制造了世界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慘劇,可是只願以幾萬美元來收拾殘局中的敗卒。


86、拒絕去柬埔寨


到了一九七九年夏季,柬埔寨大局已經底定,柬共只能在柬泰邊境游擊,金邊的生活也逐步正常化。中國駐泰國大使參加曼谷的外交使團,也到邊境去做樣子探望難民,以為是配合了世界上的一片反對越南入侵柬埔寨聲音,但在難民營遭到難民的羞辱,中共也就明白柬埔寨人民和華僑痛恨柬共和中共,遠遠甚于痛恨越南,柬共回金邊只是做夢。


秋季的一天,中共在香港的高級負責人,“粵海公司”總經理許耀興約我見面。


他問我︰“你敢不敢返回柬埔寨?


我反問他︰“沒有什麼敢與不敢,只是去柬埔寨做什麼?”


許說︰“有任務交給你去完成。”


我又問他︰“以什麼身份回去?是以目前這樣的落魄的身份回去嗎?”


許反問我︰“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說︰“既然是有任務,我就應該是以商人的身份去。後台老板當然是中國。讓我代理一些柬埔寨人民需要的商品,賣出以後再還款。”


許耀興最後說︰“好吧,等我們研究一下再說。”


其實我非常明白,柬埔寨是中共的一塊心病,而它的信息已經完全斷絕,因此中共急于讓我這樣的“勇敢分子”進入金邊,重新為它開闢情報來源。然而,中共在國際上扼殺金邊政權的努力,正在不遺余力地進行;金邊當局仇視中共的情緒也正在興頭上,我在金邊知人太多,知我者更不少,只怕是有去無還了。


當然,我也想起王濤處長在北京訓斥我的言語,“周德高,你太沒有組織紀律性了,叫你回來匯報,匯報完就完了。為什麼老提那些問題,你目中還有沒有中央?就算將來有撤什麼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見辦事,那是中央的決定。” 


他們凡事都要“請示中央”,萬一我在金邊有個三長兩短,怕更是有去無還了。


再想到這個可與“中央情報局”或“克格勃”媲譽的“中調部”,上面雖有副部長知我任我,下面卻有無知無識的勤雜人員欺我辱我。對于這樣一個全無章法的團體,我為之賣命還有什麼價值?我已經不是兩年前的我,更不是二十年前的我,叫我去“赴湯蹈火”,我是不得不要問一個“為什麼”的了。


只數日後,許耀興又來約見我。他告訴我說︰“你的方案是可行的,我們讓香港某皮草公司的陳某老板持名,你協助他的工作。”我听後很明白,他們是不信任我的,他們真還不如“康老”任用人時,先就給了我幾十萬元柬幣。俗話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派我去赴湯蹈火的時候,卻還在懷疑我,于是我就一口回絕了他。


我既拒絕他們的要求,他們就要對我下毒手。有一天我從羅湖過深圳,排隊過海關,那條龍很長,但過得很快,一般人交上回鄉證,蓋章就放行。輪到我的時候,女關員看清回鄉證上的名字,就把它交給一旁的男關員。那人就將我帶進一間黑房,命我脫光衣服,接受檢查,沒有查出什麼東西,他們下不了手。但這一招使我清醒︰有情況。到了廣州,我在華僑大廳租了一個通鋪過了夜。


第二天,我很快又發現了跟蹤者,那是一對扮做情侶的男女。然而,我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我故意急步趨前,他們也快步追來;我又突然急轉回頭,看看他們的面孔,他們就停下來交談。待我返回到華僑大廈,他們也緩步過來。我叫了一輛“的士”到東方賓館,要將剛發生的事情告訴老伍等朋友,後面一名公安騎摩托尾隨不放,我走進東方賓館某座二樓,他也尾隨到服務台,然後盯住我進入那間房。


我把情況告訴他們朋友,他們一起轟笑了起來,說我神經過敏。當晚我已經熟睡,突然房門被打開,闖進來一個女公安,開亮了燈,說︰“我是查房的,看你回來了沒有。”我立刻就明白了,他們是要羅織“嫖娼”的罪名來抓人。第二天一早,我就趕緊回了香港。


後來朋友們了解到,這不是我神經過敏,而是任務下達得非常緊,只要稍有把柄,就將我拿獲。我與中調部就此絕了情,它在我身上的這些作為,像是上了它的船,就非要替它干到底。其實,它是怕我將內幕公諸于世。老伍對我恩義很重,他通過其它線路上友人,向有關方面擔保我不會出賣人事和機密,因此事態才漸漸平息,我也就保了幾十年的密。


87、幸福的晚年


回到了香港,我就決心離開中共陰影籠罩下的香港。我化了不少年,歷盡風險,才偷渡到美國來,後來又獲得了合法身份,成為了美國公民,終于有了真正的自由和安全。過去我曾經與美國為敵,今天我發現它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我深深地熱愛這個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國家。

自從我踏上這塊繁榮富強的國土,除了駕車超速收到過罰單,始終保持良好的公民紀錄。我七十多歲了還在南方的一間學校當清潔工,但我工作勤奮,無怨無悔,以善待報答善待我的國家。我能在這個美好的國度,以最平常的心做人,就是人生的最大的快樂。


今天,中共已經不原再回顧這些事情,而我們這一代共產革命的曾經信徒,也行將逝去。我的同志們大都受到過柬共的摧殘,有的雖然逃離柬共統治,卻又被越共監禁多年,今天又都是流散世界各地的中共的棄兒。我將自己經歷留給後代,也是向歷史表達自己的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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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強力推薦! LZ請常來。  /無內容 - LuZhiShen 09/28/1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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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好眼力,強力推薦!  /無內容 - LuZhiShen 09/28/10 (165)
      也謝謝大哥貼地那末多好貼。俺都與國內分享。嘿嘿。  /無內容 - 胡魯 09/28/10 (200)
  全本 - 雜花生樹 09/27/10 (378)
    再贊老兄好眼力,請常來此地。  /無內容 - LuZhiShen 09/28/10 (206)
      謝謝。我也很願意常來這里的。  /無內容 - 雜花生樹 09/28/1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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